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企業家社會_風聞

改革開放後的前30年，是“商業家的英雄年代”，也可視為“企業家個人英雄年代”。

這一時期的企業家知道，如何把已經成熟的技術轉化為經濟效益，讓製造成為事業。如今的大企業大多都是這期間創立或壯大起來的。

對人數眾多的生產型企業來説，最需要的是做好規劃、計劃和佈局，也就是盡力做好大家“已經知道的事情”，洞察市場需求，佔領先機。

即使在這期間，把一羣人組織起來持續做好工作的能力 —— 管理能力——也非常重要。若果沒有管理能力，再偉大的商人，不管他多麼渴望成為大亨，也難成大事。

想成為大企業擁有者和負責人的人比比皆是，最後命中無緣者倒是更多。企業家精神——創造全新的、與眾不同的事物的能力，才是國家和社會最需要的。

自10年前開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大大小小的中小私人企業紛紛走上舞台，不斷向傳統大企業發起各種挑戰，不斷蠶食那些自以為是的大企業的市場份額，迫使諸多大型組織不斷瘦身減肥，喪失了大量就業機會，最大量新增就業機會基本來自廣大中小企業。其中，有1/3左右都是近些年新成立的私人小企業。

國家再次邁進一個高揚企業家精神的年代。但之後30年至50年的企業家精神，跟前30年完全不同。

以往的企業家精神，強調個人經營管理企業的能力。現在強調的則是，創造新事業並領導指揮一個組織的能力。新企業家是那些需要以前30年奠定的管理知識為基礎，建立新的創業結構的人。

今後，企業界人士必須學會許多新能力，本質上都是一種企業家精神。這些能力一般必須通過進入管理層或在管理層指導下進行專門的訓練，通常是在一個規模較大且組織相對複雜的管理層。

知識已成為核心經濟資源。

系統地汲取知識也就是有組織地正規教育，已取代通過傳統學徒制獲得經驗，成為產出及組織績效的基礎。管理者的生產力取決於他將概念、思想、理論付諸實踐的能力，而主要不是通過經驗獲得技能。

新技術不再純粹源自“科學”，而是源自以知識為主、進行系統化研究的所有領域。

許多新技術並非新知識，而是新認知，即把以往沒有想過要放在一起的東西集成起來。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認知通常會比新事物或新構想具有更大影響力。

技術專家通常無法做好技術及技術變化的社會分析，像企業家一樣思考並能提出特定社會問題解決方案的人，能把分析做到最好。

二戰後20多年的英國，從技術上看沒有哪個國家比它做得更好。不過，英國卻沒能從那些精心栽培的技術中得到很大收穫。儘管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不止一個，但不瞭解市場、對市場動態關注不夠顯然是一個主要因素。

市場營銷可以讓技術轉化為經濟效益，早就得到證實。二戰後的美國，在市場營銷方面遠勝歐洲一籌。

單純從營銷視角看，無論產品還是企業，對客户的重要性皆微不足道，或者客户根本無暇關心。客户只對滿足自己需求的東西、事物感興趣，只關心自己的需求和期望是否得到了滿足。

企業界人士必須學會把“營銷”作為創新的力量來實踐。

他們必須知道，真正的新事物通常無法滿足業已存在的需求，而是創造新期望。新技術總是需要新市場，而在新需求產生之前甚至沒有人會想到這一點。企業家實踐也是如此。

新技術只是一項潛力。把潛力轉化為效益的是營銷，尤其是創新性營銷。唯有在嚴重短缺的情況下，產品和服務才不需要營銷。如今有什麼是短缺的呢？

只有創新性營銷，才能為客户創造新認知，讓客户通過購買新產品、新服務來擴大視野，提高期望和願景，並獲得新的滿足感。

經濟價值的增加，指的不是原有需求和慾望的更大滿足，而是指新的選擇，以及不斷增長的期望與願景，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營銷的效果。

讓技術變革富有經濟價值，即意味着技術可以更好第滿足人類的需求和慾望。

長期以來趨於分裂的受科學訓練的世界和受人文訓練的世界將再次攜起手來，意味着技術不再與文化分開，而是成為文化的有機構成。

過去40年，我們大體學會了如何為發揮共同績效增強組織能力，如何利用組織高效完成“已經知道該如何做好的”事情，是一個巨大的社會進步，也是社會賴以生存的基礎。現在，則必須讓組織能夠創新起來。需要創新能力，並把創新能力嵌入經濟。

組織要創新，就需要進行重大變革。

創新型組織必須有別於以往的管理型組織。管理型組織負責開發利用既有資源，可以調整、擴展、改進，卻難以真正創新。

一個創新型組織需要不同的人際關係結構，是團隊式組織，而非命令性組織，它既需要人際關係上的彈性，也必須有紀律、權威，有人決策。

創新型組織需要最高層人士善於擁抱新事物，鼓勵成員提出新構想，把儘可能多的想法轉變成有效、有目的地推動工作的正式提案。

管理型組織設法將可能的損失降到最低，創新型組織則必須把可能的效益最大化。

最近30年，見證了國家一個重要的人口變化，經歷由工業化前期進入到工業化世界的巨大轉變，其中以各區域大城市最為明顯。工業化前期的農村人口大量湧進城市，從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到南京、杭州、武漢、成都、西安等等都有這種現象。

就像1960-1970年代前後的“嬰兒潮”一樣，巨大的“遷移”大潮或許也只是短暫現象。

農村新生勞動力增長趨勢已經大幅度下降，城市正在分化。事實上，有些超大城市已經容納了過多工業化前期的農業剩餘勞動力。

年輕人接受的正規教育時間普遍延長後，這些人只適合從事“知識工作”或“技術性工作”，在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特別是在工廠勞動力方面早在15年前就已經面臨短缺。

受過中等以上正規學校教育的老年人口正迅速增多，似乎少有人意識到這種轉變的速度有多快，影響有多廣。即使延遲退休也只能緩解，而非根本解決之道。所有發達國家所面臨的的社會挑戰，已是前車之鑑。

唯有創新，包括社會創新。弘揚新企業家精神，全面提高知識工作者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