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藉以巴衝突轉移新疆問題的壓力？_風聞

以巴衝突還在繼續，雙方的傷亡還在繼續。

5月15日，王毅與巴基斯坦外長庫雷西通話指出：

1、 局勢惡化的根源是巴勒斯坦問題長期未能得到公正解決

2、 當務之急是停火止暴，聯合國安理會有責任推動局勢儘快降温

3、 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根本出路在於落實“兩個方案”

中國還提出邀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到中國舉行談判，很多人認為，中國在以巴衝突中出手了，力圖在美歐用新疆大做文章的時候，用以巴問題做反文章。這也把中國看的太小家子氣了。

王毅提出的三點實際上不是中國首先提出的，也不是中國獨有的觀點，這是國際上的共同看法。問題是，從解決問題的角度來看，這三點實際上都是説了等於沒説，因此談不上爭奪以巴衝突問題的領導權；不過從把以巴衝突的罪責堆到美國頭上，還是起到作用的。

猶太人迴歸以色列是漫長而艱辛的過程，猶太人的迴歸有其歷史正當性，但迴歸的過程佔據了已經在這裏居住千百年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園，“無土的人民回到無主的土地”的思維造成了極大的不公正，使得猶太人從受迫害者變為迫害者，從流離失所者變為侵佔家園者。以巴衝突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悲劇，這個悲劇還在越演越烈，看不到盡頭。以巴衝突的根源在於巴勒斯坦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這只是對歷史事實的陳述。

當前衝突由四户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法院判決從耶路撒冷的Sheikh Jarrah區住宅驅離引起，他們從1957年就在現址居住了，但此前這裏屬於猶太人居民的財產。Sheikh Jarrah屬於巴勒斯坦人居多的東耶路撒冷，但也有猶太人居住，正如猶太人居多的西耶路撒冷也有巴勒斯坦人居住一樣。

在1948年的獨立戰爭中，猶太人把幾十萬巴勒斯坦人驅離家園，用鐵與血打出了現代以色列。同時，大量猶太人離開阿拉伯國家，前往以色列定居。1950年，以色列的《無主財產法》規定，政府有權將無主財產分配給無房的猶太人定居者。戰後被驅離的巴勒斯坦難民一直要求迴歸故土，但一直被以色列拒絕，理由是在阿拉伯國家的猶太人也作為戰爭難民被驅離了，現在以色列安頓了猶太人難民，阿拉伯國家理應安頓巴勒斯坦難民。這當然遭到阿拉伯國家的拒絕，所以猶太人不再成為“無土的人民”的代價是巴勒斯坦人成為“無土的人民”。在約旦、黎巴嫩至今還有他們的後代，只是幾十萬人變成幾百萬了。如果説被迫驅離故土可以看作種族屠殺的話，這是戰後歷史上最大的種族屠殺。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邊界變遷：綠線為1967年前以色列的邊界，淺黃為以色列控制，深黃為巴勒斯坦控制

獨立戰爭後，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由約旦控制，這四户巴勒斯坦人正是流落到這裏的難民，過聯合國難民暑安頓在現址。1967年，以色列在六天戰爭中佔領了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還有加沙和西奈。1979年，埃及總統薩達特和以色列總理貝京簽署和平協議，西奈迴歸埃及，但埃及放棄加沙。1994年，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總理拉賓簽署奧斯陸協議，加沙交還給巴勒斯坦當局。1995年，以巴簽署第二個奧斯陸協議，大部分約旦河西岸也交還給巴勒斯坦當局控制。

另一方面，猶太人定居者一直在試圖要回已經被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財產，尤其是在耶路撒冷，Sheikh Jarrah的案子只是冰山一角。以色列法院按照原主產權判決，但全然不顧按照《無主財產法》被猶太人佔據的巴勒斯坦人財產。這是極度虛偽和不公正的。

以色列法院做出判決後，大量巴勒斯坦人聚集到聖殿山上的阿克薩清真寺抗議，遭到以色列軍警的暴力驅散，以色列其他省市的阿拉伯居民和猶太人居民也發生大規模械鬥，多有傷亡。哈馬斯發動火箭攻擊作為報復，以軍發動大規模轟炸，雙方逐步升級，越演越烈。已有至少148名巴勒斯坦人喪生，至少10名猶太人喪生。繼續衝突必然導致更多的傷亡。值得注意的是，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的衝突由來已久，但以色列阿拉伯人（以色列避諱稱他們為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鄰居的衝突是罕見的，他們是獨立戰爭期間沒有離開的巴勒斯坦人的後代，擁有以色列公民權，並在以色列議會有自己的議員。

當務之急顯然是停火止暴，即使美國都沒法不同意這一點。問題是，以巴雙方對世界的呼籲都置若罔聞，連美國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方面都做不到令行禁止。從以色列方面來説，這是消滅哈馬斯領導層與核心軍事力量的最好時機，要停火也要等行動告一段落才行；對巴勒斯坦方面來説，處在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當局根本指揮不動在加沙的哈馬斯。

中國正好是安理會輪值主席，有意以安理會名義起草對以色列措辭嚴厲的譴責，這對未來以巴衝突是有法律上指導意義的文件，美國當然全力阻撓。但中國的輪值主席位置又是程序規定的，美國只有從程序上阻撓安理會的正式會議和表決。中國的安理會主席任期有一年，這一年裏絕對會充分利用這個窗口，將美國的被動最大化，徹底揭露美國在人權、法制和正義問題上的無恥。有意思的是，美國在新疆問題上用謊言蠱惑，在穆斯林世界得不到回應，只有在西方某些角落得到回應。但以巴衝突再起，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爆發了對以色列和美國的抗議，和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和支持。人們對真正的不公正還是看得見的，並不是話語權和輿論炒作能夠左右的。

在政治上，歐洲比美國更加左翼、前衞一點，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更多。另外，穆斯林移民在歐洲的影響遠遠大於美國，德國的土耳其後裔，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後裔，英國的巴基斯坦後裔，都在感情和理性上天然支持巴勒斯坦人，他們對各國在以巴政策上的取向的影響與日俱增。這會成為美歐政治的一個裂隙，也是中國不會忽視的。

但這不等於中國會在以巴問題上出頭，因為中國並沒有真正能解決以巴衝突的辦法。

不管是正義還是非正義，猶太人已經回到以色列了。在這塊不大的土地上，不再有無主的土地，只有無土的人民。不管是猶太人重回無土的人民，還是巴勒斯坦人繼續做無土的人民，都是不可接受的，但除了你死我活，還有什麼辦法呢？

只有兩個辦法：

1、 一個統一的雙民族國家

2、 兩個按照民族分治的國家

猶太人在重建現代以色列的時候，是打算建設一個雙民族國家的，當然是首先要把猶太人弄得多多的，阿拉伯人弄得少少的，畢竟要建立的是一個猶太人的國家。獨立戰爭使得幾十萬巴勒斯坦難民逃離故土，但還是有差不多同樣數量的巴勒斯坦人留下來了，在以色列被成為以色列阿拉伯人。以色列阿拉伯人儘管在理論上有當選總理和總統的全力，但在事實上不可能。他們在政治上是永遠的少數派，而且是點綴性質的少數派，連與其他政治派別合組而成為具有影響的政治派別都不可能。

但猶太人的生育率不給力，阿拉伯人要給力得多。在加沙的200萬人中，差不多一半是青少年和兒童，以色列阿拉伯人也不遑多讓，正在逼近人數上的多數。這對猶太人造成巨大的困擾。按照民主選舉原則，這意味着阿拉伯人將可以通過託投票改變以色列的政治走向，這是猶太人不可接受的。但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選舉權又是有違西方政治原則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內坦尼亞胡推動修憲，規定以色列永遠是猶太人的國家，不管猶太人是否還佔多數。這也事實宣佈了雙民族國家的破產，阿拉伯人永遠是二等民族。

有意思的是，哈馬斯宣稱要把以色列趕下大海，並非要物理消滅猶太人，而是把猶太人迴歸到歷史上穆斯林統治下的二等公民地位。在伊斯蘭教義裏，非伊斯蘭分受矇蔽者和邪教徒，前者尚未接受真主，或者誤信自他宗教，但對伊斯蘭並無惡意；後者有意拒絕真主，甚至詆譭真主，這才是要共討之共誅之的。

塔利班、ISIS是伊斯蘭極端主義，他們不代表伊斯蘭。宗教都是勸人行善的，但宗教極端主義也都是差不多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有塔利班和ISIS，基督教極端主義的例子也不少，連佛教都有極端主義，緬甸驅離、屠殺羅興亞穆斯林的就有佛教極端主義在背後。不能把極端主義與正常宗教混為一談。

伊斯蘭教義一直有善待受矇蔽者的規定，他們可以安居樂業，但在政治上是受歧視的，不能身居高位，財產擁有權也有一定的限制。實際上，現代以色列“猶太人國家”可算翻版，只是猶太人和穆斯林對換了位置。

以色列被迫放棄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很大原因是拒絕給被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公民權，但繼續佔領而長期不給公民權已經實在説不過去了。至今，以色列公民法規定，以色列公民和約旦河西岸或者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結婚後，不得定居以色列，也不能獲得以色列公民身份，這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以色列的身份證上也有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分，在歐洲，還只有納粹德國有這樣的身份證上的種族標誌。在巨大的反對聲中，以色列身份證在2015年以後不再有種族這一欄。

對於以色列來説，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敵意太深，“一國兩族”已經不可能了。這次以色列街頭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大規模械鬥被稱為以色列內戰，這當然言過其詞了，但也確實説明了民族矛盾已難調和，即使幾十年來“安居樂業”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也忍無可忍了。

那按照民族的分治呢？這就是兩國方案了。

最早的聯合國分治方案就是兩國方案，只是猶太人在第一分鐘就用刺刀和皮靴把這方案撕碎了，實際建國的疆界遠遠超過聯合國授權的範圍。1967年前的以色列疆界沒有包括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加沙，只是因為當年的以軍不夠給力。

從左到右：1947年以色列建國前，綠色為阿拉伯人聚居區，白色為猶太人聚居區；1947年的聯合國分治方案，黃色為耶路撒冷，聯合國分治方案裏是國際共管區；以色列建國後到1967年六天戰爭前；現狀

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控制區（紅色）被割裂得支離破碎，根本無法組成一個正常的國家

在1967年的六天戰爭中，以軍如願以償，把這些地方統統拿下，還拿下了西奈。但吃進了不等於能嚥下，西奈歸還給埃及了，加沙也歸還給巴勒斯坦了，不過約旦河西岸就不一樣了。不僅耶路撒冷完全在以色列控制之下，巴勒斯坦控制區域也被猶太人控制區分割得支離破碎，即使本來可以完全的區域也被猶太人控制的走廊人為割裂，巴勒斯坦人的日常工作、購物、看病、走親戚都要通過一道道以軍檢查哨，但猶太人穿越巴勒斯坦控制區則可以揚長而過。巴勒斯坦區也刻意被猶太人區擠向內地，與約旦隔開，確保對巴勒斯坦控制區的可靠包圍和分割。除了加沙和西奈之間的拉法口岸，巴勒斯坦沒有任何對外的口岸，巴勒斯坦人進出都必須通過以色列的口岸。

如果分成兩國，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將是互相隔離的兩塊國土，而約旦河西岸更是支離破碎的N塊國土，這肯定不是巴勒斯坦國可以接受的狀態。但要以色列放棄約旦河西岸的猶太人定居點又是不可能的。

更大的問題在於加沙。加沙只是因為巴勒斯坦人的聚居太密集，根本無法用猶太人定居點隔離開，才完整地交還給巴勒斯坦人。加沙的200萬人佔巴勒斯坦人口的40%，但由於加沙是完整和連貫的，加沙的政治影響很大。法塔赫只控制約旦河西岸，加沙在哈馬斯的控制之下。與以色列相對合作的法塔赫被哈馬斯指責為叛徒，法塔赫對加沙實際上已經失去控制。以巴即使分治為兩國，巴勒斯坦當局也無法控制最好戰的哈馬斯和加沙，實際上還是不管用。

即使不考慮這些因素，分治在歷史上就少有成功的例子，印度、巴基斯坦就是現成的失敗例子。分治造成了千百萬人的民族大遷徙，更是在分治的第一天就開始了印巴世仇的歷史。以巴即使分治成為兩國，而巴勒斯坦也確實成為正常國家，很難想象以巴之間會比印巴之間更加友善。也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以色列在口頭上“支持”兩國方案，在實際上盡一切可能確保巴勒斯坦不能成為正常國家，首先就是確保巴勒斯坦不能擁有自己的軍隊。沒錯，巴勒斯坦當局只有警察，而且編制、裝備、招募、訓練都由以色列控制，加沙的哈馬斯武裝力量則完全脱離巴勒斯坦當局的控制。

最大的問題是，聯合國只承認以色列在1967年之前的邊界，這是巴勒斯坦人建國的底線，但也是以色列完全不可能接受的。巴勒斯坦也需要一個首都。從一開始，阿拉法特就堅持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以色列則堅持耶路撒冷不可分割，必須完全在以色列控制之下。這是阿拉法特-巴拉克的戴維營會談失敗的直接原因之一。

王毅在通話中指出：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根本出路在於落實“兩國方案”。中方明天將在安理會主持召開有關巴以衝突的公開辯論會，期待各方能就此發出一致聲音。中方認為，安理會應對“兩國方案”進行再確認，敦促巴以雙方儘快在“兩國方案”基礎上重啓和談。中方將繼續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恢復民族合法權利的正義事業，堅定支持通過政治對話公正解決當前的問題，堅定支持聯合國以及阿拉伯國家聯盟、伊斯蘭合作組織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

注意，王毅的用詞是“落實兩國方案”，是要安理會再次確認兩國方案，也就是説，這並不是中國提出的，而是現有的，問題是兩國方案只是構想，並不具體。到底是從1967年邊界建立兩國，還是以巴勒斯坦當局現有控制區域建立兩國，這根本是完全不同的兩國。安理會也只有構想，並沒有確認到底是什麼樣的兩國。即使安理會確認了，是否能得到以巴的同意也是問題。

世界上無解的爭端有好多，克什米爾、巴斯克、北愛爾蘭、巴爾幹都是，但以巴無疑居首，還不止是地區性的，而是牽連了半個世界。不知道什麼時候人類智慧能解開這個死結，或許只有等人工智能了。中國願意在世界上起更大的領導作用，但中國並無興趣去包攬誰都解不開的死結。中國崛起無意承接Pax Britanica和Pax Americana的思維，充當世界警察。但在以巴問題上有所作為則是必要的。

中國並不是要包攬，而是要把以巴問題的主導權從美國轉移到聯合國，把國際問題國際化。這代表了中國發揮聯合國作用的呼籲不是説説而已，要把聯合國打造成為獨立的國際事務中心，在國際事務領導權上“去美國化”，以巴衝突是第一步，也是關鍵的切入點。美國的抵抗是必然的。把美國逼入守勢是奪走美國的戰略主動的第一步。

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也極大地削弱了美國領導的道德權威。以巴衝突已經進入第二個星期，美國在一週內連續三次阻止了安理會呼籲以巴立刻停火的聲明。第三次聲明由中國、挪威、突尼斯聯合起草，安理會的緊急公開會議也是中國、挪威、突尼斯聯合提議的。美國試圖阻止緊急公開會議召開，堅持要推遲到18日。土耳其以及阿拉伯國家忍無可忍，提出安理會再不開會，就要在聯大上解決。美國的否決權只有在安理會管用，在聯大上就沒用了。儘管聯大決議不像安理會決議那樣有約束力，對美國和以色列不利的聯大決議還是會帶來極大的被動。這樣，美國才被迫同意在16日開會。

美國的拖延戰術無疑是在為以色列爭取時間，但以色列不領情，公開宣稱作戰行動需要進行多久就進行多久，拒絕美國的停火壓力。拜登和布林肯在公開場合堅持以色列的自衞權，但對巴勒斯坦人的自衞權隻字不提。5月17日，布林肯羞羞答答提出巴勒斯坦人也有和平生存權，美國正在籌劃停火與解決方案，這與中國在聯合國的壓力是分不開的。

中國未必有現成的解決方案，但在更加中立、更有信譽的國際平台談判解決，為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加公正、公開、公理的談判平台，這是以巴問題重回解決的第一步。中國也是唯一有條件組織有意義的談判的國家。布林肯在以巴之間斡旋，實際上巴方只能與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當局接觸，而巴勒斯坦當局根本無力控制哈馬斯，所以這樣的斡旋註定沒有結果。歐洲國家也是有心無力，都因為把哈馬斯列為恐怖組織而無法與哈馬斯直接接觸。中國從未就哈馬斯的恐怖組織身份明確表態，因此聯繫的渠道反而是敞開的。俄羅斯都缺乏這樣的條件。敍利亞因素使得俄羅斯與什葉派的聯繫更加緊密，哈馬斯是遜尼派的。

在軍事上，以軍有能力摧毀一切已知的哈馬斯據點和地道，有能力消滅所有已知的哈馬斯指揮層與核心作戰力量，但這根本不解決問題。哈馬斯只會重新生長起來，以更兇狠、更有效的方式捲土重來。甚至哈馬斯不存在了，還會有新的反以色列軍事組織出現，哈馬斯本身就是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去勢”後產生的。以巴衝突70年的歷史反覆證明了這一點。用政治收買和上層路線也不解決問題，阿拉法特的最後年代被美以“去勢”了，巴勒斯坦當局始終只能“跛足統治”，更加激烈的哈馬斯正是這樣誕生的。原因很簡單，以色列在對抗的不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組織，不是一個羣體，而是一個思想。只要有存在的理由，思想是不能被消滅的。

以色列走上這條路也是猶太人內部鬥爭的結果。總有猶太人永遠齊心一致的説法，這是錯得離譜了。世界上就少有比猶太人更加爭執不休的民族。猶太人只有在外界施加的生死壓力下才齊心，迴歸以色列就是這樣的壓力造成的。歐洲排猶不是納粹時代才開始的，威尼斯共和國時代就開始有系統地排猶，19世紀末、20世紀初波蘭、烏克蘭、俄羅斯的排猶屠猶（音樂劇《屋頂上的提琴手》説的就是這段歷史）迫使大批猶太人逃往巴勒斯坦，獨立戰爭中的骨幹大部分來自這一代或者他們的第二代。納粹時代的排猶屠猶進一步強化了猶太人建立自己的國家的信念。從一開始，猶太復國主義就有不同的政治主張，很多方面甚至是不相容的，只有在建立猶太人的國家這一點上是一致的。

以色列建國後長期主導的工黨代表歐洲社會主義傾向，現在主政的利庫德集團則代表右翼政治傾向。兩派在以武促和上沒有分歧，在為以色列和猶太人爭取最大利益上更是一致，但工黨的目標是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和平協議，而利庫德集團的目標則是打得巴勒斯坦人不得不接受和平。兩派在國內政策上也有西方的工黨vs保守黨那樣的政見差異。

內坦尼雅胡領導利庫德集團已經有十幾年了，他也成為在任時間最長的以色列總理，任期已經超過開國總理本·古裏安。但從沙龍開始的強硬路線越來越走不下去，內坦尼亞胡的位置也越來越脆弱，過去三年裏已經四次大選，每次都以僵持和聯合政府告終，反映了以色列民意的深刻分裂。這與美國的民主黨vs共和黨的惡鬥很相似，導致的政治動盪和僵局也相似。

在這樣的惡鬥環境下，已經沒有中間派的空間了。內坦尼亞胡已經只有越來越向右走，才能固化他的支持者，保持只差一層紙的優勢。所以內坦尼亞胡政府支持右翼的猶太人定居者是政治上的必須，引發以巴衝突則是必然，而衝突壓縮了反對派的政治空間，得以繼續維持統治。這是以色列的國內政治怪圈。

中國對於影響以色列國內政治沒有興趣，但把以巴衝突國際化可能會迫使以色列國內政治轉向。以軍的倒行逆施甚至可能迫使歐美軍售有所顧忌。沙特的也門作戰已經引起歐美軍售的禁忌，對以色列軍售的壓力也會隨着以軍罔顧人道的暴行而增加。意大利港口工人已經拒絕為裝運運往以色列的軍火的船隻裝卸，其他歐洲國家也會面臨類似的國內壓力。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不會受到影響，但美國的孤立會壓縮美國的外交空間，尤其在穆斯林國家。有説法布林肯花了一個月唆使各國在新疆問題上對中國搞事，被以色列一個星期就攪黃了，還真是這麼回事。

新疆問題是歐美無事生非搞出來的。假的就是假的。中國沒有必要用以巴衝突轉移對新疆問題的壓力。中國的着眼點在於國際事務領導權的非美國化，這才是中國出手的意義。這不意味着中國提供解決方案，中國只是提供解決平台，國際事務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