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爭霸，搶錢、搶地、搶資源，都不如搶人！_風聞

“我們決定在這十年間登月。不是因為它簡單，而是因為它困難。”

作 者丨安小曼

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原創文章，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正式批准該計劃之前，杜魯門曾猶豫不決長達16個月。多年後，在他回憶中對外透露，他當時一點也不願意批准這個計劃，“只是因為與蘇聯的關係，必須這樣做”。

1969 年 7 月 16 日，全世界被一個大消息點燃。

當天，受蘇聯搶先將人類送上太空刺激的美國，亮出它卧薪嚐膽 8 年之久的“復仇大計”——將土星 5 號超重型運載火箭承載的阿波羅 11 號飛船，從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點火升空，開始了人類首次登月的太空征程。

5天后，宇航員之一的尼爾·奧爾登·阿姆斯特朗，在駕駛阿波羅 11 號宇宙飛船完成38萬公里的征程之後，走出艙門於月球表面留下了那句名言:

“我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

這次人類登月，是美國的偉大勝利，也成為美蘇冷戰時期科技與太空競賽的重要分水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邊的共產主義與西方的資本主義分隔成兩個超級大陣營，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就開始了，而且你追我趕，曠日持久。

1949年8月29日凌晨4時，蘇聯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從此，蘇聯人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成為世界上第二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

次年，為保持領先優勢的美國決定製造威力更強的氫彈，並於1952年11月1日，率先完成了1000萬噸TNT當量的氫彈試驗。

緊接着，1954年3月1日，美國又成功引爆了第一枚實用型氫彈，威力是廣島原子彈的500倍。這也是當時人類歷史上威力最大的武器實驗。

但蘇聯不服氣，於1953年8月12日，試爆了第一顆氫彈……

武器之爭的同時，蘇聯還把軍備競賽推向航天領域。

1957年10月4日晚10時28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衞星、蘇聯自行研製的“斯普特尼克1號”（Sputnik-1）升空。將其送入太空的，是R-7洲際彈道導彈。

蘇聯人為他們的成就自豪歡呼，美國電台的廣播員沮喪地説，“因為蘇聯，ICBM（洲際彈道導彈）這個陌生的名詞突然間像‘吸塵器’一樣家喻户曉。”

人類歷史上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第一顆人造衞星……這些奇蹟的創造者都是蘇聯，這讓美國人感到很挫敗。

同時，由R-7洲際彈道導彈衍生出來的R-7火箭，也讓蘇聯擁有了更強的軍事力量——這種火箭可以瞬間把一枚氫彈運送到8000千米以外的地方，打到美國本土。

美國記者在採訪時，曾問時任總統艾森豪威爾：“總統先生，你是否認為蘇聯衞星對我國安全構成威脅？”他面露難堪地答道：

“就衞星發射本身來説，它的確證實了蘇聯人已擁有對我國造成重大威脅的火箭。”

這種令美國總統感到難堪的狀況，在此後幾年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持續加劇。

Sputnik-1升空一個月後，在美國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蘇聯又發射了第二枚人造衞星。這一次還搭載了一位乘客——小狗萊卡，這是人類首次將生物體送入太空。

是可忍孰不可忍。美國人開始發狠，決定奮起趕超。

Sputnik-1發射4個月後，美國成功發射了探險者1號。之後，美國又秘密制定了野心勃勃的“水星計劃”，打算用最快的速度把人送上天……

但蘇聯還是搶了先。

1961年4月12日，蘇聯宇航員尤里·加加林乘坐東方1號宇宙飛船，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載人宇宙飛行，他也因此成為第一個看到地球全貌的人類。而美國將宇航員送入太空，比蘇聯慢了3個星期……

美國人逐漸變得焦慮，於是決定幹一票更大的。

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上任次年宣佈了一個大膽的決定：美國會在1970年之前將宇航員送上月球。

肯尼迪在演講中説：“我們決定在這十年間登月。不是因為它簡單，而是因為它困難。”他立下宏志，美國必須在“這片新的海洋中揚起風帆”，必須成為“世界上主要的航天大國”。

第二年，阿波羅計劃誕生，成為美國真正在“這片新的海洋中揚起風帆”的標誌；8年後，阿波羅11號登上月球表面。

阿波羅號登月時，蘇聯的航天技術進入了瓶頸期——其航天領域的核心人物、R-7火箭的領導設計者——科羅廖夫已經去世。面對美國的迎頭趕上，蘇聯顯得疲軟無力。

也許連美國也沒有想到，為了迎接蘇聯挑戰而誕生的“阿波羅計劃”，不僅為其帶來了軍備競賽中的勝利曙光，甚至引發了美國的新技術革命，改寫了整個國家的命運。

阿波羅計劃成功後，風光無限的美國立刻成為大家競相合作的對象。由於美國迅速在空間技術方面走在前列，大家都想從美國的航天、氣象和通信衞星中得到好處，這不僅拉近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還刺激了他們的經濟合作。

但鮮為人知的是，給美國國運帶來巨大改變的，竟是一個德國人。

送阿波羅11號上天的，是土星5號火箭。這枚火箭的總設計師馮·布勞恩，被NASA（美國航空航天局）形容為“史上最偉大的火箭科學家”。

布勞恩的“偉大”，並不僅體現在他發明的火箭把阿波羅送上了月球。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在火箭領域頗有建樹的德國火箭專家，布勞恩效力於希特勒。在希特勒麾下，布勞恩發明了當時世界上第一種投入實戰的彈道導彈V-2，並因此獲得希特勒授予的榮譽稱號。面對這種殺傷力強大的武器，法國、英國、比利時……無一倖免。

一個原本應面臨審判的納粹戰犯，為何來到美國成為最偉大的火箭專家，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寫了一個國家的命運？

時間還要回到二戰時候。

1945年4月，面對盟軍勢如破竹的攻勢，希特勒開槍自殺，納粹時代終結。

希特勒剛死，遠在阿爾卑斯山的布勞恩，就召集當時的團隊，在一間農舍裏召開秘密會議。

布勞恩説：“為實現星際旅行的理想，多年來我們歷經了千辛萬苦，我們有義務保存自己，保存這一份最寶貴的知識財富。”

“我堅信，將來首先成功到達外層空間的必定是我們！”

那個時候，布勞恩已經決定投靠最能保護自己的人，而那些藏在廢棄礦井中，重達14噸的圖紙和數據，是他未來投靠的籌碼。

1945年5月2日，還在美國深造的錢學森，追隨導師前往歐洲前線，攻入巴伐利亞山區後，俘獲了一名叫馬格努斯的火箭工程師。

審問時，馬格努斯用並不流利的英文，對錢學森説出了一句至關重要的話：“我的哥哥馮·布勞恩，發明了V-2導彈，我們都想向你們投降”。

錢學森當然知道馮·布勞恩——這個人在美國政府秘密發起的“回形針行動”名單中位居首列。

錢學森俘獲馬格努斯時，“回形針行動”的代號還是 “烏雲行動”，這是一場美國對納粹德國先進武器裝備及其技術人員的爭奪計劃。

有統計説，二戰剛結束時，美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大概落後德國10年。

德國當時的武器和武器系統有多先進？不僅製造出第一架作戰戰鬥機、第一種火箭動力飛機、第一枚空對空導彈、第一款高級反坦克武器……實驗室、車間、飛機部件、發動機和風洞的規模以及技術水平也都超過英美。

這些還只是次要的，德國科學家“比所有其他國家都領先很多年”。

儘管美國軍方希望吸納德國的技術人員為自己服務，但國內反對納粹的聲音強烈，美軍不得不把“烏雲行動”代號改為“回形針行動”。

1945年7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正式通過了“回形針行動”計劃，第一批120名精挑細選的德國科學家，獲准前往美國。

他們之中，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或候選人、頂級化學家和物理學家，以及導彈、燃料、原子能、軍事、電子和生物戰方面的專家，還有“在任何領域具有傑出能力的科學家、具有傑出或不同尋常的科學或技術性知識成就的人”。

此外，美國還輕易得到了納粹頭子戈林領導的布倫瑞克空軍研究所重達1500噸的成套儀器，以及超過300萬份秘密研究資料。這促使美國對德國V-2導彈地下工廠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洗劫——僅設備和資料，就裝了滿滿300個火車車廂和13艘輪船。

兩個月後，第一批德國科學家中的7名火箭科學家抵達位於波士頓港長島的斯特朗堡，這便是布勞恩和他的團隊。隨後，他們又被帶到試驗場作為“戰爭部特別僱員”，協助美國陸軍進行火箭試驗，這便是布勞恩後來發明土星5號的伏筆。

到1947年，共有1600名德國科學家和具有專業技能的人才抵達美國。美國空軍上校麥考伊在給華盛頓空軍情報局的一封信中寫道：

美國國內，尤其是政府機構內部，科技人員嚴重短缺。德國科技人才成為空軍研發計劃中必要、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因素。

事實上，回形針計劃名單上很多人都是納粹戰犯，這些人慾通過該計劃逃避戰爭審判。因此，在正式批准該計劃之前，美國時任總統杜魯門猶豫不決長達16個月。

1963年，杜魯門在行動結束多年後回憶，他一點也不願意批准回形針計劃，“只是因為與蘇聯的關係，必須這樣做”。

蘇聯同樣不得不這樣做。只可惜，人才的爭奪，晚一步，都不行。

當時，歐洲戰事結束後，大約只有39名德國科學家為蘇聯效力。直到1946年10月，美國的“回形針行動”開始一年多後，蘇聯的“奧薩瓦根行動”才正式誕生。

雖然“奧薩瓦根行動”一夜間為蘇聯招募了2000多名德國的技術人才，在數量上超越美國，但大都是被挑剩的。

最初為蘇聯軍備競賽贏得勝利的R-7火箭設計師科羅廖夫，是地地道道的蘇聯人，而研製出美國第一枚彈道導彈“紅石”，發明了搭載探險者1號的Jupiter-C火箭，帶領美國航天事業窮追不捨，直到後來研製出土星5號，最終實現阿波羅號登月任務的馮·布勞恩，卻是美國搶來的德國人。

有人説，投靠美國無疑是布勞恩人生中做出的最正確決定之一，就像他當初期待的那樣，星際旅行的理想終於實現了。

但美國當時實行“回形針行動”的首要目的，是發展軍事力量，而不是發展航天科技。布勞恩看似光鮮的背後，是他航天夢想長久的沉寂，十幾年時間一直被美國軍方死死地鉗制着。

直到蘇聯的第一枚人造衞星昇天，改變了一切。

1955年，時任美國陸軍彈道導彈局發展主管的馮·布勞恩，繞開美國軍方，出現在了迪士尼製作的特別節目中。

這位導彈專家，身穿灰色西裝，頭髮梳得一絲不苟，帶着德國口音，用一系列模型和插圖向觀眾解釋美國人將如何到達月球。

他鄭重其事道：“明亮的地球身處茫茫的黑暗宇宙之中，我們得征服太空，否則或許某個不友善的國家會去的。”

這個名為《人與月亮》的特別節目，佔據黃金時段，成功吸引了4000萬觀眾。在那不久前，迪士尼樂園剛剛開業，成為兒童和年輕人的天堂，如今也成了布勞恩造夢的天堂。

在利用迪士尼向公眾推銷太空夢想之前，美國軍方從未正視過布勞恩的太空夢想。

從1945年底開始，布勞恩和他的火箭科學家小組作為“戰爭部特別僱員”以來，一直協助美國陸軍進行火箭試驗。他們參與了布利斯堡導彈開發行動，研製出美國第一枚彈道導彈“紅石”。

在美軍心中，布勞恩的價值就是製造火箭，保證軍事力量，而不是搞什麼航天科技。

布勞恩的手下曾向他抱怨美國軍方：“我們的項目沒有優先權，他們把資金用在別處，現在甚至還削減我們開發導彈的資金。這種情況下，你怎麼可能説服他們讓我們發射人造衞星？”

公眾的影響力是巨大的，迪士尼節目播出後，美國軍方被説服了，他們宣稱開始發展民用科學衞星計劃。

然而，布勞恩很快又遭遇新的阻礙。

1955年8月3日，美國海軍在五角大樓召開會議。有人強烈反對布勞恩參與：以納粹V-2導彈為基礎，改進發展成新的火箭，美國的人造衞星計劃，應該是百分之百的美國製造。

一切回到原點，布勞恩提出的航天夢想，自己卻無法參與。就在他焦頭爛額時，蘇聯的競爭對手卻即將取得重大突破。

1956年2月27日，科羅廖夫向前來參觀的蘇總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展示了他的R-7火箭原尺寸模型，“它起飛重量267噸，最大起飛推力486噸。”

“換算成馬力大概是多少？”赫魯曉夫關切地問。

“大約是640萬馬力”。得到回答後的赫魯曉夫甚為滿意，轉身對現場所有的人説：“我們要投入大規模生產，就像生產香腸那樣，大量製造！”

緊接着，科羅廖夫把赫魯曉夫引薦到另一個車間，帶他參觀一幅畫——Sputnik-1的7倍縮小設計圖，“R-7不僅能運輸彈頭，還能把人造衞星送上天，它能為我們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和軍事歷史方面一樣巨大的進步。”

“但這會影響導彈項目的進度”，赫魯曉夫有些遲疑。

“總書記，美國人正花費數百萬美元研究這個項目，一旦R-7研製成功，我們只需將彈頭換成衞星再發射升空就行了。”科羅廖夫已聽説美國公開的民用科學衞星計劃，他想以此説服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不再猶豫：“科羅廖夫，你要保證計劃能夠成功！”

科羅廖夫並不知道，他遠在美國的競爭對手布勞恩，在美國航天項目中連參與的權利都沒有。

1956年9月20日，卡納維拉爾角，布勞恩的新型火箭Jupiter-C已研發完畢，雖然推力不及科羅廖夫的R-7，但已足夠發射一枚小型衞星。

然而，發射測試當天，布勞恩需要接受五角大樓的人來監督全過程——他們要防止布勞恩利用火箭發射衞星。Jupiter-C的發射非常順利，布勞恩和他的團隊歡呼雀躍，他們迫切地希望華盛頓知道這枚火箭的真實威力。

此時，科羅廖夫還在試製生產階段，直到1957年5月20日，R-7才進行第一次測試，比布勞恩的Jupiter-C晚了整整8個月。

在這次測試中，R-7升空90秒後就爆炸解體，以失敗告終。4個多月後的一天，R-7載着Sputnik-1衞星順利升空，成為首個進入地球軌道的人造物體。

這是R-7測試6次後的結果。

科羅廖夫十分幸運，即便從一開始就進度落後，即便失敗多次，但因為有赫魯曉夫的全力支持，蘇聯成為第一個把人造物體送入太空的國家，科羅廖夫成為率先實現太空夢想的科學家。

萬里之外的布勞恩失落至極，因為他早在一年前就可以利用Jupiter-C送衞星上天。

諷刺的是，在蘇聯首枚人造衞星震撼全球后，即便艾森豪威爾被記者當面給了難堪，即便全美的民族自豪感大大受挫，美軍仍沒給布勞恩最大的科研空間。

接下來，布勞恩開始和美國海軍的博弈——雖然布勞恩獲准了發射人造衞星，但美國海軍堅持第一枚衞星要由他們來發射，並取名先鋒號。

與此同時，布勞恩只有幾個星期的時間研製衞星。他的兩個科學傢伙伴前來助陣，負責設計衞星上的儀器，布勞恩為這枚人造衞星取名——探險者1號。

為了挽回面子，美國海軍拼命趕進度發射衞星。火箭壓根未做過測試，但媒體都宣稱這次發射將是史上規模最大的電視直播。

發射當天，美國海軍的火箭從發射台升空後不久起火爆炸。唯一倖存下來的就只有人造衞星先鋒號，它躺在附近的地面上開始傳送訊息。

1958年1月31日晚上10時48分，在科羅廖夫的Sputnik-1發射四個月後，布勞恩的Jupiter-C載着探險者1號升入太空。

一個多小時後，衞星從預定的地球軌道傳來信號，布勞恩和他的團隊興奮地擁抱在一起。這一刻的到來，實屬不易。

此後，無論是把第一個美國人送上太空的水星計劃，還是把第一個美國人送上月球的阿波羅計劃，布勞恩都成了絕對重要的領導者和參與者。

“回形針行動”中的德國科學家們，也開始被美國真正重視起來。

美國“土星火箭之父”亞瑟·魯道夫、美國“航天醫學之父”休伯特斯·斯特拉德霍爾德、美國“生物武器爆破專家”唐納德·福爾克納……這些為美國科技貢獻重要力量的科學家，無一例外都來自“回形針行動”。

美國對人才的重視和利用，劃出了一個時代的分水嶺。

利用人才強大國家，是二戰以後每個國家都在努力的事。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科技力量薄弱。中國政府全力動員在外留學的科學家回國，參與祖國建設，錢學森、鄧稼先、錢三強、梁思禮、華羅庚、朱光亞等一大批科學家，放棄了在國外的優厚待遇，衝破各種阻力，毅然回國。

如今，大國博弈再現，美國對中國各種圍追堵截，甚至把敵對情緒從中國擴散至所有在美華人。而事實上，美國科技能有今天，華人功不可沒。

從美國歸國創業，推動我國半導體設備發展的中微公司創辦人尹志堯就曾在接受訪問時説，他在英特爾工作時，英特爾研究所的組長、經理，全部都是華人，真正從事技術研發都是中國人。比如，5nm以及3nm的三極管結構，也都是由華人教授胡正明提出來的。

除了芯片，全球頂尖材料專家的前六名也都是華人，且大都是從中國的大學走出去的。

中國也正為全球人才尤其海外留學生提供着史上最好的創業發展環境與支持。回望歷史看現在，當前，也許是中國更進一步引進海外人才的好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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