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丟監控PTSD”説起_風聞

前幾天聽説重大事故相關的監控又雙叒叕丟了……後來闢謠了，但是，人們的受傷感並沒有消失。　　

設想一下，如果這次事件涉及的只是殘障人士或者各種少數羣體的極小一部分利益（比如盲道問題），大抵是不會引起這樣規模的羣情激憤的，大眾關注本身已經説明了這屬於一個系統性社會問題，即使這位母親不屬於“完美受害者”，我們也不能通過把一個社會問題的縮影轉化為個體的局部的小問題來維持內心的平靜——這不是理性，而是理性的缺乏。

為什麼這起與未成年人相關的事故引起了這麼多人的憤怒？因為這件事太戳破人們的底線了，監控掉鏈子的事件在這個社會發生得太多了，以至於人們都麻木了，在麻木的生活裏，最大的希望和變量就是孩子，什麼都能忍，與孩子相關的事情萬萬忍不了，現在看到別人家的孩子去世，聯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時時處於這樣的不安之中，內心深處的恐懼便爆發出來了。

因此，即使“監控丟了”不是事實，仍然可以引起這麼多人的共鳴和憤怒，説到底大家憤怒的不是監控，而是問責機制長期以來避重就輕的問題，即使這次監控沒有問題，但大眾被長期糊弄、被輕易搪塞的感受卻是非常真實的，而這種感受並不是因為技術問題的侷限——外國人在中國丟了一輛自行車就可以迅速破案，而這裏的人一旦出了什麼事情監控就各種掉鏈子，這種局面是技術可以解決的嗎？（當然瞭如果要是違規上訪那監控又會起作用了）

每次碰到這類事件，總會有人猜想這背後得有多大的後台、多麼深厚的利益網絡才能這麼硬氣這麼蠻橫，但從過往的事件中可以發現，很多事情的背後並沒有什麼“很深的水”。那麼為什麼人們看到的是一幅利益集團已經形成了的畫面，為什麼很難看到一個管事的人願意認真向民眾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難道他們之間就沒有矛盾嗎？當然是有矛盾，然而在以“不出事”為導向的自上而下的考核制度下，有權力的人互相之間難以形成公開的制衡關係，反而容易在出事後被上級追查和清算的恐懼下放棄彼此的矛盾而抱成一團。因為上級的調查團工作組是好糊弄的，而且是臨時性的，只要他們團結起來糊弄過去，再到網上把關鍵詞刪掉，過段時間這事就徹底過去了，而不糊弄的後果可能很嚴重。只要這種權力結構不變，不管經濟結構發生怎樣的變化，我們都會在社會生活中感受到一種歷史的相似性：

“若在某人的管轄範圍內發生了公眾動亂，那便是此人無能或無知的鐵證。這比之未能完糧納税更確定地會摧毀一個人的仕途生涯。”（來自：孔飛力，《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叫魂》，P30）

自上而下的權力系統，以及任何失足都可能招致未來的大清算的可能，也導致了上屬致力於隱瞞下屬過失：

“一個巡撫一旦為某官員舉薦了一個職位，要他承認這是一個錯誤就會很尷尬。因此，舉薦就傾向於一以貫之：沒有一個巡撫願意輕易改變對所舉薦的屬下的意見，除非該屬下的表現好得或壞得出格以致使他別無選擇。弘曆抱怨説，如果一個庸碌之才獲薦得到一個輕鬆的職位，他的上司很少會説他曾有超羣的成就；而如果一個前程看好的官員被推薦到一個繁劇的職位，那麼他的上司也很少會報告他的缺點。”（來自：孔飛力，《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叫魂》，P247）

美國也發生過類似於“沒監控”的事件。在尼克松水門事件中，因為存在全社會的監督，當事件剛露出一點苗頭時，相關人員就已經意識到“瞞不住了”，於是紛紛開始與老闆劃清界線，結果最後出局的不是隨地撿的“臨時工”，而是大老闆尼克松。在這過程中發生的事情包括但不限於（1）華盛頓郵報記者調查報道總統之前的減税問題；（2）華爾街日報記者調查報道副總統阿格鈕受賄及偷税漏税案，迫使其主動辭職；（3）行政系統的白宮顧問迪恩向司法部長克雷迪斯特提出調取FBI文件遭拒；（4）水門事件調用的是共和黨的政治捐款，FBI通過現場遺留的現金追查到了大量線索；（5）每個特別檢察官都與總統過不去；（6）尼克松要求司法部長理查德森罷免追着自己不放的檢察官考克斯的職務，遭拒，並留下濫用權力的記錄；（7）尼克松説動司法部三號人物鮑克解僱考克斯，成功，後果是所有電視網絡都開始瘋狂報道，引發全國關注，公眾激憤，將尼克松與希特勒相提並論；（8）尼克松差顧問請中央情報局(CIA)背鍋，被拒，為防提責，被請喝茶的CIA副局長每次與白宮顧問交談後都寫備忘錄以應對司法系統的審查，再次留下濫用職權的記錄；（9）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開始蒐集相關證據，準備開始彈劾程序；（10）尼克松的私人律師因為參與掩蓋而被罰款並吃了半年的牢飯…… 之後還有一個細節是，當尼克松的女婿與紅太陽談起這整個制衡系統時，被懟了一句“都是假的”。（參考來源：林達《總統是靠不住的》）

可以想象，如果是民眾或者民間組織來進行公開監督，糊弄的難度會顯著增高，因為相關的掌權者會想辦法討好民眾，然而民眾並不是一個人或者一個組織，這就使得掌權者彼此之間難以形成一個目標清晰的利益共同體。當然這些在現在已經越來越困難了。

正義的進步究竟體現在什麼地方？青天大老爺把基層推出來的某個替罪羊給關起來或者殺掉，然後民憤就平了，民眾的氣就順了，這是正義嗎？即使這算是正義，如果這種正義是基於偶然的因素而不是常規制度的保障，那麼這種正義又能惠及幾個受害者呢？如果想明白了這些問題，我想對於“進步有多大”這個問題就能夠得出比較好的結論了。  

李慧敏，2021.5.12，於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