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誠 | 中國考古學百年成就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中國考古學從1921年興起以來，至今已有百年的發展歷程。100年來，中國考古學在早期人類至宋元明清各個時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在揭示中華古代文化與文明以連續發展和傳承優秀文化傳統、“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與中華文明瑰寶”、豐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方面，功績卓著。尤其是在中國史前史和夏商曆史的研究領域中起着主導作用，初步建立起夏王朝以前約200萬年的中國史前史，探索的夏文化成為廣為接受的認識，填補了商代歷史研究的空白，為重建中國上古史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作者簡介：朱乃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章原刊：《文物春秋》2021年第1期。

　　中國考古學從1921年興起以來，至今已有百年的發展歷程。

　　100年來，中國考古學在早期人類至宋元明清各個時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尤其是在中國史前史和夏商曆史的研究領域起着主導作用，初步建立起夏王朝以前約200萬年的中國史前史，探索的夏文化成為廣為接受的認識，填補了商代歷史研究的空白，為重建中國上古史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在兩週歷史研究中也佔有重要地位。一批都城與地方城市及10餘萬座陵墓的發掘，大量簡牘、帛書、墓誌及其它文物的出土，極大地豐富了秦漢以降各個歷史時期的研究，從內容、方法等方面都獲得了重大發展，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

　　一、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

　　舊石器時代考古，以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的研究工作最為充分，在全國各個省區開展的直立人、早期智人與晚期智人及其文化遺存的探索，填補了地域與時代空白。在北方與南方都發現了接近200萬年的人類文化遺存，將人類在中國出現的歷史大大提前。認識到，早在舊石器時代，中國已形成南北兩個技術傳統，即南方的礫石石器傳統和北方的小石片石器傳統。形成的綜合性論著有《裴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及《裴文中科學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90）、《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選》（文物出版社，1984），以及《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與《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兩部書的舊石器時代部分，還有由吳汝康、吳新智、張森水主編的《中國遠古人類》（科學出版社，1989）等。這些成果在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發揮着引領或是重要的作用。

　　1.距今百萬年前後的人類文化遺存和人類起源的探索

　　發現的距今100萬年前後的人類文化遺存的遺址，主要有陝西藍田公王嶺，河北陽原泥河灣盆地的小長梁、東谷坨、半山、岑家灣、馬圈溝等遺址，它們的地質年代屬早更新世。其中，1964年在藍田公王嶺發現的藍田直立人，年代為距今110萬—115萬年；1992—2018年對馬圈溝遺址羣的多次發掘，已確認15個文化層，年代自距今176萬年至120萬年之間。發現的距今近200萬年的人類文化遺存，主要有1965年在雲南元謀上那蚌一帶發現的元謀人的兩顆牙齒化石，經古地磁測定牙齒化石的地層年代為距今170萬年前後。1998年以來，在安徽繁昌癩痢山人字洞發現了距今200萬—240萬年的石製品等人類文化遺存，與非洲發現的最早的人類文化遺存的年代接近。這些材料對在亞洲地區探索人類的起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2.距今約70萬年以來的直立人及其文化研究

　　發現的距今約70萬年以來的直立人文化遺存，除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外，約有150多處。其中，陝西藍田陳家窩發現的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的年代約距今65萬年，河南洛陽欒川孫家洞發現動物化石、石製品、人牙化石等近2萬件，湖北鄖縣學堂樑子發現兩具直立人頭骨化石，陝西洛南東河村龍牙洞發現的距今約50萬年的文化遺存以及南鄭縣龍崗寺等秦巴山地的重大發現，表明這些區域是研究中國早期人類進化的重要地區。1980年在安徽和縣龍潭洞出土的一具距今約30萬年的直立人頭蓋骨和2015年在東至縣華龍洞發現的直立人化石，以及1990、1993年在南京湯山發現的距今約35萬年的直立人化石等資料，集中表明瞭長江下游地區也是直立人活動的重要地區。1993年以來在廣西百色盆地發現一批舊石器地點，年代在距今約80萬—19萬年，2014年在廣東鬱南磨刀山發現的舊石器，顯示着嶺南地區是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活動的又一重要區域。2014年以來在雲南江川甘棠箐發現了一處年代最早的木柴向心堆積的用火遺存。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周口店遺址發掘、發現的包括北京猿人頭蓋骨在內的40個個體的北京人化石及其用火、打製石器等文化遺存仍然是直立人及其文化遺存的最重要的發現。1949年以來對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又進行了多次發掘，1978年後進行了包括九個課題的多學科綜合研究（《北京猿人遺址綜合研究》，科學出版社，1985），裴文中和張森水則系統研究了北京猿人遺址的石製品（《中國猿人石器研究》，科學出版社，1985）。研究表明，北京猿人洞穴中厚達40多米的文化堆積，大致形成於距今70萬—20萬年。

　　3.早期智人和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研究

　　1950年以來開始對早期智人進行了重點探索。至今發現的早期智人化石及其文化遺存有30多處。其中，1954年發現的丁村人是中國最早發現的早期智人化石。1976—1979年發現的許家窯人化石有20件，代表10多個不同的個體，年齡從7歲到50歲，平均壽命為30歲。1978年發現的大荔人頭骨，保存相當完整，年齡約30歲。1984年發現的距今約23萬年的金牛山人除有較完整的頭骨外，還有許多體骨。1992年在貴州盤縣大洞發掘出古人類牙齒化石和石製品。這時期的文化更具多樣性。其中，在秦嶺以北，是北京猿人文化的延續，兩湖、安徽、江西地區則繼承其祖先的礫石石器文化傳統，雲貴高原自成特色。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石球均較為常見，這可能反映了狩獵經濟有所提高，經濟生活較前一個時期有一定的改觀。

　　4.距今4萬年以來至公元前1萬年的人類文化遺存

　　1933、1934年發掘山頂洞遺址獲得的山頂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個個體，包括3個完整頭骨及大量的文化遺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種及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最為重要的資料。目前發現的這一時期的人類文化遺存已遍及全國各個省區。經發掘的重要遺址，北方地區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園洞，天津薊縣東營坊，河北陽原虎頭梁遺址羣、玉田孟家泉、平泉化子洞，山西朔縣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發、吉縣柿子灘，內蒙古薩拉烏蘇、鄂爾多斯烏蘭木倫，遼寧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樹周家油坊，黑龍江哈爾濱閻家崗、訥河多福村神泉、大興安嶺呼中北山洞、穆稜泉眼，河南安陽小南海、許昌靈井、新密李家溝、登封西施、鄭州老奶奶廟，陝西韓城禹門口、宜川龍王辿、南鄭疥疙洞，甘肅環縣劉家岔，寧夏靈武水洞溝、青銅峽鴿子山，新疆吉木乃薩吾爾山通天洞等遺址；南方地區主要有：湖北江陵雞公山上層，安徽懷寧臘樹，湖南石門燕兒洞、澧縣烏鴉山，廣東英德青塘，四川漢源富林、銅梁張二塘、資陽黃鱔溪，雲南昆明大板橋、富源大河，貴州普定白巖腳洞、貴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廣西柳江通天巖、柳州白蓮洞下層，福建漳州蓮花池山、三明萬壽巖、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馬坎、長興合溪洞及七里亭與銀錠崗，以及台灣台南左鎮菜寮溪、台東長濱海雷洞等遺址。其中，周口店田園洞遺址發現的一具男性個體人骨化石，年代為距今2.5萬年左右，彌補了山頂洞人化石丟失的缺憾，被認為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現代人；大興安嶺呼中北山洞遺址舊石器時代晚期玉刮削器為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玉器。眾多遺址的發現和發掘研究表明，這時期人類的許多創造，使其對自然環境的適應能力大大增強，生存活動的範圍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擴展。具有時代意義的細石器及其複合工具開始出現，石工具正向用途專門化方向發展。個別遺址還發現了箭鏃，表明對於狩獵活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這一時期產生。引人注意的是，石器磨光技術與原始陶器在這一階段的末期產生。許多遺址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末期向新石器時代連續發展或過渡期的文化遺存。

　　二、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

　　中國境內從農作物栽培的出現至夏王朝誕生，這段約8000年的歷史，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務。

　　已在全國各地發現了近2萬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經發掘或試掘的遺址有1500餘處，一些重要聚落址和墓地進行了大面積或是全部揭露，累計發掘墓葬1萬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發掘報告。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對中國新石器文化作宏觀的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末夏鼐提倡的科學使用“考古學文化”的基礎上探索文化譜系問題受到了重視。1977年，夏鼐明確提出中國新石器文化的發展並非黃河流域一箇中心的“多元説”。這之後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有：安志敏《略論三十年來我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興邦《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體系的問題》（《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與《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體系及其有關問題》（《亞洲文明論叢》第一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蘇秉琦《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三個接觸地帶論》（《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蘇秉琦的研究成果，對日後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並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自然地理區域多中心發展的共識，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發展序列，並探討各文化之間的交流關係。這是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一大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同時，還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獲得突破，對中國史前時期的社會經濟與生存環境、生產技術與社會組織結構、意識觀念和文化傳統，以及農業的起源、中國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學術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製石器，出版了《中國新石器研究》（巴蜀書社，1998）。而由蘇秉琦主編，嚴文明、張忠培等執筆的《中國通史·遠古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進一步構建着中國史前史。以該書的編寫為標誌，繼夏鼐、蘇秉琦、安志敏、石興邦之後，嚴文明、張忠培在引領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方面發揮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來，重視開展區域考古調查，探索區域內的聚落形態，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帶動下，為尋找新石器時代晚期與末期的重要遺址進行了持續的大規模發掘，其中環境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時代考古的生存方式與經濟形態研究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國動物考古學》（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時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國對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7000年間的文化遺存，長期以來不甚明瞭，直至1987年發掘了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以後，研究工作才獲得突破性進展。迄今為止，發現並確認的屬於這一時期的遺存約有20多處，在中國南方和北方都有分佈。其中較為重要的有河北徐水南莊頭，北京懷柔轉年、門頭溝東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溝，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湖南道縣玉蟾，廣西桂林甑皮巖、南寧邕寧頂螄山，廣東英德青塘等遺址。這一時期，在局部磨製石器的基礎上產生了磨光石器。許多遺址都發現有原始陶器的殘片，陶器的燒製温度較低，約600—700℃，器型簡單，陶器開始成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與食具。形制規範的土坑墓開始形成，如東胡林遺址發現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隨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隨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殼。發現的食物生產證據，主要有東胡林遺址發現的公元前8000年前後的14粒炭化粟粒；對南莊頭遺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這一帶具有由潮濕轉幹的湖沼演變的環境特點，具備了優越的食物生產的自然條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前8000年前後率先發生於太行山東側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帶。在南方地區可能產生了栽培稻。這些為新石器時代中期形成的中國南稻北粟的農業分佈格局奠定了基礎。

　　2.新石器時代中期（公元前7000—前5000年）文化的研究

　　目前在黃河流域、長江中游地區、華南及遼河流域發現的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文化遺存達300多處，分屬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其中，有分佈於河南和河北南部的賈湖文化、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及冀中地區的北福地文化，分佈於渭水流域及漢水上游地區的大地灣文化，分佈於黃河下游地區的後李文化和北辛文化前段，分佈於兩湖平原地區的彭頭山文化及其後繼者皂市下層文化，分佈於遼河流域的興隆窪文化，分佈於嶺南的頂螄山文化和桂林甑皮巖遺存等。在錢塘江流域發現年代早至公元前7000年前的上山文化以及後續者跨湖橋文化。2019年在浙江餘姚井頭山地下沙層下發現的公元前6000年前後的貝丘文化遺存，開闢了在沿海地區海相沉積環境下探索早期文化遺存的視野與新途徑。另外，2005年確認了分佈於湘西山地、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前後的高廟文化，2010年以來在淮河下游新發現了公元前6000年前後的順山集文化，近年在內蒙古中南部東端的化德及河北西北角的康保發現了裕民文化，在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再次發現並明確了距今8000年以前的玉文化遺存。

　　這一時期的遺址，面積大的在3萬~5萬餘平方米之間，最大的達到數十萬平方米。有的聚落址已初具規模，似經過規劃設計，表明當時處於基本固定的居住狀態。如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聚落址呈不規則圓形，由環壕圈圍，直徑約166~183米，聚落址內有半地穴房址近百座。河南新鄭唐户遺址揭露面積近10000平方米，聚落址由房址、灰坑（窖穴）、溝、排水設施、壕溝等遺蹟共同組成，發現裴李崗文化時期的單間式房址62座，雙間式房址3座，灰坑208個，墓葬2座。居住基址分為5個相對獨立的區域，每個區域獨立佈局，又與其它區域相關聯，構成一個相當完整的聚落。房址外圍分佈有較密集的灰坑和窖藏遺蹟。房屋佈局具有向心式和環壕佈局的特徵，是迄今發現的裴李崗文化保存最為完整的聚落之一。這時期的房屋主要是半地穴式，南方地區還出現了地面建築。發現墓葬千餘座。墓地通常位於聚落址的一側，或散佈在居住址附近。其中對河南新鄭裴李崗、郟縣水泉、舞陽賈湖等遺址的墓地進行了全面揭露，發現墓葬數量分別達百餘座至300餘座，表明當時的聚落及其人口數量已發展到一定規模。

　　這時期的農業經濟，在自然條件優越的地區，如中原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得到了迅速發展。已發現了大量的農作物遺存。如1978年在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發現一批儲存小米等食物的地窖式糧倉，1996年在湖南澧縣八十當遺址發現上萬粒稻穀。1993年以來，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也發現了炭化稻米等遺存，表明當時淮河流域已是水稻的播種區域。2004年以來浙江浦江上山遺址發現的稻作遺存為探索稻作農業向杭州灣地區及太湖地區傳播提供了重要證據。2003年在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溝聚落遺址發現大量人工栽培的炭化黍粒等植物遺存，證實了早先提出的興隆窪文化存在農業的認識，並顯示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繼華北地區之後粟（黍）作農業開始在遼西地區得到發展。南稻北粟的農業經濟類型基本形成。

　　這時期的家畜殘骸發現有豬、狗，當時可能還飼養了牛和羊。其中豬除了作為當時肉食來源之一，還作為財富的象徵。發現的重要的手工業遺存，主要有燒製陶器的橫式陶窯，以及彩陶、白陶、玉器、竹木器等精心製作品。引人注意的是，賈湖墓葬中出土的利用骨管制作的骨笛和契刻有符號的龜甲，以及7件象牙雕板和1200餘粒綠松石及其串飾，表明中原地區在公元前6500年以前就具有較高的手工製作水平和豐富而有特色的精神文化生活內容。興隆窪文化精美玉玦等玉飾品顯示了遼西地區在公元前6000年前後的玉文化特徵和高超的製作工藝，而江蘇泗洪順山集遺址出土的玉器則顯示公元前6000年以前的玉器可能存在多中心起源。發現於內蒙古林西白音長汗遺址房址灶坑旁的石雕女性人像，河南郟縣水泉遺址出土的兩件陶祖，以及磁山遺址眾多的器物組合坑等，表明這一時期存在着祖先崇拜、男性生殖崇拜和自然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識。

　　3.新石器時代晚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文化及社會形態的研究

　　公元前5000—前3000年，是中國新石器文化及氏族社會發展的繁榮時期。這時期原始文化的發展，基本上形成了以中原地區、海岱地區、黃河上游、遼河流域及其北方地區、長江中游、太湖地區、珠江流域等地區為中心的格局。各地區在文化面貌方面表現出濃郁的地域特徵，五彩繽紛，構成了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其中對仰韶文化研究最為充分，又被分為半坡、廟底溝、西王村、下王崗、大河村、後崗、大司空等幾個類型，或是作為幾種考古學文化來認識。這一時期各地區的文化發展程度很不平衡，其中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發展較快。

　　對這一時期社會形態的研究，以黃河流域的較為充分。主要是通過全面揭露當時的聚落址或墓地，展示當時的聚落形態和生活情景。經大規模揭露的聚落址主要有：陝西西安半坡、寶雞北首嶺、臨潼姜寨、華縣泉護村、高陵楊官寨，河南陝縣廟底溝、洛陽王灣、鄭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崗、鄧州八里崗，甘肅秦安大地灣等。全面揭露的墓地主要有：陝西華陰橫陣村、華縣元君廟、渭南史家、臨潼姜寨、高陵楊官寨，山東泰安大汶口、兗州王因，江蘇邳州大墩子和劉林等。對這些遺址和墓地的研究表明，公元前5000—前3000年社會形態的發展，大致以公元前4000年為界，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公元前5000—前4000年，大體處於平等、穩定的氏族社會發展時期，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遺存。其中，1972—1979年對姜寨遺址的發掘，揭示了公元前4000年前年代跨度在數百年範圍內的聚落佈局。通過對橫陣村、元君廟、龍崗寺、姜寨聚落廣場等保存完整的墓地的揭露和研究，進一步瞭解到當時社會的基層組織大概存在着兩種形式：一種是以若干個小型家族組成的氏族為社會活動的基本單位，即兩級制組織，其人口約在五六十人至近百人；另一種可能是以包括數個小型家族的若干個氏族組成的胞族為社會活動的基本單位，即三級制組織，人口在200人左右。

　　公元前4000年之後，中原地區原先那種平等、穩定的氏族制度開始出現裂痕，逐漸走向解體，表現在聚落形態方面，像姜寨聚落址的形式已不復見到，出現了建築工藝很高、室內設施豐富的超大型房址和地面起建的排房建築，或是佈局不十分規範的房屋羣體。其中最為典型的排房是河南淅川下王崗發現的約公元前3500年的長屋。大型房址，如：陝西扶風案板遺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由主室和前廊構成的大型房址，面積達165平方米；河南靈寶西坡遺址數座大型房址中有一座面積約250平方米，為公元前3500年前體量最大的特大型房址；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類似宮殿式的大房址，面積約240平方米；甘肅慶陽南佐疙瘩渠遺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房址，面積約630平方米，牆體為平地夾板夯築，並經燒烤。這些代表當時最高建築水平的大型房子的出現，表明氏族社會已經出現不平等和裂痕，作為當時某一地區或若干聚落址的政治中心，以大房子所在遺址為代表的中心聚落開始形成併發揮着社會作用。河南靈寶西坡遺址發現的數座大型墓葬，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的三重環壕聚落址及其東西成排、南北成列分佈的大型建築基址，體現了中原地區在公元前3300年前後社會的發展程度；陝西高陵楊官寨偏洞室墓的發現，則顯示這種新型的墓葬形式在公元前3500年前就已經出現。而2010年至2012年揭露的內蒙古通遼哈民忙哈聚落址，發現了一批保存有屋頂木構結構的房址，以及房屋內被焚燒過的數十具甚至多達98具的人骨遺存，揭示了史前聚落廢棄的另一種特殊形式。

　　反映社會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間得到充分發展的文化遺存還有：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的蚌塑龍、虎等動物圖案，江蘇張家港東山村崧澤文化大型墓葬，安徽含山凌家灘祭壇與墓地及其大型玉石墓，山東章丘焦家大汶口文化中期大型墓葬，遼西地區喀左東山嘴、建平牛河梁、朝陽半拉山等地發現的紅山文化晚期頗具規模的石砌祭壇、“女神廟”與大型積石冢，以及仰韶文化晚期的快輪製陶產品，河姆渡文化的木胎漆碗和原始腰機，甘肅武山傅家門馬家窯文化的祭祀坑和卜骨，崧澤文化、凌家灘文化和紅山文化的各種玉器，等等。其中凌家灘的玉人、玉虎、玉鷹和用於占卜的玉龜殼、長方形刻紋玉版及玉籤等，反映了當時存在着的十分複雜的精神文化活動。

　　4.新石器時代末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文化發展格局和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探索

　　公元前3000—前2000年間考古學文化研究的最大收穫，主要集中在對龍山時代的認識方面。研究表明，大約在公元前二三千年間，從宏觀上看，以中原為中心，北起長城、南逾長江、西抵六盤山、東達於海的廣袤的範圍內，考古學文化面貌日漸趨同，而且還影響着周邊地區文化的發展。這種考古學文化面貌上的趨同現象實際上表明，當時社會在這一大的歷史地理範圍內，在經濟、文化、社會形態等方面大致經歷着相同的發展階段。文化融合力度加大，是這一時期的一個時代特徵。

　　體現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證據有三個方面。一是發現的農作物遺存表明，在中原地區與海岱地區已經種植了粟、黍、水稻、大豆、小麥等五種不同的農作物；動物考古研究表明，中原地區在公元前2500年，開始飼養的家畜除了豬、狗外，新出現了黃牛與綿羊。二是存儲糧食的大型糧倉的發現，如山西侯馬喬山底遺址兩座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大型糧倉，容積分別為25立方米和40立方米以上，糧食的剩餘為釀酒的產生提供了條件。三是手工業製品的豐富，如：河南臨汝煤山遺址發現4座陶窯和水井的陶窯區，龍山文化的薄如蛋殼的陶杯，屈家嶺文化的薄如蛋殼的彩陶碗和杯；河南臨汝煤山、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台等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以及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馬家窯文化與齊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熔銅坩堝殘片、銅渣、銅礦石、青銅容器殘片與小件銅器等；良渚文化玉琮與玉璧等各種雕刻精美的禮儀用玉器，石家河文化的各種浮雕與透雕玉器，山東臨朐西朱封大墓的嵌綠松石透雕冠狀玉笄等，河南南陽獨山玉礦附近發現的距今5000年前後的黃山玉器製作作坊聚落址和隨葬大型玉鉞的大墓，甘肅敦煌旱峽發現的距今4000年前後的開採玉礦的遺址。多種經濟形態並存，支持着社會快速發展。

　　除社會經濟發展外，體現這一時期時代特徵的還有上層建築領域的變化，如大批量城垣的營建，大型宗教建築的出現，原始文字的發明，初級禮制的逐步形成，社會等級的分化，較大範圍內的政治實體形成等。

　　目前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成都平原至太湖地區的長江流域發現的土築城牆的城址有60多座，在陝北、晉西北與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發現的石塊壘砌城牆的城址與聚落址有近40座。與城址出現相適應，這一時期的聚落分佈密度增加，出現百萬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遺址。其中以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的發現最為引人矚目。良渚城址面積約290餘萬平方米，城內有大莫角山“宮殿區”、反山“王陵”和瑤山、匯觀山等祭壇墓地圍繞城址分佈，城址外圍由11條堤壩組成大型水利系統，保護利用範圍約100平方公里，顯示了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充分發展而又獨特的良渚文明的社會發展狀態，是公元前3000—前2400年間文化發展水平最高的代表，並影響至黃河下游、中游、上游地區以及嶺南地區。襄汾陶寺遺址發現的陶寺文化早期面積約13萬平方米的城址、大型窖藏區和6座大墓，陶寺文化中期面積約28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規整的較大型宮殿建築基址、具有祭祀與觀測天象功能的半圓形大型建築基址、城址內的手工業區、一座隨葬品豐富的王墓（2002M22），以及芮城清涼寺墓地的部分墓葬，臨汾下靳村墓地的部分墓葬等，反映了陶寺文明的社會發展狀態，是公元前2400—前2000年間文化發展水平最高的代表。

　　這些發現與研究表明，當時人口密度在增加，財富、權力正在向聚落羣中心遺址或城址集中，具有地域分割特徵的社會實體在黃河中下游及長江中下游地區已經普遍存在。

　　原始文字在這一時期發明。如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一種祭祀用具大口尊上發現刻劃符號；良渚文化已發現有8件陶器刻有符號，有的四五個符號成組出現；陶寺遺址出土的一件殘陶扁壺上朱書“文”等字，形體與甲骨文中的同類字相同。

　　初級禮制在這一時期逐漸形成。這主要表現為一些大墓的埋葬制度和隨葬品的組合發生了變化。如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出現了隨葬品十分豐富的大墓，至龍山文化時期，臨朐西朱封和兗州尹家城發現的8座大墓，不僅隨葬品豐富精緻，而且都有棺槨，有的墓隨葬彩繪木器和鼉鼓。陶寺遺址幾座使用木棺的大墓，出土了成套的禮儀用具，如特磬、土鼓、鼉鼓、V形大石刀、成套彩繪漆木器、彩繪“蟠龍”陶盤等等。這些墓葬的規模及其體現的初級禮制表明它們可能是王室墓葬。伴隨着社會等級的分化，玉器的製作與使用空前興盛，玉器逐步演變為玉禮器，尤其是在凌家灘文化、紅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中，玉器成為區別墓葬等級的重要物證。

　　發現的重要遺存還有：2011年以來連續調查發掘的陝西神木石峁遺址；2016年在湖北天門石家河譚家嶺遺址發現隨葬包括玉虎、玉鷹等大量玉器的甕棺；2016年以來在陝西延安蘆山峁遺址發現3座分佈在較高地點的獨立的客省莊文化晚期夯土小城，以及在城址內用玉鉞與豬下頜骨奠基、有筒瓦與板瓦的帶檐廊排房；2018年在湖北沙洋城河屈家嶺文化城址內的王家塝發現面積22平方米的大型墓葬，出土漆器、象牙器和大量磨光黑陶，以及帶漆柄玉鉞。還有青海民和喇家遺址史前地震、洪水災難遺蹟，新疆巴里坤東黑溝公元前2000年前後的遊牧文化聚落址，等等。

　　龍山時代的這些重要發現，不斷地修正學術界對這一時期社會性質和社會發展水平的認識。1983年，夏鼐系統闡述了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提出在新石器時代末期或銅石並用時代探索中國文明要素的起源和發展，為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指明瞭方向。1986年，蘇秉琦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概念，將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賦予探討距今四五千年間中國社會形態與特徵的內容，依據東山嘴、牛河梁遺址羣的發現，掀起了中華5000年文明的探索浪潮，並將探索中國傳統古史中的“五帝時代”與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結合起來進行，1994年出版了《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出版社），指出中國國家起源經歷了距今約5000年到4000年的古國、夏商周時期的方國、秦漢及其以後的帝國等三個發展階段，存在着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續生型等三種國家發展模式，這三種模式涵蓋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歷史。至1999年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表明：公元前4000—前3500年間，伴隨着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形成與發展，具有中原地區特色的文化因素向四方的輻射增強，其四至，東達泰山腳下，向南越過長江中游，西抵青海東部，北至河套之北及遼西地區。在距今四五千年的龍山時代，形成了中原地區、海岱地區、長江中游地區、太湖地區等四個文化發展水平較高的中心區域，構成了這一時期四個內部具有金字塔結構的主要社會集團。其中，中原地區以初級禮制體現的王權意識發展較快，文化上對四周輻射影響較大，並且逐步形成為文化發展中心。中國歷史時期以中原為中心的文化發展格局，從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時期出現端倪，而形成於龍山時代。龍山時代正是中國文明的形成時期，並在它的末期誕生了夏王朝。2000年以來，經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進一步認識到：大致在公元前3800年開始，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地區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公元前3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公元前1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而依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可以看出，中國文明的形成，是先有各個區域的小區域文明，而後才形成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文明。目前能夠列舉一系列特徵表明其社會進入“文明”發展狀態的考古學文化實體個案中，最早的小區域文明主要是紅山文明與良渚文明，而以中原為中心的最早的中國文明主要是陶寺文明。紅山文明是還未形成“王權”的“古國文明”，而文化面貌顯示其與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晚期具有密切的聯繫，説明在公元前3500年以來遼西地區的文化發展匯入了中原地區的進程，在大中原地區文化交融的激盪下遼西地區產生了文明。良渚文明產生初具“王權”而缺乏有序管理機構、仍然是小區域特色的“古王國文明”，其文化對中原地區的影響，促進了中原地區王國文明的產生。陶寺文明是以中原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權與王室文化特徵，以及初步完備的社會管理體系即國家管理體系的“王國文明”，其所代表的可能是堯舜時期，是中國王國文明的開端，是最初的“中國文明”。

　　三、夏商周時期考古研究

　　1949年以前的工作，主要是對安陽殷墟進行持續10年的大規模發掘，以及在河南浚縣辛村、陝西寶雞鬥雞台等地發掘西周以至春秋戰國時期墓葬。1950年以來，尤其是1979年以來，是夏商周考古研究最為活躍的時期，成就巨大。1979年出版的鄒衡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和1984年出版的李學勤的《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這兩部綜合性著作，對商周考古有重要的推進作用。

　　1.夏文化探索和商代前期文化研究

　　夏文化的探索和商代前期文化的研究，是1952年以來開始開展的重要學術課題，並一直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其中的夏文化探索，自1959年歷史學家徐旭生根據古史傳説中夏部落活動區域資料的梳理確立實地考古考察的重點地區，並對豫西進行調查，邁出了實質性的探索步伐以後，於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進入全面深入的探索階段。包括對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進行長期勘探、發掘及二里頭文化的研究，對豫西與晉南“夏墟”地區的重點調查，對與二里頭文化關係密切的河南龍山文化的分類與分期研究，對豫西登封王城崗、晉南襄汾陶寺等遺址的重點發掘與論證等。1996年以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開展，使夏文化研究又進入了夏代基本年代框架構建的新階段，對河南禹縣瓦店、登封王城崗、偃師二里頭等遺址進行了再次發掘，對測年標本進行了取樣與測定。經測定並校對擬合研究，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的年代，大致分別為公元前1750—1680—1610—1560—1530年。1999年開始對河南新密新砦遺址進行的發掘，成為21世紀夏文化探索的新的增長點。而2012年以來對陝北神木石峁遺址石城址及皇城台大台基的發掘，為夏文化及夏文化時期北方地區文化遺存的探索提出了新的課題。

　　1999年以前的二里頭遺址發掘，揭露出面積約1萬平方米的包括一座宮殿址和一座宮殿式宗廟址及年代早至二里頭一期的大型建築址線索，延續約200年之久、面積近萬平方米的鑄銅遺址，包括隨葬品豐富並含硃砂墓葬在內的近百座墓葬，大量的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及祭祀遺蹟等，在中、小型墓中出土了一些青銅容器、大件玉器、陶質禮器等精美器物。並將二里頭文化分為四期，經測定分析研究，其年代約公元前1750—前1530年。這些發現與研究成果，確立了面積約9平方公里的二里頭遺址為王都的性質，出版了《偃師二里頭》（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等重要資料。1999年開始再度對二里頭遺址開展大規模的鑽探與發掘，明確二里頭遺址現在的實際面積約3平方公里，發現圍繞宮殿的宮城及宮城四周的道路。宮城平面呈長方形，面積約10.8萬平方米，宮城內至少有9座宮殿基址，揭露了宮城正門的門塾遺蹟。在宮城以南還發現了鑄銅作坊址和綠松石作坊址，對二里頭遺址的平面佈局產生了新的認識。在被二里頭三期2號宮殿基址疊壓的3號宮殿基址的庭院內發現3座東西並列的墓葬，其中一座墓中發現了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在3號夯土基址以西的5號夯土基址之間有寬約3米的通道，通道下發現長逾百米的木結構排水暗道。5號夯土基址面積超過2700平方米，坐北朝南，由至少四進院落組成，每進院落包括主殿和院內路土，主殿均為以窄牆間隔成多室的連間排房。在5號基址院內還發現多座貴族墓葬。位於2號宮殿基址以南的二里頭三期4號夯土基址，東西長近40米，南北寬逾12米，面積大於1號、2號宮殿基址的主殿面積。在2號宮殿基址以北發現二里頭四期的6號宮殿基址。從二里頭3號、5號宮殿建築基址至2號、4號宮殿建築基址再至6號宮殿建築基址，展示了宮城內東北部區域從二里頭二期經三期至四期的大型宮殿羣的發展狀況。2010年的再次大規模發掘，在宮城以北區域發現了可能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等遺蹟。至2020年，基本明確了二里頭遺址一期至四期各個發展期段主要遺蹟的平面佈局狀況。二里頭遺址1999年至2006年的發掘成果，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許宏主持）編寫成五冊本考古報告專刊《二里頭（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

　　1977—1981年發掘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發現兩座面積分別約1萬平方米、東西相連的河南龍山文化中、晚期城址，以及13座人牲奠基坑等。2002—2004年再次發掘王城崗遺址，發現一座面積30餘萬平方米的大城。首次發現的兩座小城位於大城的東北角，大城年代略晚於小城。對大城的文化內涵與性質，有研究者提出了“禹都陽城”的看法。近年來在王城崗大城內發現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為“禹都陽城”的探索再次提供了重要線索。

　　1999年對河南新密新砦遺址的再次發掘，確認了早於二里頭一期的“新砦期”的存在，新發現新砦期的龍紋陶器蓋。2002年以來再次發掘，確認新砦遺址面積約100萬平方米，發現了龍山文化及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城址，包括外壕、城壕和內壕三重防禦的城址，以及新砦期晚段至二里頭文化的淺穴式大型建築，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還發現、發掘了滎陽市廣武鎮大師姑二里頭文化城址；發掘了鞏義花地嘴遺址，出土了年代最早、形制最為原始、可確定為夏時期的牙璋；發掘了鄭州高新區東趙遺址，發現了面積約2.2萬平方米的新砦期城址，面積約7.2萬平方米的二里頭文化二三期城址及有20塊卜骨的祭祀坑。2010—2012年發掘的新鄭望京樓遺址，發現了二里頭文化二期始建的城址和二里崗文化城址。2019年在山西絳縣西吳壁發現夏商時期冶鑄遺存和銅礦資源的重要線索。

　　商代前期文化的發現和都城的發掘研究，是夏商考古研究的又一重大成果。早在1952年，在鄭州二里崗發現了早於殷墟的文化遺存，而後的一系列發掘探索，發現了鄭州商城城垣及城內的三座宮殿址、外圍的手工業作坊址和墓地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又發現了外郭城牆及內城外的兩批重要青銅器窖藏等。在鄭州附近的小雙橋則發現了頗具“王氣”的大型建築址和青銅器，至2018年的發掘，確認小雙橋遺址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發現的最大夯土台基現存面積2000餘平方米，還發現用於奠基和祭祀的人骨架160餘具，牛、狗等叢葬坑3座，與鑄銅有關的遺存，以及銅容器殘件、玉璜形器、大型卜骨、原始瓷尊、朱書陶文與刻畫的文字等，其中“天”字族徽再次印證商代大族天族的歷史至少可追溯至商代白家莊期。對鄭州商城建於哪一代商王曾展開熱烈的討論，主要提出有成湯“亳都”和“仲丁隞都”的看法；對小雙橋遺址性質的討論，也存在着“隞都”和作為鄭州商城“隞都”的“宗廟址”的不同認識。

　　1983年，河南偃師商城的發現使商代前期文化研究獲得重大突破。1984年提出了偃師商城為湯都“西亳”的看法。經過持續10多年的發掘研究，尤其是1996年以來配合“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大規模發掘，進一步確立了偃師商城作為早商一代王都——湯都“西亳”的性質。偃師商城的文化遺存可分為三期，城址至少建築於兩個時期：最初（不晚於第一期晚段）興建的有內城和位於內城中部偏南的宮城，後來（第二期早段）擴大城池北部範圍，依地勢增築了外城牆，才形成平面為不規則的長方形、面積約200萬平方米的城址。府庫位於城西南隅。城門、大型水道及主體宮殿建築的佈局大都左右對稱。小城平面呈長方形，面積81萬多平方米。宮城位於小城中部，總面積超過4.5萬平方米，已發現10座宮殿建築基址，集中於宮殿區的南半部，朝向皆南偏西，大體分屬於偃師商城發展之三個不同時期。宮城內宮殿區北部依次為祭祀區和池苑：祭祀區內發現的犧牲有人、牛、羊、豬、狗、魚類，糧食祭品有水稻、小麥等，其中豬的數量最多，有300多頭；池苑與城內外的供水、排水道溝通，形成設計比較考究的城址供、排水系統。

　　1985—2003年發掘山西垣曲商城。城址面積13萬平方米，位於城址內中部偏東的宮城由角樓和圍牆合圍，面積約4400平方米，內有南北兩座大型建築基址。1998年發現面積約9萬平方米的焦作府城商代早期城址，城內已發現4處夯土基址。

　　對夏文化的辨認和夏商文化分界，以及二里頭文化是否為夏文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展開了重點探討，形成了多種看法。而偃師商代早期城址的發現和宮城的發掘收穫，為夏商文化的分界找到了界標。多數研究者認為，偃師商城的興建標誌着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王朝的終結。

　　對先商文化也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着重調查發掘了豫北、冀南一帶與豫西二里頭文化年代相當或稍早的文化遺存，發掘了鶴壁劉莊大型先商時期公共墓地。

　　夏與商代前期考古研究的另一重要收穫，是海岱地區嶽石文化和北方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研究，以及陝北神木石峁石城址與皇城台遺址的發現。

　　海岱地區的史前文化有着與中原不同的演化序列。1979年對山東牟平照格莊遺址的發掘，確立了繼龍山文化之後的嶽石文化的命名。發現的嶽石文化遺址約有300處，其年代約在公元前1700—前1300年。20世紀90年代對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確認龍山文化城址上疊壓有建築技術較為進步、規模宏大的嶽石文化城牆；2016年在城內南部發現嶽石文化大型建築基址；2018年發掘城址北門，確認其有北偏門、中門、南偏門三部分，其中中門寬約25米，分為三個門道，是目前發現最早的“一門三道”城門遺蹟。1996年發掘桓台史家遺址，發現深3.7米的大型嶽石文化木結構器物坑，出土器物356件，其中有刻字卜甲與卜骨，有的陶罐內盛有粟類糧食。2014年以來在定陶十里鋪北發現嶽石文化城址和晚商文化城址。在豫東地區的發現則表明，嶽石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在這一地帶呈犬牙交錯分佈，應是夏代及商代前期與夏商文化關係密切的“東夷文化”。

　　西遼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發現於20世紀60年代初，70年代後期以來在這一帶發現了上千處石塊牆圈圍的遺址，其年代約為公元前2000—前1400年。並對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墓地進行了全部揭露，清理出800餘座墓葬，一些大墓中出土一批與中原二里頭文化面貌一致的陶質禮器，某些彩繪紋飾酷似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還大規模發掘了遼寧北票康家屯、內蒙古赤峯三座店等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址，全面揭露了赤峯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環壕聚落址。

　　2011年以來調查發掘的陝北神木石峁遺址，發現了由皇城台、內城、外城組成的城址，清理出類似甕城形式的外城東城門、“馬面”、人頭奠基坑等重要遺蹟。皇城台位於石峁城址內城中部偏西，三面臨溝，僅北側偏東有一門址。門址自東（外）向西（內）依次由廣場、甕城、南北墩台、門道等組成，在主門道內發現壁畫殘片。台頂分佈有大型建築基址，北側有池苑遺址，周邊以塹山砌築的護坡石牆包裹，石牆上有“紝木”孔洞。台頂的大台基大致呈南北向長方形，南護牆長約80米，最高處高約4米。在大台基南護牆處發現70餘件石雕，部分壘砌在南護牆牆面上，絕大多數為雕刻於石塊一面的單面雕刻，有人面、動物等形象與符號。在皇城台北側牆體、外城東門址南側等也發現了人面石雕等淺浮雕作品。皇城台系石峁城址的核心區域，可能是當時的“宮城”。石峁石砌城牆規模宏大，結合以往發現的數量龐大的石峁玉器，顯示出石峁遺址在河套地區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而發現的皇城台大台基石護牆上的龍紋石雕，年代早於二里頭文化二期，石雕的龍圖案可能是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這種龍形態的前身形態，顯示出陝北的石峁石城與中原地區二里頭早期的夏文化遺存之間存在着密切的關係。

　　此外，甘青地區發現的一批與二里頭文化有聯繫的高檔次文化遺存，如陶盉、綠松石銅牌飾等，表明齊家文化中晚期與中原地區的夏文化存在密切的關係。新疆温泉阿敦喬魯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7世紀遺址與墓地的發掘，揭示了西天山地區青銅時代遺址的文化面貌，發現了早期銅鏡等東西文化交流的物證。

　　2.商代後期文化研究

　　安陽小屯一帶，自1910年羅振玉通過甲骨文研究將其考證為殷墟，1928年起連續進行了10年15次大規模發掘，發現了50多座商代晚期宮殿宗廟基址，分為甲、乙、丙三組，出土24900多片刻辭甲骨，在侯家莊西北崗發掘了11座王室大墓和1221座祭祀坑（小墓），確定其為商代晚期都城。20世紀60年代以來，陸續公佈了侯家莊、小屯的系列發掘報告，還創辦了《古器物研究專刊》，以公佈對20世紀30年代發掘所獲青銅器、陶器等出土物的研究成果。1950年以來，對殷墟進行的有計劃的長期發掘，探明殷墟的面積在30平方公里以上。累計發掘墓葬3000多座，其中有1950年發掘的武官村大墓，1976年發掘的武丁配偶婦好墓，1990年發掘的郭家莊160號墓等，2000年發掘的花園莊東地54號墓。婦好墓是殷墟發掘70多年來唯一一座未經盜掘、能與甲骨文相印證而確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1973年在小屯南地發現7000多片卜骨和卜甲，其中有刻辭甲骨5041片。1991年在花園莊東地發掘一個殷墟第一期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辭甲骨579片，完整的刻辭卜甲達300多片。1986年在小屯東地發現一座面積約5000平方米的宮殿基址，是歷年來殷墟發現的規模最大、可明確年代不晚於武丁早期的宮殿址。還對孝民屯鑄銅遺址等進行了大規模發掘，並發現了將宮殿區、族邑（居民點）以及眾多的手工業作坊相互關聯起來的複雜的道路系統。2006年，殷墟作為商王朝晚期都邑遺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1999年以來在洹河以北發現洹北商城，年代早於大司空一期，晚於鄭州商城，是繼1983年發現偃師商城以來商代都城考古的重大發現。洹北商城面積約4.7平方公里，宮城位於大城南北中軸線南部，總面積40萬平方米，在大城西南隅還有一座近方形的小城。宮城內已發現30餘處東西向的建築基址，呈南北排列。其中，1號宮殿基址平面呈“回”字形，四周為建築主體，中間為庭院，面積近1.6萬平方米，由主殿、東西配殿、門塾以及連接主殿、配殿與門塾的廊廡組成。主殿長約90米以上，南北寬14.4米，已發現9間正室和外圍的“迴廊”。門塾在南廡的中段偏東部，長38.5米，寬11米，有兩條門道。在庭院共發現40餘座祭祀坑。有研究者認為洹北商城可能是商代第13代王河亶甲所遷的“相”，也有人認為可能是商代第29代王盤庚所遷的“殷”。

　　還開展了殷墟商文化的綜合研究。如：對殷墟文化的分期斷代研究，論證殷墟究竟是盤庚所遷還是武丁及其以後的都城；依據墓葬資料探討當時的階級狀況、等級制度與血緣親屬關係；開展殷墟青銅器和玉器的專題研究，探索殷墟的平面佈局；等等。還初步揭示了滎陽關帝廟商代晚期小型聚落址的狀況。

　　開展商代方國的考古研究，擴大對商文化分佈和影響範圍的認識，是商時期考古的又一重要進展。發現的商朝王畿周圍的重要遺址有：河北藁城台西、定州商代又族封地，山西柳林高紅與聞喜酒務頭，湖北黃陂盤龍城，陝西西安老牛坡、清澗辛莊，河南羅山蟒張，山東益都蘇埠屯、滕州前掌大、濟南大辛莊等，皆為商朝在各地的重要據點或方國的重要建築址和貴族墓地，大辛莊還發現了可能是武丁時期的“非王卜辭”。山東桓台史家龍山文化至商代中晚期遺址和商代墓葬，商末周初的河南鹿邑太清宮長氏墓葬，以及陝西城固出土的一批重要青銅器等，與商文化有較多的共同特點。邊遠地區的重要發現，主要有山西靈石旌介墓葬，江西樟樹吳城遺址，四川廣漢三星堆城址和兩座祭祀坑，江西新幹大洋洲“甲”字形大墓，浙江東苕溪中游原始瓷窯址羣，福建浦城貓耳弄山窯羣與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窯址，廣東深圳屋背嶺遺址，公元前2000—前500年的雲南劍川海門口遺址及其鑄銅遺存等。三星堆和大洋洲兩地出土了十分豐富、精緻奪目的青銅器、金器及玉器、象牙器等，一些青銅器器型碩大，前所未見，地方特徵鮮明，也有受商文化影響的因素。它們的發現，改變了以往對商代方國文明估計偏低的看法。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溝口遺址則發現了公元前16—前15世紀已將煤炭作為生活或生產燃料的證據。

　　3.西周時期考古研究

　　西周時期考古，自1934年開展陝西寶雞鬥雞台地區的工作和1952年開展豐鎬地區考古發掘以來，由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展的對陝西扶風、岐山兩縣間周原遺址的發掘而進入新的發展時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則是以豐鎬遺址的持續發掘、對先周文化的探索、對西周王朝主要封國等考古工作有計劃地展開為其主要內容。1996年以來，配合“夏商周斷代工程”對豐鎬等遺址的重點發掘，以及2004年以來對周公廟遺址的發掘，又使西周考古展現出勃勃生機。

　　豐鎬地區發現的西周不同時期的墓葬有千餘座，在灃河東西兩岸分別揭露了10多座西周時期的大型建築基址。其中，以王室重臣井叔和其他貴族的族葬墓地，灃西面積約1800餘平方米的4號T形建築址，早至文王作邑於豐時期的遺存，以及斗門鎮10餘座西周宮室建築基址最為重要。其中斗門鎮五號建築基址的夯土台基總面積為3393平方米，宮室平面呈“工”字形，建築總面積為2891平方米。另有新旺村青銅器窖藏和西周制骨作坊遺址、花園村鑄銅作坊遺址等。一系列的重要發現和研究成果，奠定了豐鎬地區在西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997年對灃西的發掘，又獲得了先周與西周早期斷界的考古學證據和系列測年標本，結合天文學等研究成果，可將武王伐紂的年代縮小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30年範圍內，完善了西周考古資料的年代序列。2012年對鎬京遺址進行了全面調查、勘探，明確了鎬京遺址現存面積約9平方公里，大致可分為周王宮室與禮制建築及貴族居所區、平民生活居住區、貴族和平民墓葬區。

　　對周原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先後揭露出岐山鳳雛村的一處西周早期兩進四合院式宮室建築基址，扶風召陳村的一組西周中期體量較大的建築基址，以及鑄銅、製陶、制骨等手工業作坊與居住址，銅器窖藏和銅器墓、車馬坑等，出土了17500餘片占卜甲骨（近300片有字）和100多件鑄銘銅器，包括史牆盤和微氏四代所作的55件鑄銘銅器等。1999—2000年在扶風雲塘齊鎮揭露出由三組8座建築基址組成的大型宮室宗廟建築基址羣。2003年在眉縣楊家村發現包含27件西周青銅器的窖藏，其中圖片盤記述的文王至宣王12位周王，是銅器銘文所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西周諸王世系，也是第一次從出土文物的角度證明了《史記》所載西周諸王世系的正確性。在扶風李家則發現了西周鑄銅作坊遺址。2014—2017年對周原遺址再次開展大規模勘探與發掘，在鳳雛基址附近發現西周社祭建築遺存與豪華的青銅輪牙馬車，以及墓主人名為“昔雞”的西周中型銅器墓和姬姓女子墓，揭露面積約1400平方米、始建於西周早期的鳳雛六號夯土建築基址，明確了周原遺址內存在着自然水系與人工水系、蓄水池與引水渠、乾渠與支渠等不同層次的水系遺存，並構成了周原遺址的水網系統。

　　岐山周公廟遺址發現商周時期墓葬900餘座，卜甲9000多片，以及大型夯土建築羣及鑄銅作坊、製陶作坊等遺址。大型墓葬主要發現於陵坡，在已探明的37座墓葬中，帶四條墓道者10座，帶三條、兩條、一條墓道者各4座，還發現了環繞墓地、長達1500米的夯土牆，牆寬5米，個別地段殘高2.5米，是目前發現的西周時期規格最高的墓地。發現1000多片有字卜甲，卜辭內容多與軍事、紀事有關，涉及的重要人物有王季、文王、王、周公、畢公、召公和叔鄭等，重要的地名有“周”“新邑”“商”，以及“唐”“薄姑”等，還有月相刻辭“哉死霸”等。

　　出土的史料價值極高的銅器，還有陝西臨潼的利簋、寶雞的何尊和江蘇丹徒的宜侯夨簋等。發掘了寶雞石鼓山商周墓地。

　　為探索西周東都洛邑，在洛陽東郊北窯一帶開展了工作，發現西周鑄銅遺址，發掘了墓葬348座、馬坑7座，其中2座為“中”字形大墓，出土的帶銘文青銅器中有太保冓戈、康伯壺蓋、白懋父簋、王妊簋、豐伯劍、師蒦卣蓋、叔造尊、虢公戈、毛伯戈等，作器者為西周王朝周東都的貴族大臣。還發現河南滎陽娘娘寨兩週時期的城址和麪積約1.3萬平方公里的滎陽市官莊兩週城址。

　　先周文化遺存，在1934—1935年發掘了寶雞鬥雞台戴家溝東區墓地後開始引起注意，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進行重點探索，至1999年已取得許多進展。在傳説中周人早期活動區域內探尋出幾種年代相當於商代晚期的文化遺存，如長武碾子坡、扶風劉家村、武功鄭家坡等遺址。另在武功岸底、扶風壹家堡、周至豆村、彬縣斷涇村、岐山王家嘴、銅川瓦窯溝等遺址也發現了這一時期的文化遺存。其中在碾子坡下層發現的有少量銅器隨葬的墓葬，是至今所推論的諸先周文化遺存中唯一一批文化層次較高的遺存。2000年以來又在周公廟遺址及寧夏彭陽姚河塬等重要遺址發現先周文化遺存。

　　發掘的西周主要封國遺址，重要的有河南浚縣辛村衞國墓地、平頂山應國墓地、三門峽虢國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國城址及燕侯墓地，山西曲沃曲村晉國遺址及晉侯墓地、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絳縣橫水西周墓地，陝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山東曲阜魯國故城等。晉侯墓地揭露了20座大墓，其中10多座大墓保存完好，可能分屬10組10代晉侯，是目前發現西周諸侯墓地中最完整的一處，為西周諸侯墓葬制度及其演變規律以及青銅器、玉石器的研究和早期晉國都邑的探索，提供了珍貴資料。1990年發掘的虢國墓地9座大墓中，有兩座為國君大墓，分別為虢仲與虢季，進一步確認了爭論已久的兩週之際虢國的地望；虢國國君兆域的發現，還充實了兩週時期“公墓”制度的資料，成為研究姬姓貴族葬制等級最為典型的素材。琉璃河燕侯大墓祔葬大型車馬坑，城址內出土了刻有“成周”的卜骨，更加證實琉璃河城址是西周初年所封燕國的都城。這三處墓地都出土了記載該國國君爵稱、人名和重要史實的有銘銅器。其中燕侯大墓出土的兩件周初銅器的銘文記述了周王褒揚太保（召奭）冊封燕侯的史實，晉侯墓葬出土的16件一套的晉侯蘇編鐘（其中14件系盜掘出土後由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有300多字銘文，記述了周宣王三十三年（有人認為是周厲王三十三年）征伐東夷的史實。這些發現，對於西周歷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西周時期其他地區的重要考古收穫，還有陝西寶雞茹家莊、竹園溝和紙坊頭髮掘的一批文獻失載的圖片國墓葬，寧夏彭陽姚河塬商周遺址，山東滕州兩週滕侯墓、長清仙人台邿國貴族墓地、高青陳莊西周城址，河南南陽申國銅器，湖北黃陂魯台山西周早期遺址與墓地，江蘇丹徒西周早期土墩墓，湖南寧鄉炭河裏西周城址，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和指揮街遺址的西周時期蜀文化遺存，以及江西瑞昌銅嶺商周銅礦礦冶遺址，山東壽光雙王城商周時期鹽業遺址羣等。同時還展開了殷周時期北方青銅器等方面的研究。其中金沙遺址發現的金器、銅器與玉器等大批重要遺存突出地展示了三星堆文化之後古蜀文化的成就與特色。2017年發掘的寧夏彭陽姚河塬遺址發現一座西周文化早期城址與大型夯土建築台基，發掘了包括諸侯級帶墓道大墓的一批墓葬，以及墓葬區南側的鑄銅作坊區、製陶作坊區及道路、蓄水池和多條水渠的水網系統，出土了可辨字形有“王”“至”“月”等微雕甲骨文56字的1片卜骨和1片卜甲，可能是一處西周早期封國都邑城址，彌補了文獻的缺漏。

　　4.東周時期考古研究

　　對東周時期的考古研究，重點是探查列國都城，發掘列國都城和其他城市附近的墓葬，累計發掘墓葬10000多座。其中對三晉、楚、秦的考古研究最為活躍，20世紀50年代對洛陽東周王城及洛陽中州路墓葬的發掘，則為中原地區東周考古編年奠定了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的三晉文化是周文化的後續。勘察或發掘了山西侯馬晉國新田故城、夏縣魏安邑城址，河北邯鄲趙國故城，河南新鄭鄭韓故城。其中對侯馬的晉國盟誓遺址、鑄銅遺址、虒祁墓地與祭祀區、呈王城附近的宗廟建築址和祭祀坑的發掘，極大地豐富了晉都新田考古內容。1980—1982年對河南温縣武德鎮附近可能為韓氏主盟的春秋晚期盟誓遺址的發掘，出土石圭石簡萬餘件，證實這裏即是“沁陽石簡”的發現地。鄭韓故城內發掘了地下冷藏室和禮樂器窖藏坑、胡莊鄭國家族墓地和韓國王室大墓、鄭公大墓及其車馬坑，以及一陸門一水門結構的鄭國“渠門”等。發掘的重要墓葬有：河南輝縣固圍村魏墓；山西臨猗程村50座墓葬及6座車馬坑，其中8座為晉國貴族墓葬；山西太原晉陽故城附近的趙卿大墓；山西潞城晉國貴族墓；等等。其中趙卿大墓是20世紀發現的七鼎墓葬中資料最完整的一座。

　　對楚文化的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熱潮持續高漲。重點勘察發掘了湖北江陵紀南城及其宮殿與水門遺址、潛江龍灣楚章華台宮殿遺址和安徽壽縣楚壽春故城。章華台遺址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楚國王宮遺址。發掘的墓葬有數千座，以湖北江陵、湖南長沙、河南信陽及丹江口水庫區的分佈最為密集，另在湖北當陽、河南淮陽、湖南臨澧九里鄉等地亦發掘了大量楚墓，對湖北荊門紀山寺楚國陵園進行了重點勘察，基本解決了楚墓的分期斷代和等級問題。其中：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了豐富的絲織品，且保存完整、色澤鮮豔；江陵雨台山21號墓出土4支音律名的竹律管；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了440多支竹簡，其中有東周時期最完整的卜筮祭禱簡；淅川下寺楚墓羣是至今所知最完整的楚國高級貴族墓地，出有年代最早的使用失蠟法制作的青銅器精品。重要的墓葬還有湖北當陽“甲”字形大墓、荊州熊家冢楚墓大型車馬坑和陪葬墓、荊州馮家冢戰國時期大型楚國高等級貴族陵園、丹江口水庫楚國貴族墓、淮陽楚都陳時的大墓及車馬坑、新蔡葛陵村大型楚墓等。此外，發掘了春秋早期至戰國時期的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隨州文峯塔與棗樹林曾國墓地以及隨州曾侯乙墓。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成套編鐘及其鍾架等系列樂器，對曾侯乙編鐘製作工藝的考察及根據測音資料和樂律銘文所做的研究，以及對西周鐘雙音現象的發現和編鐘音階結構的判明，豐富了對兩週時期樂器製造和樂律發展水平的認識。

　　秦國考古以秦都雍城和秦國三處君王陵園的勘察發掘最為重要。雍城考古進一步探明瞭城址的範圍，發掘了位於馬家莊的宮殿與宗廟遺址，調查發現了雍城南郊的蘄年宮等建築址。三處陵園分別是甘肅禮縣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都西垂時的秦陵，陝西鳳翔秦都雍城時的秦陵，陝西臨潼芷陽秦都咸陽時的東陵。其中大堡子山遺址發現了城址與大型建築基址、秦公大墓、樂器坑、祭祀坑等。雍城秦陵區面積約21平方公里，探明瞭10座陵園44座大墓（包括圓形陪葬坑），並歷10年發掘了秦景公大墓，是至今探明和發掘的東周時期規模最大的陵區和墓葬。秦東陵已發現4座陵園。較重要的發現還有陝西丹鳳縣商鞅封地商邑遺址，出土大量鐵器的寶雞益門村2號墓，以及澄城劉家窪周系封國墓地、富縣秦直道遺址等。

　　東周時期其他地區的重要考古收穫，還有河北易縣燕下都、靈壽中山城址，山東臨淄齊國故城、曲阜魯國故城、鄒縣邾國故城、滕州薛國故城等城址，江蘇無錫闔閭城遺址、蘇州木瀆古城遺址等。發掘的重要墓葬有河北平山中山國王墓，山東臨淄後李車馬坑與二號墓及相家齊國貴族家族墓地、沂水紀王崮春秋墓葬、沂水莒君夫婦墓、海陽嘴子村田氏貴族墓、章丘女郎山戰國墓，河南光山黃君孟墓、固始句吳夫人墓，安徽壽縣蔡侯墓、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江蘇句容天王寺與金壇薛埠兩週土墩墓羣、鎮江諫壁山銅器墓、丹徒北山頂大墓、蘇州真山大墓、無錫鴻山越國貴族墓，浙江紹興印山越國王陵和坡塘306號越國貴族墓，江西靖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