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中華文明起源，何為美國學界“主流看法”？_風聞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考古學和藝術史教授洛塔爾·馮·法爾肯豪森（中文名羅泰）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考古學教授羅萬·弗拉德（中文名傅羅文）

波士頓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職副教授羅伯特·穆羅韋克（中文名慕容傑）等知名考古學者

中華文明多樣化起源

20世紀早期，西方學界曾有觀點認為，世界古代文明只有一個初始來源。但現代考古發現，除南極洲外，每個大陸都存在初始性的古代文明。三位學者指出，認為世界文明只有一個來源的觀點是“完全不可信”的，已被西方學界摒棄。

羅泰説，美國學界普遍認可的觀點是：中國是一個初始文明，即在沒有來自其他地方的初始刺激的情況下，在世界某一個地方發展起來的本土文明。

羅泰説，毫無疑問，在東亞，在今天中國地理區域，中華文明有着獨一無二的本地起源，這是共識。但與此同時，另一個考古學共識也日漸清晰，那就是中國從未與世界完全隔絕。早期中華文明的形成在某些方面可能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發展有關，隨着亞洲其他地區的考古進展，這一點越來越清晰。他認為，東亞和亞洲中部、西部等地區之間的早期聯繫，是目前考古學研究的前沿之一，人們對此有着巨大興趣。

慕容傑説，在考古學歷史上，考古學結論往往受到當時政治氛圍或民族主義需要的影響，並隨着時間推移，因應潛在的政治環境變化而變化，所有國家都經歷過這種情況。他介紹説，現代早期的中國考古多由西方學者進行或受到西方學者影響，當時認為考古“發現”的中國古代文化進步來自“高度發達”的中東地區的文化傳播。到20世紀30年代及二戰後，考古發現使得中華文明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本土演變呈現出清晰的脈絡，過去的觀念得到糾正。但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關於中華文明內在發展特質的看法走向另一個極端，幾乎完全否定了早期中華文明與外國文化的任何文化接觸，認為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中國內部發展起來的。

慕容傑説，顯然，兩種各趨一端的解釋在考古學上都是不可能立住腳的。他説：“我不認為任何古代社會或文明是在完全孤立的狀態下發展的，任何文明由於人口遷移、貿易、戰爭、擴張以尋找更多資源等需求和其他原因，總會受到來自其他地區文化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傅羅文説，美國從事考古學研究的人大都知道中國考古敍事有兩個方面。其一與農業的起源有關。在中國，存在北方和南方農業起源，北谷南稻，它們彼此有所不同，但可能相互交織。其二，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傳統敍事以黃河流域為中心，並與朝代更替有關。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後，出現王朝的循環。隨着三星堆和其他中國考古發現的出現，到20世紀90年代，國際考古學界已在討論一個更加多樣化和複雜的中華文明起源圖景，許多學者意識到中華文明的起源是複雜的，新石器時代中華文明的起源有多箇中心。

傅羅文説，中華文明是非常多樣化的。如今，人們談論中華文明根源時，可能有兩種指向。一種是中國人的多樣化根源，在中國這樣一個現代多民族國家，生活在中國疆域裏的人根源多種多樣。二是如果主要考慮文化根源，中國各區域文化路徑不同，但在中國歷史的不同時期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在中國曆代王朝史上，能看到複雜、異質、多地點的中國歷史多樣化起源，其中一條主線是在中原。這些多樣化起源在早期階段都是獨立的。在後來的歷史時期，它們擴大規模、相互交織，構建了一個完整的中華文明。

早期階段有多箇中心

中華文明早期階段存在多個重要中心，它們之間存在各種各樣的聯繫。早期中華文明的形成在某些方面也與世界其他地方有關。

三位學者都指出，三星堆考古發現之所以非常重要，就在於它表明中華文明早期存在幾個同時期運行的重要中心，但認為這些中心相互完全獨立是錯誤的。羅泰説：“在一定區域內，我們已經看到它們之間各種各樣的聯繫。”

羅泰説，把這種認識置於尋找中華文明起源的大視野裏，可以看到，中華文明即使在早期階段也具有連續性，在中華文明史前時期和青銅時代，存在很容易區分、有獨特地區特徵的文化，但它們都是更廣泛的區域文化的一部分，是屬於一個更大區域的各種次一級文化，其後，它們變得越來越相似，融匯在一起，塑造了在後來的歷史時期更加統一的中華文明。這是一個複雜的漸進的過程，即使這些文化相互融合，區域差異或多或少仍然存在。

慕容傑則説，近年來，中國有一系列新的考古發現，在美國學界引起了關於中華文明的獨立性和起源多樣性的爭論，對中華文明的看法更加複雜。許多美國考古學家都認同這一觀點，即中華文明並沒有單一的“起源”。

談三星堆新發現：“考古史上非常激動人心的時刻”

三位教授就三星堆發現各抒己見。他們認為，三星堆考古發現表明，中華文明早期存在多箇中心，而多箇中心之間、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之間，存在着一些聯繫或者説跨文化接觸，對新發現的深入研究將為此提供更多線索。

他們同時指出，考古學是一門“慢科學”，考古發現只是不完整的信息，研究和了解三星堆新發現需要時間。

三星堆獨特性引人注目

羅泰説，他七次到訪過三星堆。在他看來，三星堆新發現“非常重要”，“是考古研究歷史上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時刻”。三星堆考古發現是如此引人注目、重要和獨特，不需要做太多説服工作就能讓人們意識到研究它的必要性。

他説，三星堆在許多重要方面都獨一無二，某些出土文物在這個時期的中國和東亞都前所未有。這表明，當時的三星堆居民可能擁有自己的意識形態、思維模式、宗教信仰和習俗儀式。從出土文物看，三星堆顯然表達出某種形式的差異。

他説，三星堆表明，在中華文明早期，有幾個中心在同一時期運作，並且彼此之間，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之間，存在着聯繫。例如，三星堆的青銅製造，技術上與同時期中國北方青銅製造密切相關，有很多技術細節相似。在三星堆發現的許多玉器來自新石器時代，而中國各地都有新石器時代玉器出土，有些出土地點還超越了當今中國的邊界。

他説，三星堆是一個偉大的相互聯繫的中華文明的一部分，還可能與中國以外的地區相互聯繫，這是一個複雜的、目前尚不明瞭的問題，但學界不應排除這種可能性，而是需要大量研究，使脈絡更加清晰。他表示，期望對三星堆考古新發現的細緻研究，能夠就此提供新的線索。

羅泰指出，1986年中國考古學家發現三星堆，是一次真正革命性、突破性的考古發現，因為這是之前沒人預料到的，自此人們對中華文明的理解有了新的基礎，能夠設想未來任何新的考古發現都有可能。

他説，這次新考古發現拓展了人們對三星堆文化的瞭解，擴充了現有知識的基礎，使得考古學家可以把更多有代表性的考古材料放到更廣泛的背景下，進行更系統地整體性探索，瞭解三星堆文化與中國其他地區的聯繫及其在世界古代文明起源中的重要性。

思考中華文明從哪裏來

他説，三星堆新發現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三個原因。

一是讓學界和公眾重新關注三星堆。傅羅文説，新的重大發現激發大量媒體報道和公眾討論，讓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公眾共同思考中華文明的起源，思考先人做了些什麼，中華文明從哪裏來，又如何演進到今天。

二是隨着考古科學水平的提高，新發現擴充了人類知識庫。他説，不管中國還是在世界各地，考古學家經常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所做大部分工作都是破壞性的——發掘一處遺址時，就會在這個過程中破壞它；一旦有了新發現，就再也不會發現同樣的東西。

他説，1986年發現的三星堆遺址完全改變了人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當時的中國考古學家盡了最大努力來發掘和仔細記錄一切，進行了出色的歷史敍述和田野調查，但當時中國考古學的科學分析水平和今天完全不同。在從那時以來的近40年時間裏，中國考古技術、考古方法和科學分析水平有了很大進步。

三是此次三星堆考古新發現中的許多細節，將增進人們對中華文明早期階段的物質文化和藝術的瞭解。這對學界瞭解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探尋三星堆文化如何融入更大範圍的中華文明也非常重要。

“期待更多驚人的發現”

慕容傑説，他從1986年三星堆被發現時起，就一直密切關注着三星堆考古進展。三星堆遺址的發現，“顯然是中國考古學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他説，首先，三星堆的發現表明，成都地區是中國古代另一個不為人知的“國家級社會”/文明崛起的中心。過去，多數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集中在中國青銅時代早期華北平原即中原地區的“三代文化”（三代指夏商周），華北平原被視為“中華文明的搖籃”。

三星堆的發現改變了這一局面。突然之間，人們認識到在中國西南地區，存在另一個複雜社會早期發展的重要中心，其青銅器製造的質量和數量都十分壯觀，與商朝文化旗鼓相當。

其次，三星堆的發現，揭示了一種有豐富宗教信仰的文化。

再次，三星堆顯示了一條跨文化接觸的路線。這條路線可能是古代長江流域東西之間的貿易路線，連接起古代四川、湖北、湖南與古代江西和安徽地區。在今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有一些和川蜀考古類似的有趣發現。它們表明，早期中華文明中可能存在廣泛的遠距離接觸及貿易和文化的影響。這些文化接觸是否意味着貿易接觸？軍事征服？宗教擴張？人口流動？還是這些因素的組合？三星堆發現因而非常令人興奮。

第四，三星堆新出土文物，特別是青銅像、頭像和麪具，在中國考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些文物是由考古學家以科學方法從遺址中挖掘出來的，人們確切知道它們來自哪裏，知道它們的出土背景和年代等。它們是迄今為止四川盆地存在未知的複雜古代文化的無可辯駁的證據。

慕容傑認為，如果在未來幾年在更多地點有類似三星堆的發現，他不會感到驚訝。在列舉了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等地之後，他説：“我們應該期待在未來會有更多類似的令人震驚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