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浙“老了”，還追得上廣東嗎？_風聞

圖片來源：攝圖網

不久前公佈的七人普數據中，經濟大省江蘇和浙江的表現格外引人矚目。

在東部地區人口占比整體上升2.15個百分點的背後，江蘇和浙江兩省分別實現了“跨越”——

與六人普相比，江蘇以609萬人的增量超過四川排至第四，浙江則增長1014萬人，一次性超過安徽、湖北二省上升至第八。二者不僅是前15省份中僅有的排名上升省份，也成為人口增長數量僅次於廣東的兩個省份。

一種普遍的解釋是，人口的集聚正在與經濟聚集加速同步。

隨着主要城市羣、都市圈的發展，人口持續向沿江、沿海地區和內地城市集聚，長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羣等主要城市羣的人口增長迅速、集聚度加大。作為經濟大省的粵蘇浙三省，理應成為人口增長的“排頭兵”。

而聚焦這三地，人口結構誰更佔優？差距如何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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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此次公佈人口數據來看，江蘇和浙江兩省是如何實現超越的？

先説增長速度。與2010年相比，江蘇人口實現了7.7%的增長，超過四川的4.1%；浙江則實現了18.6%的增長，遠超安徽的2.6%和湖北的0.9%。兩省均在人口基數較大的基礎上，跑贏了全國5.4%這一增長的“基本盤”。

再看人口結構。根據此次公佈的各省人口年齡構成，蘇浙兩省的表現極為相似——二者均靠15～59歲人口和60歲人口兩項“取勝”，特別是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浙江僅該項就比安徽多出超過600萬人。

但同時，兩省0～14歲的少兒人口均比其超過的省份更少，其中，江蘇比四川少了58萬人，浙江與安徽相比更有超過300萬人的缺口。

從全國層面上看，類似的情況並不少見。

在各省人口當中，少兒人口占比較多的省份，如貴州（23.97%）、廣西（23.63%）、河南（23.14%），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往往排名靠後。河南、廣西分別以58.79%和59.69%的佔比排名倒數兩位，而貴州該佔比也僅60.65%。

這與浙江、江蘇的情況恰好相反。一種觀點認為，這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人口的流向——儘管沿海省份生育率不高，但仍有源源不斷的勞動年齡人口從內陸其他省份湧入，成為其人口的補充。

有人甚至就此指出，與不少人的擔心相反，蘇浙經濟的發展仍能得益於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如浙江當地媒體分析，七人普數據中的一個“意外”是，浙江人口紅利並未消失，流動人口構成了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數據顯示，在浙江的常住人口中，流動人口達到了2555.75萬人，其中省外流入1618.65萬人，佔常住人口的25.0%。

不僅如此，兩省“人口紅利”還有更大的潛力向“人才紅利”轉變。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江蘇、浙江兩省居於省級行政單位中第5和第8位，若排除直轄市，則兩省排位分別為第2和第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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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作為經濟大省，廣東與蘇浙兩省的表現不甚相同。

一方面，廣東以1.26億的總量、2171萬的增量，在兩個指標上位居全國第一；另一方面，廣東少兒人口占比（18.85%）超過江蘇（15.21%）和浙江（13.45%），且老年人口占比（12.35%）遠低於江蘇（21.84%）和浙江（18.7%）。

換句話説，蘇浙不僅年輕人佔比更少，且老年人佔比更多。

若比較兩次人口普查數據，能更清晰地看出三省少兒和老年人口的變化軌跡。其中，十年間蘇浙兩省少兒人口增長分別為26.0%和20.8%，均不敵廣東34.8%；但在老年人口上，三省增速排名為浙江、廣東和江蘇。但由於廣東人口總量的快速增加，老年人口占比仍然少於蘇浙兩省。

瑞典人口學家桑德巴曾根據城市人口年齡結構將城市劃分為增加型、穩定型和減少型三類。其中，減少型城市0～14歲、15～49歲和50歲以上人口占比分別為20%、50%和30%。

若按照這一標準，蘇浙兩省少兒人口占比分別為15.21%和13.45%，少兒人口較少可能是蘇浙兩省走向減少型城市的重要原因。

另一個可供參考的指標是小學招生數。與廣東過去5年逐年持續增長不同，蘇浙兩省不僅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反覆，而且2019年兩省招生數均出現了小幅下滑，其中江蘇從102.23萬人下降至100.12萬人，浙江也從66.18萬減少到65.57萬。

儘管趨勢尚不明顯，但該數據也能一定程度上説明，蘇浙兩省少兒人口正出現增長乏力的狀況。

中國城市經濟學會理事、浙江省人口與健康協會諮詢專家彭偉斌曾比較蘇浙兩省的人口發展情況。

他發現，作為計劃生育的“先進”地區，蘇浙兩省的總和生育率自“三普”以來不僅處於總體下降當中，且一直低於全國水平。到2010年，蘇浙兩省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05和1.02，已低於韓國（1.19）和日本（1.34）的水平。

在這樣的情況下，蘇浙是否有追趕廣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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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彭偉斌以前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做的預測，在“單獨兩孩”政策下，蘇浙兩省自然增長率將在2023年前後走向0增長，並進一步走向負增長。

若按照該預測結果，此次蘇浙的晉位可能難以再現，不光很難追上廣東，人口問題還將在3年內成為蘇浙不得不着手解決的問題。

圖片來源：彭偉斌《江浙人口政策比較研究》

事實上，根據此前部分城市公佈的户籍人口數據，去年，江蘇省內已有5座城市陷入人口負增長的問題中，既有泰州、鹽城、揚州、鎮江等蘇北城市，也有已突破萬億GDP門檻的無錫。

繼續靠吸引流動人口，能否緩解這一問題？

僅看七普數據，大量的勞動人口仍為蘇浙兩省的“比較優勢”，但若與十年前相比，情況並不簡單：在浙江勞動人口增長10.4%的同時，江蘇勞動人口實際上出現了4.5%的下滑，幾乎與全國4.8%的跌幅持平。

一個原因是，蘇浙兩市遵循不同的發展路徑。

據彭偉斌分析，六人普數據顯示，浙江存在流動人口“大進大出”的特有“浙江現象”，省外流入人口占全省流動人口總數比重居高不下；而相對而言，江蘇省流動人口具有省內流動規模大於省際流動規模的特徵。

但若從人口質量上來看，省際流動人口規模相對更小的江蘇卻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數據顯示，2010年，浙江流動人口中初中以下教育程度人口的比重高達72.8%，該比例在全國省級行政單位中僅低於西藏的76.3%；相反，江蘇流動人口中，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口占比達7.0%，全國排名第五。

兩省不同的產業特徵造成了此種反差現象。如彭偉斌指出，流動人口中文化程度較低人口所佔比重較高的一個原因是，浙江雖然民營經濟發達，但產業層次不高。

兩省統計年鑑顯示，儘管兩省私營部門就業人數均佔總就業人數的一半以上，但仍存在較大的區別。以2019年私營、個體和鄉村從業人員在全省就業人員總數的佔比為例，江蘇該比例為57.0%，而浙江則是72.8%，二者相差15.8個百分點。

由此來看，若沿用現有模式，兩省面臨的將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對於江蘇而言，就是如何逆轉吸引力不足的問題；而對於浙江而言，隨着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更需要將目光聚焦在提升流入人口的教育水平，這也需要浙江提供與之相匹配的產業。

文字 | 楊棄非

來源 | 城市進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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