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經洞之謎發覆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　作者：張湧泉 羅慕君 朱若溪

　　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祿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俗稱“藏經洞”）發現了大批寫本文獻（少量為刻本）。文獻內容涉及中國11世紀以前（尤其是4世紀至10世紀）的歷史、政治、經濟、宗教、語言、文學、科技、社會生活和中外關係等各個方面。其數量之多、價值之高、影響之大，震動了整個世界。敦煌文獻中有明確紀年的最早寫本為抄寫於東晉升平十二年（368）的《法句經》（甘博1號）， 最晚為《大宋鹹平五年壬寅歲（1002）七月十五日敦煌王曹宗壽、夫人氾氏添寫報恩寺藏經錄》（俄弗32號），前後跨越600多年，歷經十餘個朝代。據最晚的紀年推斷，藏經洞的封閉時間應在11世紀初。但封閉的具體原因，一直是一個未解之謎；與之相關的藏經洞的性質，也長期困擾着海內外學術界，包括避難説、廢棄説、書庫改造説、佛教供養物説、排蕃思想説、三寶崇拜説等，眾説紛紜。其中提出較早且影響較大的是避難説和廢棄説。以上種種説法，都有較多的猜測成分，未能得到廣泛認同。

　　近十年來，本課題組對業已刊佈的敦煌文獻作了全面普查，深刻感受到敦煌文獻實際上是以殘卷或殘片為主體，它們與道真有密切關係，甚至可以説，藏經洞就是道真安放修補佛經材料的場所。藏經洞的封閉，則可能與道真主持的修復工作結束有關。道真俗姓張，19歲時已是敦煌莫高窟三界寺沙門。大約950年至985年間，道真出任沙州釋門僧正。大約986年至987年間，道真升任“都僧錄”一職。道真最為人所熟知的是他下面這段話：“長興伍年歲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見當寺藏內經論部帙不全，遂乃啓顙虔誠，誓發弘願，謹於諸家函藏尋訪古壞經文，收入寺中，修補頭尾，流傳於世，光飾玄門，萬代千秋，永充供養。”

　　道真搜尋的這些“古壞經文”去哪兒了？它們和藏經洞文獻是什麼關係？藏經洞為什麼要封閉？這是下文要回答的問題。

　一、敦煌文獻的主體是殘卷

　　要討論藏經洞的性質，首先就必須對藏經洞文獻的完整和殘缺情況有一個準確的評估。如眾所知，敦煌文獻主要是佛教文獻，而這些文獻，又以殘卷或殘片居多，殘卷比例達90%以上。那麼這種殘缺情況是不是藏經洞發現之後人為造成的？

　　藏經洞文獻發現後，確有部分寫卷的撕裂是流散過程中人為造成的，但這些殘卷的比例應該不會太大。更大量的寫卷應該是原本就以殘卷或殘片的形式保存在藏經洞中。即便那些可以綴合的殘卷或殘片，如《金光明最勝王經》英藏以“殘卷＋殘卷”形式本館藏卷互綴2組，與其他館藏綴合13組；俄藏“殘片＋殘片”形式本館藏卷互綴達57組，這些殘卷或殘片多數可能就是原本以分離的狀態保存着的。

　　盡最大可能綴合以後，敦煌寫卷的完整度自然會有所提高。根據對近百種共計32585號敦煌佛經寫本的統計，綴合前某一卷基本完整的僅1962號，殘卷數達30623號，殘卷比例為93.98%；綴合後某一卷基本完整的寫卷增加了92號，殘卷比例雖略有降低，但也仍達92.38%。就具體佛經而言，如《金光明最勝王經》，普查所得寫卷總數為1977號，其中某一卷基本完整的69號，完整寫卷僅佔總數的3.5%；綴合以後，大多數綴合而成的寫卷依然是殘卷甚至殘片，某一卷首尾完整數增加了19件，完整數提高到5.91%。又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漢文寫卷總數為4881號，其中某一卷首尾完整的為318號，完整寫卷僅佔總數的6.5%；綴合以後，大多數綴合而成的寫卷依然是殘卷甚至殘片，某一卷首尾完整數增加了29件，完整數提高到9.5%。但即便如此，殘卷或殘片依然是絕大多數。如以整部完整的十卷本《金光明最勝王經》和六百卷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經本而言，完整數還會低很多。其他佛經寫卷的情況大體相仿。由此可見，無論是綴合前，還是綴合後，殘卷或殘片都佔絕大多數。這的確就是藏經洞文獻的原貌。

　二、三界寺“經藏”與“故經處”

　　三界寺位於莫高窟前，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官寺之一，三界寺僧人道真曾長期擔任敦煌地區的最高僧官——都僧錄，可見其地位非同一般。榮新江認為藏經洞的主體文獻佛典和供養具都來自“三界寺的藏經和資產”，包括三界寺“供養經和畫”，也包括“道真從各寺收羅來的古壞經文”；鄭炳林認為藏經洞出土的藏經就是三界寺藏經，來源於抄經、供養經、收集諸寺古壞經文、乞經等四個方面。這兩種觀點都有一定道理，但筆者認為藏經洞文獻的主體源自道真蒐羅的古壞經文，而三界寺的藏經則另有其地。

　　人們指稱敦煌文獻為“廢棄”物，一個主要理由是敦煌文獻以殘卷為主，而完整的寫卷數量極為有限。如方廣錩指出，唐代會昌廢佛以後到宋初，全國的藏經基本上均以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為基礎而組織，但敦煌遺書中的佛典只有170部左右，約佔《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的七分之一，即便是這些佛典，除少數單卷經、小部頭經及若干當時極為流通的經典尚稱完整之外，絕大部分佛典也是帙殘卷缺、珠零璧碎。敦煌佛教興盛，統治者崇信，晚唐、五代敦煌教團曾向內地乞求經本，請得包括金銀字大藏經多部，補足了本地的大藏。因此，“根據藏經洞封閉前敦煌存有的完整的大藏經以及多部金銀字大藏經沒有被收入藏經洞，收入藏經洞的全部是單卷殘部，碎篇斷簡，乃至破爛不堪的殘卷廢紙的事實，‘避難説’確難使人信服”。因而他贊同藏經洞文獻為“廢棄説”。其實，這與人們把三界寺藏經與藏經洞藏經混為一談有關。

　　《三界寺藏內經論目錄》應是三界寺的藏經目錄，也是道真修復佛經的工作目錄。其中敦研345號收經169條152種，北敦14129號收經171條157種，二目重合的佛經123條117種；斯3624號收經22條20種（其中19種見於敦研345號，17種見於北敦14129號）；這三部目錄總計收入佛經192種。這192種佛經，僅“《佛本行集經》，一部，六十卷，欠三卷，六帙”“大方廣佛花嚴經七卷，全無”兩種北敦14129號有殘缺情況介紹，這也許意味着其他所登錄的佛經都是完整無缺的。但普查敦煌文獻，這192種佛經中有全本的僅67種，未見的約58種，僅見殘本的約67種，後二類佔近三分之二。這些佛經之所以藏經洞不見或殘缺不全，也是因為這是“藏內經論”，入藏的不是藏經洞，而是“經藏”處。

　　那麼藏經洞的性質又是什麼？考北敦7711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一六（兑廢稿）末題記：“此一紙請於故經處安置，為白，恐得罪。”此號原卷僅存1紙27行，卷面有兩個殘洞，天頭上有一“兑”字。方廣錩據此認為“故經處”是敦煌寺院“專門存放廢棄經典的地方”，甚是。“故”謂故舊、破舊。伯3638號《辛未年正月六日沙彌善勝於前都師慈恩手上見領得諸物歷》：“故經案壹。無唇經案壹，在李上座。經架壹。”“故經案”與下句“無唇經案”並列，是指舊書桌、破書桌，是其義。前引道真發願文的“古壞經文”亦即故壞經文，指破舊零散的經本。北敦7711號末題記的字體與正文不同，應是其他人所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為三界寺修復的重點佛典，這條題記也許就是出於三界寺的僧人之手，“故經處”極有可能就是後來的藏經洞，藏經洞也就是道真“謹於諸家函藏尋訪”所得“古壞經文”的存放地。

　　三界寺藏經與藏經洞藏經確實是兩回事。那些完整的佛典都收藏在三界寺“經藏”中；而留在藏經洞的只是一些複本、殘本甚至是碎片，它們來自“諸家函藏”，意在“修補頭尾”，而且各類材料分類包裹、井然有序，為開展大規模修復工作提供了便利。以前人們糾結於敦煌文獻沒有一些本該有的完整佛典，因而生髮種種疑慮，原因就在於把兩者混為一談了。

　三、藏經洞文獻“修補頭尾”實證

　　如上所説，藏經洞本是三界寺的“故經處”，是道真放置“古壞經文”的場所，但它們並不是廢棄，而是為了“修補頭尾”，即用於修復佛經。那麼，我們今天所見到的藏經洞文獻有沒有經過古人尤其是三界寺修復的具體證據呢？我們從“修補頭尾”的角度來看看藏經洞文獻被修復的實例。

　　由於自然和人為的原因，古書的破損是無法避免的。特別是那些使用頻繁的佛經，破損更快，而卷頭卷尾尤甚。敦煌佛教經錄中有不少經卷完缺情況的記錄。如伯2727號《酉年（829）三月十三日於普光寺點官〈大般若經〉錄》：“酉年三月十三日，緣國家建福，水則道場轉經，次至永康。……會先年官《大般若》一部，諸帙內欠數及無頭尾者，一一抄錄名目。……弟卅四帙，內弟一欠頭，弟七欠尾；弟卅五帙，足，內弟四無頭；弟卅六帙，內欠弟二；弟卅七帙，內弟二欠尾，弟三欠頭；弟卅八帙，內欠弟四，弟三卷欠頭。……已上共計□（伍）拾貳帙，計經卷叁伯玖拾捌卷。餘不足者於龍興藏官經數內取貳伯兩卷。通前共計陸伯卷。”其中整卷缺的，直接用龍興寺藏的官經本來配補；而那些缺頭尾的，寫卷沒有交代，恐怕只能補抄或者想法找其他複本來綴接。

　　事實上，藏經洞文獻中也存在大量缺頭少尾的殘卷被綴接配補的例子。道真長興五年編《見一切入藏經目錄》（北敦14129號）中有“官寫《大佛名經》一部”，大概是他“修補頭尾”的重點對象之一。《大佛名經》或稱《佛説佛名經》，簡稱《佛名經》，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經典，曾流傳多種不同的版本。最早的是元魏菩提流支譯的12卷本，後來又有20卷本、16卷本、30卷本等改編本。敦煌文獻中有大量該經的抄本，僅《國圖》收錄的各種版本的卷號就有452號，其數量之多，可見一斑。由於《佛名經》是僧人日常持誦的經典之一，使用率高，散脱或破損在所難免。斯6055號16卷本《大佛名經》點勘錄，其中第十一、十四、十五卷下均註明“欠頭”，第十三卷下則註明“欠頭，欠尾”，就是對該經殘缺情況的記載。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道真等人對《佛説佛名經》綴接修復的具體例子。

　　北敦5788號，為《佛説佛名經》第十三卷寫本，原卷首尾完整，共24紙（第1紙為護首，第2紙僅7行，第3紙20行，2、3紙相合相當於一整紙），首題“佛説佛名經第十三”，尾題“沙門道真修此經，年十九，俗性（姓）張氏”。此卷護首為麻紙，染黃而未塗蠟，2、3紙及尾紙為白麻紙，其餘各紙為經黃打紙，砑光上蠟。卷背第1、2紙騎縫處有題記“三界寺道真念”，第2紙卷背有題記“三界寺沙門道真受持”，其餘各紙騎縫處有勘記“三界”“界”“三界道真”多處。經文前2紙及尾紙與中間各紙紙張、行款、字體均有所不同，應即長興五年前後道真“年十九”時綴接修復。尾紙背面倒書“佛名經卷第十六”，其下署“界比丘道真受持張”，林世田等推測“此尾紙原為道真受持的《佛名經》第十六卷的護首，後來《佛名經》第十六卷可能不堪使用，故而改作《佛名經》第十三卷的尾紙”，當是。斯6055號某寺勘經目記錄《大佛名經》第十三卷“欠頭，欠尾”，也許正是指此本修復前的原貌而言。

　　經過綴合修復的例子，敦煌文獻中比比皆是。斯2423號《示所犯者瑜伽法鏡經》雲：“複次，善男子，應修破寺、破塔、破像、破經，如前所説，得無量福。”由此可見，修補殘缺經卷應是古代寺院一項經常性的工作，也是一種功德。道真蒐集“諸家函藏”的“古壞經文”“修補頭尾”，做的正是這種綴合修復工作。林世田等通過對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卷的考察，發現“約三分之一的寫卷有明顯的古代修復痕跡”。這是他們摩挲寫卷實物得出的結論，自然是可信的。同樣，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獻也存在同樣的情況。這就進一步證明藏經洞確是道真等人匯聚修復材料的場所。那些經過修復配補成套的經本，“施入經藏供養”；修補後首尾完整的零帙散卷，可供公私藏家作配補之用；剩餘的複本及殘卷斷片，則繼續留在“故經處”作為配補或修復材料備用，並最終成為我們見到的藏經洞文獻。

　　四、藏經洞封閉原因猜想

　　如前所述，大約986年至987年間，道真升任敦煌都僧錄一職，關於他有明確時間點的最晚的一條記載是“丙申年（996）”，這時他已屆80高齡。道真去世在哪一年？道真之後的敦煌都僧錄是誰？這些敦煌文獻都未再見記載。也許996年之後的若干年間，道真繼續擔任都僧錄一職。即便道真死於996年或稍後，距離敦煌文獻紀年最晚一件寫本的時間——大宋鹹平五年（1002）五月十五日，也已經非常接近了。也許道真就是死於1002年前後，道真去世之後（也不排除道真生前，因其年事已高），他主持的三界寺佛經修復工作也最終畫上了句點。那些剩餘的複本及殘卷斷片不能隨便處理，於是三界寺的僧人們稍事整理，就把道真一生傾注了最大心血的“故經處”——即今天的藏經洞，臨時封存了。上文介紹的藏經洞封閉原因，其中之一是“佛教供養物説”。此説較早由文正義提出；後來張先堂進一步加以深化，他認為藏經洞的封閉與古代佛教三寶供養有關，佛教信徒“將這些殘破、陳舊而退出流通使用的經像視作寶物，予以集中埋藏供養，使之永久保存”。這與我們所説的因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復工作結束而封閉的判斷，頗有殊途同歸之感。

　　最後，還要説明的是，藏經洞作為“故經處”，雖然保存的大多是“古壞經文”，但因其來源於“諸家函藏”，搜採對象不但包括敦煌各個寺廟，也包括道觀、學校甚至官府衙門，從而使其具有了圖書館或百科全書的性質，其價值也就超越了三界寺和佛教本身，而有了更廣泛、更普遍的意義，並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偉大的發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