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觀察】鄭永年:大國崛起,中國還有很多功課要做_風聞
西方朔-2021-05-14 08:51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昨天
鄭永年:大國崛起,中國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來源:鳳凰網;風雲大外交
微信平台編輯:周悦
核心提示:
1、80年代以後的“超級全球化”一方面從國家層面弱化了主權國家的經濟主權,政府很難實施有效的經濟政策;另一方面使得每一個國家內部的社會分化加大,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在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
2、“有限全球化”的情況下,中美兩國的經濟、中國跟歐洲的經濟不會脱鈎,但是互相依存度會減低。特朗普想要讓企業都搬回國,但是資本有資本自己的邏輯,而且中國4億中產的市場是任何一個國家的資本都不樂意放棄的。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還在堅持繼續深化開放,可以稱之為“第三次開放”,並且很多方面是單邊開放。
3、中國並不是一個國際秩序的革命者,而是一個改革者,一個補充者。中國除了遵守現行國際規則的情況下,也要對國際規則進行補充。西方現在説中國不守規則,實際上西方本身在改變這些規則,然而互相叫罵、互相妖魔化不能解決問題。無論在規則問題上、在標準問題上,中國還要做很多一個大國應當做的功課。
4、中國完全可以以一個大國的風範,大大方方地歡迎西方的資本、人都到我們中國來,這有利於我們自己的發展,有利於我們大國的崛起。這裏當然有(防疫)風險,但是我們已經積累了足夠的技術和經驗來管控風險。所以,我們一定要大膽開放、有效管理,這才是我們所應當持有的科學方法。
5、在一些人的“世界觀”裏面,世界因素越來越少。實際上,當我們把中國放到世界地圖上,把中國跟其他國家相比較來看,我們會更有信心。我們沒有必要人家罵我們的時候,就馬上罵回去。互相罵是罵不出軟力量來的。還是要意識到,我們儘管有大國的能力,但是我們還沒有大國國民的心態。如果沒有大國國民的心態,我們在世界範圍內要確立軟力量,會做得更加辛苦。
鳳凰網香港號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我是陳箋。我們看到新冠疫情在印度大爆發,這個時候非常需要國與國之間、政府之間、醫療之間的合作協助。但是整個世界格局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趨勢,每個國家都以本國的利益優先。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在方方面面打壓中國。另一方面也看到中歐投資協定被擱置,中澳之間也是無限期暫停經濟戰略對話。在這樣的局勢下,後疫情時代國際的秩序是否需要重塑呢?我看到了鄭永年先生的新書問世,書名叫《有限全球化 世界新秩序的誕生》。在國際新秩序的格局底下,中國將會扮演怎樣的角色?應該跟世界如何相處,使得中國的經濟能夠持續地發展呢?相關的話題,今天節目時間陳箋就請到了知名政治學家鄭永年教授來分析一下。
一、從“超級全球化”到“有限全球化”
**鳳凰網香港號陳箋:**鄭教授您好!中美高層對話交鋒激烈,中歐相互制裁。當我們都在思考後疫情時代全球化可否持續?世界格局到底將如何重塑時,您的新着剛好問世。書名就叫《有限全球化 世界新秩序的誕生》。我想請教下,“有限全球化” 和“超級全球化”是兩種怎樣不同的概念?各有什麼不同的背景和特點呢?
**鄭永年:**我們所討論全球化的時候,一般指是從1980年代開始的那一波全球化,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稱之為“超級全球化”( hyper-globalization)。這波全球化是80年代開始,從英國的撒切爾革命,美國的里根革命開始。因為這兩個政府的推動,英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開始主導西方經濟的發展。這波全球化導致了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配置,包括資本、技術、人才各方面,所有這些因素較80年以前,它們的流動自由度一下子大了起來,又加上英美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放鬆金融管制,有效推動了全球化。這波全球化確實造成大家所説的“超級全球化”。
但是,我們現在的這一波全球化出現了問題。**從特朗普發動中美貿易戰開始的,全球化出現逆轉的趨勢。那麼,下一步全球化還會不會繼續?如果繼續,是什麼樣的全球化?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答。**為什麼我們説要回答這個問題?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包括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受全球化的影響。特朗普一開始打中美貿易戰,中美兩國的很多企業都受到影響,加上新冠疫情,人員流動也受到影響。拜登上台以後,在貿易方面並沒有比特朗普更放鬆,有些方面還在繼續特朗普的政策。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積極的現象能指向拜登會放鬆,使得兩國國家的經貿程度恢復到以前那樣。那麼以後會怎麼樣?我們必須做一個判斷。
我自己覺得,我們不能完全想象出來一個新的全球化。社會科學裏面我們不能做實驗,我們只能看歷史,從看到的經驗去理解。這波超級全球化之前還有兩波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就是從英國的工業革命開始,之後就造成西方世界從1875年到1914年間的全球化,差不多也是30年時間。很大程度上説,那個時候也經歷了羅德里克所説的“超級全球化”。
當時全球化主要在歐洲國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國家之間的互相貿易程度不比中美貿易戰之前的中美兩國的程度小。國家之間貿易頻繁,經濟互相依賴。當然,歐洲國家還通過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跟世界其他角落發生經貿關係,尤其是中國。英國人從鴉片戰爭之前就開始了跟中國的交往。
你可能還記得前幾年大家都在討論,中美關係會不會演變成1914年這樣一個情形?也就是經濟互相依賴為什麼沒有阻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歐洲國家是同一個文明,同樣的意識形態,差不多的經濟發展水平,甚至同一個上帝,但他們之間都發生了戰爭,那更不用説中美之間了。一戰開始以後,歐洲國家驅動的全球化就停止了。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以後,隨着聯合國體系的建立,全球化又開始了。
如果1875年到1914年是第一波“超級全球化”的話,**那麼從1945年到1980年代,又發生了另外一波全球化,這波全球化我把它稱之為“有限全球化”。**這波全球化跟以前的1875年到1914年之間的全球化不一樣。第一,1945年到1980年代的全球化,有一個美蘇冷戰的大背景。第二,西方各個國家是從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開始採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今天凱恩斯主義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拋棄了,甚至被後者批判和攻訐。但是我們不能忽視1945年到1980年代之間那波有限全球化的對世界的貢獻。因為西方各個國家參照凱恩斯主義,政府作用跟市場作用同時發生,並且這波全球化強化國家的經濟主權,就是國家還有經濟主權的全球化。所以我們去看西方國家,經濟的發展和福利社會的擴張都是在這段時間發生,包括美國和歐洲大部分國家那段時間中產階級至少有60~70%以上。
**鳳凰網香港號陳箋:**您剛才説,1980年代就開始了里根-撒切爾革命,開始了“超級全球化”。這階段的“超級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鄭永年:****80年代以後的這波全球化,使得任何國家越來越沒有經濟主權,政府很難實施有效的經濟政策。**一方面,就像1914年以前那波全球化一樣,這波全球化導致了資本、技術、人才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用中國的話來説,就是大大解放了勞動生產力,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同時各國內部都出現了問題,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在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
從前美國人很自豪地稱自己為“中產社會”,但現在變成了“富豪社會”,絕少數人壟斷了財富的絕大部分,那麼大部分人(包括白人),變得“貧困化”。美國從80年代開始,中產階層從70%一路下降,降到50%左右。後來奧巴馬的民主黨批評特朗普,認為他搞民粹主義,但是特朗普民粹主義的崛起,民主黨和奧巴馬本身也要負責任。奧巴馬當美國總統8年,在他當政的時候,美國的中產階層每年以一個多的百分點下降。這樣一種趨勢,哪一個社會都受不了的。所以,美國內部的收入分配差異加大,財富差異加大,社會分化加大,這就導致了民粹主義的崛起。在國際社會層面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異也越來越大。
**1980年以來,全球化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是很多國家還是處於貧困狀態。在過去的40年間,這個世界的減貧大部分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所貢獻的。**中國在過去40年間,趕上了這一波全球化,中國八億人口脱貧。所以,世界在減貧方面是中國貢獻最大。印度也貢獻了一點,印度沒有能夠像中國那樣加入這波全球化。中國很早因為鄧小平的正確決策加入全球化,中國抓住了鄧小平所説的“發展機遇”,但印度沒有抓住。但是,中國實際上內部收入分配差距也在加大。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但是我們還沒有實現共同富裕,這個問題中國以後是要解決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方現在就產生了反全球化的運動。那麼,會不會全球化今後就沒有了呢?**我覺得全球化還會繼續。**我一直認為,只要美國西方還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還是會流動的,只是資本可能不會像80年代以後那樣的自由流動,人員不會像80年代以後那麼自由流動,但是世界性貿易投資還是會進行。
前一波超級全球化,一方面從國家層面弱化了主權國家的經濟主權,**另一方面使得每一個國家內部的社會分化大大加大。**所以很多國家,美國、歐洲,包括我們中國本身,都需要來解決內部問題。實際上,我們今天看拜登在做的是“美國優先”,我們中國在做的也會是“中國優先”。
二、中國與歐美印度抗疫成效的落差,不僅僅是制度上的原因
**鳳凰網香港號陳箋:**這波超級全球化產生不少弊端,導致財富分配不均,使得一些國家政府經濟主權也被削弱。我們看到疫情中歐美、印度和中國的抗疫成效就出現了很大落差,是不是又要回到“有限全球化”呢?
**鄭永年:**中國跟歐美國家在治理新冠疫情方面的不同表現,中國跟印度之間的不同表現,**這些不同不僅僅是制度上的原因,還有國際經濟上的原因。**美國和歐洲,早期新冠治理不好,經濟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在前一波超級全球化的情況下,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把所有的低端產業,把附加值不高的產業都轉移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所以大家去看一下,例如醫療物資的產供應鏈,美國從特朗普政府開始,拜登政府現在繼續把美國醫療物資的生產轉移到美國國內去。那麼以前的超級全球化造成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根據美方的統計,當然美方的統計有一些誇張,但是我看了一下也差不多,美國85%的醫療物資依靠中國供應,美國97%的抗生素在中國生產。這樣一個狀況是不合理的。
中國人老是講我們要在世界市場的份額有多大。實際上,如果一個國家的很多生產,尤其是像醫療物資放到另外一個國家生產,那麼在世界市場沒有問題的情況下是沒有問題的,但一旦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或者像這次新冠疫情的影響,國際市場被打亂的情況下,就會給一些國家的老百姓的生命帶來危機。
所以當特朗普當時吹噓説美國是最發達的國家、美國是醫療系統最好的國家而人們無需擔心的時候,美國的老百姓就感覺不到安全,因為老百姓感覺到安全的就是需要口罩、防護服、洗手液、呼吸機。現在這些都是美國不能供應的,這些醫療物資的缺失也是美國治理新冠失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們一些人説光強調製度上的原因是不夠的。制度上的原因也是有的,比方説我們亞洲國家,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戴口罩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美國老百姓強調自由,強調有不戴口罩的權利。所以是方方面面的原因造成了美國的治理危機。今天印度正在發生的危機也是跟它的醫療物資供應不足有關係,(他們)氧氣都不夠。
**中國抗疫的成功,不僅僅有制度因素,還有經濟制度的因素。**我們改革開放以後,現在擁有全產業鏈,所有的工業都有,所有的產品都能生產,面臨的只是質量高低的問題。所以我們要綜合來考慮。這表明什麼呢?就是這個世界的經濟秩序出現問題了,國內的政治秩序(包括西方人崇尚自由,不守紀律)也出現了問題。
只有在國內秩序重建好了以後,我們才再去重建國際秩序。任何國家如果國內秩序都還沒有建設好,大家就把眼光放到國際層面,希望建設國際秩序,那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一個夢想。所以這次新冠疫情對歐美國家、對中國、對印度都有一個深刻的教訓。如果要想有一個比較好的和平的國際秩序的話,就必須有一個良好的國內秩序,這個秩序包括經濟上的、政治上的、社會上的方方面面的秩序。
三、中美減少依存度不一定是壞事 有限全球化下中國要更加開放
**鳳凰網香港號陳箋:**在疫情中我們看到了一些國家暴露了產業鏈外移造成的後果。其實我們看到在超級全球化的過程當中,中國還是很受益的,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您也説到美國在疫情中有管制問題,還有醫療物資不能自給自足的問題。如果歐美將這些產業鏈都搬回他們自己國家,回到有限全球化,作為 “世界工廠” 的中國,經濟會有什麼影響?
**鄭永年:****“有限全球化”的情況下,中美兩國的經濟、中國跟歐洲的經濟不會脱鈎,但是互相依存度會減低。**互相依存度減低也是有好處的,不是説光有負面的效應,也有積極的效應。
為什麼説“有限全球化”還會進行?美國現在想把醫療物資和跟它國家安全有關係的迴歸美國生產,或者一些高端技術不向中國出口,既禁止中國的高端技術去美國,也禁止自己的高端技術來中國。儘管這樣,但兩國之間的貿易投資不會中斷。美國、日本、德國的汽車工業,在中國本身就已經形成了一個供應鏈、產業鏈,它們不可能把整個供應鏈產業鏈都搬出去、搬回家。
實際上,特朗普那個時候一直説要用大量財政的錢,促使美國的企業搬回去,但不成功。日本安倍政府的時候也想這麼做,也不成功。資本還有資本自己的邏輯,不是白宮的行政邏輯或者東京的行政邏輯就能阻擋的。
這裏面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龐大的市場。中國現在是4億中產,相當於美國總體人口,這個4億中產的市場是任何一個國家的資本都不樂意放棄的。我們實際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歐盟市場也很大,但是歐盟是20多個主權國家組成的。我們是整整一個國家的市場,並且我們的經濟還是在發展。
**更為重要的是,在美國西方搞經濟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的情況下,我們還是在堅持繼續深化開放,我把它稱之為“第三次開放”,並且很多方面是單邊的開放,**也就是説,即使美國西方在一些領域不向我們開放,我們也是向其他國家開放的。所以當美國政府要把中國企業從美國趕走的情況下,我們還是在善待、甚至優待美國和西方的企業。
所以,中國跟西方的經濟體不會完全脱鈎,但是貿易會互相依存度會減低一點。那麼這對中國企業在某些方面也是一個經驗,也是一個教訓。在80年代以後的超級全球化的情況下,我們很多企業就簡單地認為國際市場會永遠存在。
需要強調一下,在“有限全球化的情況下,我們的開放政策變得更為重要。**美國西方如果要跟中國搞脱鈎,我們就必須實行單邊開放。因為美國西方很多技術還是比中國先進,我們沒有必要關起門來自己創新。****我們搞自主創新,但自主創新不是關起門來自己創新,一定要在開放狀態下來創新,**這才是我們現在必須做的事情。
四、中國並非國際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補充者
**鳳凰網香港號陳箋:**剛才鄭教授講得非常關鍵一點就是,在“有限全球化”中,中國要更加開放,在開放中創新,甚至實行單邊開放。那麼新的世界秩序如果要重塑的話,肯定還是要有新的標準,新的領導者和合作者,您覺得中國想不想或能不能成為新國際秩序規則的制定者和主導者呢?
**鄭永年:**我是覺得這裏也分成幾個層次,**有些領域中國還是國際秩序的參與者、建設者、擁護者。**從特朗普開始,美國從二戰以聯合國為中心的秩序中“退羣”。現在拜登上台以後,美國又迴歸國際秩序。儘管這個國際秩序還是需要變革,但我們並不需要一場“革命”,把二戰以後的國際秩序推翻。因為全球化還是會發生,包括以聯合國、WTO這些國際組織為中心的國際秩序還是需要的,所以我們要對此進行改革。在這方面,**中國會積極地參與國際秩序的改革。另一方面,在建立某些國際秩序上,中國可以擔當領導者的角色和引領的角色。**實際上,這些年中國也做了不少,像我們的“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等,在這些方面,我們在做國際秩序的補充。所以,中國並不是一個國際秩序的革命者,而是一個改革者,一個補充者。
**鳳凰網香港號陳箋:**那中國的和平崛起,怎樣才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甚至是民眾的認同,而不被扭曲和誤解呢?
**鄭永年:**這裏就有一個規則的問題。這些年中國在國際社會經常遭人批評,主要是美國西方國家説中國不守規則,比如説海上航行自由安全,WTO規則等。這些規則都是西方在近代以來,因為當時他們是強權,是他們建立起來的。對西方建立的規則,我們自鄧小平以來也是採取“接軌”的政策。中國實際上是在遵守國際規則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也就是前一波“超級全球化”中成長起來的。
**西方現在説中國不守規則,實際上西方本身在改變這些規則。**比如説美國認為WTO規則現在有利於中國,不利於美國本身,所以美國它自己不遵守WTO規則了,這在特朗普當局時表現得特別清楚。
現在的問題就是,**中國除了遵守現行國際規則的情況下,要不要對國際規則進行補充?我個人覺得是需要的。**像中國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對現行規則的補充,因為無論世界銀行還是亞洲開發銀行,都不關切基礎設施。中國現在在做,造成了西方一些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擔心。我覺得這種擔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從歷史上看,一個新興國家崛起以後,一個老牌國家都會對這個新興國家產生擔憂。
這種擔憂中國也不用怕,中國就踏踏實實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踏踏實實地走出去,慢慢地會被西方所接受。包括歷史上很多大國的崛起,不是説其他國家都能接受的。就像二戰以後,美國的崛起,包括西方國家本身也是有擔憂的;美國的霸道地位,中國本身也是有擔憂的。所以,為什麼説國家之間尤其是大國之間對話溝通那麼重要呢?就是為了減少對方的憂慮,要通過政治、要通過對話來解決問題,而不是説把恐懼放大導致不理性的行為。
我覺得我們特別要在自己崛起過程中,好好思考一下,如何解決“捱罵”的問題。“捱罵”的問題並不是像現在有些人説“你罵我、我把你罵回去”、互相叫罵、互相妖魔化就能解決的。無論在規則問題上、在標準問題上,我們還要做很多一個大國應當做的功課。
**鳳凰網香港號陳箋:**新冠在印度大爆發,全球疫情還沒有結束。在抗疫的過程當中,需要每個國家的間的合作,包括政府方面、醫療方面。您作為政治學家,您覺得政府應該怎樣處理政治和科學,或者是本國利益和科學之間的關係呢?
**鄭永年:**政治跟科學的關係怎麼樣來解決?我們要解決問題,既需要政治,更需要科學。**政治不可避免,但科學更重要。**我舉個例子,現在大家都在討論,美國拜登政府做姿態了,説把美國的新冠疫苗放棄知識產權,但這好像只是一個政治立場。
我們要對政治立場進行科學分析,是美國放棄知識產權有利於疫苗的生產供應?還是美國維護知識產權的情況下,有利於疫苗的生產與供應?我們是可以用科學的方法探討出來的。德國的默克爾就反對美國這種做法。我覺得默克爾講的是科學,而拜登匆匆忙忙地宣佈不是科學,是政治。
印度現在需要大量的氧氣,需要大量的中國製造的產品。在民間層面,印度也在大量進口中國的氧氣,大量進口中國的醫療物資。但是為了政治,在印度政府這個層面,它似乎不需要中國的幫助。
**政治多了就會害了自己的人民,害了自己的國家。**這一點我覺得中國現在做得非常好。從鄧小平開始,我們每一屆的領導人都能在政治跟科學之間取得一個比較好的平衡。現在西方民主國家過度講政治,這也就是他們這次新冠治理失敗,至少是不成功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五、中國以“大國風範”大膽開放
**鳳凰網香港號陳箋:**我們看到“閉關鎖國”能成功抗疫,但不流通經濟必定會受到打擊。這個世界都有點瘋狂,美國的制裁,中歐投資協議的擱置,中澳戰略經濟對話的無限期暫停等等。中國該如何與世界相處,才能使得本國經濟儘快復甦,得到持續發展呢?
**鄭永年:**去年中國表現非常好,是所有大國裏面唯一一個取得正增長的國家。今天,美國也好、西方也好,對疫情的態度和認識還是跟以前特朗普時期不一樣了,大部分人都是接受打疫苗。打了疫苗以後,總體來説還是會比去年要穩定一些。
從經濟層面來説情況還是不錯的,但現在如何處理政治的問題?最近七國外長,七大工業國開會就發表一個聲明,對中國並不利,好像整個西方團結起來針對中國似的。你剛才也説了,中歐投資協議定歐盟也是推遲表決。
我覺得我們政府這幾年提出“雙循環”。“雙循環”,內循環和外循環,內循環就是我們自己通過內循環把國內經濟搞活,主要是提高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一點我們這幾年也開始在做,尤其是十八大以後,我們主要是通過精準扶貧解決了1億多人口的絕對貧困問題。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有8億多人口脱貧,即使只是解決了一個絕對貧困的問題。
十四五強調要把中產做強做大,這個非常重要。因為消費社會就是中產社會,中產社會就是消費社會。如果中國要成為一個內部消費驅動的經濟體,就必須培養龐大的中產階層。這個問題已經提出來了,問題就是説我們下一步如何把中產做大?我們已經實現了“讓一部分先富裕起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目標,下一步就是如何走共同富裕。實際上,共同富裕的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美國歐洲出現了那麼多的問題,正如我們剛才討論過的,也是因為貧富分化、財富分化太嚴重的問題,社會太分化了。
中國現在走完了鄧小平先生所説的第一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下一步要共同富裕。這一步現在已經開始了。上一次我去浙江去考察,因為十四五中央把浙江做成 “共同富裕的試驗先行區” 。這些方面我們有很多的潛力可以挖。但是共同富裕,要強調一下,不是搞平均主義,不是光搞分配。共同富裕就是我們在繼續把蛋糕做大的情況下把蛋糕分好。
西方前面40年期間蛋糕也是越做越大,但是因為蛋糕沒有分好,就出現了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前面40年通過扶貧使得8億多人口脱貧。我們下一個40年怎麼走呢?我是覺得要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如果實現國內比較公平的增長,那麼中國會更強大。中國現在4億中產,如果我們到2035,中國的中產達到6億甚至7億,那我們會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是最強大的一個經濟體。那個時候並不再是中國依賴西方,而是西方依賴中國更多一些。那個時候西方對中國的態度會有一個根本性的轉變。所以,我們需要繼續改革開放。
**鳳凰網香港號陳箋:**儘管在美國和西方社會的打壓下,中國還是體現了大國擔當,疫情中還向2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醫療物資,為其他國家提出援助。但是目前全球環境感覺還是對中國不利,您看疫苗問題也是一樣。我們看到歐盟已經認同説美國人注射兩針疫苗後,他們就可以向美國開放,美國也是一樣。世衞組織剛剛批准了國藥的緊急使用,但中國疫苗還未享有疫苗護照的待遇。您提出的中國要實現第三次開放,我也非常認同。但是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下,如何實現?
**鄭永年:**我覺得,有關方面還是可以以更科學的態度來對待。實際上,我們在治理新冠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國並不是説現在一個外來輸入的病例都沒有了,而是每天都有,最近從印度來的也有。但是因為我們這套(管控)體系已經非常成熟,所以無論從哪一個國家輸入的案例都沒有爆發出來。
我們完全可以更科學的,哪怕是美國西方不承認我們的疫苗或者護照疫苗,我們也可以考慮承認美國西方的疫苗或者疫苗護照。這就是單邊開放,這會使中國更強大。我並不認為美國的行政當局、歐洲國家的行政當局、日本的行政當局能阻止得了它們的資本、能阻止到它們的國民到中國來。
我們完全可以以一個大國的風範,大大方方地歡迎西方的資本、人都跑到我們中國來,有什麼不可以呢?這有利於我們自己的發展,有利於我們大國的崛起。這裏當然有風險,但是我們已經積累了足夠的技術和經驗來管控風險。所以,我們一定要大膽開放、有效管理,這才是我們所應當持有的科學方法。
一些人實際上是信心不足。中國現在是個大國,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單一市場,但是我們還沒有一個大國的心態。在一些人的“世界觀”裏面,世界因素越來越少。實際上,**當我們把中國放到世界地圖上,把中國跟其他國家相比較來看,我們會更有信心。我們沒有必要人家罵我們的時候,就馬上罵回去。互相罵是罵不出軟力量來的。**我們還是要意識到,我們儘管有大國的能力了,但是我們還沒有大國國民的心態。如果沒有大國國民的心態,我們在世界範圍內要確立我們的軟力量,會做得更加辛苦。
**鳳凰網香港號陳箋:**對呀,中美之間其實就是一個軟實力較量,我們要有更廣闊的胸懷。我相信香港的民眾也非常期待,在兩針疫苗打完之後,能夠跟內地實現雙向通關,融入國家的發展。
**鄭永年:**我想應當的。
**鳳凰網香港號陳箋:**非常感謝鄭教授給我們分析了在後疫情時代,在有限全球化下,中國要實現第三次開放。我們應該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扮演好參與者、建設者、擁護者的角色,而不是革命者,或者説是一個改革者、一個補充者。過去40年,中國已經有了4億中產階級,相當於整個美國的人口。下一個40年,我們要走向共同富有的道路,到那時自然世界也會更加依賴中國。謝謝您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