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長“雞”瘋孩子，美國家長“雞”瘋整個社會_風聞

上個月《大西洋月刊》刊發了一篇講美國私立學校的文章，題目是《Private Schools Have Become Truly Obscene》，作者 Caitlin Flanagan 是美國作家和社會評論家，也曾經是一所私立學校的老師，後來又成為私立學校的家長。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以第一視角反思了美國近幾年越來越加劇的教育不公平。但其中對私立學校精英家長們“雞娃”的描寫，倒是比原主題更吸引人，尤其適合跟國內的雞娃家長對比着看。

文章開頭，作者以紐約曼哈頓地區最難進的私立學校之一 Dalton 為例，描述了私立學校家長們的特徵。

單是每年 5 萬美金的學費，加上説是“自願”實際上卻難以拒絕的不菲的“捐款”門檻，已經足夠篩選出那些能上得起私立學校的家長們的身份特徵了：要麼有財產繼承，要麼是頂尖的專業技術人才或管理精英。

這個羣體差不多全是優質教育的利益既得者，與此同時，他們也是最瞭解佔有稀缺資源意味着什麼的一羣人。這麼一羣人，雞起來也很有特點。文章引用一個叫 Robert Evans 的心理學家對這些家長做的總結：

“在大多數情況下，精英父母對待孩子不會直接辱罵、虐待，但是他們總是非常的嚴苛，從不鬆懈。他們無法擺脱內心的恐懼，恐懼自己的孩子落於人後。”

這一點看起來跟中國的中產家長差不多，不過中國家長的焦慮和恐懼是通過痴迷“勤能補拙”來直接施壓孩子，美國家長的焦慮和恐懼，則寄望於“科技就是力量”來釋放。

焦慮的家長們為了幫助孩子保持清醒和專注，會要求醫生給孩子開精神類藥物。這些藥有的是幫着保持專注力，有的是安定類的藥物，家長們特別虔誠地踐行了“掌控身體才能掌控命運”的箴言。

這只是初級玩家，更高階的玩兒法是讓醫生搜腸刮肚給孩子“找病”，因為一旦被確診有某些疾病，孩子們會在教育階段得到善意的保護，還可以重複參加標化考試。

醫生們吐槽説：快被這些人逼瘋了，明明是家長需要看醫生，卻不得不在家長的要求下硬着頭皮給孩子看病。很難説是幸運還是不幸，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孩子，其實很容易找到某種心理疾病，奇葩家長的陰謀往往挺容易得逞。

當然，精英家長的焦慮也帶來一個正向的直接影響， 那就是這些家庭的孩子在學校一般會更自律自覺。

作者描述的私立學校教學日常是這樣的：

我的班級很小，常常就是和學生一起閲讀名著，再讓他們對文字進行深入思考，之後也不需要一連串的提問，非要問的話，留一個問題就夠了。我總是開玩笑跟同事説，我們只需把學生們集合在教室裏，扔出一本《伊利亞特》，然後就可以去吃午飯了。那些學生很快就能適應，他們知道自己該幹嘛，他們可以思考自己的答案。

七年級的學生初讀《麥克白》覺得很奇怪，”我的系主任曾説。“十二年級的學生就會説麥克白很有野心了。”學生能有這樣的轉變和洞察時，就是上大學的時候了。

學生們很省心，不省心的一直都是家長。

精英家長通常保持着良好得體的社交禮儀，至少在作者當老師那會兒，會努力維持對學校和老師的信任尊重。只有一個時刻例外：當他們的孩子突然有一門功課得到一個 A-。

作者曾經親歷過這麼一段噩夢。在給一個孩子的詩歌成績打了 A- 後，教師辦公室裏那部幾乎從沒響過的黑色電話立刻被孩子的母親打爆了。

孩子的母親在電話裏焦躁不安，甚至有點歇斯底里，儘管作者一再解釋這個成績不會影響平均分，更不會影響未來的大學申請，但這位母親還是無法平靜，要求馬上到學校跟老師見面。

之後她帶着自己的丈夫，在學校的一個小房間裏花了將近一個小時跟作者爭論一個十年級學生寫的詩到底怎麼樣。

家長堅持認為作者的打分不合理，要求學校改分數。

幸運的是，90 年代之前，精英家長們和私立學校之間還默契保持着一種共識：老師負責學生，校方負責家長。學校也不會告訴教師哪些家長是主要的捐贈者，教學工作在相對獨立的環境的下進行，校方在教師和家長之間會選擇支持教師。

但是今天，這種情況已經很少見。跟作者交談的私立學校的教師感覺不再總是被學校支持，而行政人員日常的主要工作也已經變成了安撫家長，並且會要求教師配合他們。家長對學校的話語權在增強，甚至會干預教學安排。

去年秋天，由於疫情嚴重，Dalton 學校發了個通知，説秋季學期不能正常開學了，學生們都要轉到線上上課。

通知一發，家長們就炸了，校長的郵箱裏馬上塞滿了家長的抗議郵件。主題大同小異：疫情雖然嚴重，但是關閉學校的要求針對的是公立學校，明明別的私立學校可以正常上課，為什麼你們無法做到既能保證學生安全又不耽誤學習進度？

有 20 位醫學背景的家長，從自己的專業出發，聯名發了抗議信，表示他們瞭解疫情的情況，對學校的做法“感到沮喪和困惑”，要求學校做出不能正常開學的合理解釋。

70 多位低年級家長給學校的請願書則走了情感路線，請願書寫道：“我們的孩子感到悲傷，困惑和孤獨”，“周圍的每個同伴都去上學了，他們卻沒有”。作者點評説，不知道的，還以為家長們是在替維多利亞時期孤兒院裏可憐的孩子們發聲。

聯名信可能讓學校很不愉快，但這種程度的干預還算不上對教學秩序的擾亂。與此相比，兩年前 Sidwell Friends 的家長們為了自家孩子能在大學錄取競爭中勝出，可就瘋狂得多了。

Sidwell Friends是華盛頓政治精英們最喜歡的私立學校之一。教育系統有個説法，哈佛有全美最大的總統圈子，而 Sidwell Friends 有全美最大的美國總統家長圈。歷史上，尼克松、羅斯福、克林頓，奧巴馬都是這所學校的家長。現任美國總統拜登，也在前幾年去這所學校參加過孫女的畢業典禮。

正是帶有這種光環，Sidwell Friends 的家長瘋起來更嚇人。為了孩子能在大學錄取上戰勝周圍強大的競爭者，幾年前，這羣家長在畢業季演出了一場毫無底線的“揭短惡戰”。

現實中文質彬彬的家長們，為了增加自家孩子的錄取機會，四處打聽其他家庭的消息，甚至不惜採用跟蹤、監視的方式，千方百計要弄到一點“負面消息”，然後給學校打匿名電話，發匿名郵件，或者在家長圈子散佈消息，“揭發”黑幕，抹黑其他家庭。更沒有下限的，甚至會直接把消息爆料給媒體。只為別人落敗，自家孩子就能多一絲機會。

一度弄得學校烏煙瘴氣，給孩子們寫推薦信的老師和升學諮詢辦公室每天要花大量時間避開匿名電話的轟炸，學生們人人自危，擔心不小心就成了小報頭條。

最後，Sidwell Friends 升學諮詢辦公室的負責人忍無可忍，發了一封剋制但不客氣的郵件，提醒家長們“控制好自己”，“不要發送匿名信件”；“不要傳播流言蜚語”；“不要偷錄教職工的私人談話”。

尤其還在郵件中提醒：“雖然我早上八點就會到達辦公室，但這並不意味着你們可以每天在那個時候跑到我家門口，辦公室或者停車場堵我”。

對講究體面的精英圈子來説，這封郵件已經算是不惜自曝家醜來阻止那些失心瘋的家長們了。

然而，這些提醒起到的作用有限。惡戰到最後，教職工也成了家長們攻擊的對象，最終，Sidwell Friends 兩位負責招生的員工不堪其擾辭了職。

作者認為，現在私立學校的家長們越來越強勢，一些精英家長跟私立學校的關係，已經像是管理者跟員工的關係。

而這種奇怪的關係正是雙方心照不宣、互相綁架的結果。

私立學校沒有税收支持，沒有市政撥款，所有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東西都是由學校籌集的錢來支付的：每片草皮、智能設備、教學團隊、運動項目、駐校專家和每一棟棟漂亮的教學樓。幾乎所有學校都會強調，學費只可以支撐部分學校的運營，更多的資金來自校友和家長的“資助”。

資助表面上是無償的，但千萬別以為這是沒有代價的。

家長們選擇私立學校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這裏有“別人沒有的東西”。但稀缺意味着昂貴——完全不遜色專業劇院的校內劇場，一個精細的植物觀察房，最先進的科學實驗室，或者一個豪華直升飛機機場——精英家長們想要的越多，學校“敲詐”家長的力度就越大。

文章裏諷刺地寫道：

學校有各種花裏胡哨的籌款活動，所有讀過私立學校的家庭都知道不可能從這些活動中倖免。學校接受一切你想得到“付款方式”，無論家長的資產是什麼，他們都能找到兑現的方法。家長們可以通過信用卡、支票、或通過贈送股票或共同基金來進行捐贈。家長們可以在遺囑中為學校指定資金，或從退休計劃中捐贈資金，或使學校成為自己人壽保險計劃的受益人，或開設一個慈善信託。只要家長點頭，學校有無數種方法把錢弄進來。

總之，就這樣，金錢現在是私立學校的上帝了。一些精英家長明顯開始把老師看作自己的員工，其工作內容包括保證孩子有一個漂亮的成績單，畢業時寫一封熱情洋溢的推薦信等。

作者跟很多孩子閒聊時發現，現在私立學校的孩子們完全能感受到哪些同學來自捐款多的家庭，因為他們在校內的特權很明顯。

文章的後半部分，作者記錄了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期間，家長們對學校課程安排的干預，認為私立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扭曲關係正在加劇包括種族問題、貧富分化，教育不公平等各種社會問題。

一組數據顯示，最新年度的耶魯錄取生中，有 24% 畢業於私立學校；普林斯頓有 25%；布朗大學和達特茅斯大學更高，達到 29%。而美國全國只有不到 2% 的學生就讀於私立學校。文章開頭的 Dalton 學校，過去 5 年有三分之一的學生都進了常青藤大學。

和中國一樣，優質教育資源越來越集中，所謂的寒門學子出頭機會越來越少。

作者引用的另一組數據顯示：一所私立學校的畢業生進入普林斯頓的概率，大概是 一所普通公立學校的 7 倍。7 倍這個數據還是用那種可以挑選生源的公立學校計算得出的。

很顯然，私立學校的家長們是為了“贏家一直贏”的遊戲規則在買單。

但這個遊戲真的可以一直進行下去嗎？2018 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發現，美國 118 所醫學院的平均錄用率僅為 6.8%。最好的那幾所，甚至低至 2.4％。與此同時，超過一半的律師覺得他們花在學位上的學費跟後來的收入相比，是不合理的。

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 Daniel Markovits 創造了“精英陷阱”（meritocracytrapits）這個詞，用來指代這種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聚集到越來越少的贏家上的制度。Markovits 認為，所謂的“考上名校，擁有美好未來”，越來越像是一個坑害窮人、掏空中產、把精英二代變成精疲力竭的青少年的説法。所謂名校，通常會拒絕 90% 以上的申請人，一個人的未來真的能取決於此嗎？

弗裏德曼把現代社會比作一輛自行車，車輪依靠經濟增長轉動。如果這種向前推動的力量變慢或者停止，那些現代社會的支柱，平等，寬容等等就會隨之崩塌。世界會變得越來越尖刻，各種小團體抱團越來越嚴重，人們會互相排斥和指責，爭奪資源時會更加瘋狂。

最近兩年，證實我們的自行車變慢的例子越來越多。

作者在文中提過一個問題：

私立學校的精英家長會抱怨，他們根本沒有從公立學校得到一針一毫，為什麼卻必須通過納税支持公立學校?

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支持公立學校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並不會倖免於公立學校得不到支持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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