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歸錫安之路—猶太人迴歸以色列的心路歷程（二）_風聞

二、同根相煎

基督教反猶主義的基點是教義，而不是猶太人的種族，所以與其説是反猶主義（anti-semitism），不如説是反猶太教主義（anti-judaism）。

耶穌復活昇天後，聖徒保羅四次遠出傳教，最後一次傳到了羅馬帝國的大本營意大利。開始時，羅馬帝國對新興的基督教十分恐懼，全力鎮壓，基督徒被大批屠殺，甚至被趕進鬥獸場喂野獸。但是基督教的生命力不是羅馬帝國鎮壓得了的。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也譯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發佈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尊崇基督教，君士坦丁大帝本人也改信基督教，並以基督教的名義，打敗政敵，統一了羅馬帝國，從羅馬移都君士坦丁堡（現稱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大帝還召集了當時所有的基督教大主教，召開了基督教歷史上極為重要的第一次尼西亞大主教會議（The First Council of Nicaea），統一了基督教教義，確立了耶穌基督的神性，確立了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概念。君士坦丁大帝雖然改信基督教，但他是死的時候才接受洗禮的，為此至今有人懷疑他是因為要利用已經不可壓制的基督教力量來統一日益分崩離析的羅馬帝國才順水推舟的。公元391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正式指定基督教為唯一國教，其他所有宗教均為非法，只有猶太教是一個例外。

從一開始，基督教和猶太教之間就互相看不順眼。在猶太教眼裏，基督教是猶太教內的一個異端邪説，尤其是耶穌自稱上帝之子和彌賽亞，還有保羅關於外邦人不經改從猶太人的習俗和禮儀、只要信仰耶穌就可以得救的説法。猶太教也對基督教膜拜耶穌和聖母瑪利亞的形象的做法不以為然，因為舊約上上帝明確説過不可以對具體形象作偶像崇拜，而上帝本身是無所不在但無具體形象的。基督教對此提出三位一體的説法，既聖父、聖子、聖靈既為三體，又為一體。猶太教指出，舊約上説彌賽亞的到來給世界帶來永久的和平，但耶穌之後世界明顯沒有得到永久的和平。基督教對此的説法是耶穌將有“第二次降臨”（The Second Coming），這次會帶來永久的和平。對於拿撒勒派的離經叛道，猶太教主流毫無寬容可言。傳教的耶穌就遭受猶太教教士的排斥，被趕出耶路撒冷的第二聖殿，耶穌之死更是被怪罪於猶太人。猶太教對基督教的迫害並不止於耶穌之死。耶穌死而復活之後，保羅開始外出傳教，傳教回來的保羅差點在耶路撒冷聖殿門外被猶太暴徒打死，保羅一定要以自己羅馬公民的身份，堅持到羅馬受審和關押，才保住一條命。基督教徒們被關進耶路撒冷的監獄，或被遞送給羅馬佔領軍當局，這樣的事例層出不窮。如果公元66年和公元133年猶太人反對羅馬的兩次起義成功，建立了“除了上帝別無主宰”的猶太人國家，並一直延續至今，不難想象，猶太教對基督教的迫害可能會繼續，其烈度也不會比基督教迫害猶太教差。但歷史沒有給猶太人迫害基督徒的時間，而是走上了另一條路，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以致歐洲（以及日後南北美洲）的主要宗教，並一直延續至今。

在基督教的眼裏，在耶穌出生之前，猶太人無疑是“上帝的選民”，摩西十誡無疑是上帝和猶太人之間的契約。但是上帝之子耶穌出生之後，上帝的選民擴大到所有接受耶穌為救世主的各族人。為了洗清人類的罪孽，耶穌代替人類在十字架上死去，然後復活顯靈，這是上帝和上帝的選民之間新的契約。換句話説，摩西十誡代表的舊契約已經過期作廢。耶穌本人是猶太人，耶穌的12個門徒和耶穌時代的信眾也都是猶太人，但猶太人作為整體非但不接受上帝的拯救，拒絕接受耶穌，還加害於彌賽亞耶穌，這是不可容忍的。這和未受教化的“野蠻人”還不一樣，野蠻人沒有聽到上帝的聲音，不知者無罪。猶太人則是明知故拒，這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看，猶太教和基督教都信奉同一聖經舊約，這是上帝與人類的契約的開始。即使是猶太人並不認同的新約，其和舊約的延伸關係也是無可置疑的。於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爭執染上了“正統”之爭的色彩。耶穌本人也是猶太人，猶太教不承認耶穌的神性和彌賽亞身份，基督教對此必須做出解釋，“猶太人本來是好人而後來變壞了”就是最方便的解釋，基督教對猶太教壓制以凸顯自己的正統就十分必然了。

從更實際的層面，早期基督教的教徒基本是猶太人，猶太教教徒當然更是猶太人，兩者在一定程度上爭奪信眾，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兩者的互相排斥。早期基督教中對於基督教主要面向猶太人還是外邦人是有爭執的。聖徒保羅強調向外邦人傳教，並且強調不需接受猶太人的習俗（行割禮、吃kosher肉食等），只要信仰耶穌就可以得救，這些寬鬆的教義使保羅這一支的基督教（Pauline Christianity）迅速在非猶太人中發展起來，而且非猶太人迅速成為基督教信眾的主體。這時，猶太人堅持信奉猶太教就被看成頑冥不化，甚至是對主的輕慢了。

在聖經新約中的部分內容也被基督教中的反猶勢力利用。比如在《約翰福音》第8章第37-47節中，耶穌痛斥法裏希猶太人（Pharisees，聖經時代猶太人中比較教條主義的一支）為魔鬼的子孫，聽信謊言，不聽上帝的教誨，還要加害於他。耶穌進一步斥責這些法裏希猶太人不是上帝的子民（“He who is of God hears the words of God; the reason why you do not hear them is you are not of God.”“出於神的，必聽神的話。你們不聽，因為你們不是出於神。”）。在《使徒行傳》第7章第51-53節中，聖徒斯蒂芬在被猶太教教士判決用石頭砸死之前，斥責猶太人拒絕上帝的教誨，殺害耶穌和其他先知。在《啓示錄》第3章第9節中起誓，要那些追隨撒旦的猶太人跪倒在主的腳下。類似的內容在新約中還有多處。

法裏希猶太人雖然只是猶太人中的一支，但在猶太人被羅馬放逐後，其他猶太人大多歸化為當地民族，堅持猶太人傳統的主要是虔誠和堅守教條的法裏希猶太人，聖經中斥責法裏希猶太人的內容就被“順理成章”地擴大到整個猶太人，聖經上的這些內容則被認為是基督教反猶的教義上的依據。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新約上的這些內容也可以解釋為耶穌是在作為一個猶太人對其他猶太人的話，和舊約中從西奈山上回來的摩西斥責縱慾和膜拜金牛（早期迦南拜物教的一個偶像）的以色列人沒有原則上的不同，並不能作為耶穌或者聖經反對猶太人或猶太教作為一個整體的依據。更有甚者，新約中也有很多猶太人是上帝最鍾愛的子民的説法，並説猶太人將先於其他族羣得到上帝的拯救（《羅馬人書》第一章第16節：“salvation is first for the Jews and then for pagans”）。這些都是現代基督教會將耶穌基督和聖經與反猶主義區分開來所作的解釋，但在早期，出於種種原因，聖經上的一些話和對這些話的解釋被用作教會支持反猶的依據。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得勢後，基督教對猶太教的迫害就開始了。君士坦丁大帝在第一次尼西亞大主教會議中談到復活節的慶典禮儀時，就認定猶太人犯有巨大的罪孽，基督徒不應與猶太人為伍。君士坦丁大帝制定了很多限制非基督徒社會地位和法令，但猶太教還是比拜物教的地位高一點。兩百年後的查士丁尼大帝致力於收復被日耳曼蠻族攻陷的西羅馬失地和統一東西羅馬，但他對後世最大的影響還在於《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也稱《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這是現代大陸法系民法的基礎。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剝奪了很多猶太人的公民權利，如猶太人不得擔任公職，不得作為證人指控基督徒，不得用希伯萊語從事宗教活動。但用法典形式將反猶主義合法化的首創還是西班牙南方安達露西亞地區的埃爾維拉（Elvira，現稱格林納達，Grenada）的天主教會，在公元305年就規定基督徒女子不得嫁給猶太人男子，除非猶太人男子已經歸化基督教；猶太人男子不得包養基督徒情婦；猶太人家庭不得邀請基督徒作客；猶太人不得主持基督徒田地的農作物對風調雨順祈禱等。公元589年，同在西班牙的第三次托萊多大主教會議（Third Council of Toledo）規定，猶太人和基督徒夫妻的孩子必須強制受洗為基督徒。公元681年的第十二次托萊多大主教會議更是規定所有猶太人必須強制歸化為基督徒，很多猶太人被迫皈依天主教，但更多的猶太人大規模外逃。

然而，出於基督教拯救一切眾生的基本教義，羅馬天主教廷很早就作出“好猶太人”和“壞猶太人”的區分。願意改信基督教的當然是好猶太人，繼續拒絕耶穌基督的就是應該共討之、共誅之的壞猶太人了。

中世紀的天主教會沉醉於對經典的考據，熱衷於研究諸如針尖上能站立多少個天使之類的無聊問題，但天主教會為了勸使猶太人皈依天主教，還是做過一些努力的。天主教會和歐洲的天主教君王曾舉行過公開的宗教教義大辯論，力圖説服猶太教放棄猶太教教義，接受基督教教義。被譽為“完美的基督教王子” 的法王路易九世不但身體力行，率領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軍東征，還力圖將當時已經是歐洲最大的城市巴黎變成“新耶路撒冷”，用政教合一的力量鞏固法國王室在歐洲的地位。路易九世不惜出13萬5千金幣的重金從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國國王鮑德温二世（Baldwin II）手裏買下耶穌在十字架上帶的荊棘花冠和十字架的一塊殘片，並在巴黎的皇宮內建造了聖教堂（Sainte Chapelle，現在司法部大院內），供奉這基督教中最神聖的聖物。聖教堂並不很大，其高敞通透、彩繪玻璃環繞的殿堂，是哥特式教堂的一個典範。然而，修建這美輪美奐的教堂才花費6萬金幣，路易九世對購買聖物的不惜血本可想而知。路易九世在位期間，主持了1240年時期在巴黎的大辯論，重點對猶太教的《塔爾慕德》（Talbud）進行批駁。《塔爾慕德》集中了猶太人的律法、道德、歷史，是古代猶太教拉比（尤其是耶路撒冷時期和被放逐後巴比倫時期）對有關問題的權威解釋，在猶太教裏及其重要。當辯論不能勸説猶太人改信基督教時，大量《塔爾慕德》被充公，並在巴黎當街焚燒。

1263年阿拉貢（現西班牙東北）國王詹姆斯一世在巴塞羅那主持的教義大辯論更為重要。從猶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教士Pablo Christiani向詹姆斯一世進言，他可以從《塔爾慕德》中找出依據，證明猶太教也承認耶穌是彌賽亞，從而打碎猶太人的“精神枷鎖”，説服他們改信基督教。詹姆斯一世大喜，傳召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地區猶太教大拉比Nachmanides，要兩人當堂對質。Nachmanides得到了國王對完全的言論自由的保證，和Pablo Christiani就彌賽亞是否出現、耶穌是神還是人、基督教和猶太教哪一個才信奉真神的問題公開爭辯了四天。Pablo Christiani用《塔爾慕德》證明他的觀點，Nachmanides用聖經證明他的觀點，但Nachmanides顯然要更雄辯，指出既然彌賽亞已經來臨，世界應該一片祥和，怎麼耶穌之後依然有那麼多的戰爭、瘟疫和苦難呢？Pablo Christiani被辯得無言以對，詹姆斯一世最後賞賜了Nachmanides三百個金幣，作為對他的學識和辯才的賞識和國王的大度。當天主教多明各派（Dominican）教士宣稱勝利時，Nachmanides出版了他的辯詞作為反擊。天主教會抓住其中的一些言辭，控告Nachmanides褻瀆神明，而Nachmanides辯解説這些都是在他公開辯論時當着國王面前説的話，而國王曾給與言論自由的保證。最後為了安撫天主教會，Nachmanides被判罰款若干、流放兩年。教會不滿這從輕發落，串通教皇克萊門特四世，最後把Nachmanides實際上永遠流放了。Nachmanides回到巴勒斯坦，在那裏不大的猶太人族羣中繼續傳播猶太教，死後葬在海法。

公開辯論規模最大的還是1413年2月到1414年11月在西班牙的Tortosa的辯論，史稱Tortosa大辯論（Tortosa Disputation），這是阿維農教皇本篤十三世（Benedict XIII）主持的。這是天主教歷史上很尷尬的一段時間。出於梵蒂岡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和羅馬帝國不是一回事）的爭端，梵蒂岡教廷在法國出生的教皇克萊門特五世（Clement V）的主持下，於1305年遷往法國南方普羅旺斯的阿維農（Avignon）。法國王室先前就在鎮壓聖殿騎士團上和克萊門特五世合作過，對教廷遷都之事十分支持，因為教廷在法國的存在可以大大加強法國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紀歐洲的地位，這段時間內的教皇自然都是法國人。在意大利錫耶納的染衣匠的女兒聖女Catherine（後稱Catherine of Sienna）的運作下，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欲1378年將教廷遷回梵蒂岡，但不久就去世了。新教皇烏爾班六世（Urban VI）多疑、專橫、暴戾，選舉他的紅衣主教們很快反悔了，另外選了一個克萊門特七世（Clement VII），在阿維農上任。這樣一來，天主教世界就出了兩個教皇，還都是合法選出來的。到克萊門特七世傳位於本篤十三世時，“一教兩皇”已經在天主教世界裏造成很大的分裂，教內教外都急於統一，阿維農教廷也不再受到法國王室的支持，本篤十三世受到空前壓力，急於在教務上做出一點驚人之舉，扭轉局面，於是搞了這麼一場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的公開辯論。本篤十三世親自主持，眾多紅衣主教和貴族、騎士在場，從猶太教改信基督教的Joshua Lorqui從《塔爾慕德》出發，證明耶穌是彌賽亞，二十多名猶太教拉比和學者反駁，共69場辯論，歷時21個月之久。但這場政治秀最終沒有帶給本篤十三世所需要的政治稻草，失望的本篤十三世簽發了教令，禁止《塔爾慕德》。三年後，眾叛親離的本篤十三世在落魄中去世，天主教重新統一到梵蒂岡教廷的旗下。大概梵蒂岡教廷覺得這段“分裂中央”的歷史實在令人難為情，300年後在1724年另外選了一個本篤十三世出任教皇，所以歷史上有兩個本篤十三世教皇，現任教皇是本篤十六世。

中世紀的歐洲在一定程度上是“國際主義”的，王公貴族有自己的勢力範圍，但人民可以自由移居，還沒有明確的民族和國家的概念，王國和領地之間通過戰爭和聯姻而重新劃分是常有的事。君王們管理世俗事務，教會則凌駕其上，作為“君權神授”的人間代表。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興起，自由、平等、個人尊嚴、思想解放等概念深受富裕、受到良好教育但缺乏社會地位的新興中產階級的歡迎。與此同時，天主教會日益腐敗，教皇享有不容置疑的對宗教和世俗事務的權威，主教們成為龐大教產的管家而疏於研究教義，教區之間競相攀比，修建越來越輝煌壯麗的大教堂，舉辦越來越奢華的宗教儀式，資金不足就向信眾攤派發售天堂券，卜迦丘的《十日談》抨擊的就是這種荒唐和腐敗。這一時期也是主權、國家、民族等概念的形成時期，君王們開始對教會極度膨脹的勢力不滿，對梵蒂岡教廷干涉地方政治的做法更是不滿。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德國的奧古斯丁派神學教授馬丁·路德在威滕堡城堡教堂（Wittenburg Castle Church）大門上釘上95條罪狀，公開批評教會的腐敗，挑戰只有教士才能解讀聖經、教皇具有最終解釋權的傳統，提倡人人可以和上帝對話，極大地動搖了教皇的絕對權威。城堡教堂的大門原本就是當地神學院公開進行神學辯論的大字報欄，但馬丁·路德的改革思想很快衝出了神學院的象牙之塔，馬丁·路德所羅列的95條罪狀很快通過方興未艾的印刷術傳播到歐洲各地，引發了基督教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並首先得到德國的王子和大公們的接受，促成了新教（Protestantism）在中歐的興起。歐洲新教徒為躲避宗教迫害向北美大量移民後，新教成為北美的主要宗教。

儘管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的核心是思想解放，馬丁·路德從本質上説是一個極端忠誠於信仰的基督徒，使最大多數人接受基督教教義始終是他畢生奮鬥的目標，在基督教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猶太人更是如此。早期的馬丁·路德堅信天主教會的腐敗、僵硬、教條和對聖經的曲解是猶太人拒絕接受基督教的基本障礙，而天主教會的腐敗、僵硬、教條和對聖經的曲解也是馬丁·路德致力抨擊的對象。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最重要原則之一是信眾可以直接閲讀聖經，直接領略神的旨意，而不必通過教會的解讀，所以當神的真正的聲音擺到猶太人面前，猶太人自然就會接受耶穌基督。但是當作為馬丁·路德心目中基督教正確版本的新教開始傳播後，猶太人依然拒絕接受基督教教義時，馬丁·路德開始轉向對猶太人的敵對。1536年，當馬丁·路德的主子薩克森選帝侯約翰·弗萊德里克（Elector of Saxony John Friederick）禁止猶太人在他的領地上居住、做生意甚至自由通過，約塞爾拉比（Rabbi Jesel of Rosheim，Rosheim是德法交界的阿爾薩斯地區的一個小鎮，約塞爾拉比畢生致力於周旋於王侯之間，為猶太人爭取利益）託人求馬丁·路德向弗萊德里克選帝侯引見，但馬丁·路德冷冷地回絕到：“我願意盡力為你的人民效力，但我不會以我的好意來主張你的頑固”（I would willingly do my best for your people but I will not contribute to your [Jewish] obstinacy by my own kind actions.）。約塞爾拉比最終在1539年另行設法面見了弗萊德里克選帝侯，並設法取消了這些限制，但一般認為馬丁·路德的回答標誌了他對猶太人態度的轉變。馬丁·路德在1543年寫就了一篇《關於猶太人及他們的謊言》（On Jews and Their lies，德文原名Von den Juden und ihren Lugen），倡導放火燒燬猶太人的教堂和學校，搗毀猶太人的住所，沒收猶太人的財產，禁止猶太人自由通行，銷燬猶太人的經書，禁止猶太教拉比宣教，剝奪猶太人的法律保護和共鳴權利，對猶太人實行強制勞動改造，甚至驅逐出境，作為對頑固拒絕耶穌基督的懲罰。馬丁·路德不光宣傳他的反猶主張，還通過他的影響，唆使德國的王公貴族將猶太人從自己的領地驅逐出去。馬丁·路德將對猶太人的攻擊超越了教義之爭，而引到了種族歧視上。近400年後，納粹的反猶政策在相當程度上有馬丁·路德的《關於猶太人及他們的謊言》的影子，以至於紐倫堡審判時，有的納粹分子公然引用馬丁·路德作為辯護，給當代歐美新教教會帶來不小的尷尬。

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教義之爭到今天依然在持續，但由於歷史的教訓，雙方都把調門放低，有時甚至有意一筆帶過，不爭論。一些基督教會已經不再把勸使猶太人改信基督教作為傳教內容，這和基督教的傳教傳統及其在亞非地區的傳教努力適成對照。梵蒂岡教廷在62年頒佈敕令，明確將迫害耶穌的具體的猶太人和猶太人作為一個族羣區分開來，也明確指出聖經時代的猶太人的罪孽不能有現今的猶太人承擔，從教義上割除了反猶主義的基礎。路德派教會在堅持馬丁·路德的神學思想的同時，公開拋棄他的反猶觀點。很多新教教會也和反猶主義劃清界限。另一方面，猶太教組織也和基督教會溝通，求同存異。但不説了不等於沒有了，基督教反猶勢力的影響並沒有消失，影星Mel Gibson近來的反猶言論就是這種影響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