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當智力與智識對立，反智主義或將捲土重來_風聞

文/陳根

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反智主義或“反智論”是與“理智主義”或“理性主義”相對而言的一系列的思想傾向。本質上説，反智主義是對文明和智識社會的反對與懷疑。從矇昧的過去走向科學的現在，反智主義的存在更昭示了這個與異己分裂的時代。

反智主義歷史悠久，並且有其複雜動因。當前，新興技術的普及加劇了不同人羣認知的差異，使帶有這一思想傾向的認識和行為滲透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來國際風雲變幻，社會新聞頻發，無不讓人們對這個時代裏波詭雲譎的一系列事情感到驚訝。

從疫情期間盛傳“新冠病毒是比爾·蓋茨用來控制人類的陰謀”的謠言到各種“不可信其無”的網絡迷信蔓延，又或者未知恐懼下對陰謀論抑或虛假新聞的盲目崇拜，隨着榮譽隕落，斯文掃地，無恥高舉，反智主義依舊遊蕩在這個時代的上空，並且正在捲土重來。

起底反智主義

在人類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反智主義”的影子從來沒有消失過。人類對世界的認識是從矇昧走向理性，從經驗走向科學，從片面走向綜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始終存在着“理性”和“非理性”的鬥爭。關於反智主義，最有名的論斷或許來自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經典著作《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

1963年，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書中描述了美國宗教、政治、商業、教育領域的反智主義勢力。霍夫施塔特首先給反智主義下了定義：“反智主義是對理智生活以及知識分子抱有的怨恨和懷疑。”這裏的“智”不是智力（intelligence），而是智識（intellect）。

沒有人會反對智力、質疑智力的價值，高智商的人會得到高度評價。有智力者總是受到讚譽；而有智識者卻遭人怨恨和懷疑，被認為是不可靠的、多餘的、不道德或有顛覆性。智力能夠解決問題，智識往往在提出問題。

霍夫施塔特認為，智識的核心是超然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的思考、新穎的觀察、創新、激進的批判。在反智主義者眼中，這些要素都很可憎：超然的智力是沒有感情的頭腦，概括能力等於抽象、偽善，自由思考是不負責的理論化，新鮮的觀察是神經質地渴求新鮮、鄙視傳統。

反智主義反對智識的理由立足於一系列錯誤的對立：首先，把智識跟情感對立，認為智識與温情有些矛盾。智識也與品格對立，認為智識僅僅代表聰明，而聰明輕易就會退變為狡猾或邪惡。智識又與實踐性對立，既然理論被認為與實踐相反，而“純粹的”理論精神是深受鄙視的。

智識還跟民主對立，因為智識被視作一種精英的特質，藐視平等精神的特性。但其實心智不是對情感的威脅，而是對它的引導；智識不會危及品格，理論未必從屬或低於實踐。

**論反智主義的歷史，美國是絕對的數一數二。**從建國初期的18、19世紀，反智主義就隨着“五月花”號上落難的基督教清教徒，根植於美國人的靈魂中。隨着福音派的興起，美國宗教與智識的鴻溝不斷擴大，福音教派之間的相互競爭則更是讓美國反智思想強勢崛起。

1828年，傑克遜靠着激進的草根路線和一定的反智情緒最終在美國大選中勝出，成為美國首位平民總統，開啓了一種半文盲式的“民粹主義”。這種民粹主義成就了昔日的傑克遜，也造就了後來的特朗普。

二戰後，反智主義市場不斷擴大。不喜知識分子的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掀起了一場美式**“反智狂歡”****。**而“麥卡錫主義”更是將學術興趣等同於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將粗暴的意識形態偏見帶入文學、藝術、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為反智主義的盛行推波助瀾。

**20世紀50至70年代，****“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等成為反智主義的代表。**冷戰後，美國公立學校普遍倡導破罐破摔的“快樂教育”、“奶頭樂教育”，讓基礎教育流於表層，讓反智主義有了野蠻生長的温牀。21世紀初，自我標榜與“精英路線”劃清界限、滿嘴髒話的“德州牛仔”小布什連任8年，反智主義在美國更進一步蔓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點燃了美國資本主義週期性危機的野火，終於引爆了美國社會兩極分化的火藥桶，加速了反智主義**。特朗普於疫情之初所形成的那種“新冠病毒不會給美國造成災難”的信念和願望，左右着他在整個抗疫期間的行為方式，扭曲了他對科學事實的選擇性認知偏好。

這種對科學權威的反感與抵制、利用科學又背叛科學的反智主義無疑對疫情的進展與防控產生了巨大影響。

反智主義捲土重來

顯然，反智並不是一種系統化的主張，而是一種態度。是對於知識以及知識分子，對於學術、對於學問、對於受教育、對於文化的一種鄙棄、鄙視及否定。究其原因，則與宗教信仰、信息民主、教育分層等相關。

當然，宗教信仰並非一定是反智的。事實上，美國早年的清教徒都是知識分子，但是到了19世紀之後，美國發生的幾次所謂大覺醒運動後就出現了一種狀態，就是相信“聖靈的感動”。他們相信個人的感動要比知識更重要，讓信眾能夠認識上帝、親近上帝的並非知識，而是一種真實的感召，一種感動的力量。就這樣通過相信感動，相信直覺，從而否定了智識。

從信息民主來看，民主體制的創建者原本大半都是知識分子。可是這套制度發展到後來，就出現了著名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説的情況，在講“人人平等”的時候，就包括了一種知識上的平等主義。

互聯網的高度普及使任何個體在掌握和運用信息方面被賦予了與專業人士不相上下的權利。據此，人人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接受信息或接受何種信息，同時沒有哪種價值觀天然凌駕於另一種之上。

故而“多數人的智慧”從合法性與分量上壓倒了真知灼見，恣意傳播的謠言和假消息危險地模糊了觀點與事實的邊界，同時也消解了有理有據的抗辯與大放厥詞之間的界限。

**教育分層方面，居住隔離和學區制度固化了美國的不平等，原本為社會公平服務的教育如今成為了塑造當下不平等甚至是代際不平等的場域。**教育和居住的長期隔離，使底層百姓產生一種矛盾心態。他們固然看不慣知識分子，不願子女與父母的生存環境徹底告別，卻又渴望子女通過掌握知識上升為他們心目中的“特權階級”。

有鑑於此，大眾認知水平普遍低下，少數精英引領潮流的局面在短期內很難完全改變。但是，大眾與知識、政治精英的分歧及張力的蓄積卻一刻都沒有停止。

“反智主義陷阱”除了席捲美國，給美國帶來社會危機的外部化和應激反應，還以一種隱藏的、廣泛的方式席捲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分地域，更不分階層。近年來國際風雲變幻，社會新聞頻發，無不昭示了這個與異己分裂的時代。

**正如前段時間“熟蛋返生”的論文一樣，**信息爆炸的時代，任何觀點只要公之於眾都會有市場。鄭州市春霖職業培訓學校校長郭萍舉行發佈會，公開聲稱她所搞的特異功能，水遁土遁熟蛋生雞之類的試驗都是真實案例。

同時，鄭州市春霖職業培訓學校設有“超感知全能全腦”、“原子能量波動速讀”、“快速作文寫作”等課程，並展示了諸如“冥想之力，重塑大腦”等內容。3月27日至3月31日，該校開設了智慧潛能導師精英實操班課程，三天四夜，費用為12800元。

再比如，日益猖狂的營銷號言論左右了互聯網的表達生態。不可否認，許多人看自媒體，只是為了一時的爽感，而甘願被別人擺佈，喪失思考能力。相反，很多質量很高，乾貨十足的優質自媒體，卻看客寥寥。杜絕這種營銷，不僅需要網絡管制，更需要民眾自己的覺悟。

對於言論的判斷，絕不能只看立場，不是打着愛國旗號就是永遠正確。所以，我們不能只防着公知而忽視披着愛國外衣的反智。如果喪失了理智，無論是自由派還是民族主義者，教徒還是無神論，都會使得破壞遠大於建設，從而造成巨大的災難。在反智主義捲土重來的今天，每個人心中都應該警鐘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