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減少,普通人只會更艱難_風聞
简单快乐-2021-05-19 15:35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佈,中國的人口問題,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
雖然官方表示中國人口仍在增長,但是最近兩年新生人口不及預期、乃至中國未來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實。
關於未來人口下降的負面影響,社會已經有很多共識,例如年輕一代養老負擔加大,不利於中國綜合國力提升等。
不過,今天咱們不聊這些共識,就聊一個社會分歧極大、但是卻是所有勞動者都關注的話題:
如果人口下降,對我們普通人工作,究竟是好是壞?
人口下降,工作壓力會減輕麼?
社會上有一種聲音,認為現在“996”橫行,資本家們肆意壓榨“打工人”,是因為想找工作的人太多。
“你不幹,想幹的人有的是。”
這是企業老闆們面對員工加薪、休假要求時,用來搪塞的最多一句話。
從微觀上來講,當就業競爭激烈時,求職者在企業家面前議價能力降低。如果反過來,求職者數量下降,企業招工困難,求職者的待遇就會提升。
就像過去幾年間,東南沿海外貿企業,只能通過加工資的方式吸引工人一樣。
所以很多人認為,如果中國人口下降、找工作的人少了,對於未來的勞動者來説,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回看40年前,80年代初,政府實行“計劃生育”國策,很大程度上也是源於這種想法。
70年代末,“上山下鄉”運動結束以後,大批青年迴歸城市,但是當時工廠裏沒有多餘工作崗位,可以容納這批年輕人。
於是80年代初,中國失業情況嚴重,這些人每日遊手好閒,又造成不小的社會治安問題。
本着“減少人口就能減少失業”的想法,1982年國家開始實行“計劃生育”,1983年又開始“嚴打”,整頓社會風氣。
然而,站在今天回看歷史,越來越多的例子告訴我們,人口減少,失業反而會增加。
當我們看待人口和就業的關係時,很多人只看到人口作為“生產者”的一面,但人口還有另一面——“消費者”。
人少了,消費自然就少。
一個人吃一份飯、穿一套衣服、開一輛車、住一套房子。
如果是兩個人,上述需求就會加倍。
當人口減少、社會總消費下滑時,經濟環境惡化,資本家會減少招工數量。
更不幸的是,在這場勞動者與資本家的賽跑中,嗅覺更敏鋭的資本家們總能跑在前面,崗位數量的下降速度,是要快於勞動者數量的下降速度。
我這麼講空口無憑,接下來會呈現一些國家的人口和就業/失業數據。
世界上人口負增長的經濟體有20多個,多聚集在歐洲、東亞。
中國周邊比較著名的,有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因為與咱們同屬一個文化圈,產業結構也有梯次,本文就拿這三個經濟體舉例。
另外也會講到,人口問題不那麼嚴重的美國。
人口負增長先驅:日本、韓國、中國台灣
先來看日本。
在談到人口問題時,日本經常被很多學者和媒體,拿來做人口下降的正面例子。
這些人説,今天日本就業壓力小,過勞死現象逐漸消失,部分歸功於日本人口數量下降。
有的觀點,還會搬出人口結構相對健康的美國作為對比。
例如美國人口增長較快,但是在經濟形勢最好的2019年末,美國失業率也有3.6%。同一時間,日本失業率僅有2.2%。
金融危機期間,日本失業率最高達到5.5%,也遠低於美國10%的水平。

日本失業情況,的確好於美國
但橫向對比日本和美國,並不能説明日本失業率低是因為人少,這隻能説明兩國就業文化不同。
儒家文化圈崇尚勤勞,東亞幾個經濟體的失業率普遍都低。而美國有幾個人種,確實生性自由、不喜歡工作。
不做橫向比較,縱向比較幾十年前人口高速增長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才有意義。
二戰之後,日本經歷了近30年的“嬰兒潮”,人口高速增長,一直持續至70年代中旬。
這一期間,日本失業率長期維持在1%左右的極低水平。
而近30年,日本人口衰退之後,日本經濟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失業率再也沒有回落至2%以下。

日本數據:人口衰退期,失業率上升
第二個例子是韓國。
韓國的統計數據較少,我只找到90年代之後的,但也足夠了。
從數據上來看,90年代初韓國人口還在快速增加,1992年人口增速達到峯值。
這一段時期,韓國創造了著名的“漢江奇蹟”,1995年、1996年,韓國失業率低至2%。
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韓國再度經濟復甦,但失業率再也回不到90年代的水平。
特別是近5年來,韓國人口增速快速下行的同時,就業情況同步惡化。在經濟尚可的情況下,韓國失業率最低也無法低於3.5%,更別説回到90年代的水平。

韓國數據:人口衰退期,失業率上升
第三個例子是中國台灣地區。
和韓國比較類似,90年代初中國台灣地區人口增長較快,經濟蓬勃發展,失業率長期穩定在1.5%左右。
然而近10年來,中國台灣地區人口增速放緩,在沒有經濟危機發生的大背景下,中國台灣地區失業率穩定在3.5%以上。

中國台灣數據:人口衰退期,失業率上升
最後,簡單總結一下上述三個經濟體,“人口紅利期”與“人口衰退期”的最低失業率:
日本,人口紅利期失業率1% ,人口衰退期失業率2%;
韓國,人口紅利期失業率2% ,人口衰退期失業率3.5%;
中國台灣地區,人口紅利期失業率1.5%,人口衰退期失業率3.5%。
所以結論很明顯了——人口衰退,只會惡化、而不會改善普通人的就業形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經濟體,產業等級梯次鮮明,對失業衝擊的抵禦程度,也大有差別。
產業等級最高的日本,因為坐擁大量剛性的高科技、高技術崗位,最能抵禦人口衰退帶來的就業衝擊,失業率上浮程度最小。
其次是韓國,失業率上浮程度中等。
而產業等級最低的中國台灣地區,低技術崗位較多,人口衰退後,部分崗位流向大陸,帶來的就業衝擊最大。
這給了我們很多提示。
面對即將到來的人口困境,中國大力攀登科技樹,創造更多高科技崗位,的確是緩解失業衝擊的有效途徑。
但是還這遠遠不夠。
即使產業高端如日本,也不能完全扭轉人口衰退和中低端崗位流失,帶來的失業問題。
因此對於短時間內,產業層級不如日本的中國來説,應對人口危機,我們需要做得還有更多。
人口衰退,更易引發經濟危機
剛才講到了人口長期衰退,對經濟和就業的負面影響。
但即使在人口結構相對健康的美國,短期人口波動,也會帶來更大型的經濟危機。
剔除2020年的“新冠”疫情,二戰之後,美國共經歷了兩輪、失業率達到10%以上的大型經濟危機,分別是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和2009年金融危機。
而這兩輪大型經濟危機,都發生在美國人口增長的“低谷期”。
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機重創美國經濟,對應的是1970年以來,美國人口增長的第一個“低谷”。
整個70年代,美國經濟增速放緩、通脹高企,被經濟學界稱為“滯脹”時期。
而2009年的金融危機,則發生在2002年以來,美國人口增長的第二個“低谷”期中。
並且最近10年,伴隨着家庭生育意願的進一步降低,美國經濟增長愈加疲軟,世界經濟霸主的雄風不再。
反觀二戰以來,美國人口快速增長的時期,例如戰後50、60年代的“嬰兒潮”,以及80年代末、90年代的第二波“嬰兒潮”。
當時的美國經濟快速發展,分別被稱為美國的“黃金時代”和“新經濟時代”。即使經濟有波動,衰退和失業情況,也好於人口“低谷期”。

美國數據:人口低谷期,更易發生大型經濟危機
而對我們中國來説,2017年以來,中國新生嬰兒數量快速下行,人口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交織。
如何在人口問題逐漸顯現的大背景下,管理好經濟運轉,防範大型經濟危機的出現。
對我們的國家和政府,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改善工作環境和生育意願,
主要靠政府治理
現在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
既然人口下降,並不能幫助緩解、反而會加重普通人的就業壓力。那我們該怎麼解決,當前中國社會普遍抱怨的“工作壓力大”的問題?
日本給出的答案是,加強政府治理能力。
最近30年,日本失業率上升的同時,日本加班過勞死現象確實大幅減少,這主要源於日本法制的完善。
1988年,日本修改《勞動基準法》,第一次規範了僱員的最長工作時限和工作強度,並且規定了僱主的罰金和刑事責任。
在此之前,日本沒有一部法律,能夠懲罰強迫僱員加班的僱主。
1992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促進減少工作時間的臨時措施法》,將工人每年的工作時間,減少到1800小時。
2014年,日本又通過了專門針對“過勞死”的法律《過勞死等預防措施促進法》。
在三部法律以及日本政府的綜合治理下,日本人每年工作時長,從1988年的2092個小時,快速下降至2019年的1644個小時,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但如果失業惡化的同時,政府治理失敗,普通人的工作環境會怎樣?
世界上還有一個例子,可以給我們警示,那就是我們的北方鄰居——俄羅斯。
90年代,俄羅斯經濟改革失敗,人口大量流失。
1994年,俄羅斯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同時失業率大幅上升,1998年最高達到13.8%。
就業市場的惡化,導致有工作的俄羅斯人,為了保住工作崗位拼命加班。
從1993年到2007年,俄羅斯人的年工作時長,從1939個小時上升至1999個小時,逆世界大勢而行。

年勞動時間對比:俄羅斯(藍線)、日本(紫線)、OECD平均(紅線)
由於工作壓力加大,俄羅斯家庭的生育意願進一步降低,總和生育率(每名婦女生育新生兒數量)從80年代的2.2個,下降至20世紀初的1.3個左右。
彼時俄羅斯家庭的生育意願,還不如今天的中國。
而生育意願與人口的下降,反過來又進一步惡化了經濟和就業形勢,導致俄羅斯陷入惡性循環。
為了擺脱人口困境,2007年開始,俄羅斯政府大力實行“鼓勵生育”政策。
例如設立“母親基金”,向生育二胎的婦女提供摺合人民幣3、4萬元的補貼,併為生育多個子女的家庭頒發光榮勳章。
從結果上看,俄政府的鼓勵政策,確實有一些效果。從2006年到2015年,俄羅斯總和生育率回升至1.78。
現在行動,為時不晚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人口紅利”,更多的是一種“資本家紅利”。
在“計劃生育”的大背景下,中國家庭養育子女數量減少,父母們則可以將更多時間投入工作。他們在為資本家們,貢獻豐厚利潤的同時,也創造出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蹟”。
但是,資本家與勞動者的角色,並不總是二元對立的。兩者經常也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所以,妄想通過“減少人口”的方法,增強勞動者議價權、改善工作環境,只能是南轅北轍。
而正如同前段時間“央行人口論文”所表示:
過去,中國曾因為“人口紅利”,取得過多大成就;未來,中國就可能因為“人口危機”,面臨多大痛苦。
正所謂“出來混,都是要還的”。
根據最新發布的“七普”公告,中國人口14.1億,人口增長超過之前輿論的普遍預期。
所以,一切還沒有太晚。
現在,正是大力改善勞動環境和生育環境的時候,我們的政府,該行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