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總有變少的一天，我們怎麼才能不那麼“卷”？_風聞

　微博：@航通社 | 微信搜一搜：航通社

　　2021年 第17期

　　文 / 書航 2021.5.12

　　總而言之，中國人口還是在增長的。但就連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也認同，人口總量總有開始下降的一天。

　　“我國人口今後會達到峯值，但具體時間現在看還有不確定性，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人口總量會保持在 14 億人以上。”

　　趨勢就在那裏，判斷早到還是晚到並不重要。具體到我們每一個人，人口變少是否必然減輕了人均的競爭壓力，從而能幫助仍在勞動力市場的我們改善自身境遇，生活越過越好呢？

　　恐怕我們感受到的是，一邊人們在拼命擔心勞動人口總數下降，另一邊還是在拼命“內卷”，隨意丟棄 35 歲以上的大齡勞動力，同時 996 也愈演愈烈。

　　本文想：

　　梳理一下在本次人口普查結果公佈之前，歷年專家對中國人口峯值的時間預測記錄；

　　探討是什麼造成了勞動力、新增人口數量減少，和我們直觀感受競爭壓力增大之間的矛盾；

　　以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議，看如何能促進存量人口的消費，繼續拉動中國經濟的發展。

　　中國人口峯值：2030 年到還是 2025 年到？

　　4 月 27 日，英國《金融時報》預測，本次推遲公佈的人口普查結果，將顯示中國人口總數自 1949 年至今的第一次下降。29 日，國統局發佈短消息闢謠：“據瞭解，2020 年我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

　　直到 12 日正式公佈普查結果前，美國人口增速跌至大蕭條後低谷，日本少子化進程加速、韓國總和生育率全球墊底等消息批量見諸國內媒體，似乎我們從未如此認真地關心過世界各國的人口趨勢。當然，這也跟去今兩年是全球人口普查“大年”有關。

　　那麼，人口峯值終有時，到底是在哪一年到來呢？社長翻查資料發現，隨着時間推移，專家對中國人口峯值到來的時間預測越來越往前推。

　　2017 年初，國務院印發的《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提出，中國總人口將在 2030 年前後達到峯值，此後持續下降。《規劃》同時預測 2020 年全國總人口 14.2 億人左右，2030 年 14.5 億人左右。

　　2019 年 6 月，《2035 年環境質量改善目標與路徑》課題組預測，到 2028 年前後出現人口總量峯值約 14.3 億人，2050 年人口總量將下降至 13.5 億人左右。

　　2021 年 3 月 22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2021 年會”上預測，2025 年中國人口總量或將達到峯值，以後就是負增長。

　　這裏對 2020 年中國總人口，以及未來的峯值預測，其數值差異是相當巨大的。不論 14.2 或 14.3 億，跟實際的 14.1 億相比，每一個小數點都意味着 1000 萬人的差異。換言之，它們只能做到定性的路線預判，不可能做到定量的精準預言，也給未來萬一預測失準留出了足夠的容錯空間。

　　“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人口總量會保持在 14 億人以上”更是將模糊做到了極致，都沒敢説“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其實很多人已經能意識到，趨勢就在那裏，判斷早到還是晚到並不重要。

　　中國已經列出 2030 年碳達峯的承諾，這基本相當於中國人口總量到達峯值的拐點，也相當於如果未來幾年中國經濟保持年均 5.5% 左右的增長，則中國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的時間點。到那時，以人均計算的各項指標都有望迎來很大的提升，為 2035 年邁進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做好準備。

　　擔心人少 vs 中年失業和 996

　　那麼，具體到我們每一箇中國人，我們距離“吃牛排住大房子”的更美好的未來還有多遠？人口變少是否必然減輕了人均的競爭壓力，從而能幫助仍在勞動力市場的我們改善自身境遇，生活越過越好呢？

　　我們直觀感受到的恐怕沒有那麼美妙。

　　一邊人們在拼命擔心勞動人口總數下降，到了要討論延遲退休的程度；另一邊還是在拼命“內卷”，隨意丟棄 35 歲以上的大齡勞動力，同時 996 也愈演愈烈，搞得“資本家”居然又變成了眼下的熱詞。

　　根據本次人口普查結果：

　　“我國 16-59 歲勞動年齡人口為 8.8 億人，勞動力人口資源仍然充沛。我國人口平均年齡通過這次普查瞭解到是 38.8 歲。總的看，依然年富力強。美國最近公佈了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平均年齡是 38 歲，和我國的水平差不多。”

　　這與我們很多人的直覺相違背。

　　社長認為，國內勞動力的缺乏可能在多個維度上都是相對的、結構性的，而不是絕對的、普遍的。例如：

　　（1）第一個維度：髒活累活沒人幹，坐辦公室的排長隊。

　　季節性缺乏農民工、體力勞動者，持續性缺乏高技術工人；而本科輸出的一般腦力勞動者過剩。

　　“農民工”羣體不會在短時間內消失，未來幾年可能還會有源源不斷的供給，直到“用完”脱貧攻堅這一波釋放出來的年輕勞動力。與此同時進行的，則是低端製造業從中國大陸向外遷移，導致體力勞動機會的相對減少。

　　當年發達國家轉型升級的時候，為啥沒有把製造業留給本國窮人呢？因為產業轉移時尋找的落腳點，必然是存在着更大量的極端貧困人口。而在上面那羣教育良好，拿工資又低，又“不用工會”的“模範工人”，是從底下這羣人當中掐尖選上來的，如此才能做到“物美價廉”。

　　所以不是説中國沿海城市的平均工資上去，“低人權優勢”不能持續了，就想象着流出的低端製造業產能，一定由中國國內的欠發達地區直接承接。已經逐步站在產業鏈上游的中國企業，也應該，而且已經在海外更有潛力的地方部署生產線。

　　（2）第二個維度：技術、理念更新速度快，但你沒體現出不可替代性。

　　某種技能不能吃一輩子，要終身學習；而 35 歲以後的學習能力可能下降，靠經驗更多。

　　比如程序員、前端的技術棧最近 10 年來就換來換去，最早移動互聯網初起，淘汰掉一大批只會 Java 開發的；後來又讓一大批 Flash 開發人員轉行。雖然不同的編程語言之間也許是“萬變不離其宗”，但每一次切換都需要學習成本，新畢業的同學輕裝上陣直接開始學，過去你精通的技術只會成為負擔。

　　我們身邊也有一些越有經驗就越吃香的專業，最典型的是醫生、律師，還有教師。他們有些在公辦體系，有些在私營機構，但都體現出同樣的特點，隨經驗增長，其不可替代性也在增長。

　　以前，因為大量工序都依靠人工實現，先不説各種最後結局是下崗的先進工人了，就説北京市百貨大樓的張秉貴，當年練就的絕活是什麼？——買糖果“一抓準”，要幾斤幾兩給幾斤幾兩；算賬“一口清”，堪稱人肉計算器。但是現在，整個稱重台和結賬環節全都由機器取代。

　　對消費者而言，這是好事，因為避免了人類操作者因個人情緒、身體問題而出現服務質量的落差，也減少了爭議糾紛，還有利於社恐患者的生活。但所有練出好手藝的稱重員、售貨員都會哭。

　　今後看來，靠經驗才能勝任的工作應該是越來越少的才對，這才體現出社會的進步。但對於其中的從業者來説，這將是殘酷的。

　　（3）第三個維度：企業為節約成本故意不用適合的人才，而是用“性價比”最高的人。

　　即使在同樣的體力勞動者領域，大量工人蜂擁擠往快遞外賣，即使我們再怎麼説“困在系統裏”那也是一種何不食肉糜的無病呻吟，人家還覺得比扛麻袋搬磚強多了，也沒有明火執仗的剋扣工錢。而長期奔走於城市之間也不會像流水線工人那麼單調乏味。

　　有趣的是，就算這麼多體力工人從建築業、製造業被吸走，那邊的總體工資待遇水平還是沒太大改觀，就那麼耗着。耗一陣子以後，用工需求又能陸續得到匹配。

　　雖然今年才宣佈消除絕對貧困，但脱貧作為一個持續的過程，之前幾年一直都在向外釋放各個層級的勞動人口。8 年精準扶貧一共解放出 1 億絕對貧困人口，他們當中的一大部分已經陸陸續續地進入進城通道。

　　實際上，最貧困的一批人或就地，或轉移安置，總歸是要在一兩代人之內完成向縣城、省城的遷移的。而現在就在縣城、省城的人的上一代，已經完成了這個遷移過程，他們的使命是進一步向更大的城市集中。至於淨流出人口的地方，最終就會收縮乃至消亡。

　　在白領行業也是類似，老闆寧可車輪一樣不斷換人，也不願意稍微多加點工資留住培養好的老員工。新老員工工資倒掛是常事。更不用説被人蔑稱之所謂“奮鬥 * ”用一己之力壓低了勞方這邊的用人成本，給其他勞動者帶來了麻煩。

　　只有我們發掘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有可能在職務供求市場上，為自己尋求到更好的價格。相對的，用人單位一定是想辦法消滅員工的不可替代性。

　　如同本社上一篇講字節的稿子裏提到的，一旦有什麼拔尖員工，企業最佳方案是把他積累的先進經驗總結下來，編成內部文檔，乃至成為一個流程化的工具，任何人都可以上手。當人的能力變成了工具的能力，就像上面第（2）點提到的一樣，你的不可替代性消失了。

　　這也是為了給企業的長遠發展掃除暗礁。畢竟極端的例子像如涵，只有張大奕一個頂流撐着，旗下其它網紅資源愣是沒造起來。這對於有關鍵技能的勞動者而言當然是最大利好，但對企業方面就不能接受。

　　綜合來看，勞動力的缺口是相對的、結構性的。我們這些人，不幸大多屬於扎堆培養的坐辦公室的白領、年歲漸長學習能力下降、專業不要求多年經驗、可替代性強、缺乏議價能力的這一羣，未來人口再少也是“與你無關”。

　　“我的要求不算高”：通往屬於我們的美好生活

　　《紐約客》那期著名的封面上，機器人走過繁華的都市，給路面上沿街乞討的智人扔下幾個銅板。35 歲以後，很多人離開自己前半生熟悉的工作崗位，重新開始認識生活的另一張面孔。

　　AI 時代，假設機器人代替人力可以生產物美價廉的商品，提供賓至如歸的服務，那麼大量不事勞動的閒散人員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是不是講句不好聽的，人道毀滅了我們這些廢物，地球也是照樣轉的？

　　確實，當人不構成生產力的時候，他們不像一個世紀以前的工人階級那樣具備議價權，也不具備“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的正義性。

　　但人依然構成巨大的消費市場。中國之所以讓其它理念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捏着鼻子”也得與之和平交往，正是因為這裏仍然是全球最好的——至少是“最不壞”的消費市場。

　　人們會擔心社會財富過於集中，少數富人的購買力是有限的，撐死也買不了多少東西。而大部分窮人的消費需求則被壓抑。在我國，消費一直是三駕馬車中比較指望不上的那部分。

　　要想刺激國內存量人羣的消費，有什麼好辦法？

　　（1）從根本上解決年輕人買房定居、子女教育的大件消費問題，讓他們有足夠的錢，積攢的消費慾望自然隨之釋放。

　　針對未來新產生的職位將遠少於消滅的職位，導致大多數人無所事事這點，有很多人提出 UBI（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概念，美國的楊安澤也曾以此為政綱參加過總統選舉。

　　雖然 UBI 並未在主要經濟體成氣候，但疫情期間部分發達國家發救濟，人們為了拿到更多救濟選擇“故意失業”都可以看作變種的 UBI。

　　攜程梁建章説，經過他的測算，一個新生兒對國家的貢獻可能是幾百萬元，所以建議每生一個孩子國家給補貼 100 萬元。這錢肯定不知道誰出合適。

　　但是如果讓各個層級的人都有個兜底方案，可以就地解決房子和教育兩大關切，那麼這一套操作下來的總成本，可能跟每個孩子補貼 100 萬實際上相差不多。實際“買單”的則是之前在户籍短缺下投機獲益的所有人，比如“學區房”投資者等。

　　這種兜底方案説白了就是一句話——消滅户籍制度。具體講，則是讓每個長住在某城市的家庭都可以擁有穩定的住房，包括有資格買且有希望買到房，或者“租購同權”；同時讓孩子在當地接受教育，參加當地高考。

　　如果特大城市將流動人口都算入常住人口內，完全消滅户籍的那點分別，現有常住人口肯定會感覺到資源被擠佔，特別是學校學位。解決方案當然是按需新建學校等資源。如果北京為新落户的幾百萬人新建幾百所學校，那麼肯定有茫茫多的人排長隊，等着應聘其中各種職位——又拉動一波就業。

　　作為兜底方案，只應該保證你在居住地有地方住，孩子有學上，而不能保證住到多好的小區，孩子上多好的學校，高考考多少分。因為後者涉及到與他人的對比。

　　很多中國人到了有基本生活保障的西方發達國家，也算是到了夢中的樂土了，但卻不滿足於過基本有保障的生活，而是拼命繼續做人上人，繼續雞娃，連帶着讓當地的競爭壓力也上升。

　　這就是因為他們屬於一定要過的比別人好的那一撥人。但是以往可能只有他們才移得了民，因而形成了“自證預言”。實際上國內不見得就很少那些知足常樂，能好好活就不卷的人，至少網上你看到很多人都在考慮怎樣跳出內卷循環。但這些躺平的人肯定比不過卷的，最終能到出國這一步的就更少。

　　所以對於在提供了基本安居樂業的生活保障之後，會不會還繼續卷下去這個問題，社長是持有謹慎樂觀態度的。阻擋人們安樂地把餘錢都拿去消費升級的最大因素，還不是因為買房和子女上學？

　　在有足夠錢的情況下，消費時代會是不可逆轉的，嘗過滋味的人是回不去的。也許到中國成為一個完整的消費社會之後，會有人回憶當前歷史時，將刺激消費作為如計劃生育一樣“短期非常有必要，長期後遺症難解”的一種政策看待。

　　（2）單身“宅”經濟有其亮點，但不應過分誇大。一個堅實的，由親子結構組成的家庭依然是支撐消費的中堅力量。

　　現在很多人實際上是“非自願單身”，尋覓很久都找不到合適的對象，乾脆開始給單身建立合法性。“一人食”這種適合單身羣體的消費方式也大行其道。

　　但是單身引發的有些衝動消費是年齡限定的，年輕人喜歡體驗，老了不愛折騰。所以到歲數增加的時候，該有的都有了，嚐鮮的心思其實是越來越少的。或者，如果收入臨時下降，那麼一人消費也可以躺平，具備很大的彈性。

　　這時候如果有個家庭，那麼絕大部分的需求都是剛性的，買菜做飯一定是 3-4 人份，不能偷工減料。而且就算家庭條件不好的，花在孩子身上的錢也可以很驚人，“再苦不能苦孩子”。

　　家庭也可以兼得衝動消費，特別是在旅遊情境下，一個家庭可以支出的金額一般高於把這個家庭拆開，每個人單獨旅行消費的金額。説人話就是，你自己出去浪，找個青年旅舍牀位湊合湊合得了，但是一家人就一定要在酒店訂房。以家庭為單位可以消費一個人無法單獨消費的大宗項目，例如度假區套票和更大的酒店房間。

　　社長看到微博也好，知乎也罷，各種地方都瀰漫着一種“老子就是不結婚”的風氣，“離婚冷靜期”、家庭暴力等婚姻生活不幸的一面被放大，不斷在恐婚一族當中引發共鳴。這是對當前社會從文化和制度層面掀起的“逼婚”壓力的一種反制。社會絕不應該以逼迫的方式強制實現某個哪怕看起來很美好的目標，否則只會適得其反。

　　但社長相信，大多數現在還不敢相信愛情的人，一定都在心裏存着一份對美好的暗中期待，一定不會拒絕天作之合引發的緣分。只是，要想天長地久又彼此相愛實在是太小概率的事情了，原理很簡單：遇到一個三觀一致、趣味相投的人是小概率事件，兩人加起來都有經濟能力養活這個家是另一個小概率事件，這兩點是維持婚姻的兩大要素，需要同時滿足，其概率就是小概率事件 x 小概率事件，微乎其微。

　　國家和社會不能操控我們的腦子去匹配三觀，但可以做到的是減輕養家的壓力，通過增加就業機會、促進就業公平、發放補貼、保險、救濟、援助等一系列手段讓“貧賤夫妻”不再“百事哀”，就可以增加成就人間良緣的概率。

　　（3）養老可能是一種消費驅動力，但是一種嚴重“偏科”的驅動力。

　　本次人口普查發佈會上提到：

　　人口老齡化從挑戰方面看，將減少勞動力的供給數量、增加家庭養老負擔和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壓力。同時也要看到人口老齡化促進了“銀髮經濟”發展，擴大了老年產品和服務消費，還有利於推動技術進步。這都帶來一些新的機遇。

　　社長用比較直白的語氣來説，人口老齡化的所謂“機遇”之細微，根本無法與它帶來的挑戰相提並論，甚至可以理解為只是為了滿足“凡事必有正反兩方面”的“辯證法”思維而提出的。還不如後面這句更有意義：

　　在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中，60-69歲的低齡老年人口占55.83%，這些低齡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識、經驗、技能的優勢，身體狀況還可以，發揮餘熱和作用的潛力較大。

　　“低齡老年人”概念是首次在人口普查及相關統計工作中提出的，毫無疑問意味着延遲退休會在不遠的將來降臨。但我們打工人倒又不必刻舟求劍，想着到時候是以現在 996、007 的工作強度去繼續工作到六七十歲。

　　實際上，如果能嚴格執行八小時工作制和足夠的休假，保持規律作息，允許一定程度異地、遠程工作，這樣的工作前景與我們嚮往的“退休”生活也無異，而且避免了突然退休引發的空虛和孤獨，繼續體現出人生的意義感。

　　延遲退休的勞動者的消費，跟退休之前一脈相承，也是要繼續賺錢養家，仍是在（2）部分提到的剛性需求。這個時候我們終於開始買很貴的玩具，滿足自己的愛好，開始燒錢，也是跟年輕時候一脈相承。但所謂“銀髮經濟”則與此無關，是另外一個領域。以退休作為一個分界點，人作為消費者的價值在此前後截然不同。

　　我們知道的“銀髮經濟”包括醫療——門診、住院、臨終關懷；養老——居家、社區、專門院所；產品——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老人定製”。哦，或許還應該算上身後事——墓地、骨灰盒和葬禮。

　　到這裏你就能看出問題了。殯葬行業現在不是完全商業化的，以免出現不人道的“死不起”現象，偶爾有個天價骨灰盒之類的也是一通口誅筆伐。而老人的醫療、養老和定製產品，當然也沒有一項是可以 100% 商業化的，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普惠性在裏面。

　　要説最“銀髮經濟”的恐怕是各種挖空心思騙老人錢的保健品了，但我們為什麼説那是“騙老人錢”，而並不説實際價值遠不如標價的盲盒什麼的是“騙小孩錢”？——或者，就算是“騙小孩錢”也不至於到被批不道德的程度？老人説我吃個實際上就是澱粉的膠囊，不是一定為了治病，就是喜歡聽那個銷售員親熱的喊我叔叔阿姨，跟我談天説地。做子女的真的心甘情願嗎？

　　拋開老人身體機能下降，消費大量消費品的能力下降——比如老眼昏花，很難再購買圖書影音作品；告別了絕大部分的加工食品；更別提旅遊了——之外，老年產品和服務消費本身就很難撐起足夠大的市場，肯定不如勞動力階段的人們消費能力強。所以當無勞動能力的老人總數大於勞動人口的時候，肯定對社會而言是一個“淨虧損”的狀態。

　　未雨綢繆，我們當然要讓大家以更抗風險的家庭形式組織起來，而不是停留在無依無靠的原子狀態，也就是（2）提到的內容，這也可以促進社會和諧，“有恆產者有恆心”，大家少一點戾氣。而要實現（2）的家庭化就要靠（1），從根本上落實社會兜底保障，讓人有安全感，有獲得感。

　　道理都是很簡單的道理，大家也都向往了很久。作為我們普通人，竭盡全力地好好生活是我們現在能做到的全部，而我們這麼拼只是因為房和教育的保障還沒到位，不敢落後。

　　2014 年央視春晚上黃渤唱的那首歌《我的要求不算高》，其實代表的就是我們真實的心聲——跟老婆住八十平米的小窩；孩子能順利上大學，畢業有工作；每天上下班暢通，天天去户外做運動；能掙錢還有時間，去國內外旅遊；“貸款十年就能還清”；養老生病“有政府來買單”，等等。

　　在這些需求差不多都滿足了以後，社會現在瀰漫的戾氣應該也會消減很多，人們的競爭意識，或曰內鬥意識也沒那麼強，就可以“人們的關係很友善，陌生人點頭都是笑臉”，社會相對公平。希望這些在不遠的將來都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