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減少，普通人只會更艱難_風聞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佈，中國的人口問題，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

雖然官方表示中國人口仍在增長，但是最近兩年新生人口不及預期、乃至中國未來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實。

關於未來人口下降的負面影響，社會已經有很多共識，例如年輕一代養老負擔加大，不利於中國綜合國力提升等。

不過，今天咱們不聊這些共識，就聊一個社會分歧極大、但是卻是所有勞動者都關注的話題：

如果人口下降，對我們普通人工作，究竟是好是壞？

人口下降，工作壓力會減輕麼？

社會上有一種聲音，認為現在“996”橫行，資本家們肆意壓榨“打工人”，是因為想找工作的人太多。

“你不幹，想幹的人有的是。”

這是企業老闆們面對員工加薪、休假要求時，用來搪塞的最多一句話。

從微觀上來講，當就業競爭激烈時，求職者在企業家面前議價能力降低。如果反過來，求職者數量下降，企業招工困難，求職者的待遇就會提升。

就像過去幾年間，東南沿海外貿企業，只能通過加工資的方式吸引工人一樣。

所以很多人認為，如果中國人口下降、找工作的人少了，對於未來的勞動者來説，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回看40年前，80年代初，政府實行“計劃生育”國策，很大程度上也是源於這種想法。

70年代末，“上山下鄉”運動結束以後，大批青年迴歸城市，但是當時工廠裏沒有多餘工作崗位，可以容納這批年輕人。

於是80年代初，中國失業情況嚴重，這些人每日遊手好閒，又造成不小的社會治安問題。

本着“減少人口就能減少失業”的想法，1982年國家開始實行“計劃生育”，1983年又開始“嚴打”，整頓社會風氣。

然而，站在今天回看歷史，越來越多的例子告訴我們，人口減少，失業反而會增加。

當我們看待人口和就業的關係時，很多人只看到人口作為“生產者”的一面，但人口還有另一面——“消費者”。

人少了，消費自然就少。

一個人吃一份飯、穿一套衣服、開一輛車、住一套房子。

如果是兩個人，上述需求就會加倍。

當人口減少、社會總消費下滑時，經濟環境惡化，資本家會減少招工數量。

更不幸的是，在這場勞動者與資本家的賽跑中，嗅覺更敏鋭的資本家們總能跑在前面，崗位數量的下降速度，是要快於勞動者數量的下降速度。

我這麼講空口無憑，接下來會呈現一些國家的人口和就業/失業數據。

世界上人口負增長的經濟體有20多個，多聚集在歐洲、東亞。

中國周邊比較著名的，有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因為與咱們同屬一個文化圈，產業結構也有梯次，本文就拿這三個經濟體舉例。

另外也會講到，人口問題不那麼嚴重的美國。

人口負增長先驅：日本、韓國、中國台灣

先來看日本。

在談到人口問題時，日本經常被很多學者和媒體，拿來做人口下降的正面例子。

這些人説，今天日本就業壓力小，過勞死現象逐漸消失，部分歸功於日本人口數量下降。

有的觀點，還會搬出人口結構相對健康的美國作為對比。

例如美國人口增長較快，但是在經濟形勢最好的2019年末，美國失業率也有3.6%。同一時間，日本失業率僅有2.2%。

金融危機期間，日本失業率最高達到5.5%，也遠低於美國10%的水平。

日本失業情況，的確好於美國

但橫向對比日本和美國，並不能説明日本失業率低是因為人少，這隻能説明兩國就業文化不同。

儒家文化圈崇尚勤勞，東亞幾個經濟體的失業率普遍都低。而美國有幾個人種，確實生性自由、不喜歡工作。

不做橫向比較，縱向比較幾十年前人口高速增長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才有意義。

二戰之後，日本經歷了近30年的“嬰兒潮”，人口高速增長，一直持續至70年代中旬。

這一期間，日本失業率長期維持在1%左右的極低水平。

而近30年，日本人口衰退之後，日本經濟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失業率再也沒有回落至2%以下。

日本數據：人口衰退期，失業率上升

第二個例子是韓國。

韓國的統計數據較少，我只找到90年代之後的，但也足夠了。

從數據上來看，90年代初韓國人口還在快速增加，1992年人口增速達到峯值。

這一段時期，韓國創造了著名的“漢江奇蹟”，1995年、1996年，韓國失業率低至2%。

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韓國再度經濟復甦，但失業率再也回不到90年代的水平。

特別是近5年來，韓國人口增速快速下行的同時，就業情況同步惡化。在經濟尚可的情況下，韓國失業率最低也無法低於3.5%，更別説回到90年代的水平。

韓國數據：人口衰退期，失業率上升

第三個例子是中國台灣地區。

和韓國比較類似，90年代初中國台灣地區人口增長較快，經濟蓬勃發展，失業率長期穩定在1.5%左右。

然而近10年來，中國台灣地區人口增速放緩，在沒有經濟危機發生的大背景下，中國台灣地區失業率穩定在3.5%以上。

中國台灣數據：人口衰退期，失業率上升

最後，簡單總結一下上述三個經濟體，“人口紅利期”與“人口衰退期”的最低失業率：

日本，人口紅利期失業率1% ，人口衰退期失業率2%；

韓國，人口紅利期失業率2% ，人口衰退期失業率3.5%；

中國台灣地區，人口紅利期失業率1.5%，人口衰退期失業率3.5%。

所以結論很明顯了——人口衰退，只會惡化、而不會改善普通人的就業形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經濟體，產業等級梯次鮮明，對失業衝擊的抵禦程度，也大有差別。

產業等級最高的日本，因為坐擁大量剛性的高科技、高技術崗位，最能抵禦人口衰退帶來的就業衝擊，失業率上浮程度最小。

其次是韓國，失業率上浮程度中等。

而產業等級最低的中國台灣地區，低技術崗位較多，人口衰退後，部分崗位流向大陸，帶來的就業衝擊最大。

這給了我們很多提示。

面對即將到來的人口困境，中國大力攀登科技樹，創造更多高科技崗位，的確是緩解失業衝擊的有效途徑。

但是還這遠遠不夠。

即使產業高端如日本，也不能完全扭轉人口衰退和中低端崗位流失，帶來的失業問題。

因此對於短時間內，產業層級不如日本的中國來説，應對人口危機，我們需要做得還有更多。

人口衰退，更易引發經濟危機

剛才講到了人口長期衰退，對經濟和就業的負面影響。

但即使在人口結構相對健康的美國，短期人口波動，也會帶來更大型的經濟危機。

剔除2020年的“新冠”疫情，二戰之後，美國共經歷了兩輪、失業率達到10%以上的大型經濟危機，分別是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和2009年金融危機。

而這兩輪大型經濟危機，都發生在美國人口增長的“低谷期”。

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機重創美國經濟，對應的是1970年以來，美國人口增長的第一個“低谷”。

整個70年代，美國經濟增速放緩、通脹高企，被經濟學界稱為“滯脹”時期。

而2009年的金融危機，則發生在2002年以來，美國人口增長的第二個“低谷”期中。

並且最近10年，伴隨着家庭生育意願的進一步降低，美國經濟增長愈加疲軟，世界經濟霸主的雄風不再。

反觀二戰以來，美國人口快速增長的時期，例如戰後50、60年代的“嬰兒潮”，以及80年代末、90年代的第二波“嬰兒潮”。

當時的美國經濟快速發展，分別被稱為美國的“黃金時代”和“新經濟時代”。即使經濟有波動，衰退和失業情況，也好於人口“低谷期”。

美國數據：人口低谷期，更易發生大型經濟危機

而對我們中國來説，2017年以來，中國新生嬰兒數量快速下行，人口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交織。

如何在人口問題逐漸顯現的大背景下，管理好經濟運轉，防範大型經濟危機的出現。

對我們的國家和政府，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改善工作環境和生育意願，

主要靠政府治理

現在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

既然人口下降，並不能幫助緩解、反而會加重普通人的就業壓力。那我們該怎麼解決，當前中國社會普遍抱怨的“工作壓力大”的問題？

日本給出的答案是，加強政府治理能力。

最近30年，日本失業率上升的同時，日本加班過勞死現象確實大幅減少，這主要源於日本法制的完善。

1988年，日本修改《勞動基準法》，第一次規範了僱員的最長工作時限和工作強度，並且規定了僱主的罰金和刑事責任。

在此之前，日本沒有一部法律，能夠懲罰強迫僱員加班的僱主。

1992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促進減少工作時間的臨時措施法》，將工人每年的工作時間，減少到1800小時。

2014年，日本又通過了專門針對“過勞死”的法律《過勞死等預防措施促進法》。

在三部法律以及日本政府的綜合治理下，日本人每年工作時長，從1988年的2092個小時，快速下降至2019年的1644個小時，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但如果失業惡化的同時，政府治理失敗，普通人的工作環境會怎樣？

世界上還有一個例子，可以給我們警示，那就是我們的北方鄰居——俄羅斯。

90年代，俄羅斯經濟改革失敗，人口大量流失。

1994年，俄羅斯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同時失業率大幅上升，1998年最高達到13.8%。

就業市場的惡化，導致有工作的俄羅斯人，為了保住工作崗位拼命加班。

從1993年到2007年，俄羅斯人的年工作時長，從1939個小時上升至1999個小時，逆世界大勢而行。

年勞動時間對比：俄羅斯（藍線）、日本（紫線）、OECD平均（紅線）

由於工作壓力加大，俄羅斯家庭的生育意願進一步降低，總和生育率（每名婦女生育新生兒數量）從80年代的2.2個，下降至20世紀初的1.3個左右。

彼時俄羅斯家庭的生育意願，還不如今天的中國。

而生育意願與人口的下降，反過來又進一步惡化了經濟和就業形勢，導致俄羅斯陷入惡性循環。

為了擺脱人口困境，2007年開始，俄羅斯政府大力實行“鼓勵生育”政策。

例如設立“母親基金”，向生育二胎的婦女提供摺合人民幣3、4萬元的補貼，併為生育多個子女的家庭頒發光榮勳章。

從結果上看，俄政府的鼓勵政策，確實有一些效果。從2006年到2015年，俄羅斯總和生育率回升至1.78。

現在行動，為時不晚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人口紅利”，更多的是一種“資本家紅利”。

在“計劃生育”的大背景下，中國家庭養育子女數量減少，父母們則可以將更多時間投入工作。他們在為資本家們，貢獻豐厚利潤的同時，也創造出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蹟”。

但是，資本家與勞動者的角色，並不總是二元對立的。兩者經常也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所以，妄想通過“減少人口”的方法，增強勞動者議價權、改善工作環境，只能是南轅北轍。

而正如同前段時間“央行人口論文”所表示：

過去，中國曾因為“人口紅利”，取得過多大成就；未來，中國就可能因為“人口危機”，面臨多大痛苦。

正所謂“出來混，都是要還的”。

根據最新發布的“七普”公告，中國人口14.1億，人口增長超過之前輿論的普遍預期。

所以，一切還沒有太晚。

現在，正是大力改善勞動環境和生育環境的時候，我們的政府，該行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