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國寶: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我們的機會在哪?_風聞
guan_15945603401114-NewMedia新媒体联盟创始人2021-05-17 17:11
萬眾矚目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姍姍來遲。
先看普查的主要數據:全國人口共141178萬人,與2010年增加了7206萬人,增長5.38%;年平均增長率為0.53%。其中,城鎮人口為90199萬人,佔63.89%;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02萬人,佔18.70%。
至此,很多人感嘆:靴子終於落地,中國人口沒有出現負增長,人口總量還沒到頂。同樣,也有一些觀點對人口普查延後的原因以及數據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
但無論如何,圍繞着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人們也達成了幾點共識:
一是從整體出發,中國10年來人口雖然繼續保持着低速增長,但從長期來説,增長或將更加緩慢——調查結果顯示,2010-2020的年平均增長率為0.53%,較2000-2010年平均增長率0.57%下降0.04個百分點。二是,中國正在加速邁入低生育率時代,在少子化面前,中國的壓力遠超世界各國——數據顯示,2020年低至1.3的總和生育率,還有1200萬的年出生人口新低,遠低以往。上世紀70年代以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後稱生育率)一度超過6,如今,中國已經進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行列,或將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當總和生育率降到1.5時,會進一步降低,若要再提高生育率難度驟增。
三是,中國老齡化人口進一步增加,這是規律,更是考驗——“這種趨勢的出現是多種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是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結果,也是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正如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於發佈會上所言。
可以説,中國既面臨人口總量即將見頂、遠期將急劇萎縮的總量危機,也面臨人口少子化老齡化日益加劇的結構性危機,其速度與規模都比我們想象的要快,要大。此外,更大的爭論則是:中國的人口紅利,是否還在?
在先前公眾號文章《比起人口下降,人們更應該關注什麼?》中,筆者提出:大眾關心中國人口問題,實際是在關心中國人口假如真出現下滑,那中國人口紅利是否會消失,中國經濟是否會喪失競爭力?
但是,上一篇文章並未對“人口紅利”本身提出探討:即,中國人口紅利背後的發展模式是什麼?在七次人口普查結束之後,中國發展模式是否應該轉變?
01、人們為什麼要熱議“人口紅利”
國新辦在普查數據公佈之後,總結到:我國人口增長放緩,但是勞動力資源依然豐富,人口紅利繼續存在。不過,近期圍繞着人口紅利這詞,卻依舊沒有形成一個共識,非但如此,人口紅利引起的爭議之多,遠超人們的想象。正如前文《比起人口下降,人們更應該關注什麼?》最後,筆者提出的一些問題:
“所謂人口的紅利,是誰的紅利?比如,艱苦奮鬥的動因不過為了明日不再艱苦,可是,如果艱苦之後還是看不見頭的艱苦,那麼,艱苦奮鬥為了什麼?
比如,假設艱苦奮鬥的方法方式沒有錯,那麼,勝利的果實為何沒有分享到眾人手中?”這些問題看似尖鋭,可實際上,只因看待問題的角度有異。站位的不同,也將得出兩個截然相反的觀察:
一是,若從國家社會企業等非勞動者角度出發,那麼,以往和當下的“人口紅利”無疑是存在的,有益的,並且在長期內,切實帶給了整個經濟體強大的動能——從建國初期的一窮二白到如今的富國強軍,幾十年來,在沒有資本積累,技術積澱,更談不上友好的國際形勢中,中國能到今天,某種程度上説,正是以人口紅利打開了局面。二是,若站在個體角度來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帶給了中國勞動者們更大的生存壓力——一個直接例子是,初期“人口紅利”的傾向面在於用人市場:在同一個工作機會前,將有更多的人來競爭候選。這對企業與市場無疑是一件好事。但由此帶來的“內卷”,以及“惡性低質”競爭,也給勞動者們灌下了太多的苦酒。
但無論站位如何,如今,“人口紅利”這套涉及經濟核心運作的體系,正隨着中國人口增長放緩,呈現出逐漸瓦解的態勢——比如説,2010年到2017年間,中國出生的人口還能保持在每年1600-1700萬間,可到了2020年出生人口只剩1200萬。所謂紅利,是在一定時期內能有巨大的收益,但也將在一定時期內逐漸消失的——一家公司的成功,倒閉,一個行業踩上風口,或者沒落,可以具有跳躍性,但人口問題不是:因為,人是有壽命的,歲數到了是一定會死的。
正因如此,比起“人口紅利”的消失,最值得關注的問題則是;我們必須儘快扭轉在“人口紅利”中被“慣壞”的發展思維。
**02、**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如何避坑?
**“人口問題一旦出現,意味着解決人口問題的最佳時機已經過去了”。**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茅倬彥在對比了歐洲和東亞的人口慣性與生育政策後,曾得出了以上結論。
**自然,當各國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給出真正的實施方案,都需要時間。**不過,問題是如此嚴峻,光靠等一定是行不通的。
為此,現階段為避免“人口紅利”的消失,一個新概念也開始出現:“人才紅利”。
這當然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依靠人力完成原始積累之後,要想保質保量地更好發展,勢必需要素質更高的人才梯隊。事實上,此次人口普查也給了這一轉變極好的數據支撐——數據顯示,全國有超過2.18億人具有大學文化程度,佔總人口的15.5%。
**但是,所謂人才,在於稀缺性:可在學歷整體提升的當下,環顧四周,為何我們的“內卷”還是如此嚴重?難道,這些人才不是真正的人才嗎?那麼,如何才能真正釋放人才紅利呢?**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不能淪為一句口號。為此,筆者斗膽提出幾點不成熟的想法。一是,想得到真正的人才,首先要更好地培養人才。前不久,央行一篇論文曾有一個觀點流出:“要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一時間,“文科生誤國”的論調不脛而走。不過,比起提出“文科誤國”,人們更應該關注的是:中國當代大學生就業與市場人口需求之間,是否存在矛盾?
一方面,中國高學歷人才正在持續增長,遠超歷史任何時期——數據顯示,中國擁有大學(指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218360767人。另一方面,當越來越來多的高學歷的人才,開始從事“底薪低能”工作的新聞不再新奇,同時企業用人難、短缺問題越發凸顯。此時,最該責備不是這一批年輕人能力不足,或價值取向出現了問題,而是應該先問:中國高等教育與市場用人之間是否真存在着結構性矛盾?如果有,是否應該將優化儘快提上日程?
二是,對待人才,應該更加體面。
某種程度上説,當下這一羣“人才紅利”面臨的困境,競爭壓力恐怕比密集型勞動者更加錯綜複雜:他們對生活有着更高的預期,也有更大的壓力,諸如買房、生育等。可以説,住房和教育的開支不僅是影響生育最大經濟因素,也給了人們更大的生存壓力——統計數據顯示,中國住房支出在居民所有的消費支出中所佔比重最高。而從2012年年底全部金融機構消費信貸情況來看,個人住房貸款佔全部消費信貸餘額的比重約為76.3%。
此外,《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顯示,學前教育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26%,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21%,大學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29%。
這是一組沉重的數字。更不要説,“六個錢包”供一套房的反面,則是:這一代人將承擔起三代人的養育壓力。此時,如何給予這一羣人相對友好一些的生存境遇,既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更是社會公平的要求。
**三是,正確的決策既需要廣開門路,也要負責到底。**專家建言獻策是僅次於政府自發決策的一個重要來源。可是,細看近些年的所謂專家們的建言,時常教人驚掉下巴——這些建議,是否經過實地調查,是否有科學的數據支撐,是否有真正的見地與思考?
“不要讓屁股決定腦袋。”進一步説,近來社會上某些“專家學者”湧現出的奇葩觀點,背後是否有利益集團的推動?這非常值得進一步觀察。
而以上種種問題出現的核心,則在於:專家們提出建議,似乎無需負責。可以説,缺乏明確的懲戒措施,正是建言質量下滑乃至墮落的根本。
最重要的是,正確的決策需要正確的數據,更需要敢於解決問題的勇氣。
**03、**普查之外的幾點思索
解決問題需要時間。但前提是:不要讓人口普查成為情緒的宣泄對象,而是要成為解決問題的催化劑。
除此之外,還有幾點想法分享:一是,不要忘記人口紅利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數”。
中國勞動人口的主力近2.8億的農民工羣體正在“加速老化”——2017年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已經達到了39.7歲,50歲以上佔比重為32.7%。2020年,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41.4歲。這意味着未來十年內,將有三分之一的農民工將退出勞動力市場。
教人心情複雜的是,農民工變老的速度已經超過了中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水平:以2019年為例,中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為37.8歲,農民工人口的平均年齡已經達到了40.8歲。
對這一批用汗水和辛勞澆灌出共和國長青的人們,他們需要更多的關懷,和善意。
**二是,人口普查的項目應該加寬、加深,**實際上,目前公佈的人口普查數據九大項:人口總量、户別人口、人口地區分佈、人口地區分佈、性別構成、年齡構成、受教育程度人口、城鄉人口、流動人口和民族人口,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九大項基本一致。如今,在擁有了遠比十年前更加高效、先進的數據處理技術,數據的滲透力理應加強。尤其是在盤家底方面,人口普查數據應該更加廣闊、深度的應用:
比如,中國人均醫療資源、教育資源到底有多少?比如,存不存在少數人鑽空子,佔用了太多的社會資源?比如,整個社會的財富在不同職業、不同年齡段的分佈情況、地域發展的真實差距是多少?
可以説,深度可靠的數據是政策決策的基礎,也將帶給社會發展更多的正向作用。
三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思維,是否該從吃“紅利”中儘快轉變?
曾有觀點指出:現在中國面臨的根本不是人口問題,而是發展思維的問題——人口越多,用人口紅利謀取短期利益,不負責任的思維方式就越突出。
若此時此刻,還在談論人口紅利,還在對“血汗工廠”念念不忘,還在對“勞動力優勢”不肯放手,那麼,由此帶來的問題,或許將比人口問題更加嚴峻。
或許,這也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