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時代，中國的出路在哪裏？_風聞

　　烏鴉校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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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出來一段時間了，2020年，中國新出生人口為1200萬，比2019年下降了18%，而總和生育率更是跌倒了1.3，不僅低於北歐地區，甚至低過了日本。

　　於是，社會輿論席捲而來，大家討論的無非三個問題。第一，低生育率究竟是什麼造成的？第二，它到底是好還是壞？第三，未來的出路在哪裏？

　　這也許不是單純的一個人口問題。我們不妨先搞清一個概念，那就是現代性危機。

　　“現代性”在學術界沒有明確定義，大家泛泛的共識是追求理性、崇尚科學，以及建立一套自由民主的制度。

　　現代性與現代化密不可分，可以説前者是後者的結果。

　　當人類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時，就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蒸汽機被髮明，電燈電話通向千家萬户，汽車奔馳在縱橫交錯的公路，互聯網打開了信息時代，這一切都是現代化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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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性就是建立在現代化基礎上的意識形態。作為商品經濟化妝師的廣告，最能體現這一點。

　　比如，你常常可以看見這樣的廣告，畫面上是一瓶高檔礦泉水、一支有質感口紅、或是一個潔白的馬桶，旁邊往往會有性感的女模，搔首弄姿，笑語盈盈，文案則寫着“生活態度”“人生夢想”之類的話。

　　如果不做任何聯想，它們就是平平無奇的普通商品而已。但人偏偏會聯想，你會想到自己也擁有這樣一位嬌妻，住在大城市的百平住宅裏，衣着光鮮，彬彬有禮，和大人物談笑風生，往來絕對沒有白丁。

　　盧梭在浪漫主義小説《新愛洛伊絲》中寫道，年輕的主人公邁出探索人生的一步，從農村走到城市，在給情人的信件中，表達了一種困惑和恐懼：

　　“我開始感受到這種焦慮和騷亂的生活讓人陷入的昏亂狀態。由於眼前走馬燈似的出現瞭如此大量的事物，我感到眩暈。在我感受到的所有事物中，沒有一樣能抓住我的心，但它們卻擾亂了我的情感，是我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和應當歸屬的對象。

　　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次終於會愛上誰……我僅僅看到了自己眼前的幻象，但只要我試圖抓住他們，他們馬上就消失了。”

　　這種感受放在今天的中國依然不過時。回想一下，當你剛剛踏入都市叢林，看着街上的車水馬龍，聞到商場裏刺鼻的香水，目睹五顏六色的大屏廣告，陣陣轟鳴穿透耳朵，你是不是感到自己像走進了萬花筒，從而感到“眩暈”。

　　用“眩暈”來形容現代性極為妥當，這是一種身體超然、呼吸急促、意識模糊的狀態，讓你想入非非，讓你馬不停蹄，越快越刺激，根本停不下來。

　　現代性塑造的資本主義景觀，通過視覺、嗅覺、聽覺等滲透進你的感官，從而來指導和規範你的生活。

　　馬克思説，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生產的不斷革命，社會關係不停動盪，永遠的不確定，消費變成符號，算法控制人心，廣告製造幻覺，這是後工業化時代區別於過去一切時代的特徵。

　　對於剛從農業社會中走出來的中國人來説，我們是很樂意擁抱這樣的生活的，於是一味追求“發展才是硬道理”，搞錢搞經濟被提上日程 ，大規模建工廠，建流水線，招海量工人，和全世界貿易，日子也是蒸蒸日上。

　　但時間久了，出問題了，咔地一下，手指斷了，啪地一下，跳樓了，“一顆螺絲掉在地上，在這個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輕輕一響，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而火遍白領階層的打工人梗，也讓大家心有慼慼焉，今天辦公室猝死了，明天擔架抬走了，覺得活着沒意思。

　　工廠和官僚化的辦公場所不僅是生產、再生產的中心，更是將我們轉化成物品的意識形態機器。這種生活是一種被動的體驗，因為人需要成為的是一個機械系統中的零件。

　　這是現代性的必然，因為它包含三種制度層面的東西：資本主義、工業化及伴生的意識形態。

　　從生活的載體上説，現代性更容易在城市中體現出來。因為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為了效率，必然要求現代權力、資源和管理越來越高度集中化。

　　這就導致城市的人口密度越來越高，而東亞的人口密度在全世界又是靠前的，表現出來的就是節奏異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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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節奏很難具體來形容，一定要説的話，可能是人們起牀後上班前的緊張動作，是通勤時的步伐速度，是奮力追趕公交車的氣喘吁吁，是等待紅燈時內心的焦躁程度。

　　香港，作為世界人口密度第三大的城市，在超級地租的瘋狂壓榨下，底層人生活令人窒息，一家人擠在十多平方的房間裏，吃飯在這裏，如廁在這裏，睡覺在這裏，壓抑程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它又是密密麻麻的霓虹燈、起起伏伏的股票K線構成的電子荒原，對人敲骨吸髓後，然後又輸入精神養料，完成一種循環。

　　可以説，這是資本權貴與金融食利階層聯手打造出來的畸形怪胎，也是工業文明與剝削機器製造出來的致幻樂園。

　　對岸的深圳也正在一步步向香港靠近，曾有人問，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那深圳應該叫什麼？

　　最風趣的回答，當屬“戾都”。“戾”由户和犬組成，源自深圳兩大著名現象：房和狗。

　　房，自然説的是房價高，年輕人接盤不易。狗，則代表禁止吃狗肉，以示與國際接軌。此外狗還代表畜牲，即社畜。

　　吃狗肉人士與不文明養狗人士的對抗，以及城市新地主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抗，產生出了嚴重的戾氣。過於稠密的人口在城市聚集，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矛盾、摩擦和烈度更高的階層衝突。

　　僅僅因為噪音這件小事就可以產生無數的紛爭。媒體報道，在上海，兩家樓上樓下的鄰居，因為水管老化滲水影響到了樓下，由於沒有好好溝通，遂反目成仇。

　　樓下購買震樓器進行反擊，一震就是五年，攪得整棟樓都不得安寧。

　　精神病學專家馬茲達·阿德里在《城市與壓力》中認為，在城市當中長大的孩子，成年之後，患精神分裂、抑鬱症的風險是農村孩子的2-3倍，越是大城市，患病的概率也就越大。

　　仔細回想，這些年來，我們生活中有哪些東西消失了？

　　人與人之間的那種開懷大笑，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從這片土地上消失，曾經遍佈街頭巷尾的嬉笑怒罵的場景再也不見了。

　　我們無法想象，五十年前日本還是那個開朗外向的民族，三十年前香港還是那個人人爽朗的地方，十多年前的內地還猶有歡聲笑語的温存。

　　而多出來的尷尬又是什麼呢？

　　你可能會有這樣的經歷，在路上迎面遇到像你一樣的社畜，你從他畏畏縮縮的眼神中就可以判斷出來。你們同時向左，又同時向右，最終差點撞到一起。

　　只要沒有明確的規則指導，社畜寸步難行，瞬間就失去了對這個世界本能的反應能力。

　　人們臉上的表情逐漸變得麻木、呆滯、尷尬，情感的表達越來越單一，語言功能慢慢喪失，開始抖音化、日語化、縮寫化。

　　西方國家也碰到過這些問題，所以**“逆城市化”**浪潮逐漸興起。20 世紀80年代，歐洲城市化水平比較高的西北歐，以及地中海中部地區的意大利，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已比較高。

　　搬到城市的郊區去，在鄉間小鎮，在野嶺山坡，遠離城市的喧囂，享受着新鮮空氣和自然風光；有兩三個孩子，養一雙貓狗；時不時地露台上舉行晚餐宴會；節假日就參加社區活動，與鄰居們交談、歌唱，舉行有趣的比賽。

　　正是這樣，曾經被稱為低生育樣板地區的北歐國家，在前些年反而逆勢出現一波生育率顯著攀升。

　　不過，這樣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看似愜意，卻要付出高昂的基建成本，而且即便如此，它本身也沒有逃離現代性的桎梏。

　　二戰以後，社會學家開始對現代性開始進行反思，英國學者齊格蒙·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講到，現代性有兩個重要指徵，一個社會生產造成了普遍的道德冷漠與道德盲視，沒有人覺得自己有罪，卻都是共謀，最典型的莫過於奧斯維辛的大屠殺。

　　另一個是理性，要進行大屠殺就需要對猶太人完成身份建構，這需要權力、管理和技術的高度融合。

　　哲學家馬爾庫塞認為，發達工業文明一定會導致極權主義，這不止是那種政治上的恐怖氛圍，更是一種經濟上的控制。

　　這個不難理解，當生產力把社會上所有人動員起來時，個人往往就顯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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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政治象徵的國家力量逐漸退場，散漫自由的社會力量也慢慢退場，取而代之的是無孔不入的經濟組織力量。

　　更致命的是，作為複合型的高技術企業，對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專家們整天吵吵着説中國要從人口紅利變成人才紅利，這不僅意味着競爭烈度變高，還帶來了更可怕的問題。

　　不斷湧現的新技術讓人們的學習時間不斷延長，而人的生育發育速度是趕不上資本萃取的速度的。二十多歲畢業，三十五歲報廢，資源利用壽命僅為15年不到。

　　作為一顆小小的燃料，大家本來是有着成為灰燼的覺悟的，但若説多年的人口紅利（人才紅利）被一些人當成了理所當然，不加珍惜地竭澤而漁，用後即棄，那誰頂得住啊？不要説生育了，連生存都艱難。

　　工業化剛興起的時候，珠三角每年切斷十萬根手指，到了後工業化時代，打工人被困死在996。唯一的區別在於，前者還能有所選擇，後者在現代化網絡的絞殺下，根本無處可逃。

　　農耕文明時代，農民被鎖死在萬古如長夜的土地剝削制度上，而工業文明時代，勞動力伴隨着機器一起消磨成廢渣。從一種循環到了另一種循環。

　　區別在於，在過去，農民的想象僅僅止步於小米粥和金鋤頭。到了如今，底層人也窺見了權貴與富豪們的生活一角，這當然會刺激他們衝破階層桎梏，嚮往美好生活。

　　農業時代積攢下來的龐大人口，在資源不斷集中、技術不斷向前的工業化過程中，只能以過度的學業競爭、慘烈的就業競爭、自我絕育與自我消耗的方式，完成財富的原始積累。

　　而嗜血的資本聞到了這股高烈度碰撞中的血腥味，不僅不會制止，還會推波助瀾，不斷篩掉那些不願主動加班、不肯“拼搏進取”、身體素質較差的“劣質”燃料；而所謂的“優質”燃料，以為沾沾自喜獲得了一點點勞動補償，實際上已經和魔鬼簽訂了契約，將肉體和靈魂雙雙獻祭。

　　所以，工業化固然是後發展國家想要成功的必經之路，但不是説單憑工業化就能高枕無憂。

　　相比於農業時代，工業文明提供了更充足的“安全感”，起碼可以讓絕大多數人免於死亡的威脅。但安全感的提供，往往也成了馴服最重要的要件，因為你必須被納入某個體系內。

　　法國哲學家福柯敏鋭地提出，一旦你進入這些體系，就必須被觀察，監視，衡量，評估，打分，分類，矯正，訓練，懲罰，優化。

　　想想現在很多公司不僅有周報、日報，甚至還有小時報，有晨會、午會還有晚會，通過把時間進行不斷細化地切割，對員工完成不間斷地監視。

　　這是技術和制度造成的，在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和網絡監控下，一不小心拍了張照片就被公司開除，在QQ上閒聊幾句數據立馬被抓包，HR小姐姐當場警告。

　　某種程度上，這樣打工人甚至還不如過去的佃農，至少他們可以扯兩句嗓子、抽抽煙解解乏。

　　這或許就是我們過早接近K值的代價，它來自於數學家韋呂勒提出的邏輯斯諦方程：dN/dt=rN（K-N）/K。

　　其中，N代表某種生物現有數量，t代表時間，r代表沒有環境限制下的自然增長率，K代表這種環境可承載的數量上限。這個公式代表的含義是隨着人口數量接近人口上限，人口增長率會不斷下降，直到趨近於0。

　　隨着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K值會不斷上升。不過，到了一定階段後，以最低限度的生存來看，地球的人口承載量雖然大大增加，但人們想過上更舒適的生活，K值反而會緩慢下降。

　　在封建社會，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通過瘟疫、戰爭、屠城來主動消滅人口。

　　這種方式不僅很殘忍，而且往往不受控。比如東漢末年，全國陸續爆發十多次大瘟疫，幾十年間，全國人口由5600萬減少一大半，到晉武帝時只剩1600萬。哪怕連貴族都難以避免，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四子，也在大瘟疫中死去。

　　當然，資本主義社會也沒好到那裏去，華盛頓、丘吉爾和希特勒都是著名的種族屠殺分子，在國家機器和現代技術的加持下，殺人如割韭菜，遍地人頭滾滾。

　　另一種方式更加合理，而且副作用小。我們要知道，當資源不足時，不僅是羊太多了，也可能是狼太多了，太貪婪了，狼羣越來越大，羊無法持續為他們輸血，生態循環難以為繼，帝國慢慢崩塌。

　　歷史上，雄才大略的君主遇到這種情況，通常會親自下場，以雷霆手段殺掉一批狼，於是，帝國又可以重新煥發生機，這就是所謂的王朝中興。

　　當我們在討論人口問題時，不只是在討論問題本身，而是在關注着我們將要走向何方。

　　我們現在遇到的情況是怎樣的？現代性危機讓全球性資本主義的擴張已到盡頭，無產階級可以預知的未來已經被資產階級買斷，羊羣嗷嗷待哺，狼羣虎視眈眈。

　　對中國來説，出路無非兩種。

　　第一種是建立國家資本主義，在暴風雨來臨前，將科技樹全部點亮，用金融資本和科技資本和西方爭霸，這就是所謂的**“入關”**。

　　第二種是創造出全新的制度，對內公平分配，在危機到來前守住防線，然後平穩地對外進行輸出，和資本主義分庭抗禮。

　　未來如何走向，只能取決於我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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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城市與壓力》，馬茲達·阿德里

　　《新愛洛伊絲》，讓·雅克·盧梭

　　《單向度的人》，赫伯特·馬爾庫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