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場到邊疆：西周中期戰爭的軍事考古學觀察_風聞
中国考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官方账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2021-05-14 20:00
摘要：先秦時期傳統禮制文化廣泛存在於中原王畿之地，從未隨政治更迭而中斷，且持續與周邊民族文化發生交流、碰撞。西周以來，這種文化交流和衝突碰撞仍未停歇。其中戰爭作為衝突碰撞的主要形式，顯著地反映了中原禮制文化與周邊民族文化之間的關係。戰場是戰爭在地域上的具體表現，西周中期戰場遺存的歷時性變化則清晰地反映出周王朝外部邊疆地帶的動態變化，同時邊疆地帶的變遷又深刻地影響着這一時期的民族關係。
一、引言
先秦時期軍事活動的發展與戰爭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尚書·舜典》所載“蠻夷猾夏”，可視作夷人對王畿內侵擾的最早記錄。商周時期儘管中原王朝行內外服制以管轄王畿內部及周邊地區，同時對周邊諸夷輔以相當程度的懷柔之策，但周邊諸夷仍長期處於時服時叛的狀態，諸夷叛亂與周王朝對其的征伐構成了西周時期戰爭的主要內容。而戰場作為軍事活動的舞台，將眾多相關戰爭遺存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戰場遺存作為軍事考古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對象，對於劃定地緣分界、確定戰爭性質、區分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西周時期戰爭眾多，文獻中關於戰爭發生地點的記載大多因時間推移而難以考證，只能指示其大致區域，若輔之以相應的戰場遺存考古學研究，則能更好地解讀這一謎題。本文試以文獻記載為基礎，結合出土青銅器銘文及考古材料，依據陳夢家先生對西周的分期截取西周中期的材料，將西周中期戰場遺存的發現與研究做整合性觀察，並對這一時期周王朝的邊疆地帶做出初步確認，進而探討戰場與邊疆背後所涉及的軍事思想、策略以及民族關係，推進相關問題的研究。
二、西周中期的戰爭及戰場
商周時期國家形態正處於從史前時期原始氏族部落衝突，到歷史時期國家征戰的巨大歷史變革中，以政治爭鬥、內外經略為主題的戰爭貫穿始終。西周以來，先有武王滅商、周公東征等開疆拓土之戰，至西周中期又以鎮壓南淮夷反叛的戰爭居多，晚期則發展為在東南方、西北方雙線作戰。其中西周中期的戰爭之於整個西周時期，起到了承上啓下的作用。自穆王至夷王的百年間，周王朝由盛轉衰，除同眾諸侯的內部矛盾加劇外，其與周邊民族也是兵戎相見。與西周早期相比，西周中期周王朝的攻防策略發生了較大的改變。現對西周中期的主要戰爭及戰場遺存進行分析。
（一） 穆王時期的主要戰爭及戰場
據史料記載，穆王即位時，“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於是穆王“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依據五服之制，即“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屬於荒服的西北方的戎狄，應向周王朝履行朝見嗣王及即位來朝貢的義務，但穆王卻以其不合賓服之禮起兵征伐，即“以不享徵之”，後又將其遷於太原，即詩經所載“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學術界大多認為遷於太原之地的族羣既被稱作“犬戎”，有時被又稱作“玁狁”。這也是史載較早的中原王朝與荒服之間的聯繫。此次討伐戰果甚微，且引起了其他荒服內民族部落的恐慌和仇恨，以致其爭相叛周,“自是荒服者不至”。
與此同時，東南部的淮夷諸國被周王朝征服後納入要服，需要履行每年朝貢的義務。但西周早期就有“徂茲淮夷，徐戎並興”，魯侯伯禽曾伐之。穆王時期徐戎之首“徐偃王作亂”，穆王又東征徐戎以穩固周王朝在統治中心東南方向的廣闊地區。毛伯彝即有載：“王命毛公以邦冢君、土（徒）馭、□人伐東國㾶戎。鹹王命吳伯曰：‘以乃
通過史籍記載和青銅器銘文記述，可以看出，穆王時期的戰爭多為主動出擊進攻，故判斷前述兩次戰爭當分別發生於近西戎、徐戎所在之地，即中原王畿的西北方和東南方向。分佈於隴東地區西漢水上游的寺窪文化早期遺存，通常被認為是商代和西周時期戎族的文化遺存。西周中期的犬戎及之後所言之“西戎”“太原之戎”等戎族應大致集中分佈於該地。而以徐偃王為首的徐戎，毫無疑問是東南淮夷中的一支。此前學者多有考證“徐偃王”不是一個具體的人，或是徐國的一個徽幟、象徵。今江蘇邳州九女墩墓羣和其附近的梁王城、鵝鴨城等遺址，當屬春秋時徐國的遺存，遺址地層連續分佈有大汶口文化、商周文化、漢代及之後的文化遺存。由此可以判斷，西周時期的徐戎當不出邳州所在的淮河下游，或可認為其是這一地區早期徐文化的使用者。
（二） 恭王至夷王時期的主要戰爭及戰場
周王朝在穆王時期仍呈現出較為強盛的態勢，至恭王之後國勢日漸衰微，“戎狄交侵，暴虐中國”的局面已開始顯露。這一時期居於東南方的淮夷再次叛亂，同時西北方的戎族也對周王朝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出土於陝西安康的懿、孝時器史密簋記有“會南夷盧、虎會杞夷、舟夷，雚，不折，廣伐東國”，即以盧、虎兩國為代表的南夷，聯合杞夷、舟夷入侵西周東界，於是“王令師俗、史密東征”，伐於“長必”。此器或暗示了位於西周東至的諸侯國齊國無法獨自應對淮夷之侵，需要依靠周王室派軍協助以擊退諸夷。對於銘文所載的諸夷的地理位置，已有學者做過研究分析，這裏不再贅述。而史密簋所載的周伐東南夷之“長必”是我們所要關注的。近年來山東高青陳莊遺址的發掘工作收穫頗豐，遺址內西周時期遺存豐富，其中西周時期的城址更是被視作齊國早期都邑營丘或輔都薄姑，不論判斷為何都顯示出了其與西周時期東方齊國密切的關係。除此之外，植物考古研究發現遺址內保存有豐富的牧草草木樨屬植物遺存，研究者結合馬坑、車馬坑等的發現推測其應是戰馬的飼料。再聯繫城中的甲字形大墓M35出土的2件帶有“齊師”銘文的青銅器，以上處處都顯示出陳莊遺址西周時期城址顯著的軍事性質。我們認為其應是西周時設於齊國用於對外擴張、經略周邊東夷土著勢力的軍事據點。而又見盧、虎二夷所聯繫的杞夷，《春秋》記載“諸侯城緣陵”，杜預注“緣陵，杞邑。闢淮夷，遷都於緣陵”。《左傳》亦載“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可知緣陵即為西周時杞夷為避淮夷所遷之處，在今山東昌樂縣東南一帶，由此判斷戰場大致應處在陳莊、緣陵之間。位於該地的膠河有一支河流名為密水，流經地“密鄉”“密阜”“高密”“下密”等地名皆由此得名，“密”（宓）或得聲於長必之“必”，而“長”又可視作用以修飾地名的存在。儘管我們無法確定“長必”是否具體就在密河流域，但其應不出濰水流域這一範圍。
敔簋的銘文同樣記載了這一階段淮夷與周王朝之間的戰事。儘管學者們大都將敔簋認定為厲王時器，但其銘文內容實際上反映了西周中晚期夷厲之際淮夷對周王朝造成的巨大威脅。銘文載：“唯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遷殳，入伐□、□、參泉、裕敏、陰陽洛。王命敔追隰於上洛、□谷，至於伊，班。”根據敔簋銘文所載“陰陽洛”“上洛”“伊”，再結合同時期禹鼎所載“南淮夷、東夷廣伐南或（域）、東或（域），至於歷、內”，基本可知這一時期南淮夷入侵的大致路線，即自汝水起越潁水上游，自東南向西北經“歷”“泉”等地直抵伊洛盆地並深入王畿腹地。至此，南淮夷已突破穆王時所建立的南防線。周王則命敔展開反擊，自“上洛”追襲敵人至伊水。以上可以看出，周王朝同南淮夷的這一戰事應發生於成周以南的伊洛地區。同時，這也意味着自穆王以來針對淮夷的攻勢已然轉為守勢，周王朝基本喪失了及時抗擊東南方入侵的能力。
另一方面，西北的戎人仍與周王朝處於對立之中，其進攻壓力不容忽視。根據文獻所載，先有孝王時命申侯伐西戎，後有夷王時伐太原之戎。金文也對這一階段伐戎戰事有所記載。例如，出土於周原青銅窖藏坑的師同鼎的銘文便記有“□其井，師同從，折首執（訊），寽（掠）車馬五乘，大車廿，羊百，用（造）王羞於龜，寽（掠）戎金胄卅、戎鼎廿、鋪五十、鐱（劍）廿，用（鑄茲尊）鼎，子子孫孫其永寶用”。李學勤先生指出該鼎應為孝夷時器，銘文所載的“戎”即是玁狁之屬的北方民族。儘管周王先後伐西戎及太原之戎的兩次戰爭皆勝，均以收穫戰利品而終，如見有“西戎來獻馬”“寽車馬五乘”等記載，但需注意的是，僅就其戰利品而言，顯然無法與禹鼎、多友鼎所載的戰果相提並論。由此可見這一階段的戰爭實質上並未真正削弱戎人的實力。《後漢書》載穆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於太原”。所謂西戎，當為區別於其他戎族而冠以西地之名所指代的其中一支，蓋非西北方向戎族的總稱。關於西地，眾學者紛紛指出其位於隴東的西和、禮縣一帶。至於“太原”，《公羊傳》有“上平曰原”之説，古之“原”當同於現在的“塬”，西周之時的“太原”應為高大之原的涵義，而隴東黃土高原則具備這一特徵。我們認為穆王時儘管犬戎被遷至“太原”，但其尚未出隴東高原的範圍。
三、西周中期的邊疆與民族
縱觀這一時期周王朝同東南方向夷人的戰爭，穆王伐徐戎於蘇北一帶，至懿、孝時周王朝又與盧夷、虎夷等戰於魯東濰河流域，後一階段淮夷甚至自江淮地區入侵至伊洛流域，最終同周人戰於伊洛地區。通過對前後多次戰爭的分析及戰場的推斷，我們基本可以判斷西周中期淮夷大致居於江淮一帶，魯東南地區也偶有分佈，其始終位於周王朝東至的邊緣地帶。隨着時間推移，南夷開始向周王朝東土不斷靠近，直抵齊國邊界，而後更是北上進入宗周以南的伊洛地區。面對來自南方淮夷的巨大進攻壓力，周王朝的軍事優勢漸失。儘管根據西周晚期《駒父
同時，西北方向的戎人族羣作為一個整體，始終居於周王朝王畿地區的西部最外緣。西周中期戎人大致處於隴東地區，儘管穆王遷犬戎於太原，但戎人基本仍未向東越出隴東地區。20世紀末至今，涇河上游一帶發現有許多西周墓地及青銅器，如姚家河墓地、洞山西周墓、靈台西嶺、百里溝、王家溝的西周墓以及崖灣西周墓等。這一系列墓葬的年代多集中在西周前、中期，晚期的墓葬及隨葬銅器發現很少，其中有銘器者更為少見。這似乎表明在西周早期周人勢力廣泛分佈於涇河上游地區，但至西周中期周文化開始逐漸退卻，到西周晚期周人已基本退出涇河上游地區，而這也恰好與這一時期玁狁東侵的歷史記載相印證。
西周中期以來，周王朝所轄疆域呈不斷收縮之勢，至西周晚期，戎人不斷進犯之時收縮更甚。儘管這一時期周人與戎夷之間仍有短暫的和平，但兵戎相見已成為此時民族關係的主要表現形式。由此我們審視西周中期周王朝的邊疆，很大程度上是隨着外部戰爭、軍事活動的內容而發生改變，戰場即是其判斷依據。其中涇河上游、淮河流域是周王朝着力經營的兩處地點，分別於西北、東南方向起着控制邊疆地帶的緩衝作用。周人在這兩個區域的經略，在不同時期隨着戰爭內涵的變化而變化。據此我們可以認為西周乃至以後歷代的邊疆從來都不是一個固定的、封閉的體系，邊疆作為一個聯結內外的中間地帶，始終隨着文明間的交流與碰撞而發生動態的變遷，而戰場的變化表明了戰爭便是邊疆發生變遷的動因之一。
邊疆地帶的變化不僅是客觀上戰場變遷的反映，同時也是周王朝內部軍事思想與策略發生轉變的顯著標志。西周中期周人面臨着東西兩個方向巨大的外部壓力，根據這一時期戰場的變遷，我們可以判斷周王朝一改早期主動率兵征伐邊疆民族的進攻趨勢，轉而以被動防禦作為主要應對策略，以期最大限度地保有其現有的經濟資源與政治地位。而這一轉變也影響了周人與周邊少數民族的民族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夷夏”觀念的產生與發展。
具體來看，商周時期內外服制的設置將“王畿”這一概念界定於制度層面，戰爭的發展則將王畿內外的歸屬置於認同的高度，所謂的民族關係也主要歸結於生活於王畿內外的人羣的身份認同問題。因其各自對生存空間的需要而積極尋求擴展，各方之間的衝突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劉易斯·A·科塞指出，對外衝突的暴力和激烈程度提高，會增強羣體邊界的劃分。而塞繆爾·亨廷頓也坦言：“人們總是試圖把人分成我們和他們，集團中的和集團外的，我們的文明和那些野蠻人。”周王朝以正統自居，與周邊少數民族相對立，將其稱為“夷”“戎”“狄”等。就考古學文化來看，二者從某種意義上可大致對應為分佈於西周疆域範圍內的以周文化為主體的文化，和廣泛分佈於西周疆域周邊的非周、非中原面貌的考古學文化。隨着對立雙方衝突的加劇，“夷夏之辨”的觀念應運而生。我們認為西周中期“夷夏之辨”觀念的對立，實際是建立在周王朝處於戰爭的劣勢方這一特定背景之下的。通過構建民族對立的關係以凝聚人心和認同，鞏固統治，正是統治集團在面對來自周邊的政治軍事壓力時，提出“夷夏之辨”的對立觀念的真實寫照。而相對應的在大一統時期，中原王朝取得主導地位時往往強調“夷夏一家”的交流與融合。由此可見，民族認同的本質，既是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一種政治產物，它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觀性，且隨政治形勢的改變而改變。總之，儘管我們無法通過戰場、邊疆等地域概念區分不同的民族，但它們卻提供了用以判斷不同時期政治背景與民族關係的重要信息。
四、餘言
戰場是某一次乃至某一階段軍事活動的中心，它始終具有顯著的地域指向性、文化交融性等特點。戰場遺存的確認與研究，有助於我們或直接或間接地對地緣、政治等相關問題作出解答。通過以上對西周中期戰場遺存變遷的觀察，我們對這一時期周人同周邊部族的戰爭有了基本的認識。西周中期，周王朝的邊疆地帶隨戰場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總體有收縮趨勢，相對應的，以防禦為主的軍事策略則逐漸代替主動進攻，成為此時周王朝應對外部威脅的重要策略。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夷夏”民族關係的對立得以提出並逐步演變。因此，我們認為西周中期的戰爭是這一時期邊疆形成與民族認同構建的重要動力，而戰場作為判斷的主要依據當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這也為日後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