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申國考辨及其相關問題_風聞

一、問題提出

兩週之際的申國因曾參與滅周及擁立平王等重大政治事件而備受史學界關注。但歷代文獻中關於申國地望所在有着不同記載，這便給學界探討與申國相關的歷史問題造成了極大困擾。少數學者認為周代僅有一個申國，或認為申在南陽，或認為申在信陽。顧鐵符為了調和文獻記載的矛盾，首先提出了南陽之申是西申，信陽之申是東申的二申説。一些學者贊同此説，但在二申所指上有不同見解，何浩贊同西申在南陽、東申在信陽的觀點。宋公文、李學勤、張曉軍等認為西申在西北，南申在南陽。還有學者支持三申説，但此觀點存在的分歧與二申説類似。艾延丁認為西申為申戎，周初始封於信陽的東申在宣王時一支改封於南陽，形成三申共存的局面。何浩又提出西周初確有二申，西北之申戎為西申，河南滎陽有北申，南陽之申為宣王時北申南遷而來。孫重恩、徐少華、趙燕姣等均認為宣王時期遷往南陽之申其本支在西北，楚國攻破南申之後，存在將其遺民遷往信陽形成東申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在南陽地區發現的仲爯父簋已證實南陽之申在當時被稱為南申，與《詩經·大雅·崧高》中周宣王徙封其舅申伯於南土的事蹟可相印證。如此，南陽之申並非西申，而所謂信陽之申又被多數學者認為年代晚於南申，則平王所奔之申似應為南申。但古本《竹書紀年》及清華簡《系年》中確有“平王奔（走）西申”的記載。因此，西申地望之所在自然成為首先需要探討的問題。

二、西申地望的考古證據

清代以前的學者罕見論及西申，到了20世紀初之後始多有關注。劉德岑、童書業均認為參與滅周及平王所奔之申為西申，石泉、晁福林等學者從之。他們雖認可西申的存在，但並未就其具體地望多作探討。顧頡剛較早以《史記·秦本紀》推測申國原在陝西西部，隨後蒙文通、李峯、徐少華等學者據《山海經·西山經》中有關“申山、上申之山、申首之山、申水”的記載，逐漸將西申的地望圈定在平涼、鎮原所處的涇河上游地區。

《國語·周語》載“齊、許、申、呂，由大姜”，申國為姜姓無疑。自古公亶父遷岐以來，姬姓周人與姜戎人羣逐漸走向聯合，結成“姬姜聯盟”。位於關中地區的劉家文化目前被認為是由姜戎人羣創造和使用的。因此，要追尋姜姓申國史蹟，涇河上游地區的劉家文化因素自然成為重要切入點。20世紀80年代，在涇河上游的崇信於家灣發掘一處商周時期墓地，其中7座墓帶有頭龕（圖一，1），且5座墓位緊鄰，似非偶然。雷興山曾區分頭龕與壁龕之別可能與族屬有關。換言之，頭龕的有無或許暗示族屬的不同。《周禮·地官·大司徒》“族墳墓”引鄭玄注“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我們認為於家灣墓地中存在類聚現象的頭龕墓主人並非姬姓周人，而應是來源於劉家文化的姜姓人羣的一支。

圖一 頭龕墓舉例

1.崇信於家灣M44 2.寶雞高家村M4 3.赤城香山寺84CXM1

關中地區先周時期諸考古學文化中，劉家文化頭龕墓極具特點。寶雞高家村19座劉家文化墓葬中有15座頭龕墓，扶風劉家墓地M49也有頭龕。胡嘉麟認為高家村墓的頭龕大小隨時間早晚逐漸變小，龕位由墓底漸升至略高於二層台。於家灣頭龕墓形制、龕位與高家村墓地年代最晚者相當（圖一，2），當是後者頭龕葬俗的延續。具有相同特點的頭龕墓還見於崇信縣以南的赤城香山寺，年代同為商末周初（圖一，3）。由此可見，至遲在商末，關中西部劉家文化姜姓人羣的一支，隨姬姓周人溯汧河而上進入涇河上游地區，並在崇信縣境內汭河畔的於家灣建立了據點。由於進入西周後，姬姜人羣在隨葬品和葬俗上逐漸趨同，以於家灣為代表的涇河上游西周早期墓中可能還有相當數量難以識別的姜姓人羣。

西周中期，周人在涇河上游的勢力已迅速衰退，僅在彭陽縣、崇信縣及靈台縣有少量墓葬點分佈。除於家灣頭龕墓外，靈台縣西嶺墓葬的發現為涇河上游地區姜姓人羣的存在提供了可靠的銘文材料。該墓所出西周中期銅簋內底有“呂姜作簋”四字銘文，可知作器人為呂國的姜姓女子。呂在先秦典籍中通常稱“甫”。《尚書·周書·呂刑》在《禮記·表記》中便被引作《甫刑》。《詩經·大雅·崧高》中提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詩經·王風·揚之水》又載“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詩經》相關記載表明申、呂兩國在周宣王時一同遷到南陽附近，周平王時還曾派人戍守成周以南的三個姜姓諸侯國。南遷後的呂國地望在南申國西邊不遠，即今南陽市以西約30公里處。李峯據《水經注》等文獻指出，涇河上游有兩條蒲河，且與西申所在的平涼地區都非常靠近。梁雲也認為不排除呂國在慶陽地區的可能。從呂姜簋出土地及文獻記載來看，西周時期在涇河上游地區很可能存在一個姜姓呂國。

涇河上游地區的西周晚期墓，目前發現不多。寧縣宇村墓除出土三件中原式青銅容器外，其餘隨葬品如小銅罐、銅虎、虎牌飾等均顯示出極強的北方文化風格。楊建華認為該墓是戎文化因素的代表。井中偉也認為該墓出土的日常生活用品和裝飾品更能彰顯其屬於北方文化系統，墓主可能是當地的羌戎貴族。此外，合水縣何家畔墓出土一件有銘銅鼎，銘文大意為器主伯碩父與姜姓申國聯姻，並負責管理赤戎及北方邊境民族事務。涇河上游已罕見典型的西周晚期周人墓葬，而像宇村墓那樣的戎狄文化人羣出現於此，表明周王朝已基本喪失了對這片區域的直接管控能力。《史記·秦本紀》記載孝王時“申駱重婚，西戎皆服”，申國在西戎中的威望可見一斑。何家畔墓隨葬有7鼎，等級較高，而極有可能為墓主的伯碩父能掌管北方戎狄事務，其聯姻對象很可能是西申。此外，在長武縣境內曾出土一件西周晚期銅鬲，銘文為“叔皇父作仲姜尊鬲”。伯碩父和叔皇父的夫人均為姜姓，或可説明這一時期以申國為首的姜姓人羣在涇河上游地區擁有強大勢力。

據統計，晚商時期典型的劉家文化（碾子坡類型除外）遺存點集中分佈於關中西部的寶雞、扶風一帶，寧夏固原地區與甘肅莊浪縣等地有少量發現，平涼地區僅見有零星遺物，表明當時的涇河上游並非劉家文化的中心區。如此，劉家文化人羣在商末周初自關中西部成規模地跟隨姬姓周人北上進入涇河上游是很值得關注的現象。從考古遺存來看，申、呂等姜姓人羣自商周之際起便活躍於涇河上游地區，且其文明發展程度已與姬姓周人無異。西周中晚期，隨着姬姓周人勢力逐漸退出涇河上游地區，以申、呂為首的姜姓人羣勢力則在這一地區發展起來，申國更是成為維繫西周政權與西北戎狄關係穩定的核心力量。

三、西申與南申的關係

既然西周時期在涇河上游地區極有可能存在一個申國，那麼其與南陽之申是何關係？以往雖有相關討論，但我們從西周至春秋時期的稱王銅器銘文中又找到了新的線索。

據《左傳》中楚文王“伐申”、“縣申”的記載，一般認為南陽之申亡於楚文王在位期間（公元前689～675年），屬於春秋早期晚段。然而，漢淮地區曾發現一批申氏銅器，年代晚到春秋中晚期。因此有學者推測楚文王伐申後，只是將其降為附庸東遷淮域，其國祚可能尚存。在這批銅器中，有兩件銅簠的作器者分別自稱“申王之孫”和“申文王之孫”（表一編號1、2）。另外，淅川下寺M10出土的一批鎛、鐘的作器者也自稱“呂王之孫”（表一編號3、4）。尹俊敏認為西周前期稱王者均指周王，西周中期後，諸侯也多稱王，叔姜簠銘文中的申王當系西周中期以後的某一代申國國君。徐少華指出叔姜器銘自稱“申王之孫”，“申王”之稱與文獻記載和此前出土銅器銘文並稱“申伯”、“南申伯”的材料有別，進而提出兩種可能，一是南土之“申”確曾一度稱王，與其同宗近鄰的呂國自稱“呂王”、“呂王之孫”的情況相同；二是申國並未稱王，叔姜器銘“申王”是其對先君的溢美之辭，是叔姜有意顯赫自己的家世。李學勤則持不同觀點，他認為申氏二簠銘文中所謂“王”均指楚王，“申（文）王之孫”實際上是指楚（文）王的子孫。蘇建洲還主張“申文王之孫”中“文”之諡號為楚王所賜。近來，田成方指出申氏二簠銘文中的“申（文）王”為申國國君，申國曾一度稱王，且有國君以“文”為諡，本文認可這一觀點。若認為州簠銘文中的“文王”為楚文王尚且可通，叔姜簠銘文已明證其作器者為申氏姜姓，因此將二簠銘文中的“王”釋讀為“楚王”未免過於牽強。還可為證的是，淅川下寺M7所出春秋中期東姬匜，作器者也自稱“宣王之孫，雝子之子”。兩週時期國君中稱宣王者共有4位，即周宣王、楚宣王、韓宣惠王、齊宣王，後三者均屬戰國時期，據此可知銘文中的宣王只能為周宣王，與楚王無涉。傳世銅器庚壺（《殷周金文集成》第9733號）銘文中，作為宋國公族的叔庚自稱“殷王之孫”也應出於相同的家世背景。庚壺年代在春秋晚期，東姬匜也與周宣王年代相隔一二百年。鎛、鍾作器者自稱“呂王之孫”，而自銘“呂王”的銅器僅見於西周晚期，二者年代亦有較大差距。由此可知，“某王之孫”未必是輩分關係的實指，更有可能強調的是作器者與其先祖的直系親緣關係。

西周初年，周王室“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春秋時雖王室衰微，但周文化核心區內的各諸侯國在名義上仍尊奉周室，最早僭用王號者已晚至戰國中期。目前所見春秋時期稱王器，除申、呂外，還有楚、徐、舒、吳、越等。其中，楚、越、徐等非華夏國君之所以稱王，是因為他們不守華夏禮制體系的緣故，有的還明顯出於與中原分庭抗禮的目的。吳國雖自稱姬姓，但其開國史很不清楚，文獻記載泰伯、仲雍皆“文身斷髮”，已經徹底“蠻化”了。可見，吳、楚這一類諸侯國雖然納入周王朝政治體系，但卻屬於不同的文化系統，其稱王是對原有政治體系的分裂。有學者認為申、呂二國稱王是受到楚國稱王的影響。首先，從銅器銘文來看，楚國真正稱王在春秋早期，而呂國稱王器的年代可早到西周晚期。再者，春秋時期楚國所滅鄰近之國達四十五國，為何偏偏只見申、呂二國稱王器。此外，申、呂二國與周王室關係之密切，《詩經·大雅·崧高》篇即為明證。《逸周書·世俘》記載武王伐紂時“呂他命伐越戲方”，呂氏還曾受穆王命制《呂刑》（《尚書·周書·呂刑》）。另外，據銅器銘文可知，來自申國的申季氏曾在王廷擔任要職，呂氏則多次參與周王室組織的戰役。因此，漢淮地區申、呂二國銅器銘文稱“王之孫”當不會是受楚國影響，而是另有原因。關於這一點，年代更早的西周時期稱王諸器可以為證。

從銅器銘文來看，西周時期稱王者見有呂、夨、錄、乖、豳、昆疕、買、等（表二）。王國維最早關注到這一現象，認為“蓋古者天澤之分未嚴，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王世民則主張西周金文中稱王的一些人物，應理解為同周天子並無受封和統屬關係的“他邦”君長。張政烺也傾向於“周時稱王者皆異姓之國，處邊遠之地，其與周之關係若即若離，時親時叛，而非周室封建之諸侯”。黃月認為周人在分封自己的懿親之前，還繼承了相當數量可能是異姓異族的族羣和邦國，周人要繼續利用這些“服國”進行統治，承認他們對原有人羣、地域的統治，包括承認他們原有的本地、本族羣中稱“王”的傳統。以上學者雖在這些稱王族羣與周王之關係上存在分歧，但均認可稱王者為異族的觀點。不過目前來看，學術界基本認可夨為姬姓而非姜姓，這表明姬姓亦有稱王現象。豳王也似為姬姓（見表二編號11）。豳地本是周人老家，或許古公亶父遷岐時只是帶走了姬姓人羣的一支，仍有部分姬姓人羣留居豳地，與戎狄雜處。因此，對於稱王者族姓的探討還有待深入。

説明：1.《集成》系《殷周金文集成》省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華書局，1984～1994年。2.《新收》系《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省稱，鍾柏生、陳昭容等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3.《陝集》系《陝西金文集成》省稱，張天恩主編，三秦出版社，2016年。

這些西周時期稱王的族羣，其地望大體可考。夨王器多見於寶雞鳳翔一帶（見表二編號4、6、7），其他夨國銅器也主要分佈於渭水上游的汧河流域。豳王器雖出於乾縣和眉縣，但豳地一般認為在旬邑地區。乖、二族銅器分別發現於涇河上游靈台地區的姚家河和白草坡墓地。伯諸器則出土於扶風地區。可見，西周時期凡出土涉及稱王族羣的有銘銅器地點或該族羣地望明確者均位於涇河及渭河中上游地區，而出土地點不明確的幾例稱王器，其族羣也很可能分佈於這一片區域。

地處涇渭中上游的稱王族羣與東方漢淮區域的楚、徐這一類稱王族羣相比，其稱王的性質顯然有所不同。從年代上看，這批稱王銅器從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均有發現，因而不可將其看作是西周王室衰微後對周王王權的僭越與挑戰。從地域上看，這部分稱王族羣緊鄰宗周王畿區，卻能與周王室相安無事，似乎其稱王得到周王室的默許。從銘文內容看，這些稱王族羣與周王室關係極為密切。呂氏為最早與姬姓周人結盟的姜姓人羣自不必説。錄伯自其祖輩便與周王室關係密切，其本人曾率王師討伐淮夷、戎人。豳地則駐紮有周人軍隊（善鼎，《集成》第2820號）。乖伯曾被周王召見並饋贈禮物（乖伯簋，《集成》第4331號），李學勤認為乖是周的屬邦。夨國與王畿內的散氏（散伯簋，《集成》第3777～3780號；散伯匜，《集成》第10193號）、鄭姜氏均有聯姻。陳昭容認為，夨國與散氏有土地糾紛時也以夨王名稱進行土地勘查立約等正式法律程序，看來其雖然處於汧河流域，為宗周之邊陲，卻熟悉西周的制度事務，並非是邊陲自大的夷狄尊長，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王震中提出，上古時期王的稱謂存在兩個層次，首為代表包括中央王朝和地方勢力在內的複合制國家最高首領，是天下之王，體現的是天下共主的地位，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大多數王都是指作為天下共主的商、周王朝的王；極少數的王只是邊遠地區原有邦國沿襲舊稱而已，稱王僅屬傳統習慣的延續。《尚書·周書·牧誓》記載，武王在牧野盟誓時曾提到“嗟！我友邦冢君……”，《錄伯簋》銘曰“……錄伯，自乃祖考，有爵於周邦……”，《乖伯簋》銘曰“……乃祖克□先王，異自它邦……”。因此，我們更傾向於認為這些稱王族羣原本是在武王滅商之前即與姬周結盟的他邦之國。因其在周初分封之前已有稱王舊俗，故而未被納入到西周王朝的分封體系之中。這些友邦之君雖稱王，但仍尊奉周人的盟主地位，並與周王室保持密切的同盟關係。

上文分析表明，西周時期凡稱王之族羣均位於宗周以北、以西的涇、渭中上游地區，其中就有西周晚期稱王的呂國。而西周晚期遷徙到漢淮地區的申、呂二國，其後裔自稱為“申王之孫”、“呂王之孫”。將兩地的稱王器聯繫起來，基本可以確認早期申、呂二國的地望就在涇河上游地區。換言之，早期的申國不在信陽，更不會在成周王畿內，直到西周晚期宣王時西申的一支才被遷封於南陽，建立了南申國。

四、申國南遷的背景

關於申、呂南遷背景，應從西周歷史發展的大環境加以考察。西周早期，周人經略重心主要在東土與南土，昭王南征雖然失敗，但從金文材料來看，其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南土極少發生戰事。由於周人在南土的擴張勢頭被遏制，自西周中期穆王開始，周王室便試圖在宗周以西以北地區有所進取，但成效並不顯著，反而陷入了與西北戎狄無休止的戰爭中，並逐漸喪失了對涇河上游的有效控制。到西周晚期時，周人不但要應對西北戎狄的侵擾，還面臨着南土夷人的叛亂，陷入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為扭轉這種不利局面，宣王時期曾有一系列的遷封舉措，而申、呂南遷當是在這個歷史大背景下進行的。

根據四十二年逨鼎銘文記載，宣王曾“令長父侯於楊”。早期楊國為姞姓，位於臨汾盆地北端、霍山以南的洪洞縣永凝堡一帶，長父之封可能是二次分封。從作器者逨曾協助長父討伐獫狁來看，分封楊國很可能與抵禦獫狁入侵有關。而另外兩個可能為宣王時期遷封的國家，分別為位於韓城梁帶村的芮國和三門峽上村嶺的虢國，其地理位置也頗值得思考。虢季子白盤銘文（《集成》第10173號）顯示，作器者虢季子白曾“搏伐獫狁，於洛之陽”。李峯推測這次戰役的地理位置很可能位於甘泉以北的洛河上游或大荔附近的洛河下游。由此看來，洛河流域在宣王時期極有可能成為獫狁入侵的又一條通道。而芮國徙封的韓城梁帶村正好處在洛河下游以東、黃河以西這片極為開闊的平坦地帶的最北部，與韓城隔黃河相望的則正是同樣極易受到獫狁攻擊的汾水流域入河口。虢氏一族自西周中期晚段起便長期擔任着與戎人作戰的重任。雖沒有直接證據表明虢國的東遷與抗擊獫狁有關，但虢國徙封的三門峽上村嶺一帶，地理位置極為重要：一方面可以防止連接宗周與成周之間的交通路線被切斷；另一方面，若洛河下游和晉南地區受到獫狁入侵，近鄰虢國亦可提供有效的支援。

一般認為，宣王時期申、呂南遷可能是為了填補南土鄂侯馭方叛亂之後造成的權力真空。考古發現表明，西周早期的鄂國位於湖北隨州市羊子山一帶。有學者指出，周厲王平定鄂侯馭方叛亂後，將鄂國從隨州北遷到南陽盆地，申伯封於南陽的最初目的可能是為了監視鄂人。但從新近公佈的南陽夏餉鋪墓地來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國很可能為姬姓封國，若此，則鄂的改封與申、呂的南遷應是彼此關聯的政治考量。

值得考慮的是，若西北地區長期遭受獫狁的入侵，為何還要將與當地戎狄族羣關係密切的申國遷封到南陽地區？《詩經·小雅·六月》記載宣王時曾有過一次針對獫狁的戰爭，而兮甲盤銘文（《集成》第10174號）和今本《竹書紀年》可證這次戰爭發生在宣王五年。當時宣王親征並大敗獫狁，一直追擊獫狁至太原（今固原）地區。在擊敗獫狁後的兩年間（今本《竹書紀年》），宣王先命召公平定淮夷，並親征徐戎（《詩經·大雅·常武》），後又命申伯遷封南土（《詩經·大雅·崧高》）。由於今本《竹書紀年》關於宣王五年伐獫狁的時間記載與兮甲盤銘文完全相同，我們便沒有理由懷疑今本《竹書紀年》有關宣王徵南土及徙封申伯的年代記載存在問題。那麼從時間上看，以上三件大事之間似乎可以建立起如下的聯繫。在宣王五年大勝獫狁之後，周王室或許認為獫狁對西北的威脅已經解除。為了防止涇河上游權勢日增的西申威脅到宗周地區的安全，宣王七年便將西申的一支徙封到南陽盆地，一方面藉機削弱西申的勢力，另一方面也可鞏固此前一年在南土取得的戰果。如此，則宣王時期實施的這一系列遷封活動，應是為了應對當時周王朝地緣政治格局變化而做出的主動性調整。這與西周滅亡前夕，鄭國這一類國家因“王室多故，懼及焉”（《國語·鄭語》）而被迫東遷的行為有着本質的區別。

附記：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考古視野下早期中國銅鉞與王權研究”（批准號18BKG013）的階段性成果。寫作中得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李峯教授的幫助，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