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派到中國的遣隋遣唐使，到底為日本帶去了什麼？啥都學不白來_風聞

《妖貓傳》大唐氣象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此句中的仙山“瀛洲”也常常指代島國日本。但至少在李白那個時代，孤懸海外的日本並不是一個“信難求”的國度，從遣隋使到遣唐使再到民間私商，中日之間的交流從來沒有中斷過，他們遠渡重洋，風雨無阻，向日本本土傳達着盛世隋唐的訊號。

從遣唐使交流的來往方式來看，主要是唐前期的官方來往與中後期的民間交往。官方交往主要是日本派遣的使節與中國使節的交往，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小野妹子成為隋日關係史上一個開創性的人物，歸途中，隋煬帝派出使節裴世清進行回訪，他是中國第一個以大一統中央政權所派使節身份踏上日本國土的人。遣隋使揭開了中日之間大規模交流時代的序幕。而唐朝和日本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是在貞觀五年（631），由日本派遣的犬上御田鍬和藥師慧率領的遣唐使到達長安，同時唐太宗派遣高仁表回訪安撫，他們主要走的都是北線，而後期遣唐使來華，路線逐漸由北線轉到南線。在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894年，菅原道真上奏宇多天皇罷免遣唐使，自此中日官方交流落下了帷幕。

遣唐使

一、政治與制度的臨摹

日本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臨摹，最直觀、最有趣的一個小故事發生在天平時期，日本推古天皇和光明皇后似乎是追隨着唐高宗和武則天的步伐，以修建國分寺和國分尼寺為開端，修建了龐大的盧舍那大佛，後期光明皇后設立了一個皇太后的家政機關“紫微中台”，將官職唐風化，如太傅太保等，從這些舉動中我們都能看到武則天統治措施的影子。

奈良東大寺殿內的盧舍那大佛

這樣的模仿借鑑還有很多。645年，日本高層發生了一場乙巳之變，政權從接受大陸文化的急先鋒蘇我氏手中轉移到了中臣鐮足的倭王族手中，但與華交流的政策趨勢並沒有發生改變，乙巳之變奠定了646年大化改新的基礎，大化改新可以説是日本歷史的轉折點之一。其次，日本早期律令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從大化改新到701年的最終確立都滲透着中國隋唐制度的影響。在經濟方面，日本施行的“班田收授制”是通過引進隋唐均田制，進而建立起了律令制度下的“公地公民制”。同時日本也引進了中國的租庸調製來進行賦税的徵收。當然，這些制度在日本也進行了一定的變體，這是後話。

二、工藝與技術的借鑑

日本追尋與模仿中國瓷器的製造工藝，尤其是對於長沙窯瓷器的研究，其代表作有仿唐三彩而製作的奈良三彩，雖同是三色模仿，但奈良三彩也有日本自己的風格，它用的是全身釉而非半身釉，但工藝不夠成熟，所以顏色並不是十分自然。

奈良三彩

日本貴族也和西方一樣追求唐代的紡織品，如團窠製品與陵陽公樣的傳入與模仿。團窠是織品圖案中央一個橢圓形的圈，陵陽公樣是唐代竇師綸將蜀錦、中亞波斯、粟特等多種風格與紋飾相結合而製作出的紡織品樣式。在不斷的收藏與模仿中，日本紡織品的織染技術日漸成熟。今天的奈良法隆寺裏還藏有一件7世紀左右的陵陽公樣式的蜀錦，各處寺廟裏也還有各種刺繡殘片，而日本正倉院收藏的紡織品中，有大唐元素的不在少數，例如北倉裏那件著名的鳥毛立女屏風，上面就繪有一位典型的唐代裝束的仕女。

黃地刺繡寶相花紋鞍韉（陵陽公樣）

三、文化與思想的滲透

佛教從中國和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後生根發芽，得到了多位統治者的扶持，它的盛行與日本當時動亂的社會背景有着很大的關係。佛教的傳播在日本本土有着無數有趣的側面，鑑真東渡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除此之外，法然歸國後創立的淨土宗是日本擴散極快、影響極大的佛教流派，其宗派祭祀方式簡單，阿彌陀淨土信仰是中國佛教文化與日本實際相結合的典範，它完美契合了日本“兇穢忌避”的社會觀念和淨土宗原有的信仰，代表作有源信高僧的《往生要集》。同時，日本佛寺的佈局一改中國以佛塔為中心的佈局，體現了以佛堂與佛塔並行的佈局，伊豆的修禪寺、京都金閣寺和奈良法隆寺等都是其顯著的表現。日本僧人重源還借鑑阿育王寺開創了日本特有的三角五輪塔的形式。

奈良法隆寺的金堂與五重塔

除此之外，漢字對日本文字也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其平假、片假名是由漢字的偏旁部首演化而來的。儒家文化及其有關書籍的傳播也開拓了日本思想史發展的新局面，對社會道德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四、社會與生活的剪影

日本的都城平城京的規劃很大程度上參照了長安城的設計，唐招提寺更是滿滿的唐風，日本和服的設計與中國唐代的服飾有着異曲同工之妙。中國瓷器與茶葉的傳播促使日本茶道的興起，宋代的鬥茶活動也在日本本土流行，後期隨着社會變遷，茶具主要用於日本的佛教禮儀。與此同時，伎樂是推古天皇時期從朝鮮半島傳入的，唐樂也在日本盛極一時，琵琶、胡樂、古琴等都在日本有一席之地，現今正倉院裏還藏有一把螺細紫檀五絃琵琶。

螺細紫檀五絃琵琶

香具、香爐（如紫檀金細柄香爐）、琉璃器皿、獸紋銅鏡，以及越窯青瓷、長沙窯秘色瓷等，也是雙方往來的重要見證。除了中日之間直接的交往外，中國有時候也充當了日本與西域乃至更遠地區交往的媒介，融合了西域風格的陵陽公樣織品、臈纈屏風和正倉院所藏的孤品綠琉璃十二曲長杯都與這一交往密不可分。

秘色瓷碗

文史君説

詩詞中**“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天闔閭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大唐盛世令我們嚮往，也令萬國使臣嚮往，與我們一衣帶水的日本更是隋唐文化的狂熱粉絲。唐宋時期中日的交流從未間斷，遣唐使一舶南來，為日本帶去的是盛世的文明。日本將唐朝本土文化與實際相結合，走出了一條特色的和風文化道路。但文明的交流從來不是單向的，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如日本天台宗的迴流，木製佛像造像技術的進步，日本遣唐使在中國本土擔任高級官員等等，都是重要證據。

參考文獻

葛兆光：《唐詩選注》，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

滕軍：《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陳杰：《海客談瀛洲——唐宋之際的中日交流》，商務印書館，2020年。

中西進：《日本遣唐使與文明載體》，《蘭州社會科學報》2008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師大春秋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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