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抗戰中的人民戰爭中需要特種兵（下）_風聞

【地雷戰的戰略意義和我們根據地的抗日聯防體系】

戰爭的目的是什麼？從經濟的標準衡量，戰爭的一個根本指標就是勝利方（或者武力佔優方）能夠依據其優勢強迫失敗方或弱勢方提供經濟資源。簡單地説，就是在中國佔領區上的日軍只有獲得比他駐軍成本高得多的掠奪收穫，才能保證戰爭對日方的良性循環。---他們不斷地獲勝，不斷地佔領更多的地區，相應地，他們不斷地掠奪更多的資源，然後反哺他們的戰爭能力，並進而提升戰力，獲得更高的戰績。

 而我黨所領導的以“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為代表的“人民戰爭”的意義就在於，他們打破了日軍這種良性循環。使得敵佔區變成名義上的敵佔區，實質上的根據地。它使得敵佔區原來能被幾個扛着膏藥旗趕着逃難幾萬老百姓，變成了讓日寇寸步難行的鋼鐵長城。做到了這一點，就使得窩在據點的日軍，偽軍成為白白消耗戰爭資源的廢物，成為日本戰爭鏈條上的負資產，而這，就是地雷戰的戰略意義。

 但要發揮這樣的戰略作用，絕非容易的事情。因為這意味着一個高效，嚴密，細緻，富有創造性的體系，而並非一個簡單的戰術。在審視這個體系建立的過程中，我們會不禁仰望，當年我黨強悍的組織能力和一往無前的犧牲精神。以下就是具體的介紹：

抗日戰爭的地雷戰在戰略層面的首要意義在於破壞了日偽軍的交通和通訊，因為根據地軍民普及了地雷，使得日軍的機動能力大幅下降，由於在主要道路上埋設了地雷，日軍的重裝備，比如山炮等就無法通行。（被地雷炸了步兵日軍可以承受，但要是毀了大炮，就無法交代了，所以在地雷戰普及後，日軍的行軍不得不一邊排雷，一邊行軍，效率和秘密性都大幅度降低），同樣，在電線杆下，民兵們在割掉電話線後，埋設地雷“釣魚”，前來修復電話的日軍、偽軍往往電話線沒搞定，人先被炸得非死即傷。

 因此，當地雷戰普及之後，日軍在淪陷區的佔領就被切斷了聯繫，被我們“蠶食”得支離破碎，尤其在1944-1945年的大反攻階段，根據地的軍民就是依託這樣的辦法一步一步把敵人“擠”出去的。

這是地雷戰的大的作用。而地雷的戰術作用同樣重要，因為它給廣大武器低劣的民兵一個有殺傷力的武器。---在一些老電影裏，我們會看到游擊隊員用松木做炮筒，搞出“松木炮”，或者用獵槍，土槍打擊敵人，但在實戰中，這類武器的作用是有限的。為什麼？因為射程相差懸殊。土槍的射程50、60米，而日軍三八大蓋的有效射程將近450米，這意味着我們的民兵很多時候在遠還沒靠近日軍時，就可能已經犧牲了。---而地雷不同，每一個地雷在被踏響時，無論是正規的鐵雷，還是土造的石雷都可以保證一個以上的傷亡。--必死的武器就是可怕的武器，這就是地雷的意義。-----正因為地雷如此寶貴，下圖的抗日民兵抱着它們的神情才笑的像剛剛相親成功。

但是，所有這些地雷的作用都基於一個前提，那就是規模，如果一個日軍據點連接有十條路，那為了圍困日軍，我們就需要在每條路上埋設至少10個以上地雷，同樣的道理，為了保護一個村莊，需要的地雷數量都是數以百計的，舉個例子，1942年河北的趙户村，八路軍兩個連依託該村埋下的200多處地雷，和地道體系，在23天內，打退敵人四次大的進攻，殲敵三百餘人。

一個村子，一次防衞戰，就要200顆地雷，一個縣有多少個村子，要經歷多少次掃蕩，需要多少顆地雷呢？當時我們基本就是一個大農村的根據地有如何支撐這麼大的“軍火需求”呢？

所以，我軍‘工兵王’--開國少將王耀南的貢獻就凸顯了。他在敵後根據地實現了廣泛的“地雷低成本化”。這個發明的起源來自王耀南親自策劃的的黃崖洞之戰，（八路軍經典戰術傑作---黃崖洞保衞戰 （上））為了保衞兵工廠，他使用成本更低，取材遠遠方便的黑色火藥製作了大量的“滾雷”，發揮了顯著的效果。由於這個經驗，使得王耀南作為“地雷戰”之父將他的發明在根據地廣泛推廣。事實上，他本人就是著名軍教片《地雷戰》的顧問啊，

他在降低地雷的成本方面做了兩個工作：

 一方面，依託廣大的羣眾製造黑色火藥（即木炭，硫磺和硝石按比例合成），讓眾多的鞭炮作坊做引信。

 這裏需要説明，雖然是“土造”的黑色火藥和“鞭炮”引信，但八路軍對質量的控制非常嚴格。比如，黑火藥的木炭，要用上好的木料燒製，樹的種類也有很大關係，有一次王耀南下去檢查，發現帶出的徒弟老工兵冀龍誤把一個棗木燒製的木炭作為配藥材料，馬上就嚴厲批評，並讓他把這批次的火藥封存，所有木炭重新檢驗。

 又比如，當時根據地政府要求鞭炮作坊做引信時，是抵扣税金和公糧的。但質量要求非常嚴格，給作坊主下訂單時，甚至會説，要是地雷不響，他們的腦袋就保不住了。

另一方面，用各種材料製作雷殼，並根據不同戰術需要，“發明”各種“特殊地雷”。

地雷的殺傷作用主要由內置炸藥爆炸產生的高速破片（雷殼破碎），從這點講，破片是什麼材質並不重要，它的高速度才是殺傷力的主要來源。因此，在王耀南的推動下，只要是能裝火藥的密閉容器就能當雷殼，洋鐵桶，瓶瓶罐罐，甚至尿壺都行，因為即使這些外殼破碎的不夠厲害，我們還能把一些碎鐵片混在火藥裏，爆炸時就能取得散彈槍的效果。

當然，即使這樣，王耀南還是遇到了挑戰，當他到河北冀中軍分區推廣地雷戰時，政委宋任窮還是哭訴説：“王耀南同志，罈罈罐罐雖然值不了幾個錢，但破家值萬貫，老百姓也就那麼幾個罈罈罐罐，用完了（地雷炸完了）總不能讓人家拿鍋和碗給你做地雷呀？再説老百姓也可憐得很，能不能想想別的辦法。”於是乎，王耀南想了，就想出用石頭做雷殼。---不過要注意，石頭做雷殼的難度很高，首先怎麼把一個石球挖出一個裝火藥的洞就是問題，其次，不同的石材，裝藥量肯定不同，但究竟這樣排布，也沒有數據。不過宋任窮政委和他的司令員楊勇上將只在乎一個問題，

 “要是人和馬踩上去會怎樣呢？”

王耀南曰：“不死也差不多。”

 “done！”

 以前，一顆地雷的成本超過三顆手榴彈，根據這樣的技術改進後，王耀南推廣的土地雷成本就只有幾毛錢（當時的幾毛錢），和一顆子彈的成本差不多，但殺傷威力要比子彈大多了，於是，地雷戰普及的經濟基礎就有了。

 最後，畢竟，鞭炮作坊不是兵工廠，民兵們也不是工程師，所以，土地雷的製造工藝還不是那麼規範，按照王耀南的説法，“質量是非常糟糕的”，經常“放衝”。所謂“放衝”，就是地雷爆炸時沒有炸開雷殼，而是從裝藥口形成火焰噴出來了（幾乎就類似一個大爆竹）。然而令王耀南想不到的是，這種不達標土地雷的殺傷效果同樣明顯，因為被觸發後，敵人雖然沒有被大量破片穿身，卻被雷火焚身，尤其是地雷的爆炸是自下而上的，因此有時對敵軍還能產生計劃生育的效果。加上被東方不敗後的敵軍一臉被黑火藥燻成包龍圖的模樣，痛苦地捂着要害部位大喊大叫，對他們的同僚造成嚴重的心理陰影，也以此為我軍間接形成了良好的心理戰效果。

非但如此，讓王耀南啼笑皆非的是，這種不合格地雷，在爆炸後，因為雷殼完好無損，還可以撿回來重新裝藥，繼續實施它“恐怖”的殺傷作用。---當時的評價是：“部隊和民兵反而誤以為我們的臭雷威力更大，讓鬼子和漢奸也傳得神乎其神。”

哦哦，土地雷的故事還不僅於此，用瓦罐，陶罐做的地雷，爆炸力更差，（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炸藥裝的太少，或者不夠緊密，不能在短時間發生劇烈的爆炸），而且民兵們又發揮創造力，把廢鐵塊，鐵釘胡亂放進去，於是這種地雷爆炸時，鬼子和偽軍可以目睹一個不規則的瓦罐“晃晃悠悠地從敵人頭頂飛過，發出吱吱的怪叫，噴射出一些鐵釘，鐵塊。”-----可以想見，這些能被看清的“彈片”和制式地雷爆炸產生的高速破片引發的殺傷力會有本質性的不同，---但關鍵是，他們讓鬼子“看到”了，“嚇得鬼子半天都緩不過勁來”。---因此，看到了這樣的報告，王耀南“也就不強調提高地雷的質量了”，他在回憶錄裏忠實地報告，：“我們製造的土地雷殺傷力只有1:1.1，幾乎是最低點，踩上一顆雷，敵人的傷亡平均只有1.1人”，但是，他確實沒料到，土地雷“對敵人的心理壓力確實比制式地雷大”。

當然, 千萬不能神話“土地雷”的作用，對付優勢裝備的日軍，僅僅靠土地雷還無法形成一個強韌的防禦體系----

可以設想，假如一個縣裏面所有的村莊都埋設了地雷，但日軍還是能夠集中兵力攻擊一個村莊，畢竟地雷是死的，引爆之後，就很難馬上重新埋設。所以，為了保衞村莊，保衞根據地人民，我們還需要根據不同地形構築防禦工事，比如説，如果是山村，那防禦就比較簡單，很多通往山村的道路可能就一條或兩條，而且地勢陡峭，多地段埋設地雷也就足夠了。因為山村在軍事意義上作用很小，日軍不捨得花大代價去攻取小山村。

平原則不同，華北平原實際是一個大糧倉，有極為重要的經濟意義和軍事意義。因此，為了在沒有遮掩的平原建設防禦工事，我黨以王耀南為首的當年萍鄉安源煤礦的礦工們帶領老鄉搞起地道戰。這裏必須指出，軍事工事的地道和老百姓一般的地窖有本質不同，地道戰是指一個攻守兼備的體系，有不同的入口，出口，射孔，防止敵人防水，防止敵人放毒氣等。在地道戰初期，曾經因為工事沒有做好，造成躲到地道的軍民被敵軍施放毒氣集體窒息犧牲800人。

（下圖就是一個比較‘立體’的地道戰體系剖面圖） 

那麼有了完整的地道防禦工事就可以了嗎？實際還不夠，因為可以設想，當敵人包圍了一個村莊後，如果他們持續圍困，那地道里的軍民又如何長期堅持呢？畢竟地道里不能種糧食，有限的儲備也不能長久啊，所以，這就需要聯防。

 所謂聯防就是在一個地區，比如一個縣吧，會有機動兵力，比如縣大隊這樣的地方武裝和軍分區主力團這樣的正規軍，當敵人圍困某一個村莊時，其他村莊或地方武裝可以攻擊敵人抽調兵力後的薄弱據點，這樣，一方面通過地雷戰的遲滯和地道戰的堅守，使得進攻的敵人無法快速佔領某一村莊（這就使得敵人的主力由於困在當地喪失機動），另一方面，地方武裝和主力部隊可以圍魏救趙，充分利用敵人兵力薄弱的弱點攻擊敵方據點。使得敵人顧此失彼，最後兩頭不得好。

不過這種聯防看起來簡單，實際很難，首先，在整個防區裏，所有村莊之間要保持快速，準確的通訊。---當時根據地沒有大量電話和電報設備，於是他們發明了雞毛信。其次，非常重要的是，每一個村莊的地雷佈設位置和地道出入口必須極端保密，不能讓漢奸們偵查到。為此，我黨發揮了強大的動員能力，實現了極其嚴密的保密措施。

 --舉個小例子：

1942年4月，王耀南為晉察冀軍區地雷戰和地道戰的推廣到各個下級軍區和軍分區督導，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呂正操上將的愛將沙克（開國少將、下圖）陪同，到了白洋淀一個小村子。

這個小村子因為靠近白洋淀，地下水位很高，無法挖地道，所以當地幹部擬定的退守方法是躲進白洋淀的（蘆葦叢中）。當時無論沙克還是王耀南都是高級幹部，本來晚上宿營是要到白洋淀的船上，考慮到船上太冷太潮，區長勸説兩位首長在村子休息。他們保證安全。

 於是王耀南和沙克住到一個老鄉家，兩人討論地雷戰和地道戰戰術很晚才睡，天矇矇亮的時候，沙克的警衞員在屋外低聲叫：“首長，有情況，我們可能被包圍了！”

（史注：凌晨是最困的時候，沙克的警衞員能夠及時發現異常情況，軍事素質非常出眾。）

 沙、王二位聞聲馬上起牀，提槍衝出，問警衞員敵情，説只發現村外有人影活動，但看不清多少。

 王耀南馬上讓警衞員託着他們倆上房頂趴下，用望遠鏡觀察，發現確實村外有人活動，但戰術動作不像鬼子。沙克一聽，怒了：“媽個巴子，漢奸、偽軍聽到老子大名嚇得他拉褲子，打他狗孃養的！”

（史注：沙克乃東北軍出身的東北漢子，性烈如火。鬼子來了，沙克可能要退避，但偽軍來了，沙克是完全不怕的。）

王耀南説，先不急，搞清敵人數量再説。他發現，包圍圈沒有包括通往白洋淀的退路，可以衝擊一下敵軍就退到白洋淀去。沙克説：“不對，敵人最怕我們跑回澱子裏，哪能不堵我們呢？小心有詐！”於是王耀南又仔細觀察了一下，發現對方不僅不像日軍，連偽軍也不像，一個大檐帽都沒有，反倒像我們自己的部隊。這時候，沙克忽然站起來，大聲説：

“媽個巴子，劉二麻子，你給我打立正！”

原來他認出來了，包圍隊伍裏，有他原來的警衞員，現在的第十軍分區警衞連連長“劉二麻子”。

對方一聽見沙克的“怒吼”，馬上也站起來了，“哎呦，首長你怎麼來了，”—“全體立正，敬禮！”

於是大家發現了這是個誤會，一場虛驚。

沙克碰到了老警衞員很高興，但也很生氣，因為這個小夥子作為軍區精鋭的警衞連連長，戰術動作這麼差，包圍“敵人”居然先被“敵人“發現了，而在得知劉連長連這兩個大首長趴在屋頂都沒發現時，更是狠狠批評了他一頓。因為這種失誤，幸好是碰到自己人，否則，動起手來，他還沒開槍，就第一個送命了。

（史注：這裏足見我軍將領對軍事動作規範的高度重視）

同時，沙克也非常惱火，是誰走漏消息，讓軍區警衞連知道有目標進村，他把村長，婦救會主任、民兵隊長，兒童團長以及區長，區小隊長都叫過來，站了一院子，挨個問。（史注：由此可見當時根據地的一個小村莊的保密工作有那麼多人負責，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經過動員和組織後，鬼子和偽軍既無法知道我們的地雷埋在哪兒，也不知道地道開在何處。）最後才知道，因為一個鄰村的兒童團長來這村走親戚，發現村裏來了很多陌生人，以為是敵特，小朋友警惕性很高，馬上回去向上級報告。第十軍分區反應也很快，連夜就派部隊來抓特務了。----沙克聽明白後，又追問負責警戒的區長，為什麼放人出村。對方解釋因為小朋友是這村的親戚，自己人，不算生人。

所以從這個小例子就可以看到，當時根據地在保密工作的嚴密性和廣大軍民的警惕性，以及部隊的反應速度。有了這樣的基礎，我們才可能抵抗殘酷的日軍和偽軍，守住這根據地。才能保證地雷戰、地道戰的戰果。

在解決了地雷戰，地道戰和聯防體系的動員和建設之後，我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就成了一個刺蝟，甚至在後期成為一頭甲龍。到了1944年夏收的時候，日軍的徵糧計劃，甚至連50%都沒完成，這樣不要説把搶奪來的糧食調運日本本土或太平洋戰場，連維持城鎮的日偽軍到到第二年夏收的糧食，都有一定困難。而這就意味着日軍的侵略和盤踞在實質上已經變成了徹底的失敗。

而根據地軍民在我黨的動員和領導下，首先守住了村莊，保住了糧食，其次不斷發展壯大武裝。（八路軍隊伍從抗戰初的3、4萬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近80萬，主要就來自地方武裝的升級），不斷把敵人據點從根據地“擠”出去，伴隨着我方根據地的擴大和武裝力量的增長，就加速了敵方地域和軍力的衰退，因此，到1945年，固然有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一敗塗地的因素，但實際在中國華北的根據地裏，日軍的守軍已經日趨萎縮，喪失戰場主動了。十幾萬的日軍在廣闊的華北大平原面臨幾百萬上千萬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勇敢起來的人民後，他們的末日必然就到來了。

行文至此，需要解釋一下，例如地雷戰、地道戰等等也算是“特種兵”嗎？其實在抗戰時期，並沒有現在我們軍事學意義上的“特種部隊”，但如果從“創造性地從實際出發，用最符合敵我雙方特點的戰術，‘土’裝備，‘聯防體系’來進行鬥爭”這個標準看，那麼我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戰爭確實需要“特種兵”，他們誠然不是和日寇拉開陣勢，像正規軍一樣‘對打’，但他們的奮鬥、犧牲和在極其懸殊的裝備劣勢下發揮的創造精神從不輸於正規軍。事實上，真正發動起來的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一個好例子，但會有人説日本的戰敗更多是一個國際的勝利，但解放戰爭的勝利就是更加純粹而有力的一個例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