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讓青少年自殺？_風聞

　　成都49中16歲男生自殺的事件在經歷一系列“反轉”之後，網友們已經吵得不可開交。但無論立場如何，大多數人至少在一個問題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國內的青少年正經歷着越來越多的心理問題，家長、學校、社會應該幫助他們。

　　雖然未成年人的自殺數據並未公開，但通過各種研究報告，我們不難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全世界，自殺已經成為青少年死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例如，根據北京2011-2015年的兒童青少年死亡案例登記，15-18歲組中有16.94%的是死於自殺，10-14歲中6.67%死於自殺。根據一個報告的推算[1]，僅2015年一年就有超過700名5-14歲城鎮兒童死於自殺，而15-19歲青少年中自殺率更高，並且農村青少年的自殺率還總體高於城鎮青少年。

　　一項綜合2000-2013年全國研究數據的元分析報告顯示[2]，有17.7%的中學生有過自殺的想法，7.3%有過自殺計劃，2.7%自殺未遂。也就是説，平均每37名中學生中就有1人採取過自殺行動。而從近些年對自殺事件的報道來看，這個比例很可能是持續增長的。

　　但是，自殺行為只是心理危機中一種最激烈的表現方式，它揭示的是青少年面對的抑鬱症、自殘、進食障礙等各種心理問題中最刺眼的一角。

　　通過近幾年媒體討論和心理學知識的普及，一方面，越來越多人意識到自殺、抑鬱等心理問題不只是“心理脆弱”可以解釋的；但另一方面，大家幾乎把絕大部分的問題都歸結於“學業壓力”。

　　不過，所有人都明白，減輕學業壓力需要的是一種不可能在現階段完成的社會變革。於是，大家紛紛把目光投向學校心理干預系統，希望通過更全面的評估、篩選系統，找到那些“心理有問題”的學生，對他們進行干預，然後通過治療個別的高危學生，解除學校和社會面對的心理危機。

　　但是，這真的是在對症下藥嗎？

　　當我們説學業壓力導致青少年心理問題的時候，到底是指什麼壓力？只是作業太多、玩的時間太少了嗎？那為什麼進入大學之後，許多學生的心理問題反而更加嚴重了呢？

　　假如病因不出在孩子身上，給他們吃藥，就是唯一的解決方法嗎？模仿西方的學校心理諮詢模式真的會有用嗎？為什麼在心理諮詢體系“發達”的歐美，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從業者呼籲打破這種“治療個體即治癒社會”的思路和實踐？

　　01.

　　“學習壓力”到底是什麼壓力？

　　《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8）》中的《我國中小學生自殺問題的現狀分析》分析，導致中小學生採取自殺行為的原因多樣，包括家庭矛盾、師生矛盾、校園欺凌等。

　　不過， “儘管家庭矛盾比學業壓力更突出地刺激中小學生採取自殺行為， 但仔細分析家庭矛盾原因……相當一部分家庭矛盾案例的衝突根源是學業壓力……考慮間接作用的話， 學業壓力可能才是中小學生自殺的首要原因。”

　　雖然這裏的原因總結讓人困惑（比如，這10%的心理問題是什麼？而什麼導致自殺的問題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心理問題”？），但它直接反映出了人們對於青少年心理問題的認識——學習壓力是主要矛盾，所以只要減輕學習壓力，他們就可以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了。

　　可是，學習的壓力到底是什麼壓力？

　　是做不完的作業、不會寫的題目？還是它們所帶來的可怕的後果——比如，來自家長和老師的責罰、羞辱？

　　是考試分數本身、排名？或者是分數和排名所代表的意義——考得好的是“有價值”的人，而考不好的則是要被淘汰的“無用”之人。

　　當家長和學校要求孩子把學生作為自己的第一身份，把追求成績變成最內在的動力時，卻忘記了一個基本的事實：沒有孩子從出生起就會渴望金錢、渴望完成滿分的考卷，他們只是學會了用成績去交換他們從出生起就最渴望的東西——他人對自己的愛、肯定、關心和尊重。

　　《小捨得》

　　在《小捨得》裏面，即使夏歡歡還是那個樂於助人、活潑可愛的孩子，但是因為她數學成績下降，在班裏，同學嘲笑她，不再選她做班委；在家裏，她不能再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也不再是媽媽口中最優秀的寶貝了。

　　於是從被愛與被責罵、冷落之間，她認識到了成績與被人愛之間的關係，她開始努力用成績換來別人對自己的喜歡，獲取她賴以生存的家庭和朋友眼中的温暖。

　　但是即使成績變好了，她也不是真正的快樂。因為一旦成績與被愛的價值進行綁定，所有人——包括成績優秀的孩子——都會因為害怕失去被愛的資格和存在的價值而不得不追逐成績，為它緊張、焦慮、瘋狂。

　　當然，無論是家長還是老師，都不會只喜歡成績好的孩子。但是，長期浸淫在唯成績論的高度競爭文化中，很多大人們也已經意識不到自己多麼喜歡用成績來介紹、形容、鼓勵甚至定義一個孩子。

　　彷彿我們的語言體系裏甚至已經無法不把對孩子的肯定與愛，同成績綁在一起，無法讓孩子感受到成績之外的存在的價值。於是，學習成績內化成為人人心中那無孔不入，卻又無法真正排遣的壓力。

　　可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如此價值體系之下內化的壓力並不會消失，只會轉移。

　　成年人總以“只要成功考入了大學，一切就會好起來”來哄騙孩子學習，但卻沒有告訴他們，成績之於孩子，就像金錢之於成年人，樣貌之於女性，社會地位之於男性——無論那東西是什麼，只要它與我們自身存在和被愛的價值進行綁定，那麼我們必然會把它刻進骨頭裏，融入血液裏，為它活着，為它奮鬥，為它焦慮，也為它死亡。

　　所以，我們需要改變的絕不僅僅是作業量、考試難度、學習時間，而是需要把我們自己和他人的存在價值從成績、樣貌、財富等條件中解放出來，這樣內心才能獲得自由，壓力才會得以釋放。

　　02.

　　成績的緊箍咒催促孩子上進，也折斷他們的觸角

　　離開學校進入社會之後，我們都會深刻體會到做題、考試的能力和技巧，與實際所需的其他能力相比，只是滄海一粟。但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又聽過多少次來自家長、老師説“為了成績，這個事情先放一放”的告誡。

　　也許這樣的操作在決定命運的中考、高考前幾個月還尚且可以理解。但是這種為了成績其它皆可拋的想法彌散在整個教育體系的每一個縫隙中，限制着孩子對其他“非重要”情感、議題、事件的體認，也必然牽制了他們與世界相處的能力。

　　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學校和社會對“早戀”的限制。要知道，尋找到心儀且合適的人生伴侶，並學會與另一個人長期地、親密地生活在一起，絕不是一件比考試簡單的事情，它對生活幸福指數的影響也不會低於一場高考、一紙學歷證書或者一份工作。

　　明明古往今來，十幾歲的少男少女戀愛交往都是常態，但是現在家長、學校、社會用“早戀”的標籤來病態化、邊緣化，甚至禁止青少年進入大學之前對其他人的情感。

　　理由倒是冠冕堂皇，説青少年不夠成熟，不能把握這種情感，會“誤入歧途”、影響學業，所以應該把他們的精力往“正道”——也就是學習上——引導。

　　但這種説法就好比知道一個人未來要去橫渡長江，但在橫渡之前，只告訴他水流之險惡，卻連練習游泳的機會都不給，最後還期待他能夠順利地渡江成功。

　　可是，人類的情感偏偏不會因為不被允許就真的被封印，它反而可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出現。懵懂的青少年只能依靠流行的小説、電視劇、歌曲來構建對情感的理解，學習如何與心儀的人如何相處。

　　而以如今流行文化中呈現的戀愛關係之“有毒”與扭曲的程度，我們不難想象青少年會碰見多少疑慮，經歷多少掙扎，甚至痛苦到無法排解，以至於要傷害自己或者他人。

　　當學校和家長把責任都甩向流行文化之時，又有沒有想過自己除了做牛頭不對馬嘴的“引導”，勸誡甚至逼迫孩子把精力放在學習上，又給他們提供了多少真正有益的幫助呢？

　　除了戀愛，我們成長過程中被成績的緊箍咒限制了發展的能力還有許多，包括社交、組織、合作等，這些在實際工作中極其重要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學生一直被培養的是屏蔽一切“非學習”相關事情和情緒，專心只學習的能力。但問題在於，這種“專心”的能力恰恰不是我們應對未來生活所需要的。

　　一旦離開學校進入社會，開始工作、戀愛、成家、育兒，我們需要的是同時處理、平衡各種事情和情緒的能力，需要的是學會協調生活中各方矛盾，建立我們的情感支持系統，讓我們能在社會中健康地、可持續地生活下去。

　　唯成績論的社會評價體系不僅綁架了孩子的價值，讓他們“心甘情願”地為此奮鬥，還以學業作為藉口，束縛他們除學習之外一切能力的發展，不僅直接損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發展，也削弱了他們未來進入社會後應對更復雜的工作生活壓力的能力。

　　03.

　　想象一種新的干預方式

　　每次有關於學生的自殺、抑鬱等報道出來之後，都會出現一大片呼籲加強學校心理干預系統的聲音。那麼學校的心理干預系統到底要干預什麼，又怎麼幹預呢？

　　根據教育部頒發的《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首先學校要進行心理健康教育，同時，學校需要針對 “少數有心理困擾或心理障礙的學生”進行干預，方法是“給予科學有效的心理諮詢和輔導”，目標是“使他們儘快擺脱障礙，調節自我，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強自我教育能力。”

　　這種模仿西方學校心理諮詢模式，在國內會有效嗎？雖然研究表明學校心理諮詢服務有一定程度的幫助（Whiston et al., 2011；Zalsman et al., 2016），但是，由於心理諮詢干預的有效性高度依賴於人員的專業程度、干預措施的設計等等，使得干預效果非常不穩定（Bennett et al., 2015）。

　　以目前我國的心理學人才發展情況，不知何時才能滿足全面開展學校心理諮詢的條件。更重要的是，這種基於個人主義的傳統心理治療思路——假設心理問題源於個體身上的故障，治療的目標是修復個體的故障，應該是我們最終尋求的解藥嗎？

　　其實，即使在歐美，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從業者指出，很多出現在個人身上的“心理問題”其實是具有傳染性的社會問題的表現（可參考《像我們一樣瘋狂》）。

　　例如，在過去的文章中我們討論過，抑鬱症並不是單純的大腦化學物質失衡，而是身體對我們所處的糟糕的環境的自然“關機”反應，恰恰是一種迎合環境的自我調節的結果。所以，把問題歸咎為個人身心障礙的抑鬱症治療方式，終究也只能是亡羊補牢。

　　當我們所處的工作生活環境越來越緊張的時候，就必然會看見越來越多的人抑鬱，但我們又不可能通過依靠大量地篩選抑鬱症患者並給他們開藥來真正降低抑鬱率——因為我們與生活環境是有機的一體，生病也只是符合了環境的變化而已。

　　青少年自殺等心理問題亦是如此。所以，面對未成年羣體中持續攀升的自殺自殘、抑鬱焦慮、進食障礙等問題，我們必須要尋找新的途徑來幫助這些被困住的孩子們。

　　從干預模式來説，比起讓成百上千的學生依賴一兩個學校心理諮詢師，也許學校更需要建立起一個學生之間守望相助的支持網絡。

　　諮詢師可能具備很多心理學專業知識，但很多時候，孩子們需要的只是別人傾聽的耳朵，關心的眼神，和拉住自己的一雙温暖的手，這樣就不至於讓他們一個人滑向孤獨、黑暗的深處。

　　也許學校可以發展更多的朋輩諮詢的模式，讓孩子們更多地瞭解和傾聽彼此的煩惱，讓他們在受到幫助的同時也成為提供幫助的人。同時，這種互助網絡會讓學校氛圍變得更友善，讓學校變成更適合孩子成長的環境。

　　尾聲.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把干預目標從“讓孩子擺脱心理障礙”轉換為“改變讓孩子產生心理障礙的社會價值體系”。

　　如果我們的社會根本就認同叢林法則，不認為成績落後的孩子有存在的價值，那麼諮詢師要給孩子吃多少藥、上多少心理課，才能讓他們能保持生的希望呢？

　　如果我們的教育體系不認為孩子除了學習之外還有值得被尊重和關注的情感，那麼我們為什麼會驚訝於孩子因為“情感問題”而“失控”，想要逃脱出關住他們的牢籠呢？

　　當然，這些孩子需要幫助，但是這個幫助不能是基於他們為病因的假設。否則，我們將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在強者所塑造的“有毒環境”裏，對被傷害到筋疲力盡的弱者的傷口上再撒一把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