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歸錫安之路—猶太人迴歸以色列的心路歷程（六）_風聞

今天的伊斯蘭世界裏充滿了反猶宣傳，從極端的宗教領袖，到不負責任的媒體和政治家，言辭之極端、激烈為歷史上罕見。阿拉伯世界的學校裏，孩子們從小就被灌輸將猶太人斬盡殺絕的血腥叫囂。這是徹底的反猶主義，但這一切開始於以阿衝突，是恨烏及屋的結果。這是猶太人的不幸，猶太人要回歸錫安，尋求現實的和平和心靈的安寧，結果招來更多更深的仇恨。

聯合國關於以巴分治的第181號決議在形成過程中，曾有兩個方案。一是建立一個統一的雙民族以色列，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移聯邦的形式共治。另一個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為兩個國家，以色列為猶太人為主的國家，巴勒斯坦為阿拉伯人為主的國家，耶路撒冷由國際共管，不屬於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最後以巴分治的方案成為第181決議的基礎，以色利為猶太人佔55%的國家，巴勒斯坦為阿拉伯人佔99%的國家，按土地面積來算，以色列佔英國託管的巴勒斯坦約55%，巴勒斯坦佔43%，其餘的為國際共管的耶路撒冷。美國和蘇聯都投了贊成票，英國和國民黨中國投了棄權票，投反對票的基本上都是阿拉伯國家。

聯合國的分治明顯有利於猶太人。在猶太人重新在巴勒斯坦建立定居點的過程中，猶太人定居點很是分散。聯合國基本上把所有猶太人略佔多數的地方都劃給以色列，但只有阿拉伯人佔絕對多數的地方才劃給巴勒斯坦。然而，就是這樣的分劃也不能滿足猶太人的胃口，48年的獨立戰爭正好成為契機，猶太人以戰爭為名，乘機大肆搶佔土地。一方面為猶太人的國家創造了生存和保衞的條件，另一方面為日後的以巴衝突埋下了禍根。

時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數人（包括相當一部分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內的阿拉伯人）已經不再質疑猶太人在以色列建國的權力，問題的焦點基本上在巴勒斯坦人建國的權力。巴勒斯坦人建國的權力可以由兩個途徑實現：和猶太人共享權力的雙民族以色列/巴勒斯坦，或者兩個獨立的國家，既猶太人的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

雙民族的以色列還是兩國方案在以色列建國之前就有過爭論。在20年代到48年獨立戰爭之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佔少數民族地位，雙民族以色列為學術界所偏愛，倡導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具有同等權力，共享共建巴勒斯坦/以色列，愛因斯坦也對這個概念表示支持。但是不斷升級的猶太人-阿拉伯人的衝突和48年的獨立戰爭在事實上把這個概念否定了，猶太復國主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而不是建立一個和阿拉伯人分享的雙民族國家。聯合國181號決議在事實上也否定了雙民族以色列的概念，而倡導建立一個猶太人的以色列和一個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雖然最後只有猶太人的以色列得到建立，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到今天依然是空中樓閣。在理論上，以色列憲法保證以色列籍阿拉伯公民的權力，這有一定的雙民族概念的意思，但在實際上，以色列的政策無不圍繞着保障以色列的猶太性，以色列作為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是以色列的基本國策。在強勢的以色列的陰影之下，雙民族的以色列似乎被遺忘，但67年的六天戰爭中以色列的巨大軍事勝利帶來了更為巨大的政治困惑：如何處置新近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戈蘭高地、西奈（在以埃大衞營和約歸還埃及之前）以及其上居住的阿拉伯人。一方面，吞併這些土地具有巨大的精神意義和軍事意義，約旦河西岸是聖經上猶太人的土地，是所謂的撒瑪利亞（Samaria）和猶太地（Judea），耶路撒冷、伯利恆、希伯隆都在西岸。在軍事上，吞併這些土地大大加深了以色列的防禦縱深，而在此之前，特拉維夫到耶路撒冷走廊的最窄地段只有20來公里寬，在軍事上實在難於防守。但這些阿拉伯居民如何處置呢？再像48年那樣大量驅趕是不行了，儘管有幾萬居民確實遭到驅趕。把這些土地交還阿拉伯人是不可思議的，但吞併意味着必須給這些阿拉伯人以色列的公民權，這樣猶太人將不再成為多數民族，以色列的猶太性就無從保證。貝京的利庫德集團曾經贊同雙民族方案，將以色列的疆界正式包括被佔領地區，給被佔領地區的巴勒斯坦人以以色列公民權，但以色列仍然必須是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或者猶太人主導的雙民族國家，即使猶太人佔少數。在左右為難之中，以色列採取拖延的戰術，既不給被佔領地區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公民權，又迫使他們接受以色列的軍管，同時鼓勵猶太人向這些地區移民，製造既成事實。這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製造了更多的問題，一些猶太人定居點被迫拆除。在這樣的陰暗前景之下，雙民族概念更難為以色列的猶太人所接受。但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正當權益問題再也不能拖下去了，於是兩國方案為越來越多的以色列猶太人所接受。

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中，對雙民族和兩國方案也是來回反覆。在一開始，阿拉伯人根本不接受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一心要把猶太人趕下海去。但在67年的六天戰爭之後，以色列的巨大軍事優勢震撼了整個阿拉伯世界，當然也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73年埃敍功虧一簣之後，巴勒斯坦人也意識到，不承認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不再現實了，阿拉法特的巴解組織也一度呼籲雙民族的巴勒斯坦，這時輪到弱勢的阿拉伯人呼籲雙民族概念了。但此後幾十年的以血還血、以牙還牙，雙民族概念在阿拉伯人中本來就淡漠，現在更被視為天方夜譚。然而，在學術界中，雙民族概念得到了新的重視，這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同一片土地上和平共處的根本出路，著名的巴勒斯坦裔東方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愛德華·薩依德就主張雙民族的巴勒斯坦。但現實政治使兩國方案成為最現實的途徑，奧斯陸協議和阿拉法特-巴拉克的大衞營會談都是兩國方案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哈馬斯和真主黨也有他們自己版本的雙民族方案，不過那是在伊斯蘭主導下的雙民族，猶太人“迴歸”到dhimis的二等公民狀態，這才是“消滅以色列”的含義，而不是從肉體上把猶太人斬盡殺絕。當然，這是猶太人所不可能接受的。不管哪一個民族作為主導，都不是真正的雙民族方案。

很長一段時間內，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建國問題是不屑一顧，果爾達·梅厄就有過一句有名的話：“從來就沒有巴勒斯坦人”，因為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只是恰好居住在這裏的一半散沙而已。這不能説一無道理，但顯然和殖民主義者對待原住民的態度如出一轍。在這種態度的主導下，自然也沒有巴勒斯坦建國的問題，即使在以色列建國前，猶太人也設法阻止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哈格納協助英軍鎮壓36-39年阿拉伯大暴動，就有阻止巴勒斯坦獨立成為阿拉伯人的民族國家的意圖。然而，幾十年的血於火，即使是強硬派也終於認識到，繼續無視巴勒斯坦的建國問題已經在政治上無異於鴕鳥政策了。

現在一般接受的巴勒斯坦國的概念包括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以東耶路撒冷為首度，歷次以巴和談也是以此為出發點，但困難重重。根據最終以失敗告終的阿拉法特和巴拉克的大衞營會談的情況來看，問題集中在幾個方面：

1、以巴雙方嚴重缺乏互信，誰都不相信對方將信守協議。

2、以色列拒絕將耶路撒冷在以巴之間分治，分治不僅在市政管理上造成麻煩，以色列也不信任巴勒斯坦能對猶太教聖蹟妥善保護，並容許猶太人自由膜拜猶太教聖蹟，巴勒斯坦人曾搗毀在聖經中出埃及期間猶太王約瑟的墓，在67年前約旦佔領耶路撒冷期間，猶太人也不得參拜神聖的西牆；同樣，巴勒斯坦也不信任以色列能對伊斯蘭教和基督教聖蹟妥善保護，並容許阿拉伯人自由膜拜，聖殿山上的阿克薩清真寺在被以色列佔領後的69年曾有過大火，燒燬了南翼，清真寺下有一條古代就有的地道，但有人懷疑以色列故意重新啓用地道，造成神聖的阿克薩清真寺的部分坍塌。

3、巴勒斯坦堅持要將國土連接起來，而不是被分割成兩片互不相連的飛地，而以色列連放棄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猶太人定居點以使巴勒斯坦飛地連片都不願意。事實上，西安和加沙要連成一片，從以色列中間橫穿是不可能的，那樣以色列就被腰斬了，但要繞過以色列北端，從加利利繞過來，把以色列和黎巴嫩隔開，在距離上是近了，但那是靠近加利利海的肥沃土地，也是猶太教的聖地，要以色列放棄簡直不可能；從南端繞過來，把以色列和埃及的西奈隔開，要在內格夫沙漠中放棄大片土地，更不可能。

4、以色列決不容許敵對的巴勒斯坦政治力量統治巴勒斯坦國，但要是巴勒斯坦國真是一個獨立國家，誰來統治巴勒斯坦又不是以色列所能控制的，這就是以色列只願意給與巴勒斯坦人有限自治而不願意讓巴勒斯坦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樣，以色列拒絕放棄對未來巴勒斯坦國的邊境控制、進出口管理和領空控制，連共管都不行。巴勒斯坦軍隊當然是不被容許的，以色列的理由是：既然簽訂了和平協議，再保持軍隊就有違和平初衷。

5、水源是一個大問題。這是一片乾旱的土地，水源意味着生存。在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主要靠地下水，但這也是以色列的重要水源，所以以色列嚴格限制巴勒斯坦人鑽水井，，用水水平不得超過68年的水平，不得新開灌溉地；但在同時，卻容許猶太人定居點鑽更深的水井，用更強力的水泵。80%的地下水資源都被猶太人佔有，而與巴勒斯坦人無緣。

6、巴勒斯坦難民的迴歸和補償當然是最大的死結之一。

即使在英國託管時期，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衝突已經開始，但相對來説，規模有限。二戰結束後，英國宣佈將放棄託管，對巴勒斯坦實行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分治。在納粹大屠殺下劫後餘生的歐洲猶太人開始大批湧入心中的聖地和猶太人的希望所在，已經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也開始大大加速對土地的蠶食，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急劇升温，在48年的獨立戰爭中達到頂點。

在戰火的威脅下，大批阿拉伯居民被迫出逃。其中有由於恐懼而出逃的，但也有相當數量是遭到哈格納武裝有計劃地驅趕而被迫離開家園的，主要集中在猶太人居多數的城市（如海發和特拉維夫），通向耶路撒冷的交通要道兩側，還有北方的加利利和南方的內格夫沙漠。歷史文件表明，本-古裏安和拉賓都曾直接下令，驅趕位於戰略要地的阿拉伯村落的居民。這些難民被驅趕過戰線了事，在戰後也不被容許返回家園。一些曾被阿拉伯軍團駐紮的村落，或者在戰爭中幫助過阿拉伯軍隊的村落，很多都成為種族清洗的犧牲品。即使依據猶太歷史學家的記錄，在驅趕過程中，燒殺淫掠都有發生。哈格納的行動當然有戰爭中對失敗者的報復的成分，但更大的因素是將被分割的猶太人據點連接起來，使新生的以色列在軍事上具有更好的防禦態勢，併為正在湧入的猶太移民提供定居的土地。

與此同時，出於軍事上失敗和政治上顏面盡失的羞惱，阿拉伯國家爆發了強烈的反猶風暴，在阿拉伯土地上世代安居的猶太人成為犧牲品。在這當口，新生的以色列成為猶太人的最後避難所，出於快速增加猶太人人口以建立充足國力的原因，以色列也十分鼓勵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向以色列移民。這一推一拉，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猶太難民的大量出逃。

48年獨立戰爭之後，原居住在巴勒斯坦的70多萬（聯合國估計數字）阿拉伯居民成為流離失所的難民，被迫流散到約旦、黎巴嫩、加沙、約旦河西岸等地的難民營裏，其中大多數一直留居到現在，加上難民的子女，現總數約4百萬。阿拉伯政府對這些難民的態度是令人髮指的，聽憑其自生自滅。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通過決議，指令成員國不得給予巴勒斯坦難民公民權，以避免巴勒斯坦難民問題隨時間自然消失。一些國家（如黎巴嫩）對巴勒斯坦難民所能從事的職業和能夠擁有的財產（房產、土地）橫加限制。如果沒有聯合國的幫助，很多難民家庭將遭受更大的苦難。與此同時，原居住在阿拉伯國家的80多萬（猶太人組織估計數字）猶太人也成為難民，其中約60萬最終移居以色列，其他的移居到歐美國家。對此，聯合國基本上沒有過問。猶太難民基本上是以色列自己在世界猶太人組織的幫助下消化掉的。

以色列獨立戰爭一結束，聯合國就主持難民問題的洛桑會議，確立了巴勒斯坦難民有權返回家園的原則，對於不能返回的難民，以色列應該予以補償器安置費用。在會上，以色列提出容許10萬巴勒斯坦難民返回家園，但這10萬包括2.5萬“自説自話”潛回的巴勒斯坦人，更重要的是，阿拉伯國家必須和以色列簽訂和平協議，承認現有邊界，並消化其餘的巴勒斯坦難民。一心要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掉的阿拉伯國家當然不接受。巴勒斯坦難民至今依然是流離失所的難民，阿拉伯國家對容納和消化巴勒斯坦難民一點也不熱心，猶太難民則已經融入以色列的主流社會。猶太人一方面對這個事實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或許暗地裏希望巴勒斯坦難民也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那樣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就自然消失了？即使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地位問題得到了解決，依然在黎巴嫩和約旦的巴勒斯坦難民問題還是一個定時炸彈。以色列右翼希望通過“居民置換”來永久性的解決難民問題，也就是説，以色列以約旦河為界，把約旦建成巴勒斯坦人的家園，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搬到約旦去。作為交換，原居住在阿拉伯世界的猶太人移居以色列。由於這些猶太人在48年後實際上已經基本上都移居以色列了，所以實際上只有巴勒斯坦人需要遷徙，猶太人不需要移動了。這個一廂情願的想法遭到巴勒斯坦人、約旦和阿拉伯世界的當然反對，美國和西方也反對。

以色列在把巴勒斯坦人驅趕出家園後，制定了幾部法律，其中的《緊急狀態法》規定軍隊有權以安全為理由制止任何人的自由行動，包括禁止主人到自己的房產或土地上去。《反滲透法》不準巴勒斯坦難民擅自回到自己的家園，發現者以非法滲透的罪名懲處，並驅逐出境。但爭議更大的法是《無主土地法》，規定政府可以將無主土地和房屋收歸國有，並分配給猶太移民。這樣一來，大量被驅趕出去的難民的房屋和土地就“自動”成為無主財產，被分配給猶太人了。據1954年的統計數字，約三分之一的猶太人定居在這樣的“無主土地”上，約三分之一的猶太新移民也是居住在巴勒斯坦人“騰出來”的房屋裏。很多巴勒斯坦難民至今帶着故鄉房屋的鑰匙，作為家園的象徵和返回故土的決心。從一開始，巴勒斯坦難民返回家園的權利和過程就是以巴和談的主要障礙。

巴勒斯坦難民是一個顯眼的問題，但已經成為以色列公民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是一個遠為微妙的問題。在48年獨立戰爭中，部分阿拉伯人沒有離開家園，部分離開了家園，但最後易然定居在停火線的以色列一方，這些阿拉伯人都成為以色列公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由三大部分組成：穆斯林、基督徒和德魯茲人，還有少量遊牧的貝都因人。德魯茲人和猶太人很親近，在獨立戰爭期間就站在猶太人一邊和穆斯林戰鬥，所以一直得到信任和重用。今天的以色列的阿拉伯公務員中，有不少是德魯茲人。以色列國防軍中還有兩名德魯茲人少將，這是除總參謀長外最高的軍銜了。貝都因人是遊牧民族，遍佈從摩洛哥到約旦的整個北非和中東沙漠。他們和阿拉伯穆斯林也合不來，在以軍佔領加沙期間，貝都因人經常充當以軍的眼線，很是遭穆斯林的恨，所以在以色列和埃及簽訂和約、從西奈撤退時，部分貝都因村莊被整體搬遷到以色列的內格夫沙漠重新安置，以免遭穆斯林的報復。按照以色列法律，德魯茲人和貝都因人都必須服義務兵役。阿拉伯基督徒不必服兵役。作為基督教的發源地，在英國託管期間，巴勒斯坦人口中曾有多達40%的基督徒。阿拉伯基督徒有原始的科普特派，十字軍的後人，自稱早於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就居住此地的“真正土著”勒萬特人等，在教派上有希臘東正教、亞美尼亞東正教、科普特教派、羅馬天主教等，十分複雜。阿拉伯基督徒在種族上認同於阿拉伯人，但夾在猶太人和穆斯林的衝突中，左右為難，只有利用歐美國家對基督徒的同情，大量移民，加上生育率低，導致基督徒人口陡降。德魯茲人、貝都印人和基督徒都不是以色列的心病，在以色列阿拉伯人80%以上的穆斯林才是。穆斯林可以志願參加以色列軍隊，但不必服義務兵役。

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公民占人口20%以上，在理論上享有和猶太人同等的政治權力，但在以色列議會中，阿拉伯議員只佔10%，如果不是因為種種政治限制，很難想像阿拉伯人會不選阿拉伯議員。以色列的公務員中，阿拉伯人的比例更低，只有6%的公務員是阿拉伯人，其中還有不少是從獨立戰爭開始就和猶太人結盟的德魯茲人和貝都因人。所有政府文件都以希伯來文發表，以後才有英語或者阿拉伯語的譯本。類似地，以色列的土地80%歸國家所有，15%歸猶太人民族基金會（Jewish National Foundation，簡稱JNF）所有，剩下的私有。猶太人民族基金會的土地明文規定不準出售給阿拉伯人，國有土地在事實上也不出售或租賃給阿拉伯人。雖然在理論上國有土地是可以出租給非猶太人的，也有出租土地給貝都因人放牧的事情，但這些與其説是普遍的事實，不如説是裝點門面的個例。以色列最高法院在2000年判決這樣的做法違憲，但2007年以色列國會通過決議，要求最高法院改判。

猶太人最憂心的還是未來的人口構成。阿拉伯人的平均年齡低於猶太人，生育率大大超過猶太人，其中穆斯林尤其如此，在幾十年內超過猶太人而成為多數民族是一個現實的可能性，最悲觀的估計再2035年就可能達到多數民族的地位，因此引起猶太人的極大恐慌。但他們已經是以色列公民，守法安居，沒有任何理由限制他們的公民權。

在以阿衝突日漸激烈的近幾十年裏，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忠誠也開始受到懷疑。由於歷史的原因，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其中不乏同情巴勒斯坦的人，比較極端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甚至聲稱“我的國家正在與我的民族為敵”（My state is at war with my nation）。在近年的示威和自殺炸彈事件中，就有以色列阿拉伯人蔘與。在2006年的黎巴嫩戰爭中，近5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認為哈馬斯綁架以色列士兵是正當的，近90%認為以色列飛機轟炸黎巴嫩實非法的，儘管以色列阿拉伯人也是真主黨火箭的受害者，還是有48%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認為真主黨的攻擊是正當的。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以色列阿拉伯人日漸在政治上要求與猶太裔公民有真正的平等，將以色列變成“所有公民的國家”，而不僅僅是猶太人的國家，至少是阿拉伯人真正具有同等權利和地位的猶太人國家。這種對以色列作為猶太人國家地位的挑戰被不少猶太人看成對國家的不忠。75%的猶太人不願和阿拉伯人作鄰居，60%不接受阿拉伯人來訪，50%認為政府應該鼓勵阿拉伯人移民出以色列，40%認為應該取消阿拉伯人的選舉權。

出於對江山變色的恐懼，以色利右翼提出另一個“居民置換”的想法，提出將部分在西岸和加利利的阿拉伯人聚居區劃歸擬議中的巴勒斯坦國，而巴勒斯坦則放棄一些西岸的猶太人已經定局的地方，這個想法也遭到了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共同反對。

如果説歷史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並沒有形成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是一盤散沙的話，過去60年的血與火使巴勒斯坦人具有了共同的價值、目標和認同。猶太復國主義要通過重建以色列來重建猶太民族，卻意外地同時建立了一個巴勒斯坦民族。隨着時間的流逝，猶太人期望巴勒斯坦人自動放棄迴歸巴勒斯坦，看來這是不大可能的事了。如果面對佔領家園的猶太人，巴勒斯坦人也形成了自己的“迴歸錫安”的情節，這真是歷史的諷刺了。

由於迴歸的猶太人和世居的阿拉伯人在這個地區的利益緊密交錯，建立一個猶太人的以色列和一個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有極大的困難。如果分治是因為兩個民族的高度敵對，那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勢必將成為以色列的軍事威脅，這是明擺着的事，也是以色列拒絕讓巴勒斯坦成為一個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基本原因。分治使制止衝突的懶漢辦法，分治並不能帶來和平，印巴分治就是先例。但永遠拒絕巴勒斯坦人的正當權力在道義上和現實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以色列的道義資本和以色列在國際上的支持相關，一個得不到西方主要強權全力支持的以色列是難以持久的。以色列最終的出路不在於以巴分治，而在於一個雙民族、和平共處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不管這個國家是猶太人多數還是阿拉伯人多數。但以色列的現實政治使這個前景十分遙遠，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話。

以色列主要是由工黨猶太復國主義打出來的，工黨猶太復國主義大體上可以算作猶太人下層和勞工階層的代表，具有一定的社會主義思想，代表着猶太人的生存需要。但雅勃廷斯基的修正主義派猶太復國主義在現代以色列政治中開始主導。相對來説，修正主義派猶太復國主義代表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政治上右傾，代表了猶太人的功利。於此而來的是基布茨運動的衰落，和以色列的中產階級化。這本身並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工黨猶太復國主義和修正主義派猶太復國主義在建國思想上的差異，前者強調依靠自己，後者強調依靠大國政治，只不過改“獨立但效忠於英國的以色列”為“獨立但效忠於美國的以色列”，還是不改“靠大邊”的本質。大國政治在很長時間內被以色列運用得遊刃有餘，但英國在以色列建國前，對阿拉伯人的反猶暴動不堪其擾，改開始時的支持猶太人在以色列建國的立場，為後來組織猶太人迴歸，但最後撒手不管；今天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是否會因為對美國利益的長期損害而轉向，只有時間能夠證明，但這不是不可能的事。

基督教和猶太教在歷史上冤家對頭了2000年，但基督教新教中的福音派最終成為猶太復國主義的最主要的同盟軍，這一支稱為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Christian Zionism）。他們對猶太人的同盟地位也是利用性質的，因為聖經中把猶太人迴歸聖地作為救世主再次降臨的先兆之一。不過基督教和猶太教的聯盟也不是沒有隱憂的，因為聖經中的另一個先兆是猶太人不光大批迴歸聖地，而且接受了基督教，而拒絕接受耶穌的猶太人在最後的審判中死去。前者通過人為的努力已經發生了，後者在兩千年的強迫和誘導中也沒有發生，今後也不大可能發生。從猶太教的角度來説，和基督教的結盟也是權宜性的。中世紀的猶太先哲、被譽為猶太人的亞里斯多德的Maimonides就曾經説過，基督教使得更多的人們接受“十誡”和塔納卡（背基督教接受為聖經舊約），接近猶太教的語言，使向信仰猶太教的最終轉化容易得多，所以是可以利用的同盟軍。西方一直流傳着一個奚落穆斯林的笑話，説外敵來了他們聯合起來打外敵，外敵打跑了他們就自己打自己，自己也打沒了就兄弟之家打。其實，基督教和猶太教之間何嘗不是一樣呢？不過五十步笑百步罷了。然而在今天，以色列在客觀上成為基督教世界在中東對抗“邪惡”的穆斯林的十字軍，這個歷史相似性從來沒有在阿拉伯人的集體記憶中淡忘，阿拉伯人依然在盼望第二個薩拉丁的出現。歷史上，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成功地從穆斯林阿拉伯人手裏奪回了耶路撒冷，十字軍建立了基督教的耶路撒冷王國，但在幾百年後，還是被薩拉丁率領統一的阿拉伯的軍隊所奪回，電影《天堂王國》（Kongdom of Heaven）説的就是這段故事。要是歷史不重演，只有打破歷史的死循環，放棄衝突，和平共處，建立雙民族的以色列/巴勒斯坦。

由於歷史的原因，猶太人有濃重的集體的受害者情節，感到孤立無助，任人宰割，所以在遇到敵對行為的時候，容易激起歷史悲情，堅信自己的道德高地，將一切都歸結為民族自衞。巴勒斯坦人作為現實生活中的被迫害者，當然也積聚起自己的受害者情節。面對不斷的挫折，更是激發了悲情和絕望，也是隻相信自己的一面之詞。以巴衝突的終結，當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雙方的事，但由於力量上的巨大懸殊，只有以色列對於和平進程有真正的主動權，只有強勢的以色列採取主動，才可能和巴勒斯坦人達成有建設性意義的妥協，巴勒斯坦人即使有意願，也沒有能力真正推動和平進程。然而，以色列只願意讓巴勒斯坦成為一個印第安人保留地一樣的支離破碎的有限自治區域聯合體，這離巴勒斯坦人要求建立正常國家的願望相差太遠，其結果只能是繼續升級的衝突。

借用本-古裏安對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戈德曼的説法：“假如我是阿拉伯領導人，我決不會向以色列妥協，道理很簡單：我們侵佔了他們的國家……我們來自以色列，但那是兩千年前的事情了，這對巴勒斯坦人有什麼意義？的確有反猶主義者、納粹主義者、希特勒和奧斯威辛，但是這是巴勒斯坦人的錯嗎？他們只知道我們侵佔了他們的國土，他們為什麼要接受這一切？”以色列前總理巴拉克自己也説，如果他是巴勒斯坦人，他也會“加入恐怖組織”。事實上，以色列對於自己歷史上的恐怖主義攻擊並不忌諱，前總理沙米爾曾經是勒海負責對佔領英軍組織恐怖攻擊的人，他就公開説：“恐怖主義只是一種鬥爭方式，以色列的道德和傳統都不能否認這一點”，“在於侵略者（英國）的鬥爭中，恐怖主義反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這對巴勒斯坦人來説，有什麼不一樣呢？

在兩千年之後，猶太人終於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心中的錫安。這應該是一片流淌着奶與蜜的土地，是猶太人安居和繁衍的土地。但60年的血與火沒有帶來和平，曾經似乎伸手可得的和平反而越離越遠。這是猶太人所期盼的錫安嗎？錫安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