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一個身價22億的發明家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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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5月14日這一天是個普通的一天，但這一天還有個特殊的意義。

　　那就是這天是焦裕祿的祭日。

　　對於焦裕祿這個人，我們不少人已經沒有太多印象了。

　　除了在中學課本里，知道他是個勞模、好書記，更深入瞭解一些，還了解他曾經治過沙、剿過匪，除這些之外，很難再想出其他了。

　　但實際上，他還有一個不被大家所熟知的身份，那就是一位發明家。

　　是的，你沒有聽錯，焦裕祿是一位發明家。

　　那他都發明瞭什麼？

　　首先，他是個武器發明家。早在部隊裏時，他就發明過一種叫石雷的武器，不僅緩解了我軍彈藥庫的燃眉之急，還利用巧妙的佈雷讓敵人聞風喪膽，擊退了裝備遠優於我們的國民黨軍。

　　其次，他還是一位工業發明家，在新國中國成立初期，發明了我國第一台2.5米雙筒捲揚機，填補了我國捲揚機科研項目的空白，結束了長期依賴進口的局面。

　　最後，他還是一位產業發明家， 憑藉其超前的戰略眼光，在一片沙鹼地上開創出了蘭考的“泡桐”產業，讓當年全中國最貧困的縣，搖身變成了如今全國最大的民族樂器生產基地，產值高達20多億元，遠銷到海外十幾個國家和地區。

　　可以説是橫跨農業、機械、工業、軍工…..

　　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他30歲前幾乎沒讀過書，全靠在短時間內自學的情況下完成的。

　　所以焦裕祿告訴我們，普通的牛人只會一樣，真正的牛人樣樣全能，還是現學現用……只是在那個媒體不發達的年代，低調的他只讓人記住了他是個勞模。

　　所以在59年後的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這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為低調的大神，看看這位人們心中最熟悉的勞模書記，是如何在看似不相干的技術領域活出開掛的一生的。

　　01

　　1922年8月16日，焦裕祿出生于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的一個小山村，小學三年級時，因為家鄉鬧饑荒，他被迫退學，之後他去種過地，要過飯，做過長工、打過短工，還被日偽抓到撫順挖過煤。

　　1945年，焦裕祿參加革命，加入瞭解放游擊戰爭。

　　從那時起，他就開始展露出了自己的發明天賦。

　　當時國民黨軍隊實施了由南向北、由西向東逐步壓縮的方針，企圖佔領整個山東。

　　經過多天拉鋸後，我方的彈藥已經嚴重不足，在這個節骨眼上，焦裕祿想到了一個主意——能不能用漫山遍野，隨處可見的石頭來做地雷呢？

　　當時他任何彈藥製作經驗都沒有，臨時向當地一位老石匠請教了一些炒制火藥的方法，然後選了一個靜僻的山洞做“兵工廠”，在裏面搗鼓了十幾天，結果一種新式武器就應運而生——這就是石雷。

　　石雷是一種用大青石為原料製作而成的地雷，之所以是大青石，因為其他石頭要不就炸不開，要不一炸就變成粉末，只有大青石點上捻子一下就能四下飛濺，且炸出的石碴都帶稜帶刺，威力巨大。

　　這個發明的誕生，讓我軍的彈藥庫瞬間多出了上百倍。

　　之後他還以此為基礎，創新了各種地雷的花樣——有踏雷，有滾雷，也有吊雷，佈雷的手法也很巧妙，讓周圍的敵人對這種“開花的石頭”聞風喪膽。

　　據焦裕祿當年的民兵戰友陳壬年回憶，當時的戰況一點不亞於《地雷戰》。

　　因為石雷的發明，焦裕祿一路被委以重任，從區武裝部⼲事，到⽀前⼤隊長，到⼤營區武裝部部⻓，再到大營區委副書記兼區長。

　　到了1953年，他又被調至共青團鄭州地委任第二書記，同年6月，我國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開始實施，焦裕祿響應黨的號召，到洛陽礦山機器製造廠參加工業建設，任洛陽礦山機器廠臨時公路總指揮。

　　1954年8月，他相繼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大連起重機廠機械加工車間進修。

　　在此期間，32歲的焦裕祿才開始系統地接觸工科知識。

　　因為起步晚，剛開始要花的時間要更多。

　　在哈工大，他白天上課晚上覆習，熄燈以後打着手電筒鑽研數學題。在大連起重機廠，為了摸透產品和性能上的問題，他把許多產品零件繪成小圖，記在日記本上，以便隨時學習；

　　為了辨別各種鋼材的化學成分，他收集了不同型號的鋼材碎塊在砂輪上打出火花熟悉鑑別方法；為了弄清一個零部件的工藝線路，他都要跟着工序走過幾十台不同的機牀；為了弄清一個不懂的問題，他會深更半夜敲開老工人的房門請教。

　　僅一年後，焦裕祿就追上了其他人的步伐，不僅每次考核都名列前茅，還撰寫並發表了一批理論文章，時常刊登在廠報上。

　　這就好比大學班裏來了個只上到小學三年級的插班生，大家都覺得他是個學渣，結果一個學期後這個學渣竟然考到了年級第一，而且他的論文還經常被表彰在學校走廊裏……這種超於常人的學習能力開始讓焦裕祿在部隊中嶄露頭角。

　　1956年底，因為成績優異，他被派遣回洛陽礦山機器廠，被任命為一金工車間主任。

　　任主任期間，人們也很難在辦公室找到他，找他要到車間機牀邊的工人中去。他每天從早到晚泡在一線，在各個關鍵位置跟班。每個零件、每道工序、設備台數、工人數目、每月定額、生產進度、質量和安全等情況都一清二楚，瞭如指掌。

　　一年後，車間接來了個“大活”，那就是負責研發國內第一台2.5米雙筒捲揚機。

　　什麼是捲揚機呢？

　　捲揚機是煤炭行業以及建築行業常用的一種運輸起重設備，是一種通過捲筒的旋轉來控制鋼絲繩的伸長和縮回，使得重物進行升降的一種起重設備。

　　它可水平或傾斜拖拽重物，也可垂直提升重物， 具有操作簡單、安裝方便以及繞繩量大等特點，廣泛應用於煤礦、建築施工、林業、水利工程以及港口等物料升降或平拖施工場合之中，又有“礦井咽喉”之稱。

　　國外捲揚機的發展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初，從 1827 年首台蒸汽式提升機的出現，捲揚機正式開始被投入使用，經過漫長的發展逐步被用於工程領域作為提升裝置。

　　雖然現在塔吊等取代了捲揚機的部分工作，但由於塔吊體積大，而且其靈活性較差，一般在大型建築中使用，而且其成本高，一般中小型建築行業仍然廣泛應用捲揚機，就是大型建築中雖有塔吊，也還需要建築捲揚機作輔助提升用。

　　當時，重達108噸的中國首台直徑2.5米雙筒捲揚機的試製生產任務落到了焦裕祿肩上，由他擔任總指揮，限定工期是國慶節之前完成。

　　02

　　那時候第一個難題是語言關。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國當時的工業主要依靠蘇聯，工廠的機器零部件説明大多是俄語，但焦裕祿不懂俄語，一開始連圖紙、工藝文件都看不懂。

　　於是他利用值班時間去和廠裏的俄語翻譯學，一開始大家都嘲笑他，連普通話都説不利索，還想學門外語？

　　翻譯也揶揄他山東人的舌頭不靈光，應該找個鵝卵石含嘴裏繞。結果焦裕祿真當真了，走到哪都含着塊石頭，把舌頭都磨腫了，但正當大家覺得好笑時，焦裕祿幾個月後就學會了説俄語，不僅會看，還能和蘇聯人交流幾句，讓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焦裕祿（右一）和外國專家及翻譯的合影

　　後來，他開始從蘇聯的文件學起，翻閲了六百多張圖紙，將捲揚機上的關鍵零件草圖以及加工方法、所用工具，一一記在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寫了許多説明和記號。之後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和技術人員、老工人，把整台蘇聯機器上的上千個零件，一件一件進行熟悉，

　　因為工期緊張，他帶頭“以廠為家”，車間的幹部、工人們都是晚上12點下班，他每天在工人下班後，主持召開30分鐘的生產例會，總結當天的情況，部署次日的生產任務。

　　他用車間裝箱板釘成的長條板凳當牀，蓋上棉衣眯一覺，到了4、5點鐘又開始新一天的工作，連續50多天沒回過家。經常一個饅頭，一杯白開水，就算吃了一頓飯。

　　那時，焦裕祿有嚴重的胃病，疼得扛不住了，就順手從兜裏掏一片蘇打片放到嘴裏。

　　焦裕祿睡的長條板凳

　　有一次捲揚機的整鑄齒輪加工過不了關，他兩天兩夜守在滾齒機旁，細心計算裝卡方法、滾齒週期、吃刀數量、輔助時間，和工人一起研究改進工藝， 實在困得不行，就含一口工業酒精提神。

　　大夥兒心疼他，勸他回辦公室休息一會兒，他卻幽默地説：“我扛得住。屁股和板凳結合得多了，腿就會軟，人就會懶，就會和工人疏遠了。”

　　就這樣肝了3個月，在設備不全，原材料和零部件奇缺的情況下，捲揚機竟然奇蹟般的被他研發了出來，這是新中國第一台捲揚機， 不僅填補了我國礦山機械生產史上的一項空白，還緩解了我國礦山採掘提升礦石和煤炭作業的燃眉之急 。

　　蘇聯專家茹拉魯廖夫圍着捲揚機看了又看，嘴裏不停地念叨：“ 奧秦哈拉紹，奧秦哈拉紹”（很好， 很好） ，還向蘇聯報告説這是個奇蹟。

　　1958年3月，河南省以觀音堂煤礦為主體，成立觀音堂礦務局，同年8月，觀音堂礦務局升格為國家煤炭工業部屬統配礦務局，當時的觀音堂煤礦還是用蒸汽機提升。

　　於是，焦裕祿主持研製的新中國第一台捲揚機就配屬給了觀音堂煤礦，使觀音堂煤礦的提升能力較過去提高了一倍。

　　1979年，觀音堂煤礦併入義馬礦務局，直至2007年，觀音堂煤礦對礦井提升系統進行改造，這台捲揚機才光榮退役，不久，觀音堂煤礦重組為觀音堂煤業公司。這台額定使用年限20年的機器 ， 一直堅持服役了49年，始終表現出良好的安全和使用性能。

　　如今，這台捲揚機就存放在義煤集團觀音堂煤業公司南山煤場的絞車房裏，紀念那一段帶領人 民羣眾徹夜研發的歲月。

　　捲揚機誕生後不久，更大的挑戰來了——焦裕祿又被上級調到了地處河南東部的蘭考縣，擔任縣委書記。

　　要知道，蘭考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最貧瘠的地方，據蘭考縣誌記載，自1644年至新中國成立的305年間，蘭考發生澇災90多次；新中國成立前的100多年間，蘭考被風沙掩埋的村莊就有63個。

　　1949年，全縣糧食畝產僅38.5公斤。

　　在焦裕祿去的時候，蘭考還在鬧“風沙、鹽鹼、內澇”三害，全縣糧食產量下降到歷史最低水平。

　　那時候因為逃荒要飯的人太多了，國家每天給蘭考一輛輸送災民的專列，輸送到全國各地逃荒要飯，有的甚至根本沒有目的，只要能要到飯，拉到哪兒都行。

　　換句話説，只要離開蘭考就有活路，專列一到，那些災民們，大人喊小孩哭，大家拼命往車上擠，擠上去就是一條生路。

　　上任前，組織也給他打了預防針，要他在思想上做好最嚴峻的準備。

　　當時他如果不去，完全有正當理由。據他的妻子徐俊雅回憶，他當時不僅有胃病，還患有肝炎和神經官能症，經常疼得連腰都伸不直，但沒想到的是，焦裕祿一口就答應了下來，第二天一早就趕到了災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隊，瞭解完情況後回城取了鋪蓋捲兒，當天就搬到了鄉下。

　　他立下誓言：“不改變蘭考的面貌，我決不離開這裏。”

　　焦裕祿的房間

　　此後的一年零三個多月，靠着一輛自行車和雙腳，他對全縣149個生產大隊中的120多個進行了走訪和蹲點調研，查清了全縣大小風口84個、沙丘1600個，逐個編號、繪圖；摸透全縣河渠3000多條，繪成詳細的排澇泄洪圖，行程5000餘里。

　　為了摸清鹽鹼地的根源，他在鹽鹼區抓起一把鹼土就往嘴裏放，用嘴品嚐，並得出了鹹的是鹽，涼絲絲的是硝，又臊又苦的是馬尿鹼的結論，這讓和鹽鹼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老農都吃驚得目瞪口呆；

　　為了得到治沙的方法，他在牛棚裏和一位老農徹夜長談，最後得到想治沙，先種樹的思路方針，後來經向幾位知青請教後，得知一種名為泡桐的樹能耐鹽鹼，且生長快，還能在沙地裏紮根，長成後根深葉茂，能有效擋風壓沙，於是他連跑了好幾個縣城去找來樹苗，開始號召全村人大規模種植泡桐樹。

　　在風沙最大的胡集大隊，50畝生態林迅速栽起來了。焦裕祿有一張廣為流傳的照片，就是肩披外套、雙手叉腰、側頭目視遠方，背後斜伸出一片桐樹葉。

　　那棵未露全貌的泡桐，就是焦桐——這是焦裕祿親手種下的蘭考第一棵泡桐樹，焦桐的“焦”字，就是為紀念焦裕祿。

　　半個多世紀過去後，當年的小樹苗如今已是滿目蒼翠，這棵“焦桐”已經長成了“三個人都抱不過來”的參天大樹。

　　如今一路所見，不僅在蘭考，在豫東平原，在中州大地，在千里公路沿線，在黃河大堤，到處都是泡桐英姿，昔日的鹽鹼地已銷聲匿跡，放眼望去都是一片林海。

　　更讓人意外的是，這些當年為防風固沙種下的泡桐，竟還無意間發展起了蘭考一個20多億的民樂產業。

　　是的，就這麼一個當年災民拼死都要逃離的小破縣，搞出了個20多億的產業，這又是怎麼辦到的呢？

　　03

　　原來在第一批泡桐樹長成之後，蘭考開始大量出口木材，當地人把把泡桐做成風箱、電線閘刀的閘盒，帶到城裏去銷售。

　　1978年，一位上海的樂器製作商偶然發現，他們單位燒鍋爐用的風箱拉動的聲音清脆悦耳，音質很好。

　　後來他將風箱拆下做成音板，發現樂曲悠揚輕柔，去找專家鑑定後才得知，這種泡桐木疏鬆度適中，透氣性能好，有優良的共振性能，天生就是民族樂器的最佳材料。

　　這一發現，讓蘭考推開了民族樂器製作產業的大門。

　　這位製作商在堌陽鎮徐場村找到了木匠代士永，此後，代士永成為樂器廠家的原材料供應商。深入接觸後，代士永發現樂器成品售價不菲，便決心獨立辦廠。1988年，他從上海、揚州高薪聘請了幾位師傅，在蘭考開辦了第一家民族樂器廠，

　　1988年的秋天，他帶着10多把琵琶和古箏，懷着忐忑的心情來到了廣州參加了廣交會。雖然是蹭了個展位，但是收穫很大——他帶的樂器被搶購一空，還簽下了一份份訂貨合同。

　　信心大增的代士永回來後，租用幾間舊倉庫辦起了堌陽樂器廠，此後逐漸發展壯大。

　　1991年5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代士永和張連根的工作照，還以《蘭考琴鳴》為題，大篇幅報道了代士永用泡桐生產民族樂器出口創匯，年收入達到200多萬元的事蹟。

　　隨着時代的發展，許多在樂器廠打工的村民學會手藝後也開始自己辦廠，各類民族樂器的大小工廠在徐場村遍地開花。

　　目前，蘭考縣堌陽鎮如今已有民族樂器廠140多家，安排就業勞動力4萬多人。年生產樂器45萬件，樂器音板配件50萬套。

　　2017年，蘭考縣依託泡桐產業，成為全國首批、河南省第一個實現脱貧摘帽的國家級貧困縣。2020年，當地年產樂器75萬台，樂器配件100萬套，佔全國民族樂器產量的30%，樂器年產值達22億元。這裏的樂器不僅行銷全國，還出口到新馬泰、美國、英國。凡是有華人的地方，都有蘭考的民族樂器。

　　然而遺憾的是，焦裕祿沒能等到這一幕，在他帶着大夥們種完泡桐後，身體就已經開始吃不消了。

　　因為長期高強度的工作，他的肝病越來越嚴重。

　　1960年底，焦裕祿住進了醫院。醫生為焦裕祿作了第一次全面檢查。當他解開衣服紐扣後，露出的是一根纏在腰間和胸部像筷子一樣粗的繩子。

　　焦裕祿還笑着説，自己經常覺得身上有什麼東西像鍋滾了一樣咯噔咯噔地跳，就用繩子勒起來，然後就感覺好受一些。這也算是自己發明的一種器械療法吧！

　　但只有醫生知道，這是肝病惡化的前兆。

　　後來他堅持不住院回去工作，在辦公室疼得厲害的時候，他就用一支鋼筆硬頂着肝部。後來他常常用手或者其他硬東西給自己「壓迫止痛」，時間久了，他辦公常坐的藤椅也被頂出了一個大窟窿……

　　在人生的倒數的幾個月，那時候醫院的治療手段有限，病房裏的癌症患者都在不停呻吟，只有焦裕祿一直一聲不吭。醫生查房的時候，他經常疼得滿頭大汗，但他只是忍着，什麼要求都不提。

　　即便這樣，每次蘭考縣來了人，他都會起來迎到門口，並一直在詢問除"三害"工作進展的情況，當得知一切都順利後，他總是很高興，有一次因為對話耗費了太多精力，同事還在興奮地説着小麥的長勢，他竟獨自昏迷了過去。

　　後來隨着病情不斷惡化，焦裕祿自知來日不多，趁着同事再來探望時，從懷裏掏出一張自己的照片，説：“我不行了，你們要領導蘭考人民堅決鬥爭下去。我死了，不要多花錢，我死後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們把沙丘治好。”

　　此後他兩次病危，都拒絕用貴重的藥物，執意要留給更需要的人，醫生看他疼得渾身冷汗，想要給他打一針嗎啡，他死活不肯打，堅稱能忍住——因為他打聽過，那時候嗎啡一個病區只批2到3針，他捨不得打，捨不得看其他人受罪。

　　臨終前，焦裕祿取下了手上戴了多年的手錶，遞給了女兒説：“你從我手裏繼承的，只有黨的事業。我留給你的，只有一套《毛澤東選集》。可是我身邊的這一本，現在還不能給你，我還能活些時候，我還要是看它幾天。以後，你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依靠它去工作，生活。”

　　隨後，他對妻子徐俊雅説：“你一定要堅強起來，你要頂得住，絕不能倒下去。生活上要艱苦一些，不要隨便伸手向組織上要錢要東西。”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離開了人世，也離開了他始終放不下的蘭考。

　　從3月23日，他被"強制"住院，只有53天。

　　他去世後，人們在他病牀的枕下發現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尾聲

　　回顧那個時代，相信不少人也發現，像焦裕祿這樣的幹部並不在少數。

　　比如鞍鋼鍊鐵廠副廠長孟泰，著名的“孟泰工作法”就是他多年實踐中摸索出來的一套操作技術。他還帶領工友們自制高爐風口，巧制“橋型抓”，攻克大型軋輥……

　　比如齊齊哈爾市第二機牀廠車間主任、黨委副書記馬恆昌，每天早6點就到廠裏督促生產，5年時間完成14年工作量，為中國第一台萬能銑牀、升降台銑牀、第一台251型鏜牀等多種產品研製做出巨大貢獻。他還提出“工人蔘與企業管理，做企業主人”的理念，全國1.8萬個班組效仿後，許多企業勞動生產率成倍、甚至十幾倍地增長。

　　再比如鞍鋼總工程師馬賓，日日夜夜和工人們一起研究生產工序，下手操作和編程，還促成了《鞍鋼憲法》的誕生。

　　他們深入一線調研需求，親自掌握技術知識，為我國現代工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15年7月，中國發布《中國製造2025》規劃，力爭2020年半導體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應實現40％的自主保障，2025年要達到70％。然而，截至2019年，實際國產化比例僅為15.7％。

　　在如今國際形勢越來越嚴峻的情況下，中國再次處於產業升級的關鍵節點，我們亟需出現一批高精尖製造業領袖企業提振工業水平。

　　而突圍的關鍵，要向焦裕祿這一代人去學習和改革，紮根羣眾，躬身入局——領導帶頭深入行業，進入主戰場實踐，才能做到上下同心，力出一孔。而不能外行領導內行，只有迴歸到基層精神，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就像60年前，焦裕祿和村民們一起站在蘭考的沙鹼地上，親手種下的一棵棵小樹苗，如今都已長成參天大樹，庇護一方子孫後代。

　　60年後，如果有更多人傳承這種實幹精神，再去紮根工業土壤，為之回饋養分，也許又過了60年後，這片土地上能再次有蒼天大樹拔地而起，根深葉茂，最終匯成一片林海。

　　向焦裕祿同志學習，不只是上一代人的口號，是每一代的口號。我們這代人，依舊要向他看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