珠峯下的尼泊爾，正在變成第二個印度_風聞

　　尼泊爾正在變成第二個印度，甚至比印度更糟。

　　據《加德滿都時報》報道，5月10日全國共報告新增確診9127例，是過去24小時內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天，52%的陽性率也創下歷史新高。這個人口僅有3100萬的喜馬拉雅小國的累計病例已突破40萬（403794），其中93141例處於活躍狀態，過去24小時內報告139人死於新冠。

　　“我想，政府已經放棄了。”主持人蘇普拉（Supral Raj Joshi）告訴世界説，他覺得最壞的局面恐怕才剛剛開始。

　　第二波疫情海嘯已波及珠峯大本營。中國開始在珠峯北坡設置隔離線，確保不與南坡的人員和物品接觸。截至5月5日，已有包括本地嚮導及外國登山者在內的一共19人在道拉吉里大本營確診為新冠陽性。醫生普拉卡什·卡雷爾(Prakash Karel)告訴《華盛頓郵報》，大本營的診所缺乏檢測新冠病毒的裝備和實驗室，感染症狀容易被誤認為是由於高海拔引起的常見咳嗽和高海拔肺水腫。

　　● 以往的四月是春季登山季的開始，登山者和搬運工會聚集在距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東北約140公里處的珠峯大本營。/ Getty Images

　　然而，尼泊爾衞生部以及文化、旅遊和民用航空部直到上週五依然在新聞稿中堅稱珠穆朗瑪峯沒有確診新冠肺炎病例。這輪爆發很可能終止尼泊爾政府好不容易盼來的最佳登山季，他們顯然希望自己還可以再搶救一下，畢竟旅遊業關乎8%的國內生產總值，單是珠峯探險一項就能給這個貧困率高達25.2%（2010年聯合國數據）的國家一年創收3億美元（2019年）。去年因為疫情，珠峯大本營一度停止接待旅客。

　　尼泊爾政府要求入境前72小時冠狀病毒檢測呈陰性，但在三月下旬就取消了入境旅客為期7天的檢疫要求，並已經在本季度向740名登山者發放登山許可，其中包括登珠穆朗瑪峯的408人。目前，國際航班已暫停至5月14日。

　　停擺

　　蘇普拉已經連續八天沒有踏出家門半步。尼泊爾首都當局宣佈加德滿都及其周邊地區的封鎖會延長至5月12日。人們只能在每天早上5點到9點去指定開放的商店採購。路上幾乎沒有機動車，只有作特殊用途的，比如裝載物資的車輛還在奔波。唯一的好消息是，暫時還沒有食品短缺或遭哄搶的恐慌。蘇普拉説，農民因為封鎖沒有了市場，易腐的新鮮食材反而降價了。

　　“最大的麻煩在於，沒人知道封鎖會持續到什麼時候。”達摩·阿迪卡里（Dharma Adhikari）數月前已經返回他任教的中國高校，十分擔心自己遠在尼泊爾的一家四口，他們都尚未接種新冠疫苗，“如果封鎖期看不到頭，我不知道他們的物資會不會有困難。”眼看着政府職能已經接近“躺平”，衞生系統崩潰，受訪者們無一例外地確信封鎖日期必會延長。

　　“現在最好的辦法只能是呆在家裏。”蘇普拉説，“就算是在加德滿都，如果你有了疑似感染症狀想要去做PCR檢測，一次就要花上2000尼泊爾盧比（相當於人民幣111元）。而全國每天也最多隻能做兩萬例核酸檢測。”

　　住在首都Bhaisepati的教師比諾德·巴塔拉伊（Binod Bhattarai）告訴世界説，他有一位鄰居已經是新冠重症患者，在多數大醫院連初步檢測都預約不上，打電話找做醫生的朋友打聽了一圈，才終於找到一家小醫院住進了ICU病房。

　　● 除了缺少牀位和設備危機，醫院還面臨着一線醫護人員短缺的問題 / aa.com

　　除了牀位爆滿，加德滿都高級醫學和外科醫院的院長Jyotindra Sharma向美聯社透露，在危機的頂峯到來之前，醫院的氧氣儲備已經嚴重短缺。缺乏氧氣設備、壓縮機和重症監護病牀使得醫院無法再接收更多的病人。尼泊爾氧氣製造商協會主席Gaurab Sharda告訴《喜馬拉雅時報》，原先每天的總產能是1.7萬瓶，其中輸送到加德滿都有8000瓶，但因為工廠故障等突發問題，現在每天只有7500瓶能供給加德滿都。

　　官員開始想到讓珠穆朗瑪峯上的登山者把空氧氣罐帶回來，他們通常在探險結束後把空瓶遺棄在山坡上。據尼泊爾登山協會（NMA）估算，本季度的登山者和嚮導至少攜帶了3500個氧氣瓶。但衞生部官員稱，眼下仍有25000個氧氣瓶的巨大需求缺口亟待解決，同時他們已向中國請求空運援助2萬瓶氧氣。

　　“政府沒有確切的應對計劃，而是呼籲社區內部自行互助。”達摩説。人們只能通過社交媒體組織起了互助，比諾德每天都在推特上刷到發佈患者需要的物資（血漿/牀位/氧氣等）年齡，血型，所在醫院和家屬電話。雖然比諾德不確定這些信息是否真正起到作用，但在通信不發達的偏遠地區情況更加令人擔憂，“我們現在沒辦法掌握完整的事實，在加德滿都之外不知道有多少無人知曉的感染者。”

　　第二個印度？

　　● 尼泊爾日新增病例統計數據 / 網頁截圖

　　僅在一個月前，尼泊爾的平均單日新增病例還維持在100左右，為什麼會突然變成疫情重災區？

　　不少人都將問題歸結於印度的疫情外溢。尼泊爾人不需要出示護照或身份證就可以穿梭於兩國間的開放邊界打工或經商。《印度快報》引述專家的批評，認為奧利政府過於魯莽地打開了國門。在邊境關閉之前，靠近印度的北方邦的尼泊爾根傑（Nepalgunj）湧入了數千名從印度返回尼泊爾的工人，這裏成了除加德滿都之外的另一重災區。尼泊爾外交部現將尼泊爾公民從印度返鄉的過境點從35個縮減到13個，仍被公共衞生專家指責反應遲緩。

　　不光是政府，人們自己也卸下了心防。在蘇普拉看來，由於第一波疫情的致死率較低，那些被感染的人只有輕微的症狀；加之尼泊爾的人口結構很年輕，年齡中位數是26歲，大家普遍認為新冠的致命影響只針對老年人和有潛在健康問題的人。就連他自己，也一度認為尼泊爾人已經憑藉免疫力挺過了最艱難的時刻。

　　沒想到隨着四月一系列重大宗教節日的到來，疫情殺了個回馬槍。粗略統計有約5萬名尼泊爾的信眾甚至跑到印度去參加大壺節（Kumbh Mela）——印度教先知和信徒的宗教集會，也帶回了在印度發現的雙突變變種B.1.617.2。最近在加德滿都的一個私人實驗室進行的一份全基因組測序報告顯示，在75%的感染者的拭子樣本中發現了B.1.617.2。

　　● 信徒們忽視社交距離參與大壺節可能助長了一輪“超級傳播”/ AFP

　　73歲的尼泊爾前國王賈南德拉·沙阿（Gyanendra Shah）和70歲的前王后卡瑪爾·沙阿（Komal Shah）也參與其中，他們回國後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加德滿都的機場還聚集了數百人前來歡迎他們回國。四月中旬的帕漢·查爾賀節（Pahan Charhe）期間，尼泊爾各地還舉行了為期三天的遊行、蒙面舞和宗教慶典。人山人海的節慶無異於危機的培養皿和加速器。“因為新毒株的出現，現在大家才意識到了保持社交距離的重要性”蘇普拉説。

　　尼泊爾的醫療設備及藥品的供應很大程度上依賴印度，尼泊爾官員向新德里提出了包括氧氣、瑞德西韋和重症監護室牀位在內的需求，但眼下印度已經自顧不暇。印度週一報告了超過35萬例感染病例，此前連續四天感染病例高於40萬。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政府對第二波疫情的到來絲毫沒有準備。人們都嚇壞了，都想打上疫苗，但問題是沒有疫苗可以打。”比諾德是極少數接種了兩劑印度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尼泊爾從1月27日開始給民眾提供免費疫苗接種，庫存很快枯竭，從4月7日起已經開始使用中方捐贈的80萬劑疫苗。

　　政治優先

　　尼泊爾和印度此輪爆發的另一處驚人相似，還在於都攤上了政治優先的領導人。尼泊爾共產黨領導人兼總理K.P.沙爾瑪·奧利顯然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了處理執政黨內部的政治危機上。

　　在不信任投票開始前已有26名議員被檢出感染新冠。“疫情如此危急，政客還在忙着政治集會，這就可以看得出來‘玩政治’在政府的議程裏被放在很高的優先級，”比諾德告訴世界説。

　　據最新消息，奧利已經在5月10日議會的信任投票中落敗，沒能拿到過半數的136票，271名議員中有124人投票反對他。這意味着他即將下台。

　　● 此次尼泊爾執政黨內鬥中的兩股主要勢力：K.P.沙爾瑪·奧利（左）和普拉昌達（右） / 網絡

　　奧利的黨內對手——另外兩位黨主席普拉昌達和前總理馬達夫·庫馬爾·尼帕爾針對奧利的聯合攻擊取勝。去年12月奧利讓他的盟友總統班達裏解散眾議院，並宣佈在今年4月30日和5月10日重新選舉，普拉昌達（Pushpa Kamal Dahal）和尼帕爾派系，與奧利派系之間的矛盾空前激化。

　　2018年5月，奧利領導的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和普拉昌達領導的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中心）正式合併為尼泊爾共產黨。但不久前尼泊爾最高法院撤銷了解散議會下院的決定，並宣佈2018年的這一合併無效，兩派正式分手，執政的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因此丟失15席，加速了奧利的政治資本枯竭。據印度媒體The Wire新聞網分析，在過去的四個月裏，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奧利一直忙於爭取保皇黨和印度教人口的選票，儘管他的一些決定和活動與無神論左派的意識形態和世俗原則相牴觸。

　　面對疫情，奧利也未能展現領導力，不僅公然兜售“喝薑黃水”或“番石榴葉漱口”治療新冠之類的偽科學，還曾宣稱尼泊爾人免疫力更好是因為每天都攝入香料。

　　《加德滿都郵報》稱，4月19日由奧利主持的內閣會議決定恢復接觸者追蹤，增加檢測，並建立隔離、隔離和收容中心。然而在17天之後，這些抗疫措施都缺乏落實，不排除存在抗原檢測試劑盒不足等困難。“就算是在之前的第一輪疫情，檢測和追蹤也沒有被放在第一位，”蘇普拉稱暫時還沒有看到大規模篩查。（責編 / 張希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