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全球第一，貢獻不敵一個斯坦福，中國高校科創需要翻身仗！_風聞

“政府投入數萬億資金的研發成果，有90%打了水漂。”

作 者丨楊 倩

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原創文章，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當人們不再把房市、股市作為首選的掙錢手段時，就是中國誕生下一個谷歌的時候了。”

1998年夏天，美國加州，思科副總裁、太陽公司創始人安迪·貝託謝姆在簡單搜索了幾個關鍵詞後，給兩個年輕人開出了10萬美元的支票。

20多年後，安迪押注的這家公司，成長為全球互聯網科技巨無霸，用户近40億，市值超過1.5萬億美元，兩名創始人身家500億美元，富可敵國。

這家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谷歌。

初次見面僅十幾分鍾，兩位年輕人靠什麼打動了安迪？答案是谷歌最核心的頁面等級搜索算法。

1997年，還在讀博士的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就為這項技術申請了專利，準備創業。

他們所在的斯坦福大學專門設有技術許可辦公室（OTL），協助他們申請專利，並對外簽訂專利許可協議。當兩人因資金耗盡而焦灼之際，也是OTL幫他們聯繫到了硅谷天使投資人、校友安迪·貝託謝姆，順利籌到了總計100萬美元的天使輪融資。

作為回報，斯坦福大學也是谷歌搜索專利的擁有者，在谷歌IPO時佔股0.7%，獲利3.36億美元。

除了谷歌“雙雄”，斯坦福大學培育的硅谷科技公司創始人數不勝數，他們創辦的公司如雷貫耳：從芯片產業鼻祖——仙童半導體，到英特爾、英偉達、惠普、思科、雅虎等信息產業巨頭，以及特斯拉、領英等行業領頭羊，這些公司加起來有5000多家。

擁有58位諾貝爾獎得主、14位美國人工智能協會學者的斯坦福大學，也因此成為硅谷的智慧之源和心臟，是當之無愧的硅谷孵化器。

**據統計，1988年-1996年，斯坦福孵化相關企業貢獻了硅谷總收入的六成。**這些公司的起點，都是一項項在校園嶄露頭角的專利，而斯坦福獨特的專利轉化模式，幫助他們將利益放大到了極致。

1951年，斯坦福大學開創了一個高技術工業園區，即硅谷原型。

這個園區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將專利變現，為科研和生產搭橋，在技術轉移方面採取了第三方模式。但這一模式下，斯坦福首個專利轉移收入僅5000美元。1954年-1967年，斯坦福的專利轉讓費約4.5萬美元，與龐大的研究經費投入不成正比。

為此，斯坦福1970年成立了專門的技術許可辦公室（OTL）。OTL將專利運營做得風生水起，聘請了專利技術經紀人，負責一項專利技術從披露到轉讓的全過程，專利申請則由律師事務所來處理。

1980年，美國《拜杜法案》誕生，更是打破了政府壟斷，為大學技術轉化掃清障礙。

在該法案制定之前，政府資助科研項目產生的專利權，一直由政府擁有，科研成果轉換乏力，許多成果被閒置。該法案將知識產權收益“一分為三”：1/3歸學校或公司，1/3歸研發團隊，1/3歸負責轉化成果的中小創新企業，極大地激發了高校專利技術轉化的熱情。

隨後，美國各大學也紛紛效仿斯坦福大學，建立了自主專利技術轉移機制。

如今的斯坦福管理着有效專利2117件，技術許可率在25%左右，技術許可收益累計超19億美元。每年披露技術發明約500件，對外簽署許可協議100多件。

▲數據來源：斯坦福大學OTL年報

斯坦福以外，知識產權商業化正在全球高校如火如荼地進行。它們紛紛成立技術轉移公司，使專利技術不再停留在實驗室和論文裏。

截至2020年7月，牛津大學管理着4793項個專利項目，衍生了200多家公司，吸納融資近9億英鎊，牛津大學擁有的股份價值超過1.3億英鎊。

有“中東哈佛”之稱的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擁有專利數量多達10000項，全球170多家公司每年為其帶來10億美元銷售額。其中最耀眼的是自動駕駛輔助系統龍頭Mobileye，就是由希伯來大學兩名教授創辦，被英特爾收購之後，成為其明星增長業務。

相比之下，中國大學在全球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與美國不分伯仲：中國大學產出學術論文數量全球數一數二，專利數量也是全球數一數二，但科技成果轉化率卻被美國遠遠甩在後面。

據國家知識產權局《2019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我國高校專利轉化率極低，約為8.1%，三大技術轉讓方式分別為專利許可、轉讓、技術入股，轉化比例各為2.9%、3.2%、2.0%；而高校產業化率僅有3.7%，遠低於企業的63.7%。

中國教育部科技司編撰的《2019年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彙編》顯示，全年高校專利授權數共184934項，專利出售6115項，合同轉讓數為11207件。按此計算，科技成果轉化率約為9%。相比2015年的不足3%有較大提高，但比起美國50%的轉化率，差距懸殊。

而當年高校科技經費總支出高達2000多億元，這些成果轉化的收入，僅能覆蓋成本的2.5%。

有業內人士評論道，“這意味着政府投入數萬億資金的研發成果，有90%打了水漂。”

另據incopat全球數據庫，2018年，我國產學研合作的專利申請佔比僅1%。產業與科研的脱節可見一斑。

▲2018年產學研申請數量佔比 

數據來源：incopat數據庫

近年來，在科研經費持續增長和專利補貼政策下，中國專利數量遠超發達國家。

從研發經費投入規模來看，中國早在2013年便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科研經費投入國。

根據國家統計局、科技部和財政部公佈的《2019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2019年全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22143.6億元，比上年增加2465.7億元，增長12.5%。

▲2019年全球科研支出經費排名

  數據來源：OECD

在巨大科研經費的投入下，中國專利數量近年來飆升。2011年，中國專利申請躍居全球第一，隨後這個記錄保持了10年。國家知識產權局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專利申請量達143萬件，發明專利授權53萬件，國內有效發明專利達221.3萬件。

▲中國和美國大學Top15科研經費排行榜 

數據來源：美國科學基金、中國教育部科技司

在國際專利申請方面，2020年，中國通過專利合作條約(PCT)申請近6.9萬件專利，連續兩年打破了美國的壟斷地位。

其中，高校的身影十分活躍。深圳大學、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躋身教育機構PCT申請排行榜前五名，僅次於加利福尼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據國家知識產權局數據，截至2019年底，我國“雙一流”大學擁有的發明專利超過25萬件，其中，浙江大學、清華大學都超過了2萬件。

清華大學技術轉移研究院披露的數據顯示，2011年-2020年，其國內專利發明授權數超過1.6萬件，有效專利近萬件，美國專利授權數達到1539件，位居全國高校之首。

▲數據來源：清華大學官網

2020年，斯坦福大學有效專利為2117件，約為清華大學的20%。

然而，專利數量激增，轉化率並沒有相應大幅提高。以代表中國高校最高水平的清華大學為例，截至2020年，清華大學專利轉讓1795件，專利轉化率也只有9%。

落到最終的產業化成果，數字更慘淡。

“清華大學走到中試階段的技術，最終產業化的成功率不足5%。”清華大學河北中試基地負責人曹建國近日在接受《光明日報》採訪時透露。

在他看來，清華大學2020年專利轉讓的科技成果，大多是一次性技術轉讓，高校教師缺乏熱情。沒有他們的深度參與，項目中試都很難成功，更別説產業化了。

為何中國高校的專利數量與轉化率不相稱，甚至絕大部分專利都長眠紙間呢？

1997年，32歲的張躍明從清華大學精密儀器與機械學系博士畢業，成為北工大的第一批博士後。

他長期從事機械領域基礎研究，幫企業解決實際問題，但到了50歲，還因論文沒有別人發得多而評不上教授。這件事在科研界引起了很大爭議。

後來國家出台了一系列關於科技管理的改革舉措，學校也建立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打破“唯論文論”，加強科技成果轉化，張躍明才憑藉工業機器人領域的產業化成果，成功晉升教授職稱。

但這是近兩年才有的事情。在此之前，從重論文輕專利，再到專利“注水”，中國科研界的荒誕景象不斷上演。

在一項國家知識產權局2019年的調查中，高校和科研單位表示，被擱置的專利中，40%以上是為了完成專利評審或考核、獲得獎勵等目的。

因此到了2020年，教育部、國家知識產權局、科技部三部門聯合發文件，提出停止獎勵專利申請、專利授權，鼓勵發明人進行專利轉化，提高轉化收益比例，對評價機制的錯配進行糾偏。

但即便激勵措施到位，中國高校還面臨着專利運營能力不足的短板，缺乏真正對接實驗室與企業流水線的科技中介。

國家知識產權局調查稱，一半以上的高校，在專利轉移轉化中遭遇“專利技術水平低”和“缺乏技術轉移的專業隊伍”兩大攔路虎。

該調查指出，2019年，中國僅有6.4%的高校和科研機構設立了專門的技術轉移機構，這些機構中，有八成的專職管理人員在2人以下，專業化服務能力明顯不足。大部分專利轉移機構往往充當配角，主要職能是輔助項目申報、過程管理和成果評審驗收，成果轉移轉化卻被邊緣化。

相比之下，在科研成果的研發階段，美國大學技術轉移機構就會介入，基於市場評估價值潛力，確定知識產權保護方式以及市場推廣和轉化策略。美國大學有約30%的技術，在還沒有獲得專利授權時，就已經被成功地許可給企業商業化使用。

專利轉化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交易的活躍度。

根據《拜杜法案》要求，美國大學只能使用專利許可來進行技術轉化，大學依然保留專利權，而非專利權轉讓，即主張大學不保留專利權，專利權轉移到企業手中；同時美國大學的技術轉移手段以非獨家許可為主，一個專利可與多個企業締結合約。

我國技術轉化主要是以一次性售賣為主，一項專利轉化成功只能屬於1個合同、1個受讓方，而無法將專利重複出售給不同企業。並且轉讓後發明人不再參與，企業需要支出高額費用，還要承擔運營成本和風險，降低了企業的專利交易意願。

職務發明專利產權歸單位所有、審批手續複雜，以及侵權維權成本高等因素，也使專利發明人的積極性受挫。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2020年最新修訂版明確，“職務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權利屬於該單位”。職務發明作為“國有資產”的屬性，“不轉化無人負責，一轉化有人問責”，在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科研人員的觀望態度。

2015年，四川率先試點“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將職務科技成果由純粹國有變為國家、職務發明人混合所有。

股權分配落地後，5年後，便“喚醒”了500多項職務發明專利。西南交通大學有222個項目完成分割確權，打破了2009年之前只有一項職務科技成果轉化的窘迫。

此外，一項科研成果提交專利申請時，需要披露詳細的製備方法、基本原理等核心技術要素，這相當於是在給競爭對手指路。一旦公開上述信息，同行就能按圖索驥破解其中的關鍵技術，後來居上創造出新的替代技術。

面對抄襲，即便取證成功，發明人能得到的賠付金額也很低，平均判賠額只有8萬元，而在國外動輒幾百萬美元。

由於機制、平台、專利運營機構各個環節的缺失，知識產權變現渠道不暢，導致中國高校許多高價值專利“養在深閨人未識”，如同荒廢的金礦。

以上種種，使得我國高校整體創新力落後於歐美國家。在路透社2019全球最具創新力大學榜單中，美國佔據了46個席位，中國僅4所大學上榜，分別是清華、北大、浙大、上海交大。

▲2019全球最具創新力大學榜單  

來源：路透社

科學技術的火種，往往最先在象牙塔中點燃，隨後傳遍世界，惠及人類。

技術燈塔照耀之下，美國從200年前的蠻荒之地，蜕變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中心。

如果沒有交流電、飛機、汽車的發明，沒有“八叛徒”在一張餐巾紙上“創立”的仙童公司，沒有創新火炬的熊熊燃燒和縝密的專利保護制度，就沒有如今的硅谷。

60年前，蘇聯科學家彼得·烏菲姆採夫一篇鑽石切面散射無線電波的論文，啓迪了美國隱身F22的研發。

人類科技發展史證明，基礎研究是產業誕生和振興的根本。

而參透這個道理，願意在專利和理論等基礎研究上下苦功、與大學等科研機構聯手的企業，在競爭中將會獲得更大勝率。

2018年7月26日，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向5G極化碼（Polar碼）之父——埃達爾·阿里坎（Erdal Arikan）授獎，表彰其對5G通信的貢獻。儀式開始之前，任正非率領華為高管集體起立迎接，鼓掌長達十分鐘。

埃達爾是華為5G發展的大功臣。

2009年，華為的數學家團隊在IEEE期刊上發現了一篇極化碼論文 。論文只有26頁，作者只有一位，就是土耳其數學教授埃達爾·阿里坎。

華為團隊研究之後，如獲至寶，馬上安排專家跟埃達爾·阿里坎取得聯繫，與他展開合作，對他的這篇論文進行研究。經過近10年的研究，最終形成了華為一系列5G專利。

來自世界知識產權研究機構Grey B的最新分析顯示，華為擁有3007個已申報的5G專利族，位居世界所有公司之首；在華為的5G專利族中，華為有18.3%是正在使用的標準必要專利，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多。

2019年，華為在全球有26個研發能力中心，在職數學家700多人、物理學家800多人、化學家120多人。

深受美國《拜杜法案》啓發，任正非以“撒胡椒麪”的方式投資全球大學科研機構，不計回報，只希望讓大學受益，並回饋社會。

多年來，華為一直鼓勵坐“冷板凳”，對科研的不確定乃至失敗給予極大包容，秉持科學無國界的原則，與全球知名大學的一流科學家進行對話與合作，希望“超前世界”，佔領先機。

但華為只是產學研齒輪運轉良好為數不多的案例之一。

中國致力於科技進步和實業的人士佔比相對較少，由於缺乏創新動力，各行業內卷嚴重。

硅谷風險投資人、谷歌前資深研究員吳軍多年前曾指出，“幾乎所有中國富豪的財富，不是來自於股市，就是來自於房產。”但試想100年後，中國科技的進步，能通過房產泡沫或股市泡沫來實現嗎？

不過，這一現象已有改觀，好消息不斷傳來。

從屠呦呦發現青蒿素開始，中國科技的光芒已經無法掩藏。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佈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我國位居世界第14位，較2015年上升15位。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達59.5%，不過，與美國和德國的80%還有差距。研發人員全時當量達到461萬人年，連續多年全球第一。

2020自然指數年度榜單中，中國科學院已連續8年蟬聯世界冠軍，貢獻份額佔自然指數總份額的2.8%，是第二名哈佛大學的兩倍。

如今，在高鐵、 5G、自動駕駛等前沿領域，中國也進入全球第一梯隊。

未來全球越演愈烈的科技戰，歸根結底即專利戰。點亮人類文明的下一個燈塔，高校作為創新堡壘責無旁貸。

**“如果把英國工業革命指數定為100，美國今天是150，我國是70，中國缺的30%是原創，需要更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任正非指出，中國大學應當擔負起追趕世界理論中心的擔子來，在未來依舊大有可為。

“當人們不再把房市、股市作為首選的掙錢手段時，不再玩一輪輪融資吹泡泡的遊戲時，就是中國可以誕生下一個谷歌的時候了。”吳軍意味深長地寫道。

[1]  斯坦福大學OTL官網 www.otl.stanford.edu

[2]《谷歌的故事》戴維·懷斯 馬克·摩西德 中信出版社

[3]《硅谷簡史》錢綱 機械工業出版社

[4]《浪潮之巔》吳軍 人民郵電出版社

[5]《中美貿易摩擦之下，如何認識和理解拜杜法案？》知識分子

[6]《若果有人擰熄了燈塔，我們怎麼航行——任正非在復旦大學、上海交大、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座談時的發言紀要》華為心聲社區

[7]《讓基礎研究成為時尚，華為請科學家走上了紅毯》騰訊視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