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歸錫安之路—猶太人迴歸以色列的心路歷程（四）_風聞

四、回到錫安去

由於強迫的和自發的因素，猶太人長期生活在和周圍主流族羣的隔離之中，猶太教的拉比不僅負責拯救靈魂，也在社區中裁決是非，是猶太生活的核心。猶太人儘管有好學的傳統，但學習的對象基本上就是猶太經書，一般不涉及科學和人文的東西。啓蒙運動的清風吹進猶太人圈子後，猶太人知識分子中也興起猶太啓蒙運動（Haskalah或者Jewish Enlightenment），以被譽為“猶太人的蘇格拉底”的德國猶太哲學家摩西·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作曲家Felix Mendelssohn的祖父）為首，主張不僅要在身體上走出ghetto，在心靈上也要走出ghetto，要汲取主流文化的養分，學習和研究科學和人文，淡化猶太教在猶太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在建立猶太民族的自我意識的同時，和主流社會融合。摩西·門德爾松本人出生貧寒，身體有殘疾（佝僂背），但天份極高，自學成才，其德文寫作之優美和淵博深厚的學識使他作為一個猶太人終於得到啓蒙時代德國學術界的最高敬意。他和德國哲學家、文藝批評家、劇作家萊辛（Gotthold Lessing）結為摯友，著文位自然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辯護，以自己的數學研究擊敗德國哲學家康德爾（Immanuel Kant）而獲得普魯士科學院的最高獎，受到弗萊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特別頒令，成為“受到特別保護的猶太人”。摩西·門德爾松使他被譽為猶太人歷史上的“三個摩西”之一，另外兩個一個是聖經上帶領猶太人走出埃及和從西奈山上取回刻有十誡石片的摩西，摩西十誡是上帝和猶太人的契約，是整個猶太律法的基礎。另一個摩西是12世紀西班牙猶太神學家摩西·麥門內德斯（Moses Maimonides），他的“猶太教13原則”和其他神學理論建立了猶太教的理論基礎，可謂現代猶太教的教父。公元10到12世紀的摩爾人統治的伊比利亞對猶太人特別寬鬆，被稱為猶太人的黃金時代，摩西·麥門內德斯象徵着伊比利亞猶太人黃金時代的頂峯。摩西·門德爾松不但在猶太人中受到最高度的尊敬，在德國主流社會也倍享尊榮，他的榜樣給猶太人帶來極大的鼓勵，成為猶太人走出ghetto的現實動力。猶太啓蒙運動在中歐和西歐開花結果，猶太人以知識為榮，好學成風，伏爾泰在德國猶太人中的知音比在法國人中還多，猶太文化終於走出經書研究，開始世俗化。在猶太文化世俗化的過程中，一些猶太精英甚至放棄猶太教，詩人海涅和作曲家門德爾松改信了天主教，馬克思連天主教也放棄了，索性成為一個無神論者。猶太人的名字也開始主流化，很多猶太人放棄了“阿倫”（Aaron）、“摩西”（Moses）、“依扎克”（Itzak）、“萊維”（Levi）的猶太人名字，而改為“亨利”、“沃爾特”、“卡爾”、“阿爾伯特”，甚至很多猶太人的姓氏也主流化了，出現了很多猶太“伯格”、“斯坦”。類似的改名風潮在十九世紀直到二戰之前猶太人的最大聚居地波蘭也很風行。猶太啓蒙運動一方面引起猶太人的思想解放，另一方面淡化了猶太教和猶太律法的核心地位，在正統猶太人看來，放棄猶太教就是叛離了猶太人。猶太啓蒙運動在文藝復興思想啓蒙運動相對不發達的東歐遭到強烈的抵制，東歐猶太人的猶太傳統運動（Misnagdim和Musar）應運而生，強調回歸猶太傳統。

猶太啓蒙運動不光在思想上解放了猶太人，也激發了猶太人的民族文化意識，獨立於猶太教的猶太文化開始形成，猶太人的詩歌、小説、繪畫、音樂開始發達，希伯來語也得到了復興。被放逐出聖地之後，希伯來語被神聖化了，成為猶太教拉比研習《塔爾慕德》和猶太經書的專用語言，日常生活裏，希伯來語已經淡出，改由Yiddish和其他猶太人的語言代替。Yiddish基於中世紀德語，混入一些希伯來語。文藝復興之後，歐洲文化界放棄拉丁語，改用本民族語言，猶太人也隨了這個潮流，在摩西·門德爾松等猶太文化的巨壁的領導下，猶太人開始將希伯來語復興為一個活的語言。使用希伯來語成為後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用統一的猶太人語言來統一猶太人的民族。

猶太啓蒙運動不光是猶太人的思想啓蒙運動，也是猶太人蔘與政治的開始。猶太人開始強化民族認同。在威斯特法利亞和約後歐洲形成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猶太人目睹了德國和意大利的統一，也目睹了波蘭和匈牙利的獨立，開始有了建立自己民族國家的訴求。一些猶太思想家提出“自我解放”（self-emancipation或auto-emancipation），這是猶太復國主義的前奏，但猶太復國主義還沒有成為猶太人的共識，也沒有成為行動。

但是主流社會對猶太人的偏見並沒有因為一些猶太精英走出ghetto而消失，一有風吹草動，猶太人依然受到懷疑。1894年，法國發現德國武官的廢紙簍裏有法軍機密文件，很快懷疑到猶太裔炮兵軍官德雷福斯。儘管證據不足，但德雷福斯還是很快被定罪。佐拉的《我控訴》揭發了這個冤案，引起社會各界有識之士對法國政府和軍方的強烈抨擊。德雷福斯最後被平反，恢復名譽，但德雷福斯案對猶太人的震驚沒有消失，最使猶太人沮喪的是法國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也加入了反猶大合唱，連思想啓蒙運動的發源地、自由平等的聖地法國都可以出現這樣赤裸裸的排猶主義，猶太人如何指望通過民族和解（assimilation）在歐洲安身立命呢？德雷福斯案是猶太復國主義的一個轉折點，除去中世紀就有的零星的、自發的迴歸巴勒斯坦的舉動外（如在1263年巴塞羅那教義大辯論中作為猶太教一方主辯的Nachmanides及其少數追隨者，在大辯論後受天主教聖多明各會的迫害，被迫流亡巴勒斯坦），現代意義的猶太復國主義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1883年，年僅十九歲的奧地利大學生內坦·伯恩堡姆（Nathan Birnbaum）建立了維也納猶太人大學生學生會（Kadimah），這是第一個以猶太復國主義為主張的政治組織，儘管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這個名稱要在1890年才由伯恩堡姆在自己的著作《自我解放》（Self Emencipation）中提出。猶太復國主義也稱為錫安主義，伯恩堡姆用錫安來象徵猶太人所追求的在精神和肉體上回歸聖地的願望。

奧地利新聞記者、作家西奧多·赫策爾（Theodor Herzl）在法國報導德雷福斯案期間，深深感受到德雷福斯案中所暴露的歐洲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從此放棄對自由平等的幻想，憤而轉向猶太復國主義的道路，寫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歷史上的重要著作《猶太國》（Der Judenstaat）。

赫策爾的猶太復國主義思想是世俗的，主要是給沒有祖國的猶太民族尋找一個安全的安身立命之地，但並不以猶太教的迴歸錫安為主旨，也不強調一定要回到以色列。1897年，赫策爾在瑞士巴塞爾舉辦了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這是猶太人現代史上的一個轉折，大會首次明確了猶太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意願，會上組建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簡稱WZO），赫策爾當選為WZO的第一任主席。會上提出一些猶太復國主義的基本原則：

１、鼓勵猶太人用合法手段移居以色列

２、在全世界建立合法的猶太人組織

３、鼓勵猶太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

４、爭取大國支持，建立猶太人的國家

赫策爾受思想啓蒙運動的影響很深，認為人們從總體上講是理性的，幫助猶太人在歐洲以外的地方建立猶太人的國家對歐洲國家解決猶太人問題有利，應該得到歐洲列強的支持，所以赫策爾將很大的希望寄託在通過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遊説奧斯曼帝國的蘇丹身上，但最終空手而回，威廉二世根本沒有興趣介入。1906年赫策爾死後，德國猶太化學家魏茨曼（Chaim Weizmann）當選，日後成為以色列的第一任總統。魏茨曼改從英國入手。英國在歷史上對猶太人的迫害較少，英國受過良好古典教育的精英階層對猶太曆史富有同情，對古典文化的同樣的同情使英國在希臘獨立戰爭中站在希臘這一邊，支持希臘從奧斯曼帝國手裏獲得獨立，詩人拜倫的很多詩篇就是英國精英的這種崇尚希臘主義（Phil-Hellenism）的寫照。英國的新教傳統也有別於歐洲大陸的天主教傳統，對猶太人在基督教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更有意扮演上帝之手，幫助猶太人返回聖經上允諾的以色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於肢解奧斯曼帝國、爭奪東地中海霸權的政治需要，英國精英階層中的崇尚猶太主義（Philo-Semitism）終於發酵，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Arthur Balfour）在1917年在給Walter Rothschild的信中，宣稱英國樂意看到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家園（原文為His Majesty’s Government view with favour the establishment in Palestine of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這就是日後著名的《貝爾福宣言》。但貝爾福還是小心地避開了支持猶太人建立自己的國家，只表示了對猶太人家園的支持，並且強調在巴勒斯坦的非猶太人的權益必須得到尊重和保護。在具體政策上，英國對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問題上一直處於搖擺狀態，最終使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對英國深為失望。

赫策爾的主張沒有在受啓蒙思想影響較深的西歐猶太人中得到太大的響應。事實上，赫策爾的猶太復國主義主張不光受到西歐猶太人左右翼的反對，還受到猶太教原教旨派（Orthodox Judaism）的反對。右翼猶太人對融入文明、理性的主流社會依然抱有信心，認為猶太人的出路在於主流社會化，迴歸以色列既沒有必要，又對融合於先進文明無益，這是從門德爾松時代一脈相承下來的西歐猶太人的主流觀點。左翼猶太人則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延續，因此猶太人的出路在於無產階級革命或社會民主主義，在於國際主義，消除民族差別，而不是到以色列去強化猶太民族的猶太性。猶太教原教旨派在教義上主張迴歸以色列，但那只有在彌賽亞出現時，在彌賽亞的帶領下才可以進行的事，通過人間的力量自行其是，那是對上帝的允諾的不信任，是對神意的褻瀆，迴歸一個世俗的以色列還不如不迴歸。

作為猶太人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運動，猶太復國主義並不是鐵板一塊。主流猶太復國主義並沒有宗教色彩，為了和猶太教從宗教出發的迴歸以色列的主張加以區別，主流猶太復國主義自我標榜為政治猶太復國主義（Political Zionism）。但猶太教的主流也有自己版本的宗教猶太復國主義（Religious Zionism）。宗教猶太復國主義強調猶太人迴歸以色列的舉動並非人力所為，而是上帝的看不見的手在運作，所以猶太人蔘加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是聽從上帝的意旨。對於強調非宗教性的政治猶太復國主義，宗教猶太復國主義的解釋是：上帝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上帝並不因為一些人不信上帝就對他們無能為力，那些人依然成為上帝的工具，只是自己還不知道或者拒絕承認而已。作為一個政教分離的世俗國家，宗教猶太復國主義在以色列政治中佔有不大不小的地位，以色列議會中一些宗教猶太復國主義的背景的小黨常常在左右排政治勢力勢均力敵的時候四兩撥千斤，成為現代議會政治的一大奇觀。另一方面，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非常強調服兵役，用武裝手段保衞猶太復國主義，據説以色列軍隊中很大一部分士官和下級軍官具有宗教猶太復國主義的背景，以色列軍隊也有專門的和猶太教會合作的項目，供官兵在服役期間同時研習猶太教義，稱為Hesder program。

但是猶太復國主義的主流依然是非宗教的。在以色列建國前後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政治猶太復國主義中的主流是工黨猶太復國主義（Labor Zionism），這和社會主義猶太復國主義（Socialist Zionism）常常混為一談。工黨猶太復國主義受德國哲學家摩西·海斯（Moses Hess）和波羅曉夫（Bar Borochov）的影響很深，在某種意義上有歐洲的工黨或社會民主黨的色彩，但又不完全一樣。海斯和波羅曉夫認為，猶太人的悲哀在於由於歷史的原因而和生產勞動脱節，成為社會的寄身者。因此猶太人要自強，就必須和土地結合在一起，重新變成生產者，只有這樣，才能重新成為“正常”的民族，在民族之林中獲得平等。用生產勞動救贖猶太民族，用汗水和智慧救贖巴勒斯坦這塊貧瘠而神聖的土地，讓沙漠盛開鮮花（Let the desert bloom），這就成為工黨猶太復國主義的宗旨。在1881年3月13日，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聖彼得堡被激進波蘭民族主義分子暗殺，但猶太人背上了黑鍋。時值俄羅斯經濟社會危機加深，民不聊生，官方轉嫁危機，大批俄國猶太人遭到有組織的屠殺（pogroms），著名的音樂劇《屋頂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和電影《日瓦戈醫生》就是這個背景。類似的排猶屠殺也在波蘭和其他東歐國家發生。俄國猶太醫生平斯克（Leo Pinsker）著書，宣傳猶太人自己尋找安全的安身立命之地的“自我解放”（Auto Emancipation）思想。內因外因的促動，導致俄羅斯和東歐猶太人開始向巴勒斯坦移民，羅斯希爾德家族也出資贊助在巴勒斯坦購置土地，用於安置猶太人移民。這就是史稱第一次猶太人移民（The First Aliyah）。工黨猶太復國主義以此為契機，通過組織大量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定居點和自我服務的社會架構，達到重建以色列的目的。工黨猶太復國主義力量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大量的猶太人集體農莊（kibbutz），建立了猶太人的社會保障體系（Histadrut），還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哈格納（Haganah），武裝保衞猶太人的定居點。工黨猶太復國主義是今天以色列工黨（在以色列成為Mapai）的前身，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導了以色列政治，本-古裏安、埃希科爾、梅厄夫人、拉賓、佩雷斯、巴拉克等歷任以色列總理都是工黨的，以色列國防軍的主要將領也在很長一段時間主要為工黨成員。

實際上，工黨猶太復國主義是對赫策爾的猶太復國主義的一個偏離。赫策爾的猶太復國主義的重點在於利用大國政治（尤其是英國和德國的力量）借力打力，通過合法手段為猶太人尋找一個安身立命之地。在赫策爾的領導下，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積極在世界各地尋找適合於猶太人定居而又容易進入的地方。巴勒斯坦並不是唯一的選擇，甚至不是首選，因為巴勒斯坦土地貧瘠。開始時，阿根廷看來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不久，英國提議將英屬烏干達（實際上是現在的肯尼亞）的一片土地作為猶太人的定居地。蘇聯也曾提出將遠東中蘇邊境上黑龍江邊的一片土地作為遠東猶太蘇維埃共和國。但東歐和俄羅斯猶太人堅決反對，非巴勒斯坦不去，甚至在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上離開會場以示抗議。赫策爾的猶太復國主義主張的本意是為對思想啓蒙運動結果深感失望的西歐猶太人中產階級尋找安身立命之地，但應者寥寥，反而在猶太教宗教情結遠為深厚並正在遭受反猶迫害的東歐猶太人中得到熱烈響應。在魏茨曼的具體運作下，東歐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開始有了聲色，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納粹反猶已經很嚴重的時候，向巴勒斯坦移民的猶太人以下層的東歐和俄羅斯猶太人為主，工黨猶太復國主義自然就成為這一時期猶太人政治的主流。這有點像陳獨秀主張在城市工人中宣揚共產主義，結果在毛澤東手裏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農民革命。

從一開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內部就像蘇聯共產黨內部有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一樣，在左翼的工黨猶太復國主義的對面有右翼的修正主義猶太復國主義（Revisionist Zionism），其創始人和領導人是波蘭猶太人澤夫·雅勃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強調通過大國政治實現重建以色列的目的。雅勃廷斯基也是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領導成員之一，但和工黨猶太復國主義的本-古裏安和注重實際的中間派魏茨曼政見不合，主張藉助英國的力量，建立獨立的但是效忠於英國的以色列。30年代中期，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拒絕了雅勃廷斯基的主張，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領導層陷入分裂，佔多數的中間派最關心的是在以色列建立猶太人的國家，第二位的修正主義派主張依賴英國的力量，工黨猶太復國主義力量是少數派，但主導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所以反而在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至關重要的猶太人移民中有最大的影響。從社會背景來説，工黨代表的是猶太勞工和農民的利益，中間派代表中產階級，而修正主義派有更多中產階級上層（upper middle class）的背景。直到二戰爆發前夕，中產階級對離開富裕的歐洲而移民貧瘠的巴勒斯坦的熱情遠遠不及無產階級，自然工黨在巴勒斯坦猶太人中影響更大。在得不到主流支持後，雅勃廷斯基離開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另外建立了新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也開始組織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建立了自己的集體農莊和社會保障體系，以及自己的武裝伊爾貢（Irgun），以及從伊爾貢分裂出來的更極端的勒海（Lehi）。不過伊爾貢和勒海在政治上屬於修正主義派，在軍事上並不聽雅勃廷斯基的指揮，而是積極開展針對英國佔領當局的襲擊。這並不是他們反對雅勃廷斯基的右翼政治和大國戰略，而是英國佔領當局對猶太復國主義礙事。以色列建國後，中間派猶太復國主義向修正主義派靠攏，以伊爾貢未核心，組建了自由黨（在以色列稱為Herut），成為修正主義派在建國後的以色列的政治代言人。伊爾貢領導人曼納海姆·貝京（Manachem Begin）日後成為以色列總理，和埃及總統薩達特簽訂戴維營和平協議後，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勒海的領導人依扎克·沙米爾也曾擔任過以色列總理。自由黨日後演變為團結黨（也稱利庫德黨，Likud），沙龍、內坦亞胡都是利庫德黨的，現在團結黨分裂，新的進步黨（也稱卡迪馬黨，Kadima）在政治上居中一點，沒有傳統利庫德那麼右翼。

被羅馬人逐出耶路撒冷以來，猶太人一直在巴勒斯坦有所定居。13世紀西班牙猶太教大拉比Nachmanides和舌戰天主教會後，被迫離開西班牙。Nachmanides回到耶路撒冷時，耶路撒冷只有不到10户猶太人。Nachmanides主持恢復了耶路撒冷的猶太教會，修建了猶太教堂。歷史上還有其他的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事例，但這些猶太移民基本都是宗教性質，不問世事，到聖地只是為了研習經書和朝聖，或者到聖地終老，葉落歸根。

在工黨和伊爾貢的推動下，猶太人開始向巴勒斯坦大量移民，目的是世俗的，為了在巴勒斯坦安身立命，並最終建立猶太人的國家。按時間和來源劃分，從1882-1948年之間，大致有5次阿利雅（Aliyah，原意為上升，指升入聖地）。1882-1903年的第一次阿利雅，移民人數達35000，在阿拉伯人的城市雅法（Jaffa）附近建立的定居點最後發展成第一個猶太人的城市特拉維夫（Tel Aviv，意為“泉水之嶺”，名字取自原阿拉伯地名，也和赫策爾的著作《古老的新土地》（Altneuland）的希伯來語譯名雙關），但到1903年，這批移民中過半離開了巴勒斯坦。1904-1014年的第二次阿利雅，移民人數達4萬，主要來自逃離俄羅斯反猶風潮的俄羅斯猶太人，這是很重要的一次阿利雅，猶太人的集體農莊是在這個時期建立的，巴勒斯坦猶太人中也開始大規模使用希伯來語作為猶太人的民族語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只有一半移民留了下來。1919-1923年的第三次阿利雅，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勒斯坦成為英國託管地後的第一次移民潮，移民人數達到4萬。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關閉了猶太人移民的大門，這一波移民主要來自東歐。受到貝爾福宣言的鼓舞，這批移民是工黨猶太復國主義的中堅，他們有備而來，而不是簡單地逃脱原住地的苦難。他們事先學習了農業技能和惡劣環境下的生存技能，一到巴勒斯坦就在海邊的一些沼澤地排水、開荒。這批移民很少有離開巴勒斯坦的，使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人口總數達到9萬。他們在巴勒斯坦選舉了猶太人的自治政府，還建立了自衞武裝哈格納。1924-1929年的第四次阿利雅的主要成員時匈牙利和波蘭的中產階級，他們主要聚居在城市，已開生意和小工廠為主，到二站爆發前，已有近2/3再次移民，離開了巴勒斯坦。1929-1939年的第五次阿利雅的直接原因是德國的反猶政策，這一波移民主要來自東歐和德國，其中不乏醫生、教授、律師、藝術家等，人數高達23萬之眾，僅33-36年就有17萬4千猶太移民到達巴勒斯坦。大量來自德國的猶太移民史特拉維夫成為世界上受功能主義的包豪斯建築風格影響最深的城市，猶太移民也建立了巴勒斯坦愛樂樂隊。海法港完成擴建，海法煉油廠也建成，猶太人的巴勒斯坦地區開始有了現代工業。到1940年，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人口達到40萬。這一波移民在36年後受到英國當局的嚴重限制，39年英國白皮書後，正常移民全部停止，開始轉入非法移民（Aliyah Bet），直到48年以色列建國。以色列建國後，不再使用阿利雅這個説法。

在以色列建國和周邊阿拉伯國家對猶太人的敵意劇增的雙重推動下，阿拉伯國家的猶太人大量向以色列移民，其中最著名的是從埃塞俄比亞撤離猶太人的“摩西行動”（Operation Moses，隱喻摩西帶領猶太人走出埃及）和從也門撤離猶太人的“魔毯行動”（Operation Magic Carpet）。絕大部分也門猶太人從來沒有見過飛機，但一直相信聖經中《以撒亞書》中上帝將使“以色列的孩子們”用翅膀飛回以色列的經文，當新生的以色列用飛機將這些也門猶太人空運回以色列時，在他們的心目中無疑是上帝在兑現諾言。下一波大規模的猶太人移民來自蘇聯，從70年代開始，蘇聯猶太人開始被准許大量移民。然而，絕大多數蘇聯猶太人並沒有迴歸聖地，而是選擇了移民美國，如1989年，創記錄的71000蘇聯猶太人被准許移民，其中只有12117人選擇了移民以色列。蘇聯當局開放猶太人的移民是基於國際國內猶太人要求迴歸以色列的訴求，但事實上大多數猶太人移民僅僅是為了更好的生活條件，而和猶太復國主義無關。

19世紀末20世紀初第一次阿利雅移民到達巴勒斯坦時。他們是作為“一個沒有土地的民族來到一個沒有主人的土地”（A land without a peop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他們滿懷用自己的雙手建設一個新世界的豪情，但嚴酷的現實是，他們缺乏基本的農業技能，在身體和心理上也缺乏對艱苦生活的準備，在5分鐘熱度後，很快滑回到舊習慣，開始僱用阿拉伯人作田間的苦力，貝都因人做保安，猶太人則做“乾淨”的活，更多的人索性再次出走，向生活條件優裕的西歐或北美移民。第二次阿利雅的俄羅斯移民很多定居在用世界各地猶太人共同捐獻的資金購置的猶太人共有的土地上，他們也缺乏在惡劣環境單獨生存的能力，於是公有制的集體農莊成為最合理的選擇。他們互相幫助，有的人從事田間作業，有的人管理公共廚房，有的人從事清潔、洗涮，還有自己的幼兒園、學校。這就是猶太人集體農莊“基布茨”（Kibbutz）的開始。第三次阿利雅移民到達時，帶來了再歐洲青年中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想。他們不僅要回歸巴勒斯坦，還要用自己的雙手在巴勒斯坦建造一個新社會，建造一個沒有剝削的平等的人間天堂。他們既不願意為別人幹活，也不願意有僱人幹活的負罪感。他們崇尚社會平等，實現一切歸公的平均主義，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他們沒有分工，為了平等，苦活、髒活輪流幹，管理層也不例外。他們沒有私有財產，甚至收到的禮物都要交工，重新分配。他們崇尚民主，事無鉅細，都要在基布茨的大食堂裏討論、表決。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歌，圍繞着篝火歡歌暢舞，高談闊論，指點江山。從哲學、人生，到科學、民主，從政治、經濟，到鄰里街坊的雞零狗碎，無所不談。他們不光是體力勞動者，也是作家、藝術家、演員。他們有自己的學校、劇團、運動隊、樂隊、合唱團。不光左翼的工黨猶太復國主義建設基布茨，右翼的修正主義派也建設自己的基布茨，儘管規模要小一些，宗教猶太復國主義也建立了自己的基布茨。

基布茨運動很快在以色列各地興起，從加利利海邊，到希伯隆（Hebron，現約旦河西岸地區）的砂石山丘，到內格夫沙漠，到處都有基布茨。為了搶佔戰略要地，很多基布茨是建立在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為的是有一天以色列建國時，可以為猶太人的國家多圈一點地方。以色列建國後，以色列軍方的納哈爾（Nahal）組織繼續贊助基布茨運動，在很多偏遠的邊疆地區建立基布茨，相當於軍墾。

還有一種集體農莊，稱為摩謝夫（Moshav），只具備初級合作社的程度，只有產品推銷和重大購置通過集體進行，各家財產依然私有。摩謝夫的規模實際上比基布茨大，人數多得多，但名氣遠遠不如。大部分猶太人依然選擇居住在城市或者摩謝夫，基布茨的人口在巴勒斯坦猶太人中從來沒有超過7%，但在他們中間，產生了不成比例之多的以色列政治家和將軍。

在奧斯曼帝國時代，基布茨的規模還很小，猶太人定居者和阿拉伯鄰居之間的衝突步超過通常的雞零狗碎之事，人們擔心的是普通的偷盜，而不是有組織的反猶襲擊。《貝爾福宣言》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國家的企圖變得明確起來，猶太人移民大批湧入，阿拉伯人的戒心和敵意大增，擔心猶太人反客為主，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開始升級。猶太復國主義從一開始就把眼光放在大國政治上，熱衷於高層路線，但基本忽略了已經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利益，所以才有“一個沒有土地的民族來到一個沒有主人的土地”的説法。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基布茨猶太人把鄰居的阿拉伯農民看作同樣的勞工階層，以為只有阿拉伯地主才是共同的敵人，而忽略了民族主義的因素。但在日益升級的阿猶衝突情況下，基布茨的人們開始拿起武器，保衞自己，這就是猶太人的武裝組織哈格納（Haganah，意為自衞）的前身。

英國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態度始終是猶疑不定的。從“道義”上，英國上層不乏對猶太人的同情。但從維護大英帝國利益出發，英國又在猶太人迴歸巴勒斯坦的問題上出爾反爾。《貝爾福宣言》有意説猶太人的家園（A Jewish Homeland）而不是一個猶太人的國家（A Jewish State）並非偶然。事實上，貝爾福德措辭是經過仔細考慮的，並非一時興起。隨着阿拉伯人的反對的加劇，英國很快就後悔了，開始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購置土地和向巴勒斯坦移民實行配額限制，到1939年，全面終止猶太人在巴勒斯坦購置土地和移民的行動，以圖平息阿拉伯人的反對。但英國的搖擺，也在客觀上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重建以色列時斷時續地打開了方便之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雅勃廷斯基和特倫佩爾多（Joseph Trumpeldor）向英國建議，組建一支猶太人的部隊，加入英軍作戰，幫助英國奪回在同盟國的奧斯曼帝國手裏的巴勒斯坦。英國反對猶太人的部隊參加在巴勒斯坦的作戰，而是把他們派往在土耳其的黑海出海口的加里波利作戰，而且不是作為作戰部隊，只是作為騾馬運輸部隊。雅勃廷斯基和特倫佩爾多都在這支稱為“猶太軍團”（Jewish Legion）的部隊裏擔任軍官，都因為作戰勇敢而獲得勳章。以色列的開國總理本-古裏安也在猶太軍團裏當列兵。到一戰後期的1917年，英國終於答應組建一支猶太人的作戰部隊，“猶太人團”作為澳新騎兵師（Anzac Mounted Division）的一部分參加了包括渡過約旦河的戰鬥，作戰地點離耶路撒冷最近處只有20英里，特倫佩爾多在Tel Hai的戰鬥中犧牲。以色列的第二任總統本-茲維（Itzak Ben-Zvi）、第三任總理埃希科爾（Levi Eshkol）等都曾在猶太軍團服役。原為加拿大皇家龍騎兵團（Royal Canadian Dragoons）上尉的羅斯希爾德家族中的一員James Armand de Rothschild也服役其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聯將原為奧斯曼帝國的一個行省的巴勒斯坦（含今日的巴勒斯坦和約旦）交給英國託管（British Mandate）。儘管英國已經開始對猶太人移民開始有所約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依然不滿英國的放任，在耶路撒冷市長鬍塞尼德領導下，要求大選，由於阿拉伯居民在巴勒斯坦佔絕大多數，大選的結果幾乎可以肯定是建立一個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英國拒絕了。憤怒的阿拉伯人在1936-39年間，爆發了總罷工，之後演變為大規模的暴動，開始發生驅趕、殺戮猶太人的事件。基布茨武裝哈格納開始和英國佔領軍合作，共同鎮壓阿拉伯暴民，哈格納也在此期間成長為一支達12000人（一説14500人）的統一的有組織的猶太人武裝力量，而不再是各個基布茨各自為戰的村民自衞隊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英國擔心隆美爾的非洲軍團可能攻佔埃及，進一步攻佔巴勒斯坦，控制中東和蘇伊士運河，要求哈格納合作，併為哈格納提供裝備和訓練。但是當蒙哥馬利在42年的阿拉曼戰役中打敗了隆美爾，埃及、中東和蘇伊士運河不再危在旦夕後，英國又對猶太人蔘戰不感興趣，撤回了對哈格納的支援。儘管巴勒斯坦猶太人被容許參加英軍，15個猶太營也在40-41年在希臘配屬英軍作戰。為了對抗親納粹的耶路撒冷市長鬍塞尼，英國組建了“巴勒斯坦團”（Palestine Regiment），但還是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玩弄平衡，儘量招募同樣數量的巴勒斯坦猶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加入，不過猶太人蔘軍遠較阿拉伯人踴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團的比例最後達到四分之三。巴勒斯坦團在埃及和北非作戰。英國當局直到43年9月才准許猶太人組建一支全猶太人的“猶太旅”（Jewish Brigade），5000人的猶太旅直到45年3月才登陸意大利參戰，戰爭兩個月後就結束了，猶太旅駐紮在意大利、南斯拉夫、奧地利交界的地區，成為猶太人偷渡巴勒斯坦的重要通道。45年7月，猶太旅調防到比利時和荷蘭，46年夏解散，但猶太旅的成員很多回到巴勒斯坦，加入了哈格納，參加以色列的獨立戰爭。

在二戰初期的41年，哈格納組建了一支精鋭的突擊隊帕爾馬克（Palmach，意為突擊連），作為哈格納的機動的野戰軍。英軍為帕爾馬克提供輕武器和炸藥，並訓練帕爾馬克人員（暱稱Palmachniks），帕爾馬克積極協助英軍進攻仍在維希法國手中的黎巴嫩和敍利亞。但42年後，英國改主意了，不再需要帕爾馬克的幫助，轉而要求帕爾馬克解散。在基布茨協會的首領建議下，帕爾馬克化整為零，以小分隊形式分散在各個基布茨中，一方面保衞基布茨，一方面參加生產自救，並教育基布茨人們猶太復國主義的思想喝招兵買馬。帕爾馬克還積極培訓軍官，特別強調主動、積極、靈活、敢於承擔責任的戰鬥作風，強調“跟我衝”的領導精神，對日後以色列的建軍思想有深遠的影響。至今以色列軍官對士兵在戰鬥中的傷亡比例居世界前列，以至於以色列軍方規定高級軍官不得親自衝鋒在前，避免指揮鏈的斷裂。

以色列獨立戰爭和建國後以色裏國防軍的高級軍官中，大部分都有哈格納或帕爾馬克的背景，僅當過以色列國防軍最高級軍官總參謀長的就有達揚（56年西奈戰爭期間）、拉賓（67年6天戰爭期間）、巴列夫（68-71年，負責建造沿蘇伊士運河的巴列夫防線）、埃拉澤（David Elazar，73年十月戰爭期間）、古爾（Mordechai “Motta” Gur，74-78年，指揮恩德培機場人質營救）、埃坦（Raful Eitan，82年入侵黎巴嫩期間），沒有當過總參謀長但名氣更大的沙龍也是哈格納出身。巴拉克（Ehud Barak，92年伊拉克戰爭期間）儘管太年輕，沒有撈上在哈格納或帕爾馬克幹過，但他也是基布茨出身，算是和哈格納、帕爾馬克有精神上的血緣關係。

哈格納對英國佔領當局的態度是既鬥爭又合作，在推動以色列建國和幫助猶太人移民上堅決鬥爭，但在共同抵禦阿拉伯人的襲擊和維持基布茨的安全上和英國人合作。哈格納也主張對阿拉伯人的挑釁有理有利有節，不主張殘酷報復和主動出擊。這種“節制政策”（Havlagah）受到修正主義派的反對，他們要求主動出擊，打擊英國佔領軍和阿拉伯“匪幫”，加速建立以色列。修正主義派在1931年從哈格納分裂出來，建立了自己的武裝伊爾貢（Irgun Tsvai-Leumi，意為民族軍事組織，簡稱Irgun）。41年時，伊爾貢中更極端的一支在斯特恩（Abraham Stern）的領導下分裂出來，自組勒海組織（Lehi，全稱為Lohamei Herut Israel，意為以色列自由戰士），不惜與納粹德國合作，以達到八英國趕出巴勒斯坦的目的，在戰時就廣泛襲擊英國目標，被英國稱為“斯特恩匪幫”（Stern Gang），在猶太人主流中也為不齒。哈格納曾應英軍要求，聯手製約勒海。在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哈格納、伊爾貢、勒海聯合起來，一起為以色列的建國而戰，日後成為以色列國防軍的三個主要來源。

第二次世紀大戰後，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暴行公諸於天下，猶太人的苦難受到世界上廣泛的同情，猶太人要求迴歸故土的要求得到西方輿論的支持。二戰使英國國力衰竭，難以繼續維持殖民地體系，在47年宣佈將從巴勒斯坦撤出，印度的獨立也是在這個時候。蘇聯出於扶持一個親社會主義的以色列的目的，在聯合國支持以色列建國。美國對以色列建國一向是樂觀其成。於是，在聯合國的主持下，在48年5月14日，在猶太人被逐出聖地近兩千年後，猶太人在以色列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猶太人終於回到了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