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如何糾正西方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_風聞

來源：IPP評論

2021年4月26日下午，華南理工大學舉辦華園講壇第48講之“黨史學習教育”系列專題報告會，學校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應邀作題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現代化”專題報告。本文整理自鄭教授的報告發言。

鄭永年教授主講（圖源：華南理工大學官網）

今天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未來往哪裏走，關鍵是看中國共產黨往哪裏走。如果要研究中國共產黨往哪裏走，我們就要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大家開展黨史教育學習的深刻原因。 

西方為何誤解中國共產黨

1981年，我考入北京大學時去了國際政治系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專業。這個專業的本科教育不僅學習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要學習蘇聯共產黨和東歐共產黨的歷史。當時大家都不清楚學這個專業有什麼用，後來我才明白研究歷史是非常有用的。1990年我去美國留學後吃驚地發現，西方根本不瞭解中國共產黨，研究中國共產黨的西方學者少之又少。

很多西方學者對中國的民主化運動、環保和各種抗議運動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認識，但為什麼他們不研究中國共產黨？到現在為止，主要有幾種看法。第一，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不重要，沒什麼好研究的。第二，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過時了，或者很快就會過時，所以不需要研究。第三，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註定會步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後塵解體，沒有必要再花大力氣進行研究了。

1960年代的時候，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還是有一撥學者研究中國共產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讓研究中國共產黨變得非常重要。但1980年代以後西方學界很少再有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專著出版。真正系統性研究中國共產黨的英文著作少之又少。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沈大偉寫了一本，我自己寫了一本，英國金融時報的一位記者寫了一本。

**今天西方妖魔化中國共產黨，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好好研究中國共產黨，誤判導致了錯誤的政策。**美國的反共浪潮，很多都是基於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錯誤認知。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解體，而且還再一次崛起，所以西方才會感覺到恐懼。美國今天對華政策之一就是企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區分開來，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區分開來。如果美國不糾正他們的誤判，他們一定會繼續犯錯誤。

不過，**如何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是中國學者自己的責任。**西方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也是必然的，因為他們總是用西方的眼光來看中國共產黨。我花了多年時間認真研究了西方學界的各種政黨理論，發現沒有一個西方理論可以解釋中國共產黨。我更希望中國的年輕人能踏踏實實地研究中國共產黨。我們有豐富的實踐，但還沒形成一個很好的理論體系來解釋。

西方政黨模式

如果講中國共產黨，**我認為應該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出發，探討中國共產黨在世界政黨體系裏的地位。**可以把當前的世界主要政黨分成三類，第一類是西方政黨，第二類是發展中國家政黨，第三類是東歐前共產主義的政黨。

**西方政黨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美國和英國的典型自由主義政黨，另一類是歐洲大陸型政黨。**這兩類西方政黨共同點都是以選舉為中心，政黨只有在選舉期間才發揮作用，平常沒有什麼大作用。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實際是近代工業化的產物。工業化對西方社會影響很大，從社會結構影響來説，工業化就是把從前馬克思所説的“無產階級”轉化成為中產階級。

二戰以後，西方政黨政治和中產階級共同發展壯大。美國和西方多個國家實行凱恩斯主義干預經濟，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同時福利社會也得到大發展，美國和西方主要國家的中產階層規模一般都達到70%。西方政黨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必須是這70%中產階層的代理人，各個政黨都要照顧到70%中產階層的利益，否則就很難贏得足夠的選票來執政。

但1980年代以後，英美國家和歐洲大陸國家就分化了。從英國撒切革命和美國里根革命開始，英美走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道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針對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經濟的反彈。新自由主義意味着政府不能干預經濟，放鬆對金融的管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確實對經濟發展起到很大的刺激作用，一些學者所説的“超級全球化”便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產物。

超級全球化導致了生產要素，包括資本、技術、人才，在全球範圍內相對自由的流動，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為這些國家創造了鉅額財富。但超級全球化讓西方國家內部也出現很多問題，主要是財富分配不公和社會分化，導致中產階級萎縮。過去美國人很驕傲地把自己稱為“中產社會”，但現在中產社會演變為“富豪社會”。這種轉型便是民粹主義崛起的社會根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公投脱歐都是這個原因。

這一波超級全球化對英國的影響更大。英國原本引以為傲的製造業萎縮了，甚至都轉移到其他國家。我過去在英國諾丁漢大學工作過幾年，諾丁漢大學有一個校區過去曾經是英國非常有名的自行車廠，全球化衝擊下這個工廠被迫停掉了。

歐洲大陸社會的福利制度比較成熟，尤其是德國和北歐，因此這些國家的民粹主義還是可控的，影響相對較小。但美國缺乏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所以民粹主義從歐洲傳到美國就失控了。美國的中產階級規模從1980年代的70%現在下降到今天的50%，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奧巴馬總統要對特朗普的崛起負很大的責任，奧巴馬當了8年美國總統，這8年恰恰是美國中產階級嚴重萎縮的8年。奧巴馬也做了一些所謂歐洲社會主義式的改革，即涉及3000萬底層的醫保改革，但他失敗了。今天歐美的政黨越來越成為民粹主義政黨，這是西方所面臨的內部政治挑戰。

發展中國家政黨模式 

第二類政黨是發展中國家的政黨模式。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是二戰以後從西方殖民地獨立出來的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國家。獨立後有些國家就照搬西方制度，從憲政、多黨制到民主自由，西方那一套制度他們基本都有了，但只是保留在字面上，根本行不通。很多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都處於不發達狀態，很多還處於貧窮狀態。

現在西方國家對中國模式有點害怕。因為照搬了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遲遲發展不起來，西方就認為這些國家會轉而對中國模式開始感興趣。緬甸就是典型。1960年代，緬甸是最被西方看好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但到今天為止，緬甸還沒擺脱軍人政變推翻民選政府的宿命。還有一類如泰國、菲律賓，在形式上都是採用西式民主，但這些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量的發展中國家政黨，根據自己的文化和國情實現自身的政治發展而取得了成功，像日本的自民黨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都實現了長期執政。

國際機構研究顯示，二戰後新成立的100多個發展中國家，只有20來個經濟體越過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中大部分都是中東和北歐資源豐富的國家，餘下的就是亞洲的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經濟體。1980年代以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也都深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遇到很大挑戰。經驗地看，只要有反對黨的地方，遲早都會出現政治轉型問題。

東歐政黨模式 

第三類政黨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模式，這些國家也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東歐解體後走西方道路的政黨，這其中的俄羅斯、匈牙利等國，一度採用了西方制度，後來發現西方制度不靈，又重新回到集權模式，所以西方現在不把俄羅斯和匈牙利看成民主國家，儘管這兩個國家也都有選舉。

另一類是比較小的經濟體，像波蘭。儘管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勢頭還不錯，但他們自身內部發展動力不足，主要依賴西方，這種模式也不是很牢靠。目前歐盟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未來歐盟會不會在地緣政治上分裂為多個板塊？這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 

探討了世界政黨政治之後，大家會發現中國共產黨在世界政黨之林中已經是一枝獨秀。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中國的現代化，另一方面在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也實現了自身的現代化。這兩個現代化互相促進，否則很難解釋中國今天所取得的成就。

簡單地説，**中國過去40多年的發展中同時實現了“三個可持續”。第一，中國實現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第二，中國實現了可持續的社會穩定。第三，中國實現了可持續的政治制度支撐和領導。**這三個持續非常重要，缺一不可。能同時實現這三個可持續的國家/地區，在世界範圍內看，少而又少。

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很明顯。1980年代之前中國還是那麼貧窮的國家，現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80年代，中國還是一個非常封閉的國家，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1981年我剛剛進入北大時，中國人均GDP不到300美元，202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1000美元。我們1980年代的口號還是要改變“貧窮社會主義”，而今天我們的中產階層也達到四億人。這些都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產物。同時，過去40年，世界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但中國基本上避免了這些危機。

社會穩定的可持續也很顯然，中國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盪，沒有出現泰國那種或者是像今天美國那樣的社會不穩定。經濟發展就一定會導致社會穩定嗎？實際上並不是。法國作家托克維爾在其著作《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提出了“托克維爾難題”——社會穩定可能是發展的產物，不發展一定會貧窮，但如果發展過程中把握不好，社會也會出現不穩定。托克維爾是對的。托克維爾理解的法國革命就是經濟發展的產物。馬克思時代，歐洲出現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革命。當時的歐洲雖然經濟大發展，但社會也是不穩定的。

如果是警察國家，中國不可能發展起來 

今天的中國為什麼能夠既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又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穩定？西方國家的一些人總是認為中國是“警察國家”，是靠控制才實現穩定的。中國是西方所説的“警察社會”嗎？是西方所説的那種集權社會嗎？如果中國是集權社會、警察國家，那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呢？西方理論認為發展是自由的產物，集權社會的經濟一定發展不起來。經濟發展一定要給老百姓至少是經濟上的自由，沒有自由就發展不起來。那麼，中國發展起來了，到底是控制的結果，還是自由的結果？

經濟和社會這兩個可持續發展主要是因為經濟和社會能達到均衡發展。**我們的發展是包容式的。**包容式發展就是鄧小平提出來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之後實現共同富裕。為了改變以前普遍貧窮的狀態，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但這並不妨礙更多的人和地區富裕起來。中國的中產階層在不斷增加，貧困地區在不斷減少。

我自己有一個觀點，一個社會是不是發展不一定要看這個社會培養了多少富人，更重要的要看減少了多少窮人。中國在過去40年裏讓8億多人脱貧，十八大以後就有1億多人口脱貧，這是世界奇蹟。過去40年世界扶貧事業的成績，大部分是中國貢獻的，印度也貢獻了一點，但像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非洲國家反而變得更貧困。

我們要從比較視角看到中國的進步，沒有比較我們就很難判斷自己。哪怕是中國和美國相比，中國的變化也是驚人的。美國今天的鐵鏽地帶1980年代以前是多麼輝煌？美國在過去40年裏也實現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但為什麼鐵鏽地帶衰敗得那麼快？

中國的扶貧模式是任何社會都做不來的。我和美國朋友交流，他們無法理解中國的對口幫扶政策，中央政府怎麼能有權力用廣東省的財富去幫助貴州、新疆、西藏？很難想象印度的一個邦去幫助另外一個邦，美國的一個州幫助另外一個州。中國有很多制度優勢。中國實現社會可持續的穩定是建立在社會發展基礎之上的，用今天的話來説就是要讓老百姓有“獲得感”，有了“獲得感”以後社會就穩定了。

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做到  

經濟上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可持續穩定的背後是什麼呢？為什麼我們能做到，而其他國家很難做到？**最重要的是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政治制度。**大家都知道，西方學者一直認為中國的改革模式是隻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我的觀點與此不同，中國當然沒有西方所定義的政治改革，但是中國有非西方的政治改革。西方定義的政治改革很簡單——民主化、政治開放和政黨輪替。如果這樣衡量，中國當然沒有政治改革。但我認為，中國實現了非西方的政治改革才有了今天中國的成就。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做到這些？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果經濟基礎發生變化，政治上層建築也要發生變化。馬克思當時的論斷主要是對西歐社會，把社會分成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我覺得這一論述在馬克思那個時代是正確的，馬克思把國家看成資本代理人，因為那個時代西方國家的議員大都是商人。

但現在看，馬克思的論斷有點簡單了。在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築之間，還要加一個變量，那就是社會。馬克思批評的原始資本主義後來變成了福利資本主義，社會力量強大起來之後改變了原始資本主義的形態。西方國家如果不能在經濟、政治、社會三大力量之間實現均衡，就會出現問題。現在中產階層不到總人口的50%是西方問題的社會根源。

**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有一個政治主體，如果這個政治主體解體了，這個國家肯定很難整合起來。**為什麼緬甸經常發生軍事政變？就因為軍隊是唯一能統籌緬甸整個國家力量的組織，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組織包括政黨能統籌國家力量。不僅緬甸，很多發展中國家也都只有軍隊才是唯一具有國家性質的組織。在一些具有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政黨發揮不了整合社會的作用，經常出現社會亂局。從前，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是西方社會的主體，但隨着中產的萎縮，現在西方社會也出現不穩定因素。

**中國的政治主體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不僅要隨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變化，還要引導這種變化，否則只能被動反應。因此，我們要回答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這樣做呢？這裏有很多原因。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使命型政黨。**共產黨革命和農民革命最簡單的區別是，農民革命追求改朝換代和掌握政權。共產黨革命完全不同，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掌握政權而成立，而是有特殊使命——追求中國的現代化。到今天為止，共產黨走過100年的道路，每一個階段的使命都非常明確。毛澤東時代就是追求革命，要建設一個和傳統中國完全不同的國家。晚清學日本君主立憲已經太晚了，孫中山想學西方的議會制度也失敗了。共產黨革命是最徹底的。毛澤東時代追求革命，鄧小平時代追求發展，而中國共產黨第二個百年的新使命將是追求共同富裕。

中國共產黨每一個階段都有新使命，通過實現使命而執政。西方政黨不一樣，西方政黨的使命是獲取選票。使命就是中國共產黨向老百姓許諾的規劃。中國共產黨有很多規劃，像五年規劃、十年規劃，十九大提出的“三步走”，即從現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些藍圖是非常重要的。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哪會想得到五年以後、十年以後甚至更長的以後做什麼。西方説社會民意很重要，民意影響選票。但中國共產黨對民意的強調可能比西方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開放型政黨。西方的政治制度可以稱為外部多元制度。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但一黨執政遠非西方所説的“專制”。共產黨本身是開放的，所有類型的社會精英都可以加入共產黨。我把中國的政治制度稱為“內部多元制度”。英美國家同時可以有幾個政治過程，中國只有一個政治過程，但這個過程是開放的，參與這個過程的利益是多元的，所有的社會經濟利益都可以在黨內得到反映。毛澤東以前説黨內有不同的山頭，但我們沒有“山頭主義”，不同的山頭通過這一過程統一起來，我們就叫“民主集中制”。

**內部多元性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映。**中國傳統的科舉考試不僅只是考試製度，而是藉此社會各階層都可以進入統治階層。中國的皇權是皇家的，但相權一直是開放的，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人都可以成為宰相。科舉考試製度，使得不同的社會階層流動。經驗地看，如果制度設計得好，開放的一黨制要比多黨制更有效。多黨制容易造成社會的分裂，甚至國家的分裂。開放的一黨制就可以整合不同的社會力量，維護國家的統一。

**第三，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強調社會參與的政黨。**西方説中國沒有政治參與，這是一個巨大誤解。西方總是把選舉作為政治參與的一種方式，但總統制國家一般是四年一次選舉，內閣制一般是五年一次選舉。新加坡的選舉是五年一次，選舉活動期只有十多天，也就是説五年時間裏只有十多天可以進行政治參與。美國民粹主義為什麼會崛起？主要是因為這些人的利益無法反映到政治進程中。

中國走的是不同的道路，無論是人大、政協，還是各種社會組織都是政治參與制度。尤其是社交媒體產生後，中國的政治參與途徑越來越廣。中國重大的法律出台，如《物權法》和《民法典》都是經過多年的討論和老百姓的政策參與之後才出台的。美國國會立法，只有政治精英（議員）參與，精英同意就成為法律。中國每一次法律和中央文件頒佈，都要通過更廣泛的社會參與。中央通常都會召開的一系列座談會，都是政治參與的方式。此外，現在的新型智庫也是一種參與方式。

**中國的政治參與方式和西方不一樣，這是我們需要研究的。**美國老百姓大選投票給拜登或者特朗普，主要是看兩人的一攬子政策，但實際上老百姓沒有判斷能力。即便是教授或者博士也很難判斷哪一個候選人的政策是比較有效的。現在西方政治人物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老百姓，這是不負責任的。為什麼現在的公投越來越多，公投就是讓老百姓自己決定。投票過程中政客蠱惑人心，煽動老百姓。其實人的投票意向非常複雜，往往不會按照民主理念設想那樣理性投票。

**第四，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學習型政黨。**中國共產黨會向其他國家學習，但不會照搬照抄、盲目模仿。中國共產黨剛開始學蘇聯，後來覺得不對就馬上不學了。中國學過美國和日本，學過匈牙利和東歐國家，也學過新加坡。但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會照抄照搬別人，只是通過學習使自己變得更好。台灣人學習就是把自己的民主變成了美國式的民主。結果是顯然的。1990年代初，台灣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但今天新加坡人均GDP大約6萬美元，台灣還是2.6萬美元。

中國共產黨作為學習型政黨有兩點非常重要。**首先，中國共產黨是“五四運動”的產物，是學習西方的產物。**這與過去的中國農民革命不一樣。從前的農民革命簡單重複歷史，但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形勢發展的產物，其每一步發展都和國際形勢密切相關。同時，中國共產黨能夠處理好中國性和西方性之間的關係。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點非常重要。毛澤東如果照抄照搬列寧斯大林主義，中國革命絕對不會成功。今天也一樣，我們千萬不要誤以為自己可以變成西方國家。二戰以後，凡是機械學西方的國家基本都沒有成功，反倒是那些能根據自己國情來學西方的國家會成功。

**其次，中國共產黨處理好了傳統性和現代性之間的關係。**今天提出的“四個自信”中，最後一個自信——文化自信最重要。中國共產黨一方面承繼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努力實現傳統的現代化。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共產黨也是一個自我革命型政黨。無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是從反傳統政黨轉變為促進中國傳統現代化的政黨，都是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

中國經濟體制：三層混合 

中國共產黨近年來的制度建設非常重要。從西方的角度看，我們的制度根本沒有變化，但如果從中國傳統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國已經把基本國家制度全部建立起來了，包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鄧小平先生把我們的經濟制度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自己通過歷史和現實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已經形成了“三層市場”的混合經濟體。**中國至少從漢朝開始一直到今天，都存在三層市場，頂層是國有資本，底層的是龐大的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中間層是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的互動層。**近代人很聰明，他們當時把國有資本稱為官辦，把中間層稱為官督商辦，把底層稱為商辦。

中國歷史幾千年一直是這三層資本的經濟結構，除了四次國家主義的短暫嘗試（漢朝的王莽改革、宋朝的王安石改革、明朝的朱元璋改革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毛澤東改革）。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中階層相對均衡的時候，中國經濟就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一旦國家處於完全主導地位，或者完全是市場發揮作用，中國經濟就會出現問題。中國面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都能有效應對，這和混合經濟體制有很大關係。

近代以來西方的政治和經濟分開，政治不能干預經濟，但按照中國儒家傳統，經濟管理是政府責任的一部分，像大河大江的治理、救災、基礎設施建設都是國家的責任。

**中國共產黨更進一步，不僅把經濟管理當做政府責任，也把經濟發展當做政府的責任。**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內的儒家文化圈，為什麼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發達經濟體，就是和政府的經濟職責分不開。如果用三層經濟來衡量，深圳、廣東，浙江都是三層資本比較均衡的狀態，經濟發展就好。如果國有資本比例太高，如東北，經濟發展就相對不太好。理解中國經濟好壞的重要指標就是三層資本的均衡分佈和發展。

**我把中國體制稱為“制內市場”，市場必須遵守制度規則。美國是“場內國家”，政府也要服從市場。**中國不能效仿美國的制度，因為資本過於主導，這條路走不通。今天的美國和歐洲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崛起而否定凱恩斯主義是不妥的。從1945年到1980年代，在凱恩斯主義的干預下，西方的中產階層達到了人口比例的70%。凱恩斯主義是有功勞的，因為政府和市場同時發揮作用。

今天的中國也是政府和市場同時發揮作用。西方干預經濟實際上只有兩個工具——税收和貨幣。當國家債務過大時税收政策就不起作用；當利率趨於零的時候，貨幣政策也不會起作用。所以美國完全靠量化寬鬆來穩定經濟，但這並不能解決問題，只是把問題推後。**中國除了財政和金融貨幣兩個方法以外，還有龐大的國有企業。**從漢朝開始，中國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有國有企業。從長遠來看中國的這種經濟制度肯定是比西方資本主導的經濟制度會更有效。當然，中國國有企業需要改革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中國政治體制：三權分工合作 

大部分人學了西方的三權分立後很難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如果西方的政治制度叫三權分立，那我們的政治制度就是三權分工合作。中國的三權是決策、執行和監察。中國的這套政治制度是從漢朝開始建立，一直持續到晚清被推翻。孫中山先生想學西方，但他也懂中國文化，他從中國的傳統文化里弄出兩個權力來，一個是考試權，一個是監察權，所以他設計了一個“五權憲法”制度——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再加上中國傳統的考試權、監察權。

孫中山先生沒有時間實踐“五權憲法”，但從台灣的實踐看，“五權憲法”不可能實現。西方的三權和中國的三權邏輯不一樣，西方的三權分立，需要靠憲政和法令來整合。中國的三權是根據時間段先決策，再執行，最後去監察。這是馬克斯·韋伯所説的制度理性化和官僚理性化。

中國的三權分工制度存在了兩千多年，我們不能説這個制度完全落後，存在了那麼久，有它本身的合理性。十九大中國正式設立了監察權。十九大以前和十九大以後的監察權不一樣，以前中國有監察部，但這個部是國務院下屬部委；現在的監察權和國務院是平衡的。現在的三權決策權、執行權、監察權都是共產黨黨權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把黨權分為三部分，這個分工合作非常有效。

為什麼要建立監察權？這是共產黨自我革命的一個最重要的步驟，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傳統中國製度，皇權是不能開放的，只有相權是開放的。今天的中國不一樣了，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都可以民主化。黨權本身就是可以民主化的，是一個開放的政治體系。

西方的“一人一票”制度，從民主理論的某些方面來説確實是民主的頂點。西方民主早期連政黨都沒有，工業化後工人階級開始參與政治生活，出現大眾政黨。早期的西方民主，只有有產的、男性、給國家交過很多税的人才能投票，婦女沒有投票權，少數民族沒有投票權。“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是從1970年開始的，始於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瑞典的婦女到了1971年才有投票權。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從1970年代開始，但僅僅過了半個世紀這條路就出現了嚴峻的困難，因為它與經濟發生了矛盾。

李光耀先生説，西方民主已經變成了福利拍賣會，誰提供的福利高，誰就可以當選。很簡單，一人拿一份福利的制度如果要維持下去，就必須一人貢獻一份。在國家掌握經濟主權的情況下，中產階級多貢獻幾份，資本家多貢獻幾份，政府再進行二次分配。一旦全球化，國家失去大部分經濟主權，商人可以流動，財富可以流動。因此，如果法國政府徵收高税，資本就會跑到其他地區去，這個體制就難以維持下去了。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其《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提出全世界政府要聯合起來，共同對資本實行管治。但這過於理想主義。馬克思當年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但實際上聯合不起來。全世界政府也不可能聯合起來，但全世界的資本很容易聯合起來。所以人們對西方制度很悲觀。2007年—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是西方經濟結構失衡的產物。直到今天，美國的經濟結構還在惡化，隨着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出現，惡化的速度在加快。中國的體制完全不一樣。三層資本結構能實現中國經濟結構的平衡發展。當然，中國經濟結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我們加以改革和改善。

同樣，中國的“三權分工合作”體制也有改進空間。從歷史的角度看，監察權很重要，它是自我革命、防止腐敗、清廉政府的有效機制，但監察權的邊界要設計好。漢朝剛剛引入監察權時，任何事情都納入監察範圍，結果形成了歷史學家錢穆先生所説的“如果監察系統為了監察而監察，就變成內部反對黨”。漢朝後來總結經驗教訓，規定只有六項（六個領域）才能監察，其他的就不能監察了，這個制度才變得有效。此外，在中國的決策權如何在分權與集權之間做到平衡、執行權如何更加有效等領域，依然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結論 

我們評估中國的基本制度，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做比較，通過比較，才會有更大的信心。中國文化是世俗文化，不是宗教文化。有人問我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有什麼區別？我認為**最大的區別就是中國共產黨是開放的，從來不會宣佈歷史的終結。**西方動輒就想宣佈歷史的終結。黑格爾就宣佈過歷史的終結，因為當時歐洲民族國家產生了，他覺得這是最好的了，以後不需要其他的國家形式了。1990年代初，福山覺得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了，也是世界上最後一種政體，草草宣佈歷史終結。當自己認為是最好的時候，問題馬上就來了。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會宣佈歷史的終結，歷史永遠是開放的。

當西方宣佈歷史終結之後，我們開啓了新的歷史。今天也是一樣，**我們下一個歷史使命是如何追求共同富裕。**今天西方世界所有的問題就是因為一部分人太富裕了，大部分人富裕不起來，社會不公平，沒有基本社會公平的社會是不可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