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業社會到後工業文明_風聞

20世紀發生的根本性社會變革，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世紀都不能與之相提並論。之前的諸多個人類世紀發生過的社會變革，在規模上與20世紀的社會變革相比要小得多，在變革的速度上也緩慢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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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這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最大的羣體都是農民。無論在什麼地方，農民都佔國家人口的絕大多數。而且自古以來，農民就一直是世界人口的主力軍。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除了歐洲的英國和比利時，在其他先進的所謂“工業發達國家”中，包括德國、法國、日本和美國，農民仍舊佔其總人口的大多數。

然而在糧食的供應上，一戰前後除美國外的所有“發達國家”已越來越無法做到自給自足，越來越必須從那些非工業化和工業不發達的地區進口糧食。

不僅英國和比利時當年淪為了糧食進口大國，德國、荷蘭和瑞士也是隻勉強保持糧食供給平衡。1890年後，明治天皇統治下的日本對依賴糧食進口的擔心成為其政治生活的主基調，成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以爭奪糧食供應充沛地區的藉口以及實行帝國主義的心理力量。

大城市由來已久，但在農業社會時代，包括西方各個發達國家的“大城市”在內，無不是被廣闊農村分割包圍着的一個個孤島。1900年，儘管巴黎、倫敦、紐約、波士頓和東京已十分引人注目，當時的社會很大程度上與1800年的社會並沒有多大分別。

除農民外，住在僱主家的傭人當時還是第二大羣體。傭人包括長工、受契約約束的家傭和家奴，在農民出現以前他們實際上已經存在了數千年。與最廣大的農民一樣，傭人同樣被認為是“自然法則”的產物。

在整個19世紀，土地集中，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事實上農民在總人口和勞動力人口中的數量佔比在逐步萎縮，傭人在絕對數量和所佔比重上卻逐步上升。最為典型的是美國，由於大量移民湧入，傭人在美國的增長速度少有能及。到了1900年左右，由於新大陸的大部分土地已被瓜分殆盡，因此對許多初來乍到者，做傭人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農民和傭人共同創造了經濟和社會，共同創造了人類“文明”。

農民和傭人比比皆是，數量眾多。但是作為一個“階級”，他們又顯得太過渺小。農民和傭人居住和工作的社會分佈都十分分散，這兩個傳統的下層階級沒有成為一個有機的組織。事實上，他們非常難以成為一個有機的組織。

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屢見不鮮，18世紀後的農民起義爆發得尤為頻繁，但歷史上幾乎所有的農民起義在經歷短暫的血戰後都逐漸走向了失敗。19世紀發生在中國的兩次農民起義令當時的統治者搖搖欲墜除外。

歷史表明，農民很難組織在一起，並且農民羣體難以保持必要的組織紀律性。

馬克思1883年逝世時，資本主義工廠中的“無產階級”在產業工人階級中仍屬於少數。佔大多數的是在各個私人小作坊中工作的技術工人，各行各業的小作坊最多僱傭20-30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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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經濟大發展，農民和傭人不斷進入工廠從事工業生產。

對於農民和傭人來説，在工廠工作是機會。在人類歷史上，工廠工作事實上是不需要背井離鄉而可以“最普遍”、大幅度增加收入的第一次機會。

1900年，只經過短短20年左右的時間，西方國家中的產業工人已成為在工廠中控制機器的工人的同義詞。很多工廠僱傭的工人數量已數以百計或數以千計。此時的藍領工人既沒有社會地位，也沒有政治權力，沒有經濟能力或購買力。

1900年的事實證明，藍領產業工人尚難以佔據多數優勢，馬克思在幾十年前早已預測到這一點，即他們仍無法依靠自身力量推翻資本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產業工人的工作時間都很長，在日本等一些國家，情況則一直延續到二戰前夕。

但是，產業工人的工作時間仍然比農民和傭人的勞動時間短。早期產業工人的確在骯髒的環境中工作，生活貧困，的確遭到剝削，但產業工人的生活水平還是高於在農田裏勞作的農民或在僱主家勞動的傭人，而且待遇也比他們好。嬰兒死亡率下降可以證明這一點。

歷史上，城市從來不能靠自身力量繁衍人口。城市要永久存在，則需要農村人口不斷湧入。一戰結束後的80年間，各個西方國家的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與農民不同，由大量聚集在一起的產業工人形成的羣體，即他們的工作地點不是小作坊或單個的家裏，而是大型工廠，工人們很快即證明了他們具有組織起來的能力，證明了他們具有作為一個“階級”採取統一行動的能力。

由於藍領工人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能夠組織起來，以及保持組織紀律性的“下層階級”，因此他們在1900年前後被上層階級普遍視為難以消除的“社會問題”。

儘管從事農業的勞動人口在減少，但是除日本仍是唯一大量進口糧食的經濟列強外，其他所有實行自由市場制度的發達國家於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均已轉變成為了糧食生產出口大國，糧食產量皆達到了1910年時的許多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在其人口和勞動力中的比重下降到了只還有5%。

1950年代，在每個發達國家藍領工人都已是人數最多的羣體。終於，他們受到了不同尋常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他們得到了政治權力 —— 工會被認為是“真正的政府”。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藍領工人一度佔到了美國勞動力總數的2/5。

然而到了1990年，藍領工人及其工會出現了全面和難以逆轉的倒退。

短短40年間，美國的藍領工人在數量上已下降到不足總勞動人口的1/5，相當於退回到了1900年的水平，下降得已經不能再少。其他發達國家，藍領工人的數量出現下滑的速度起初非常緩慢，但在1980年後，許多地方都開始加速下滑。工會的權力也以同樣的速度變得越來越弱。

1950年代，在煤礦工人工會面前，英國首相就像火柴棍一樣軟弱無力。到了1980年代，撒切爾夫人公開藐視有組織的工人，並一步步削弱他們的政治權力，她反而一屆又一屆大選。製造業藍領工人及其工會的命運與農民的下場幾乎如出一轍。

歷史上沒有哪個階級能像藍領產業工人那樣發展得那麼快，也沒有哪個階級能像他們那樣沒落得那麼快。能產生長期影響，甚至永久影響的是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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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革就像海里的海水，不會因海面上的驚濤駭浪輕易改變流動的方向。改變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社區和政治制度的不是表面上狂風暴雨般的某個政治事件，而是些不那麼顯而易見的社會變革。

產業工人在20世紀的崛起顯然不是靠武裝鬥爭實現的。武裝鬥爭與傭人最終的銷聲匿跡、與農民數量在20世紀的快速萎縮或產業工人的崛起等社會變革毫無關係。

17和18世紀發生在英國的圈地運動讓農民失去了土地，產生的反應非常嚴重，且常常非常激烈，其影響範圍只限於當地。19世紀初，東普魯士爆發掃除農民的運動，同樣在當地政治上和文化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產業工人在20世紀的崛起相對而言幾乎沒怎麼破壞社會穩定。相反，他們的崛起成為20世紀社會發展最穩定的社會事件。

藍領工人的崛起靠的是和平方式，其沒落同樣也是一種和平方式，社會上幾乎沒有因此引發抗議浪潮、嚴重的動亂和混亂。

藍領工人不會像歷史上的傭人羣體一樣銷聲匿跡，務農的新式農民同樣也不會消失。傳統的藍領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將成為一支從屬力量。

技術勞動者和服務勞動者，即靠雙手和理論知識工作的人，快速取代藍領工人的地位。

這種崛起不是機遇，而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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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中的工作不要求農民或傭人掌握他們本不能掌握的技能，也不要求他們非得掌握額外的知識。

相反，農民掌握的技能大體上比要求在從事大規模生產的工廠中控制機器的工人掌握的技能多得多。同時，從事大規模生產的工廠中控制機器的工人掌握的技能也比許多傭人掌握的技能簡單得多。

與20世紀初的農民或傭人儘可能快地進入工廠工作不同。二戰後繼興起的藍領工人之後新興的、將要取代藍領工人佔據支配地位的羣體，根本上屬於“知識工作者”。

新出現的工作機會大都要求從事這些工作的人接受大量正規教育，並具備獲取和應用理論知識和分析知識的能力，他們需要採取不同的工作方式，並具有不同的觀念。最重要的是需要養成不斷學習的習慣。

20世紀末，在美國的勞動力大軍中“知識工作者”的比例至少達到了1/3，即相當於戰時以外昔日的藍領工人所能達到的比例。

人們普遍認為藍領工人在發達國家的沒落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是這些國家將生產活動轉移到“海外”，即擁有大量無一技之長的勞動力和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國家的結果。這種觀點不符合事實。

可是，這種變化令美國歷史上最長且最不容易處理的問題變得雪上加霜 —— 即黑人的社會地位問題。

二戰後，越來越多的美國黑人進入實行大規模生產的行業成為藍領工人和工會成員，他們的工作收入達到了中產階級甚至中產階級上層的水平，但並不需要他們接受太多的教育或掌握複雜的技能。然而，這些工作恰好是消失得最快的工種。

令人驚異的並非當初很多美國黑人缺乏受教育的機會，相反而是1940-1980年間對於美國黑人的年青一代而言，儘可能早地離開學校參加就業成為從事大規模生產的工人中的一員，在經濟利益上屬於明智的選擇。藍領工人在40年裏的快速沒落沉重打擊了美國黑人。

在歐洲，“工人階級的文化”和“有自尊心的工人階級”已經存在了一個多世紀。即所有財富的創造靠的不是知識，而是藍領工人的勞動，這種觀念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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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之後，發揮重要作用的比較優勢已經體現在知識的應用上。這意味着，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絕非還能寄希望於低工資。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方面當然必須設法為數以百萬計的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無一技之長和除了昔日的藍領工人的工作外幾乎什麼也不能做的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

更重要的是，後發展國家必學會靠發展教育和應用知識，謀求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

在知識社會，純粹的知識勞動者將不會佔絕大多數，但在許多國家的人口和勞動力中，包括最發達的國家，知識勞動者將是數量最龐大的社會主流羣體。未來社會的特徵、領導階層和社會分佈狀況，都將取決於知識勞動者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