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上的SOS：印度民眾在線上開闢疫情救助“生命線”_風聞

來源：澎湃新聞

5人蔘與4評論“請為我在巴雷利的祖母提供一張供氧病牀。她的血氧飽和度在78%-80%之間，並且還在下降。”

印度時間5月5日凌晨2時9分，一位名為“草莓玉米片”的推特用户發佈了一條為其在印度的祖母尋氧的信息，並附上了“印度新冠緊急情況”“新冠救助”標籤。

推特用户“草莓玉米片”（@TaroKaJahaan）發佈的求助信息。

對於身在異國無法照顧祖母的“草莓玉米片”來説，求助後的每一秒都心急如焚。

“請大家救救我的祖母，她已經處於昏迷狀態，年紀在70歲左右！請您幫幫我！”

“有醫院能提供救護車嗎？我不住在印度，但我們祖母還在那兒，需要氧氣！”

“我止不住地哭，請為我的祖母提供氧氣。”

在首條求助信息發佈後不到一分鐘，她又接連發出了上面三條信息。

終於，在求氧需求發佈約一個半小時後，“草莓玉米片”鬆了口氣。“我們找到了一個氧氣瓶，祖母現在感覺好多了，血氧飽和度穩定在84左右。”

那一晚，“草莓玉米片”連續發佈了8條求助推文，轉發量超過200次，均遠超其平日的情況。所幸的是，在網友提供醫療線索下，她祖母的健康狀態也逐漸好轉。

今年4月，第二波疫情如海嘯一般席捲印度。在這一嚴峻時期，氧氣瓶、ICU（重症監護）病房、呼吸機均成為印度國內最為稀缺的救命資源。當多次線下尋求無果後，許多無助的印度人像“草莓玉米片”一樣，將最後一絲希望寄託於社交媒體平台上的“陌生人”。

自第二波疫情以來，社交媒體上每日都會新增成千上萬條印度民眾的求助信息，他們大多格式統一地標註出求助人姓名、年齡、住址、血氧飽和度、手機號、需求等重要信息。“SOS”（緊急求助）“新冠救助”“印度新冠”等標籤則是識別求助訊息的最明顯信號。

一位印度人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一條求助氧氣罐的信息。

在信息傳輸的另一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志願者團隊夜以繼日地“打撈”着這些援救信號，力求及時為求助者提供相應醫療資源線索。

儘管尚未有確切的數據顯示社交媒體救援拯救了多少新冠感染者的生命，但這一方式儼然成為印度疫情危機下諸多民眾寄以希望的“生命線”。

“過去一個月裏，社交媒體上的行動打破了先前的疫情困局。”新德里一傢俬立醫院的醫生迪萬希·凱拉（Divanshi Khera）向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坦言，她在醫院目睹了太多令人心碎的時刻，有時候只能任由其發生，但卻無能為力。在凱拉看來，當前的情況卻有所改變，民眾不僅能通過社交媒體求助，就連醫院也在藉助社交媒體吸引政府官員注意，期望爭取到更多醫療資源。“在政府應對疫情措手不及之時，這是印度走出困境的唯一路徑。”

不捨晝夜的線上救援

“我連睡覺都會感到強烈的負罪感。”在過去的兩週裏，印度志願組織“公民集體援助”（Citizens’ Aid Collective）的發起人考希克·拉傑（Kaushik Raj）一直忙於為感染新冠肺炎的印度家庭提供他們所需的醫療資源。

考希克是德里的一名大學四年級學生，自從開啓線上援助行動後，他每天的工作時間便長達21個小時。“我只有實在睜不開眼的時候才會休息，大概在凌晨4點半睡覺，早上7點半再起牀工作。”考希克告訴《今日印度》。

與考希克類似，另一志願組織的負責人安雅（Aanya）也有着同樣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在過去半個月內，平均每天工作20小時、處理20至30個緊急求助電話已成她的習慣。

自4月中旬開始，印度民眾便開始在社交媒體上發出求援消息。安雅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這些信息未能抵達目標受眾，即被那些能夠滿足他們需求的人所接收。受此啓發，安雅和朋友在通訊平台Discord上創建了一個抗疫社區，便於印度各地民眾交流醫療資源、防疫知識等。目前，該社區已有超過1.2萬名成員。

搭建平台僅是開展線上援助的起點，為保證醫療資源線索的可信度，安雅和團隊中的200多名志願者踏上了漫長而往復的核對與更新信息之路。

德里蒂（Dhriti，化名）決意成為該團隊志願者時，她的母親已感染新冠。而在此前一輪疫情中，她與父親也均感染了病毒。“在體會過凌晨4點四處奔走尋找一張牀位的無助後，我不願讓其他人經歷這種痛苦，想盡我所能幫助他們。”德里蒂告訴澎湃新聞。

為保證及時獲得最新的醫療信息，德里蒂和其他志願者會按區域分組，反覆致電當地醫院、藥房以確認剩餘醫療資源，繼而將其登記於團隊的共享文檔之中。一旦收到求助需求，志願者們便會查閲該文檔，向求助者提供可用資源信息。

安雅和德里蒂團隊的共享文檔中彙總着經核實的血漿、氧氣、病牀等醫療資源信息。 受訪者供圖

儘管志願者團隊近乎全天候地核實、更新着各類醫療線索，但在生與死麪前，他們依然深感無助。安雅回憶道，有位德里的求助者曾在凌晨1點時給她發信息，稱需要氧氣以及ICU病牀的線索，以拯救其朋友父親的聲明。而就在安雅將核實過的資源線索發給對方後，卻一直沒等到回應。

“他已經不在了。”次日清晨，這寥寥數字的信息卻有如五雷轟頂一般讓安雅的心情瞬間跌至谷底。

這般內心折磨，考希克彷彿也經歷了千百回。回憶起最近一次和求助者對話，對方憤慨道，“現在不用你幫忙了，病人已經不在了。”類似的話一直縈繞在他耳畔，但除了不斷説抱歉，他什麼也做不了。

“是自己做得不夠嗎？還是找不到足夠的線索嗎？還是事實上就沒有那麼多資源了？”安雅感慨，“就算我幫到了30個人，但如果還有15個人我無能為力，我仍會倍感無助。”

然而，不論是有多麼悲痛或是無奈，安雅都沒有時間讓自己深陷其中，因為下一個求助者撥來的電話可能隨時都會響起。至今，安雅所在的志願者團隊已向數百名患者提供醫療線索援助。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像安雅和考希克創建的志願者組織，從寶萊塢演員、板球運動員到漫畫藝術家和企業家，社交媒體上諸多公眾人物也加入了線上救援隊伍，他們也逐漸成為民眾心中的“抗疫英雄”。

寶萊塢男星索努·蘇德（Sonu Sood）就是其中之一。自去年疫情期間，蘇德就通過社交媒體回應網友，協助他們的醫療和返家的需求。第二波疫情來襲後，蘇德幾乎是在推特上被@次數最多的人之一。對於@他的求助信息，在和團隊協調好資源之後，蘇德便會轉發並附上“製氧機已寄送”“ICU牀位已安排”等字樣的推文。

索努·蘇德回覆求助者“血漿已發出，早日康復”。

“抗疫英雄”也救不了印度？

然而，伴隨印度新冠確診人數持續攀升，以及社交網絡上不斷湧入的海量援助需求，“抗疫英雄”也不禁感嘆無能為力。

“昨天，我收到了接近41660個救援請求，儘管我和團隊已盡最大努力，但我們卻做不到聯繫所有人，因為那得花上14年的時間，意味着2035年才能實現。”蘇德在5月9日的推文中寫道。

就在蘇德發佈此推文的前一日，印度單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4187例，為疫情暴發以來首次突破4000例。嚴峻形勢面前，顧不上推文內容，仍有數千名視蘇德為“救命稻草”的網友在該推文下方留言，呼籲緊急援救。

在求助需求激增的同時，部分援助組織志願者近期卻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此前，北方邦首席部長約吉·阿迪蒂亞納特（Yogi Adityanath）要求官員依據國家安全法沒收在社交媒體上傳播謠言者的財產。阿迪蒂亞納特還聲稱，北方邦不缺氧氣，真正的問題是黑市交易和資源囤積。

“當看到他的聲明後，我們便發佈聲明稱，將無法在北方邦提供援助。”考希克無奈地説道，“他既然説了北方邦不缺氧氣，如果我們繼續為當地提供援助，可能會被依法處理。”

考希克的擔心並非多慮。4月26日，居住在北方邦的沙申克·亞達夫（Shashank Yadav）發推文稱：“需要氧氣瓶，越快越好”，並@蘇德求助。而就在次日，沙申克被提出刑事指控，罪名是“在推特上發佈虛假內容”，他可能被判處監禁。對此，當地官員解釋稱，沙申克的祖父已於26日晚上去世，死因或是心臟病，並未感染新冠病毒。

針對以上情況，印度最高法院於4月30日宣佈，任何民眾都有權在社交媒體上發出需要醫療資源的求救訊息，或表達對政府無法控制疫情的不滿，如果政府取締民眾的上述行為，將被視為騷擾公民與藐視法庭。

儘管最高法院表態捍衞民眾權利，但不少志願者仍因沙申克遭指控一事心存忌憚。考希克坦言，其團隊志願者的規模正在縮減。“民眾還在不斷轉發求救信息，但是能夠為他們提供醫療資源線索的志願者人數已顯著下降。志願者們開始對在網絡上分享資源心生恐懼。”

實際上，縱使每日有成千上萬條求助信息在社交媒體上湧動，但這仍是印度龐大的新冠確診病例中的“滄海一粟”。印度有超過13億的人口，但《外交政策》雜誌援引印度政府數據稱，印度只有32%的人使用社交媒體，僅1500萬人使用推特，其最常用的社交平台WhatsApp上約有4.1億用户。分析人士指出，上述兩大社交媒體均有其傳播侷限。推特更有利於頗具影響力公眾人物散播消息，而普通人發佈的消息往往會“石沉大海”；WhatsApp上則散佈着諸多與新冠相關的虛假信息。

眼下，疫情已然席捲社交媒體使用率較低的印度農村腹地。在印度13億人口中，近七成居住在農村，和德里、孟買這樣的大城市相比，印度農村的醫療保健支出、醫院數量以及人均醫生比例都要低得多。印度80%的醫生都分佈在城市，農村專業醫生的短缺率達到了76%。

“農村的情況已經非常危險。”據非政府慈善組織MSEMVS現場協調員蘇雷什·庫馬爾（Suresh Kumar）向路透社介紹，在北方邦的某些村子裏，“幾乎每家每户都有人死亡”“發燒和咳嗽的人們擠在家裏，非常害怕”。蘇雷什稱，雖然這些都是感染新冠的症狀，但許多村民由於未能接觸到外界信息，而認為“這是季節性流感”。

5月13日，一名新冠病人在印度巴特那一所醫院外吸氧。新華社 圖

民眾自發抗疫，莫迪政府卻“缺席”？

如今，在印度的社交媒體頁面之上，除了各類抗疫援助信息“刷屏”，人們討論的最多的還有——政府在做什麼？

“如果要靠民眾用盡辦法來統籌醫院牀位，提供氧氣和後勤支持，那麼印度政府究竟在做什麼？”西孟加拉邦議會議員馬胡阿·莫伊特拉（Mahua Moitra）在推文中反問道。

德里大學教授阿夫塔布·阿拉姆（Aftab Alam）更是直言，“你（指莫迪政府）知道，刪除推文比保證氧氣供應更容易。”

“如果早點採取必要的行動和措施，情況就不至於如此糟糕。”在志願者德里蒂看來，第二波疫情已對印度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損害。儘管經濟損失仍可彌補，但人的生命再也無法挽回。

眼下，來勢洶湧的第二波疫情已將理莫迪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由於政府防疫失當，印度國內民怨迭起。反對黨痛斥莫迪的政策，普通民眾則對莫迪在疫情暴發前的積極爭奪選票與疫情暴發後的消極“躲藏”感到強烈不滿。4月下旬，“莫迪辭職”這一話題還曾一度高居印度社交媒體熱搜榜。

國際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在社論中指出，莫迪政府主導了一場“自己造成的國家災難”，若想成功克服危機，還需政府“承認自己的錯誤”。

此篇社論還指責稱，“莫迪在危機期間試圖扼殺批評和公開討論的行為是不可原諒的。”莫迪政府似乎更傾向於消除推特上的批評，而不是試圖控制疫情。上月24日，印度政府向推特公司提出了一個“法律請求”：要求刪除推特平台上數十條批評印度新冠疫情應對的推文。

何以走出當前的疫情危機？印度公共衞生專家表示，莫迪政府必須發揮更強有力的領導作用，解決各邦面臨的抗疫物資短缺的問題。

當前，政府各部門之間相互配合，聯合抗疫的積極跡象已經顯現。為解決供氧短缺，聯邦政府已在各邦之間增開“氧氣專列快車”（Oxygen Express），頒令停止向非指定生產業務供應氧氣，動員國有石油企業等暫緩工業用氧氣生產，轉投醫用氧氣生產。印度最高法院5月8日也表示，已經成立了委員會致力於建立一個“有效、透明的機制”，為各地調配氧氣。而印度國防部次日則宣佈，將招募400名退休軍醫支援醫療衞生部門。

疫情洶湧，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加強政府、公民團體以及社交媒體的合作，或是解決當前危機的唯一方法。”印度公共衞生基金會流行病學家吉里達拉·巴布（Giridhara Babu）在接受美國《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採訪時給出了他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