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沒人逛街，每天工作11小時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何國勝 

　　發自陝西延安

　　延安的故事是講不完的。

　　寶塔山自唐代矗立，在中共中央和紅軍入駐後，成了革命聖地的象徵和“指向標”。而現在的寶塔山成了一個“舞台”，每當夜幕降臨，寶塔山就被燈光裝飾，或黃或紅，山體成為一張幕布，講述延安歷史的影像被投影到其上。

　　山腳下的延河兩岸滿是仰頭瞻仰歷史的遊客和居民。

　　如果我們暫時離開延安的主人這個講述主體，從外部和他者的視角審視延安時，她會是什麼模樣？

1

　　落腳點

　　紅軍長征後的落點選在延安是由於一張報紙。

　　1935年9月19日，聶榮臻和林彪隨二師進駐了隴南哈達鋪。在那裏，他們蒐集報紙時，發現一張國民黨《山西日報》上，刊登了一條閻錫山圍剿陝西紅軍劉志丹的消息。

　　“陝北還有一個根據地哩！這真是天大的喜訊。”聶榮臻即刻派騎兵通信員把這張報紙給毛澤東送去。

　　毛澤東收到報紙後很是開心，立即讓秘書把報紙傳給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博古等閲覽。之後，毛澤東讓周恩來找來中央紅軍中唯一來自陝北革命根據地的賈拓夫瞭解情況，賈拓夫把陝北根據地和劉志丹等的情況一一作了彙報。

　　聶榮臻在自己的回憶錄裏記錄下了這一歷史時刻。

　　9月22日，毛澤東在哈達鋪關帝廟召開團以上的幹部大會，分析形勢後決定紅軍繼續北上，到陝北去。

　　10月19日，毛澤東帶着中共中央機關和紅一方面軍到達了陝北保安縣吳起鎮，歷時一年的長征終於有了終點，同時，中國的民主革命也有了新的起點。

　　楊家嶺革命舊址中毛澤東的舊居

　　但一切才剛開始。紅軍在保安還沒緩口氣，國民黨的三個騎兵團就尾隨至紅軍前哨部隊不足十幾公里處。而且蔣介石知曉紅軍北上與劉志丹會和後，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調動10萬兵力，圍剿陝甘蘇區。

　　後經直羅鎮一役，國民黨對陝甘蘇區的圍剿被打破。毛澤東把這場戰役當作是黨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陝北的奠基工程。

　　但此時，距離黨中央正式進駐延安城還有一年多的時間。蔣介石也未放棄對陝北紅軍的圍剿。

　　在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前，劉志丹帶領紅26、27軍解放了6座縣城，但延安仍在國民黨控制之下。

　　1936年3月，劉志丹在領導襲擊敵軍工事時負重傷，後不幸犧牲。為了紀念這位民族英雄，3個月後，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

　　直到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之後，東北軍撤出延安，只留下二千餘人的民團和保衞隊。12月18日，紅軍輕鬆接管了當時還叫做膚施縣的延安城。

　　1937年1月13日，延安城貼滿了“歡迎抗日領袖”等標語，從城北門口到大砭溝口道路兩側，站滿了人。城裏充斥着嗩吶聲、鑼鼓聲和鞭炮聲。

　　這是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正式進駐延安的日子，黨中央在延安13年的歷史從這一刻正式開始。

2

　　真的是同甘共苦

　　在西安事變前，在國民黨的各種話語體系中，共產黨及其軍隊都是“匪類”，統稱為“赤匪”。而且長期以來，國民黨對蘇區進行嚴格的新聞封鎖，有關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情況很難傳播。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説，“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説了。”“有些人否認紅軍的存在，認為根本沒有這麼一回事，只不過有幾千名飢餓的土匪罷了。”

　　1936年6月，斯諾穿過封鎖線成功到達保安縣。作為第一個到達陝北的外國記者，斯諾經過實地考察，讓外界看到了一個真實的陝北蘇區。而在斯諾去過保安後一年，國民黨也組織了一個考察團赴延安考察。

　　《歡迎國民黨中央考察團》（1937年5月，童小鵬攝）

　　那是1937年5月，蔣介石的“剿共”內戰已經停止，國共兩黨關於合作抗日的高級代表談判正在進行中。國民黨為了“調查紅軍蘇區是否具備合作誠意”，遂向延安方提出派“中央視察團”到陝甘蘇區視察的要求。

　　5月16日，收到南京這一要求的當天，中共中央經過一番研究，決定同意。之後經過一番交涉，南京方面應中共中央要求，將“視察團”更名為“考察團”。因為“視察”帶有上下級的含義。

　　一個為數18人的考察團隨即成立，團長是陸軍中將塗思宗。

　　5月23日，考察團離開西安，先到三原縣雲陽鎮紅軍前方總指揮部考察。之後，繼續北上，經銅川、洛川、甘泉等地，於29日到達延安。

　　當天，考察團的汽車駛到延安橋時，看到林伯渠、賀龍、林彪、陳賡等一眾“大將”列隊歡迎。塗帶着考察團眾人下車步行，“號兵奏三番號，武裝儀隊約一營，行禮後，高呼：‘歡迎中央視察團’、‘擁護蔣委員長抗日’口號，最後歌唱新編‘國共合作，打倒日本’的軍歌，場面相當隆重”。塗思宗日後在《延安點驗共軍記》中如此回憶。

　　值得一提的是，考察團在延安期間，延安大禮堂門上方罕見地用一面1931年式軍旗代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旗，與一面青天白日旗並排懸掛在一起。由此可見，當時中共中央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深具誠意。

　　1937年延安大禮堂懸掛的旗幟和標語

　　考察團在延安主要參觀了抗日軍政大學和紅軍部隊。考察團注意到了延安通常給外界留下的那種對比：物質條件的艱苦和精神的高昂。

　　比如，塗思宗事後就如此描述抗大：“該校名為抗日軍政大學，不成學制，學生年齡不限，老幼性別不限，男女科系不分，可以説亂七八糟，但不可忽視的是學生的情緒似乎還不錯，可以從全體歌唱時看出來，聲音高昂而整齊。”

　　而且塗事後回憶坦言，“抗大艱苦的生活環境、緊張的學習生活，給考察團留下深刻印象”。

　　幾年以後的1945年7月，美國觀察組拍了一部反映他們在延安生活的電影，其中有一句話就毫不客氣地對比了國共兩黨的不同：“中國共產黨人最大的魅力就是簡樸。他們的目標是勤奮工作和簡單生活。他們的精力、活力和真誠與腐化的國民黨形成鮮明的對比。”

　　1944-1947年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住處

　　塗的隨從楊蔚詳細記錄下了考察團在參觀賀龍部隊時的一個情景。那天，他們一早便到了賀龍處，當時賀龍正要吃早餐。“桌子上擺的菜，是一盤辣椒末拌蘿蔔乾和一盤黃豆，另外就是一桶稀飯。”賀龍一邊吃飯一邊跟他們説：“諸位不要以為我們這種生活是很苦的，這比長征時要好得多了！”

　　楊蔚看到賀龍的早餐跟其他普通戰士並無二致，感慨他們的官兵是真的同甘共苦。

　　5月31日，考察團乘車離開延安。經過12天的考察，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共產黨確有與國民黨合作的誠意；紅軍團結堅固，抗日熱情高漲，但生活過於艱苦，戰術教育較差；共產黨、紅軍與蘇區羣眾關係密切。

3

　　青年們，到延安去

　　“七七事變”爆發後，全國各地一批批有志青年們紛紛向延安進發。因為他們都覺得，只有共產黨人在決心抗日，他們可能救中國。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着，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揹着行李，燃燒着希望，走進這城門。”

　　詩人何其芳如此描述大批有志青年紛紛奔赴延安的景象。

　　城門指的是延安古城的南門—安瀾門，處在寶塔山下，每個北上的青年幾乎都要由此門進延安城。城門原址在1938年日本的大轟炸中被毀，但今天的延安復原了當時的南門，且比當時更為巍峨。

　　現在的南門前廣場上立了一組青年雕塑，共20餘人。最前的一女子，一手向前舉起，一手握着《新青年》，眼神堅定望向安瀾門。

　　2021年5月11日，延安南門前廣場上知識青年到延安的雕塑

　　這組雕塑正是反映當時青年們到達延安的景象。他們裝束雖各異，有着西裝革履者，有着傳統長衫者，有手握書卷者，也有揹負樂器者，但臉上露出的喜悦和眼神裏的堅定是一致的。

　　這次南風窗記者到延安，先從廣州乘飛機到西安，再從西安坐動車到延安，全程5小時左右。但我在出發時還抱怨廣州沒有直達延安的航班，換乘動車不免有些折騰。而如果將時間撥回80多年前，跟當時前往延安的青年們的旅途作一對比，頓覺得自己這點曲折不值一提。

　　1938年8月的一天，23歲的華君武瞞着家人、親友，秘密地在上海碼頭登船前往香港。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出遠門，整整三個月後他才輾轉到達陝北。使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是上海的淪陷和他之前看過的那本埃德加·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從中他知道，在延安還有一部分中國人在為推翻舊中國和抗擊日寇在奮鬥。

　　到香港後華君武又轉至廣州，過了中秋節後，又匆匆趕往長沙。在長沙聽説武漢有八路軍的辦事處，便又前往武漢。在武漢，華君武遇到了一個在戴季陶手下做事的堂姐夫，他極力勸阻華君武去延安，並讓他在國民黨報紙謀差事，華君武聽後趕緊找理由脱身。

　　幾經周折，他終於找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李克農，後者遂寫信介紹華君武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找林伯渠。

　　隨後，華君武從武漢轉至重慶，再轉到成都，從成都到了西安。到西安後成功找到八路軍辦事處，在八路軍的幫助下於1938年11月來到達甘陝邊界的旬邑縣，成為陝北公學四十八隊的學員。不久，華君武到魯迅藝術學院學習，終於實現到延安的願望。

　　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橋兒溝舊址

　　華君武到延安後看到了新的生活，但也體會到了新生活的艱苦。他剛到延安那會，身上的路費都花完了，“有次晚上參加晚會回來肚子餓了，又沒有吃的，剛好白天糊窯洞的紙窗户還剩下半碗漿糊，便拿來吃了”。

　　因為條件差，他們逢年過節才能喝點酒吃點肉。由於酒少，所以每次喝酒時，划拳贏了的人才能喝。平時嘴饞，就把點油燈的清油拿來炒小米吃。總務科發現後，就在清油里加了煤油，“不聲不響地制止了”。

　　雖然物質條件很差，但華君武覺得延安有着自由民主的氣氛，身邊都是追求進步的革命青年，這使他感到快樂。

　　這些都記錄在華君武的自述《漫畫一生》中。

　　比華君武早來2年的丁玲，當初拒絕了去法國的機會而決心來陝北，是第一個到達陝甘蘇區的青年知識分子。

　　之後，她迅速加入紅軍奔赴一線，毛澤東還特意給丁玲寫了一首詞。“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便是其中最為著名的兩句。丁玲同樣經歷了延安艱苦的生活，但她在描繪延安時，將其稱為樂園。

　　“我們才到這裏半年，説不上偉大建設，但街衢清潔，植滿桑槐；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

　　這樣的青年還有燕京大學的黃華、北大的何其芳、清華的胡喬木等。甚至有國民黨將領的子女，如國民黨二十九軍九師師長楊懋修的女兒楊漢秀等。

　　1943年，任弼時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發言稱，全面抗戰爆發後，到延安的知識青年有4萬多人。

4

　　延安，不神秘

　　在知識青年擁向延安的時候，一位對國民黨抗日大失所望的著名社會活動家，同時是國民黨“參議會”的成員，也想去延安。

　　他就是20世紀文化名人、新儒家的開創者梁漱溟先生。全面抗戰爆發後，梁漱溟在山東進行了7年的鄉村建設泡湯。之後應國民政府邀請，赴南京成為“參議會”的一員。南京淪陷後，梁漱溟在隨國民政府遷至武漢的途中，看到的是一幅流離失所、爭相逃難的景象。

　　梁漱溟像

　　“特別是有些國民黨大員，無信心抗日，有的丟棄大片國土，不戰而逃；有的只顧自己逃跑，甚至把財產和妻兒送往國外。”梁漱溟對此大失所望，對抗戰的前景也極其悲觀。

　　此時，他想到了中國共產黨。他想去看看提出一致抗日主張的共產黨，是怎樣一種現狀，並想問問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對如何實現團結抗日和國家統一的問題有何想法。

　　因為當時處在國共合作期間，蔣介石同意了梁漱溟去延安考察的請求，延安方面也表示歡迎。

　　1938年1月，梁漱溟前往延安，待了18天，參觀考察了延安的各個方面。在他的印象裏，延安物質環境雖極苦，但“那裏的氣象卻是活潑，精神卻是發揚”。

　　梁漱溟還説延安滿山滿谷，除了鄉下人外，男男女女都穿制服，“稀見長袍與洋裝”。另外，延安的人們都很忙，毫無悠閒雅靜之意。

　　6年後，國民黨《新民報》記者趙超構前往延安採訪時也看到了同樣的情景。但由於後期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和日寇的掃蕩，延安的忙碌和艱苦程度比梁漱溟看到的更甚。

　　1942年，延安女幹部在紡線

　　“延安過度緊張的空氣過於濃厚，濃厚到幾乎使人窒息……一星期中，除了星期日外，延安街道上的行人真是寥寥可數……每天11小時的工作，7小時辦公，2小時學習，2小時生產。”趙超構在《延安一月》中，如此記述。

　　除卻上述的直觀印象，梁漱溟還列舉了延安三種好的風氣：一是各項人等生活水準都差不多，沒有享受優厚的人；二是那裏人人喜歡研究，喜歡學習；三是他們愛唱歌，生活樂觀。

　　在梁漱溟之後，民盟早期領導人李公樸在同年11月24日攜妻子到訪延安。5個月前，他因“動員民眾參加抗戰”被國民黨政府扣押，經各方營救，1個月後被保釋。這是促使他到訪延安的原因之一，對比了國共兩黨對抗日的態度，他覺得共產黨是真正想抗日。

　　到延安後，毛澤東接見了李公樸和夫人。接見的最後，毛澤東的一句話李公樸記得很清楚：“延安是一個抗日的試驗區，一切都在實驗中進行，既無什麼神秘的、了不得的好處，也沒有像有些人説得那樣莫名其妙的壞處。”

　　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和農民談話，詢問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情況

　　因為大雪的阻礙，李公樸在延安待了1個月，而這1個月的經歷也驗證了毛澤東的那句話。那時，延安剛經歷日本的轟炸，李公樸看到四處都是斷牆碎瓦，但整個延安“仍舊在緊張地學習，活潑地工作着”。

　　他在延安看到，為了擴大修築機場，農民自衞軍自己帶工具、乾糧，每天只領4分錢。還有年紀小小的少先隊、兒童團們幫助抗日家屬挑水、拾糞、拔草、耕田，甚至在大煙沒有禁絕的時候，還負責查煙的工作，“因為小孩比較方便到老百姓家中檢查”。

　　此外，老百姓們還組成了民眾劇團，演員全是村裏人，就用陝北的土話演給百姓看。這是一種娛樂方式，也是一種教育方式，演的都是些對抗戰有利的戲。

　　李公樸還參觀了延安的法庭、監獄，那裏“沒有森嚴，沒有恐怖，一切都平凡，一切都是人對待人的樣子”。法庭就在法官的窯洞裏，吃飯、睡覺、審判案件都在一起。

　　延安的中小學他也去過一次，為了躲避飛機，上課都在山溝裏，“八九歲的孩子，在山上跑上跑下，好像很不費力似的。這樣練習下去，將來打起遊擊來，他們爬山當然不成問題”。

　　他還瞭解到，“邊區政府的村長、鄉長、縣長，都是民眾根據徹底的民主原則，採取真正的民主選舉方式組成的”。當然，他也誠懇地指出了不足，比如受制於文化程度，在執行命令和籌劃各種事務上，靈活性和機動性還不夠。

　　這些都記述在李公樸記錄訪問延安的文章《革命的搖籃—延安》中，今天讀來仍然讓人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