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若水 | 互助服務、市場驅動與生活價值——後疫情時代英國合作社的革新與啓示_風聞

英國是現代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也是現代合作社和互助社的創始地。從 19 世紀合作農場的形成，到 20 世紀 20 年代初電梯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的出現，以及農村信用合作社的蓬勃發展，歷經近 200 年的發展，目前每不到 5 個英國人中就有 1 人是合作社成員。2020 年英國已坐擁7063 家合作社，成員達 1492 萬人，僱傭了 24 萬多名員工，年度營業額超過 380 億英鎊。合作社被視為英國可持續的、公正的、包容的經濟建設性力量。同時，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許多市場和政府無法解決的複雜問題，恰恰是合作社可以大顯身手之處——迅速反應並重新有效分配資源， 共擔風險降低失業風險，更好服務所在社區，比公司更具韌性等共生優勢充分展現。英國合作社（We are the rebuilders），要在創造體面的新生活、社區中可及的工作、為當地產業企業注入新生命、將新社區精神轉化為變革性社會行動四大領域作出積極貢獻。

據Co-operative Development Scotland（CDS）對 1230 人的一項調查顯示，76% 的蘇格蘭合作社成員認為合作社的所有權模式幫助他們度過新冠肺炎疫情危機，64% 的人認為流行病讓他們的事業更有社會責任感。蘇格蘭合作發展協會的負責人克萊爾·亞歷山大（Claire Alexander）作出這樣的評論 ：“疫情之下，企業家優先考慮福利，社區號召互相幫助和支持，創新型新方法也具備了經濟可行性。此外，人們撇開個人而開始關注集體的行動。員工所有制、社區所有制和財團合作是多元所有制的典型，可以在整個商業社區實現必要的變革。”新冠肺炎疫情使人們意識到合作社有助於培育更廣泛的社區凝聚力，所以英國合作社將疫情視為人們認識其更廣泛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理念的最佳時機，進而推動英國經濟強勁復甦。

透過疫情審視“經濟共生”的優勢和潛力，大概沒有比世界上第一家合作社產生地——英國， 更為合適的研究對象。現有的研究多強調甚至誇大合作社的“社會性”價值，而忽略合作社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組織，缺乏長時段的歷時分析和組織演進邏輯分析，對英國合作社規制體系也缺乏系統的梳理。本文擬通過長時段梳理英國合作社產生髮展的歷史脈絡，分析其在傳統合作社、現代合作社、新合作社三個不同發展階段的轉變歷程，探究不同發展時期互助服務、市場驅動、生活價值的驅動力，並直面合作社經濟構建共生經濟面臨的挑戰，助力全球合作社與共生經濟發展。

英國合作社的發展歷史與思想動力

（一）互助服務與合作社精神的形成

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早期工業革命產生了大量無產無業的窮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窮苦工人和失業大軍為了生存抱團取暖而建立合作社。以歐文（Irving）、傅立葉（Fourier）等人為代表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起到了思想動員的作用。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在《國際工人協會宣言》中明確指出 ：“在英國，合作制的種子是由羅伯特 ·歐文播下的。”這些思想家親身實驗，通過合作社形式改造資本主義，歐文創辦的《合作社》雜誌，記載了當時數以百計的合作社案例。其中，1769 年蘇格蘭額爾郡成立的“便士資本家”合作社，被看作歷史上第一個合作社。

世界上公認的第一個比較成功的合作社是 1844 年 12 月 21 日英國成立的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由該鎮 28 名紡織廠工人每人股金 1 英鎊發起成立，第一年的產品僅有面粉、燕麥、糖、葡萄乾四種 ；第二年才增加茶葉，社員人數 74 人，十年後社員數達到 1400 人，運營資金增加 60 倍。其創設宣言從“提高社員經濟利益及社會的、家庭的生活水平”開始，到“商品交易的道德變革”， “不僅是經濟革命更是精神革命”，乃至通過合作社建設“自立的國內居所”等，堪稱“宛如夢境的優美宣言”。1937 年國際合作社聯盟。在第十五次巴黎大會上，以“羅虛代爾原則”為基礎總結制定七項“合作社原則”，即自願和開放的社員制、民主的社員掌控、社員的經濟參與、自治 與自主、教育訓練與宣傳、社間合作、社區關懷，從此合作社實踐的國際標準確立下來。19 世紀70 年代，合作社伴隨巴黎公社的勝利達到巔峯，1863 年英格蘭中北部 300 家零售合作社共同成立整合式聯合批發機構——北英格蘭合作社，1870年成立合作聯盟（Co-op  Congress）／聯合社，1872年合作聯盟改名改製為合作批發社，開始將業務擴展到食品進出口、航運、保險、銀行等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合作社與早期共產主義思想及其運動有着緊密的關係。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後，合作社取代工會成為工人團結鬥爭的工具。1864年9月28日，國際工人協會在倫敦成立，馬克思撰寫《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對合作社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工人“合作工廠”（Cooperative factory）是1848年以來工人階級在革命低潮時期取得的兩大勝利之一，是“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財產的政治經濟學取得的一個更大勝利……他們證明：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勞動工具不應當被壟斷起來作為統治和掠奪工人的工具；僱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註定要讓位於帶着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

同時，早期合作社運動的發展受到拉薩爾（LaSalle）、蒲魯東（Proudhon）等人“藉助合作社消滅資本主義”空想理論的影響，放大了合作社的政治作用。而馬克思對此有着清醒的認識，他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作了精闢的總結 ：“不管合作勞動在原則上多麼優越，在實際上多麼有利，只要它仍然限於個別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狹隘範圍，就始終既不能阻止壟斷勢力按照幾何級數增長，也不能解放羣眾，甚至不能顯著地減輕他們的貧困重擔。合作制度限於單個的僱傭勞動奴隸通過自己的努力所能創造的這種狹小形式，決不能改造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合作社只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有效形式，只有全國範圍內協調的合作社才能稱之為共產主義。在 1871 年撰寫的《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還指出 ：“如果合作制生產不是一個幌子或一個騙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計劃調節全國生產， 從而控制全國生產，結束無時不在的無政府狀態和週期性的動盪這樣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難以逃脱的劫難，那麼，請問諸位先生，這不是共產主義、‘可能的’共產主義，又是什麼呢？”

馬克思領導的國際工人協會

共產主義運動轉入低潮以後，英國合作社運動逐漸被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吸收，在與工會合作的基礎上，成為 1906 年成立的英國工黨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英國合作社的實踐、思想與法律，還對美國和日本產生了深刻影響。美國 1890 年以後牛奶、糧食、牲畜運輸等合作社迅速發展，1922 年出台的《卡帕－沃爾斯坦德法》幾乎全部照搬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的組織原則，成為美國農業合作經濟發展的轉折點。國際合作聯盟基本延續了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的原則， 形成國際普遍接受的合作社經營七大原則。日本在美國和國際合作社運動影響下，充分結合本國國情，將原有基層農政等通過資源轉讓給農業合作社系統，形成體系龐大、功能完備的農協系統， 遍佈全國的專門農協、一般農協、綜合農協系統，政府同時通過多種渠道干預綜合農協或農會的不當經營活動，形成有別於西方國家的、適合小農國家 / 地區、非市場化的合作化道路。

（二）市場型合作社的治理結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着產業更新和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生產集中和壟斷程度不斷加劇，傳統與新型失業問題交織，英國合作社在市場化、全球化的猛烈衝擊下，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呈現出飛速發展的態勢。英國合作社在20 世紀七八十年代迅速擴張，1984 年達到1000 個，1985 年達到1400 個，1986 年達到 1500 個。這一時期合作社發展更多地表現為獨立的農場經營者社會運動，但其背後的動力往往是經濟性的，即尋求在日漸成熟的組織化市場體系中提升自身的位置和保護自己的利益。這一時期，英國合作社發展的資本轉向趨勢明顯，出現了更多市場型的合作社 ：資本積累合作社（Capital Accumulative Co-operatives，CACs） 和具體資本合作（Capital Specific Co- operatives，CSCs）；後者又可以分為資本廣泛型合作社（Capital Extensive Co-operatives，CECs）、資本密集型合作社（Capital Intensive Co-operatives，CZCs）。英國的CACs通過社員提供的資金以及其他方面的融資，形成農產品生產、供應和銷售的完整鏈條，以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英國的CACs擁有數以千計的會員，幾乎都是大型的、以資本為基礎的、區域性的、跨領域的合作社，年銷售額通常在2000萬到6000萬歐元之間。CACs經營的核心與傳統合作社不同，社員不投資特定的合作服務或設施，而是為合作社本身提供資金，這些資金在農民理事會的監督下由專業經理人運作，大大提高了合作社的收益水平。CSCs則致力於提供與合作社業務相關的專業服務，由會員按比例提供資金，同時將服務產生的運作、維修所需的費用減至最低。CSCs通常規模比CACs小，並且更偏向於提供功能性的服務，他們的服務涵蓋了採購、營銷和服務等領域。在這種朝向資本和市場的結構轉型過程中，英國合作社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顯著特徵是以治理結構、機構關係和成員異質性為重點的合作模式。

合作社在結構上出現全新的變化，而傳統的基於社區層面的小型專業合作社仍然普遍存在， 但是應對連鎖化公司的合作社支持組織和社間合作成為英國合作社發展中的重要趨勢。以歐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合作社英國合作社集團（The Co-operative Group）為例，其下屬的 44 個分社擁有 1.5 萬個企業團體會員和 800 萬名社員，有超過 2800 箇中小型零售店，是英國第一大殯葬服務的提供者、第五大食品零售商，並發展出遍佈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合作社以低收入人羣為主的發展策略已經不能適應英國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結構，會員數量下降。面對嚴峻的經營形勢，英國合作社集團在消費主義浪潮中僱傭專業經理人進軍超級市場。不過， 利潤主義的追求帶來嚴峻的挑戰，公眾很難清晰地辨識合作社的身份和價值主張，自然認為合作社已經向市場投降，市場環境的系統性特徵也使許多人相信這些合作社正在放棄自己的身份，退化為典型的資本主義機構。2009 年，英國合作社集團業務嚴重縮水，醫藥、旅行社、殯葬等部門先後轉讓出售，年營業額由最高時的 230 億英鎊跌至 2014 年的 94 億英鎊，員工從 20 多萬人降至 7 萬人。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合作社對原初精神的背棄。英國合作社集團是2000 年由蘇格蘭合作批發社（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合併合作零售服務社（Co-operative Retail Services）而來，合併後取消了一般社員的投票權，演變為有合作之名而無合作之實的公司，合作社中的“休眠會員”（Dormant）佔到 30%，更多的社員是“消費社員”而非“員工社員”，合作社中的合作、民主、共同決策精神形同虛設。同時，英國的合作社發展受到歐洲一體化的強烈影響，自 1982 年以來，歐洲議會發表了多份報告強調合作社對歐洲一體化的重要性。

英國合作社

（三）多元共生與“合作三難”的克服

20世紀末以來，伴隨着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遷，尤其是全球化進程，在大規模的複雜市場結構中，合作社經歷着新的“生命週期”。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英國中小企業大規模倒閉，失業潮席捲各個行業，銀行信貸面臨嚴峻挑戰。英國許多合作社或應對遲緩，或方向偏離，或無原則模仿企業方式，陷入巨大危機，如英國合作社集團的年營業額從高峯時代230億英鎊跌至2014年的94億英鎊。合作經濟一時間在主流社會中成為了古板、過時的代名詞。

更確切地説，合作社由傳統的內向經濟導向轉變為更外向的社區導向，由傳統的單一利益相關者到新出現的多利益相關者合作的轉變，使合作社在應對市場、公民社會和國家關係時面臨“合作三難”（見圖1）的困境，在處理三者關係時出現了種種挑戰。如何革新合作經濟理念，為合作社尋求更廣泛的社會和思想基礎，成為合作社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多元共生”理念出場。

第一，新一代合作社重新定位合作經濟的價值。為了應對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和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傳統農業快速向農業工業化轉變，下游的食品產業工業化也迅速集中化和縱向整合，農產品市場、零售體系、技術創新、市場細分等結構性變遷，正在給佔合作社主體的英國農業領域的合作社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合作社的治理結構和組織形式、研發活動、信息共享、市場規則都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革，合作社正在出現橫向合併、縱向聯合的趨勢。究竟如何定位合作社與市場的關係？2000年至今，被看作合作社發展的多元化時期（Heterogeneous），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NGCs）出現。主流經濟學將合作社放置在市場多樣性中理解，合作社被視為協調市場與企業之間的混合動力，合作社模式試圖處理市場與社會責任的平衡，被認為是替代正統市場的一種可行且有前途的選擇，以應對“合作三難”中的市場問題。

在實踐層面，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理論被廣泛應用到英國合作社的研究中。研究發現，合作社的異質性大大提高，不同的合作社員在合作中的受益方式也大相徑庭。同時，合作社內部系統也呈現出很強的差異性譜系，零售與市場類合作社的“所有－決策權”已經高度分離，而生產類合作社則是二者高度合一。地方性的合作社更加強調社區社會責任，專業性的合作社更加強調產品質量和小眾消費。

羣體認同是誘導合作行為產生的重要因素，也是合作社研究的傳統所在，合作社藉助最新的理論位置／地理模型來分析合作社異質性發展帶來的挑戰。研究發現，傳統的合作社運動與社員的地理位置或社區歸屬感有着緊密的關係。隨着交通和通訊成本的降低，地理因素在農民間作為區分性的屬性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其他因素如農民對集體組織與個體創業的態度變得越來越重要。在跨地域或全國性的合作社運動中，社員與合作社的契約關係和參與程度變得更為關鍵。面對農業中發生的集中度增加和垂直協調機制兩個重要變化，如何解決合作社的複合產權問題，特別是合作社中資本的介入問題，成為當前合作社研究的焦點。

農業合作社

第二，合作社社會價值的再認識與支持體系創新。新一代的合作社更加強調社會支持網絡的建設，期待構建合作社之間的夥伴關係。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英國合作社聯合社設立Enterprise Hub企業分享器，通過契約擬定、工資制度、內部治理、資金管理等支持性服務，幫助這些中小企業轉型成為合作社或協助成立新的合作社。到2014年，他們在短短几年內就幫助建立了1500多家各種類型的合作社，也極大激發了其擁有的7000多家合作社會員的發展活力。這一計劃因英國合作社集團經營危機短暫停止後，於2016年以“The  Hive計劃”的名義重啓，由合作銀行提供100萬英鎊開展諮詢與持續培訓服務。同時，在英國全國層面，由英國合作社、蘇格蘭合作發展組織、龐克特基金會、非正式就業全球化組織中的婦女等，共同組成一個從國家到區域、從服務到業務支持的完整合作經濟系統。

在走出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向居民募資、社區集資的合作經濟出現巨大的翻轉效應，被視為解救經濟衰退和社會問題的“新星”。有機農業與綠色消費、公平貿易、城鄉互惠等與合作社理念組合起來，衞生保健、糧食安全、環境保護、替代能源和替代食品等理念也被引入合作社運行中，合作與互助模式在健康、兒童保育、休閒、體育以及公用事業等新領域得到發展。“新互惠主義”、多元共生和生活價值，成為合作社發展的新價值主張，強調合作社與社區的合作，以及在地響應能力，將合作社作為分散決策和地方參與的平台，提高了合作社員的參與能力。

第三，自由化市場中的公私關係博弈。當下英國合作社面臨的市場結構與其誕生之日並無根本區別，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仍然是英國經濟的基本特徵，英國合作社並沒有特殊的財政與法律支持，合作社可以爭取的政策紅利和其他商業主體一樣，取決於合作社類型、行業領域、組織規模與註冊形式等。2008年經濟危機後，合作社在就業與經濟增長上發揮的積極作用，促使英國法律與政策制定者討論如何為合作社創造一個更為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合作社可以在不放棄社會和文化使命的情況下，與以投資者利益為導向的企業進行有效競爭。理論界呼籲制定針對性的支持政策，小型和新興合作社需要更多的有針對性的資金、能力建設和組織方面的援助，較大的合作社則需要更多的國家層面和歐盟的支持，幫助其實現專業化目標。

（四）合作社的歐洲傳統與價值關懷根基

在英國合作社近200年發展的興衰沉浮中，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突出地體現出合作社的價值。合作社在為當地社區提供本土化服務、促進經濟增長、提升健康和福祉等方面作出重大貢獻，合作社的價值關懷（Value Penetration）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合作社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合作，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互助和合作生產在文化層面對於主流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發起挑戰。延綿不絕的英國合作社事業，實際上是歐洲深厚的合作經濟傳統與文化的體現。歐洲合作社在各個經濟部門都擁有相當可觀的市場份額，它們滲透到幾乎每一個經濟活動領域，並且在農業、金融中介、零售和住房以及工業、建築和服務部門表現突出。2015年，歐洲有合作社企業近18萬家，提供直接就業550萬人次，年營業額超過1萬億歐元，會員超過1.4億，這意味着歐洲每5個人中就有1個是合作社的成員。而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歐洲合作社更是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自2009年以來，歐洲合作社企業數量增長了12％，合作社會員數量增加了14％。研究混合寡頭壟斷的文獻認為，在當地的農業市場，農業合作社的形成和持續存在是對批發、加工企業的壟斷或寡頭壟斷力量的一種抵消反應。

意大利、土耳其、法國、西班牙是歐洲合作社分佈最多的四個國家，分別擁有39600、33857、22517、20050家合作社；法國、德國、荷蘭、英國、意大利作為歐洲合作社成員最多的五個國家，成員人數分別為2610萬、2220萬、1691萬、1492萬、1262萬人。歐洲的合作社傳統還體現在居民加入合作社的程度上，芬蘭、塞浦路斯、挪威、瑞典國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分別高達85%、60%、45%、40%，荷蘭則是國民全體合作社化，每個國民至少是一個合作社的成員，意大利、法國、芬蘭、德國合作社就業人口分別佔總人口的4.5%、4%、3.5%、2%。歐洲合作社中尤以銀行和消費類合作社最為流行，會員達到歐洲全部合作社的60%。這些合作社極大地解決了國民就業問題，在應對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時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歐洲合作社業態體系多元，適應能力強大。歐洲合作社遠非我們想象的只在農業領域發展，而是形成涵蓋工業與服務業、農業、住房、消費、銀行、保險、醫藥、新能源、零售等完整的產業體系與鏈條。農業、零售、消費領域的年營業額佔比分別達到歐洲合作社總額的39%、30%、12%。除此之外，歐洲合作社形成了一套健全的法律規制體系。如德國早在1889年就頒佈了《合作社法》，1983年又頒佈了《營利合作社和經濟合作社法》，使合作社及其社員資格、理事會、監事會、社員代表大會等方面的制度不斷完善，形成一套完備、公正、嚴密的法律規範體系，對於避免合作社潛在的生存危機、重大業務風險，以及違法違規行為起到了很好的預防功能。

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中往往關注合作經濟和社羣的經濟意義，但實際上其背後有着更為重要的社會和文化意義。人類生態學家阿莫斯·霍利（Amos  Hawley）1950年提出的共生合作思想，便重新解釋了消費活動的本質，即消費一定是個體間的聯動行為，且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緊密聯繫，協同消費正是將滿足日常需求與他人建立關係相結合的活動。

英國合作社的多重合作邏輯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紮根社區的英國合作社利用最短的供應鏈體系將食物等急需物資投送到居民特別是社區弱勢人羣中，合作社的便利性、社區性、服務性特點被公眾更深切地認識到。合作社使生產者、銷售商、消費者共贏，也使當地對食物供應有更強的可控性，許多食品消費合作社的會員、交易額在疫情期間甚至達到1200%的增長。英國乃至歐盟各界都開始倡導更具韌性和温度的合作經濟，從重塑社會經濟生活的角度來思考合作社的綜合價值。

（一）“國家-社會-市場”下的合作社精神

在英國傳統中，國家對合作社的規範一直較為鬆散，沒有界定和保護合作社的統一立法框架，合作社精神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內在約束，而沒有法律規範。1852年，英國頒佈了世界上第一部合作社法——《工業及互助會法》（Industrial  and  Provident  Societies  Act），承認了合作社的法律地位。現有的法律體系《合作社與社區福利協會法》（2014），是在《工業及互助會法》（1965）基礎上修訂的，其規定三個自然人或者已註冊合作社的兩個會員就可以申請成立合作社。關於合作社的相關法律規範較為分散，有《農業法》《信用合作社》等，合作社在法律上沒有財政、行政或金融特殊支持政策。即使合作社面臨重大危機，政府也不會提供任何特殊的支持。所以，英國合作社一般是以工業和互助會或公司形式獲取法律身份，通過擔保或股份實現有限責任。產業和儲蓄合作社在金融服務監管局登記，保障其民主和社區福利治理原則。部分原因是由於《投資和公共服務法案》的侷限性，使得許多合作社（主要是工人合作社和社區合作社）選擇以公司形式註冊。總的來説，他們以擔保有限公司的形式成立，沒有股本，這也是慈善機構和其他非營利志願組織廣泛使用的一種註冊方式。這種方式提供了在《投資和公共服務法案》下無法獲得的靈活性，但合作社無法獲得股本。近來，一種新形式的社會公益企業——社區公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出現，想把他們的利潤和資產用於公共利益。社區公益公司既有公司的正規性，又有很強的靈活性，但其必須向獨立監事報告他們如何為社區提供服務，以及如何讓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活動，通過監管機構、社區利益測試和社區利益報告等方式保障其規範發展。合作社規範主要是合作集團英國合作社聯合社聯合制定的。英國絕大多數合作社註冊的規範，是參考英國合作社聯合社、住房合作社聯盟等進行的。

既然與市場主體在統一市場中同台競爭，合作社精神就不得不面臨風險。Bauwens認為許多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市場中運作，更傾向於一種競爭心態，在一定情況下，它們為自己的成員利益工作，而不是為共同利益工作。因此，這種改變將通過合作社朝着共同利益和治理模式的方向進行，其中包括所有相關方（多方利益相關者合作社）、全球政治、社會組織以及當地的生產。

新合作社、互助社、社會企業和非營利組織等新社會經濟的出現，對舊社會經濟旗手——合作社帶來嚴峻的挑戰，包括合作社在內的新社會經濟正在面臨着發展與規制的兩難挑戰，以合作社經濟之名來避税、不正當競爭或者違反國家或地區相關法律的問題開始浮現。特別是當下許多合作社擁抱共享經濟，可能會進一步扭曲合作社的本質。Conaty和Bollier的研究表明，許多（大型）合作社只是適應了資本家的競爭行為，它們違反了合作的價值觀，以合作的形式來掩蓋資本主義企業的本質。在新的時期需要賦予合作主義新的意義，開放合作主義是傳統合作主義的再生，而傳統合作主義與合作經濟是相輔相成的，由此產生的協同效應可能產生一種“新型的後資本主義和道德市場”。用Como 和Batistoni的話來説，“創造國家市場雙頭壟斷之外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新形式”。如何避免合作社成為資本和技術控制的“零工經濟”，既是合作社自身面臨的挑戰，也是國家監管需要深入思考的新問題。

（二）“人大於利”的產權理念和民主經濟

合作社的最大魅力在於，提供了一種不同的產權體制表達方式。在現代西方產權社會化傾向中，合作社顯然是一種工人以勞動聯合為基礎，要求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重新統一的新型產權形式。從更為廣闊的市場體系來看，在生產源頭聯合起來的合作經濟有助於整體上增進社會福利。更為重要的是，合作經濟與商業企業、個體農户共同構成的經濟體系，避免了壟斷和控制，給經濟體系帶來活力和多樣性。合作社客觀上是在資本主義僱傭制度的外部、縫隙和破損的空間中生長出來的。不過，當代世界越來越重視合作社為代表的合作經濟的建設性功能，歐盟的研究報告指出，合作社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部門。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合作社成為一種新型的所謂包容資本主義的有效載體。

經濟哲學家強調按比例的利益分配，而社會哲學家強調“一人一票”形式的民主控制形式才是合作的基本原則。合作社倡導者正是在社會哲學基礎上，創造了不同於公司與人互動的方式，強調且實踐“人大於利”（People before Profit），合作社內部雖然也強調經營管理，但是“一人一票”和按結餘分配，形成了一種沒有階級的經濟組織形式。國際合作社聯盟在ICA2020規劃藍圖中指出：合作社是促進增長和發展的工具，是一種允許人民和社區同時滿足其需要和願望的商業模式。在這些目標中，尤其要注意以下幾點：

國際合作社聯盟

第一，內生經濟發展和地方自治。特別是在全球化和地方脆弱性加劇的背景下，社會經濟彰顯出的糾正社會福利服務赤字的能力越來越受到重視。第二，社會經濟使社會參與和民主文化更具活力，糾正了各利益集團在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的不平等問題，在提高地方社會凝聚力方面，特別是在地區一級公共政策協商中發揮出建設性的作用。第三，社會經濟以比傳統公司更公平的方式，提供了分配和再分配收入和財富的可能性。第四，社會經濟已經顯示出它創造就業機會、糾正就業市場各種不平衡和增加就業穩定性的能力,並通過保護公平交易、探索新的職業，將社會排斥中的貧困羣體納入就業市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英國合作社聯社的研究報告特別指出，合作社並不是市場中的弱者，在五年成活率上，合作社（75.7%）遠遠高於一般公司（42.4%），因為合作社降低了成本，且更關心盈利之外的中長期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合作社也大大分散了投資和就業的風險，創造了一個不只是追求增長速度，而是更為健康的經濟生態。當然，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合作社的本質屬性是經濟組織（Economic  organization），然後才是社會組織。合作社產生的基本動力還是通過合作降低成本，提高談判能力。在與“市場之狼”共舞中如何維繼社會使命，既是英國合作社面臨的挑戰，也是歐盟和全球合作社的共同問題。

（三）公平共享的文化經濟和社羣文化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和資本佔絕對優勢的背景下，經濟社會地位處於劣勢的農民、小規模生產者、工人集合創設的組織，根本無力抵抗資本力量，只能通過弱者羣體團結起來互助合作進行經濟活動，建設一個合作型社會，以期改善現狀。2014年，歐洲經濟和社會委員會在其關於21世紀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合作或參與式消費的意見中，將協作式或參與式消費定義為：通過現代技術和社區實現的傳統的共享、交換、借貸、租賃和分發方式（paragraph 3.1），一種文化驅動的、能夠彌合階級不平等和族羣分隔的經濟形式，正在成為歐洲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以合作社為主體的共享經濟，使冷冰冰的消費行為本身成為充滿社會意義的有機構成部分，將人類生活從狹隘的消費者角色中解放出來，使消費本身成為一種充滿信任、關懷的互動過程。2014年，極具吸引力的税收優惠和靈活的員工持股信託（EOT）政策被引入合作社事業，但推動合作社發展更為重要的動力絕非簡單的税收和效率，社員忠誠度、合作社地區發展使命、經營效率，都是當下合作社需要面對的關鍵挑戰。

當代英國合作社既延續了區別於市場的勞動思想，又經歷了合作經濟自身的沉浮得失。英國正在衍生出影像、陶藝、設計、書店等全新領域的合作社，以食品、勞動、服務為主的合作社比任何時候都強調公平分配、為自己工作、更好地生活等理念；合作社的規模最小2~3人，大的合作社則社員遍佈全國；有的合作社成為行業獨角獸，有的僅為成員提供一份基本工作和保障；經由2008年經濟危機後的合作社“吃一塹長一智”，對更好生活和勞動價值的反思更為清晰，合作社七大原則在商業糾纏中再次激發社會公眾的討論，合作社的創新與善治得到更為充分的重視。

（四）面向未來的公平、可持續發展的“再造者”

合作經濟是具有多重價值的民主經濟，疫情期間合作社賦權生產者、消費者，社區的效能凸顯。疫情發生以來，英國合作社聯社設立應對疫情的協作網絡，從11個方面為合作社提供金融、人力資源、治理、營銷策略支持，對7000多家合作社提供全方位支持，積極向銀行協調支持合作社的社會經濟專項低息／無息貸款；面對疫情導致的失業與低收入問題，合作社發起了“社區商業復興計劃”“工作支持計劃”等，以降低疫情導致的新不平等問題的影響。

疫情嚴重衝擊了市場主導的英國公共服務體系，合作社利用“貼近社區”的靈活優勢，迅速彌補了市場服務的空白，向社區居民特別是低收入弱勢羣體提供便利的服務，構成英國合作社主體的農業和食品消費合作社表現特別搶眼。同時，面對疫情對就業和合作社運營的衝擊，合作社的韌性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既能通過會員制更好地分擔風險，又能避免商業企業對短期利潤追求的壓力，兼顧了員工、合作社、社區等多元利益相關方的多重需求。可以説，疫情為合作社更好地回應社區需求、加強社區鏈接提供了機會，也大大提升了公眾對合作社建設性功能的認識。

英國是“盎格魯－薩克森式”資本主義的典型，深受自由放任市場思潮的影響，合作社發展的社會文化與市場環境並不樂觀。疫情也揭示了英國合作社發展的諸多不足，主要體現為公眾對合作社認識不足、政策體系缺失、商業運營創新的税收金融支持不足等。疫情期間，英國合作社積極從政府獲得支持資源，改善合作社發展制度環境，緊緊圍繞英國首相鮑里斯解決地區與階層發展差距的施政口號——“拉平”，提出支持合作社發展與疫後復興的七大建議：

第一，一次性撥款2000萬英鎊，成立社區共享投資機構；第二，五年內提供500萬英鎊，助力更多社區有效利用社區股份；第三，為深度貧困社區培育和調動社會資本提供資金支持計劃；第四，為深度貧困社區量身定製同伴輔導和指導計劃；第五，出台資助計劃激活現有社區組織的效能；第六，設立“平台合作加速器”，使合作社擴展到英國城鄉社會；第七，在英國“脱歐”後的新“升級”計劃中，使社區在主導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些措施大部分得到政府積極有效的響應，針對17%的合作社不能獲得政府資助的問題，英國合作社聯社也向首相提出建議，最終成功將合作社納入3000萬英鎊支持計劃當中。

總之，作為“國家—市場—收穫”多重邏輯的社會經濟形式，從抱團取暖的初心使命到倡導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未來願景，英國合作社展現出極具彈性的適應力。在疫情大考中，英國合作社經濟、社會、文化的多重性得到全面的激活，其強勁的生命力和發展後勁為迴歸到人的經濟提供了方向。

動態多元中的合作精神與務實發展

正如翰斯頓·伯查爾（Johnston  Birchall）所言：“當一家常規的、由投資者所有的企業經營不善時，人們問它為什麼會經營不善。當合作社經營不善時，人們問的卻是合作社究竟是否可行。”市場經濟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最為普遍的經濟組織形式，市場原則也滲透到人們的價值觀中，英國合作社200年的興衰沉浮，為我們理解合作經濟提供了難得的鏡鑑。

儘管大多數農場與服務型合作社都有着強烈的“服務”使命，致力於最長久地服務最多的人，但當代英國合作社已經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多元化階段，農業銷售合作社嘗試在服務和利潤之間尋求平衡，新一代合作社則試圖以其會員收益為核心，生活價值端合作社則更加註重社員參與和民主進程，每一個合作社實際上都力圖在這三種因素中尋求平衡和發展。

英國合作社既沒有放大合作經濟的功能，也沒有放棄在自由市場中逆行的嘗試；既接納巨無霸式的合作社，也鼓勵2~3人的小型合作社；既引進專業經理人，又爭取在內部治理中實行“一人一票”的原則（One  member,  One  vote）。這種在動態多元中推動合作社務實發展的態度和堅持合作的精神，或許是英國合作社給中國的重要啓示。

當代英國合作社發展的思想動力，實際還是對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反思和批判。英國在過去數十年的時間一直是歐洲新自由主義的“急先鋒”，並因此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和貧困問題，“脱歐”的全民公投實際上是許多英國人發泄不滿和憤怒的出口。越來越多的民眾希望一種更民主的經濟變革，並訴求社會民主變革。這種帶有社會民主主義的變革，強調超越單純增加利潤和股東價值的社會目的，強調政府的權力和資源下沉到地區和地方政府，並致力於賦予勞動者話語權。英國合作社發展的歷史表明，完全以經濟效率來評價合作社的價值，恰恰是一種短視和工具行為。特別是在全球經濟波動和貧富差距日漸加劇的情況下，不遏制“自由優績制的資本主義”（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將導致人羣的對立、社會的衰敗和國家的破裂，推動合作社這一重要形式的發展，將在維護社會穩定及緩和階層衝突方面發揮着重要的功能。

合作社在現實目的上是守護自己生活的組織，在未來理想上是建設合作型社會，但既不能高估合作社的作用，也不宜忽視合作社自身的內在缺陷。英國的合作社經濟發展雖然歷史悠久，在總體經濟中佔比只有1%，總體上合作經濟仍然是邊緣化的少數經濟。同時，合作社制度也有一些固有缺陷，如合作社社員的參與度問題，英國合作社集團有760萬名社員，卻只有25萬人參加選舉；合作社誕生之日就難以解決搭便車的問題；股價作為市場信號可以告訴股東普通企業的經營好壞，但合作社沒有類似的靈敏反饋機制；面臨市場化競爭，合作社具有生產技能的理事會已難以應對，但引入外部理事又面臨代理人困境。學習英國合作社的發展經驗，如果只是僵硬地表層化照搬“羅虛代爾合作社原則”，只可能是“得形忘神”。

面對疫情的衝擊，英國合作社疾呼融消費者、工作者、供應者於一體的合作經濟應該成為英國經濟發展的未來。作為合作社發源地的歐洲，合作社發展的重點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英國側重消費合作社，法國側重生產合作社，德國側重信用合作社。從全球範圍來看，合作社為農民提供技術服務的同時，還提供法律援助、種植和養殖規劃、税務援助、營銷策略、農業技術推廣、行業信息交流等服務。其幫助世界各國的農民在劇烈的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引導團結互助、鄰里友愛和關注社區發展的精神，潛移默化地增強農民民主意識，已成為現代農業建設中一項十分重要的現代農業制度。未來，合作社運動將加強主動性，並容納具有類似目的的協作或參與式消費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