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疫苗之王」，困在豪賭裏_風聞

封面圖｜《白虎》劇照

文｜風馬牛 （微信公眾號：馮侖風馬牛）

「我要在倫敦呆很長時間，因為我不想回到那種處境下，一切都壓在我肩上，但我一個人根本解決不了！」 4 月末，印度血清研究所的 CEO 阿達爾·波納瓦拉（Adar Poonawalla）接受《泰晤士報》的採訪時沮喪地説。

氧氣短缺、黑市猖獗、恆河浮屍……日均新增病例突破 30 萬的印度，一幕幕慘劇仍在不停上演。在天災人禍的雙重推動下，印度正成為全球疫情的「新震中」，此時加快新冠疫苗的接種速度，對遏制疫情擴散非常關鍵，印度血清研究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作為印度最大的疫苗製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Serum Institute of India）不僅是「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主要生產方，同時還擁有其它 4 種疫苗的生產線，如果開足馬力生產，它所生產的新冠疫苗將佔全球供應量的一半。然而，就是一家如此重要的公司，面對洶湧的印度二次疫情時也顯得非常無力，其 CEO 甚至攜家帶口「逃」到英國。

印度素有「世界藥房」之稱，就在 3 個月前，總理莫迪還驕傲宣稱「印度已經控制了疫情，準備向其它國家輸送抗疫經驗」，印度血清研究所是「印度製造」（Made in India）的重要力量。那麼，這到底是一家怎樣的公司？身處發展中國家，它是如何崛起為全球最大疫苗製造商，又是怎麼陷入眼下這個新冠疫苗困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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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利多銷賣疫苗

印度和疫苗的淵源由來已久。

1897 年，法國猶太裔微生物學家沃爾德瑪·哈夫金（Waldemar Mordechai Wolff Haffkine）在印度孟買研發出世界上首劑鼠疫疫苗和霍亂疫苗，並創立「孟買細菌學實驗室」，為印度的疫苗事業打下了地基。

1947 年，印度剛發佈《印度獨立法》不久，就加入了 WHO （世界衞生組織）。為了在國際上提高影響力，在 WHO 的倡議下，印度政府開始刻意引導發展國產醫藥產業，疫苗產業也在其中。

奇怪的是，在印度獨立後的 30 年間，印度一方面做出積極響應 WHO 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態度，另一方面卻並不主動制定兒童接種疫苗的計劃。沒有政府方面持續穩定的投入，印度國有疫苗企業根本無力研發當時全球流行的疫苗，只能依賴進口現成疫苗，重新包裝後分發給各地醫院。

哈夫金紀念郵票

國有企業的不作為，讓一批有經商頭腦的人蠢蠢欲動，印度血清研究所的創始人塞勒斯·波納瓦拉（Cyrus S.Poonawalla）便是其中之一。

塞勒斯祖上也是闊過的，但家族人數太多，龐大家產分到他祖父那裏時，只剩下一棟房屋和一片牧場，再傳到他父親，家裏就得靠繁育賽馬為生了。

塞勒斯出生於 1941 年，很小就趕上了印度獨立，對獨立後的印度經濟變化深有體會。在他看來，賽馬這項運動在英屬印度時期很流行，所以這項生意有利可圖，但在獨立後的印度，沒有那麼多人再花費重金買馬、養馬、賽馬了。那些駿馬最後的命運，都是被賣到研究所，作為培育血清的活體容器。

1966 年醫學院畢業後，塞勒斯接過家業，一咬牙就把日薄西山的賽馬事業停了，改為「印度血清研究所」，專門從事基礎疫苗生產，技術全從國外「拿」來。成立第二年，開始生產破傷風抗毒素和破傷風疫苗。八年後，生產百日咳-白喉-破傷風三聯（百白破）疫苗。成立整整十年，印度血清研究所才有了第一家自主科研機構。

塞勒斯·波納瓦拉

塞勒斯採取的生存策略很簡單：先投入成本，買來最基礎的疫苗技術，投產盈利後，再謀求自主研發。由於破傷風疫苗、白喉疫苗、百日咳疫苗都是全球當時已經非常普及的技術，購買成本低，但幾乎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接種。

在國有疫苗企業毫無競爭力的背景下，塞勒斯以遠低於進口疫苗的價格，佔領了大片印度市場。不僅如此，塞勒斯還學着印度政府，積極與 WHO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繫，率先刷足了存在感。

於是，印度血清研究所開業不久就有了非常可觀的利潤，而資金，正是一家醫藥產業發展壯大的必要條件。塞勒斯用零售界常見的薄利多銷策略，闖進了門檻極高的醫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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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頭「棄子」帶來的奇妙機遇

1990 年，一種神奇的疫苗在印度普及開來。

那是一種專門給公牛做絕育的疫苗，只需要不到 1 盧比（約合人民幣 0.31 元）就能讓公牛絕育，不開刀、不上麻藥、不影響雄激素分泌，簡單輕鬆地解決了印度「牛」口氾濫的問題。當時許多國家的農學院都以此作為案例，但很少有人意識到，「公牛絕育疫苗」這種巧妙實用的技術誕生，正標誌着印度疫苗市場的爆發。

1990 年代，印度經濟自由化程度加大，墨守成規的國有疫苗企業徹底被市場淘汰了。此時，全球頂尖醫藥公司，如輝瑞、默克、賽諾菲都在攻克高端疫苗，霍亂、百日咳、肺結核這樣的傳統疫苗生產線漸漸被淘汰，全球供應量嚴重不足，像印度血清研究所這樣專門生產傳統疫苗的生產商便抓住機會，脱穎而出。

1994 年，靠着早年間和 WHO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建立的關係，以及多年來生產傳統疫苗的實力，印度血清研究所產品開始正式供應聯合國機構。僅僅 4 年後，這些疫苗就出口到了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

1999 年，印度血清研究所成為全球最大的麻疹疫苗和百白破疫苗生產商。

在不發達地區普及傳統疫苗，是 WHO 和聯合國兒基會的重要工作

塞勒斯在商場得意的同時，還不忘培養自己的接班人。

2001 年，阿達爾·波納瓦拉從英國威斯特敏斯特大學畢業，正式加入印度血清研究所。阿達爾·波納瓦拉是塞勒斯最看重的兒子，從小就送到英國讀書，回家後，這位年僅 20 歲的繼承人就被任命為 CEO ，塞勒斯自己退居董事長，同時掌管家族的其它事業。

「留洋」多年的阿達爾給印度血清研究所帶來了發展新思路。阿達爾明白，傳統疫苗是公司最大的收入來源，但在此基礎上，資本雄厚的研究所已經有實力去夠一夠高端疫苗市場了。

2004 年，印度血清研究所推出全球唯一的吸附性液體狂犬病疫苗。2007 年，推出流感嗜血桿菌疫苗以及應對膀胱癌的卡介苗。2010 年，推出 H1N1  流感疫苗。2012 年，併購荷蘭生物醫藥公司 Bilthoven Biologicals，成為全球僅有的 4 家能生產注射型脊髓灰質疫苗的企業之一，順利攻入歐洲疫苗市場。

在阿達爾的經營下，印度血清研究所不僅擁有龐大的傳統疫苗生產基地，還有了進一步生產高端疫苗的實力。

更重要的是，進入 21 世紀後，印度血清研究所超過 85% 的收入來自海外，在兒科疫苗領域有很高的佔有率，全球有 65% 的兒童至少接種過 1 次來自印度血清研究所的疫苗。「從出生開始提供保護」成了印度血清研究所的口號。

重基礎、敢花錢、國際化，在「創二代」阿達爾的手中，印度血清研究所連續多年被認定為印度第一大生物科技公司。當印度以仿製藥打出「世界藥房」的名頭時，疫苗，成了「印度製造」最能拿得出手的金字招牌。

3

新冠疫苗，一場豪賭

2012 年 5 月 31 日，比爾·蓋茨在 Facebook 上興奮地説：「受塞勒斯博士和他兒子阿達爾的邀請參觀印度血清研究所，我太榮幸了！」這次短暫的參觀，讓比爾·蓋茨意識到塞勒斯父子倆所做的事業和比爾-梅琳達基金會努力的方向有重合之處。

2020 年全球疫情爆發之後，新冠疫苗的研發和生產成為醫藥企業關注的重點。很早之前，印度血清研究所就已經是 GAVI （全球疫苗聯盟）的成員之一了，比爾·蓋茨也是 GAVI 的知名捐助人。

由於新冠疫苗研發-生產非常複雜，印度血清研究所便向幾大主流疫苗研發商遞出橄欖枝，願意作為生產商參與其中。這無疑是一場豪賭——

首先，每一種疫苗的生產、儲存條件都不同，印度血清研究所無法利用現有生產線改裝，必須投資建新廠房，鉅額投資從哪裏來？這是一個大問題。

其次，誰都知道新冠疫苗緊俏，但新冠病毒是曇花一現，還是將長期存在？這意味着新冠疫苗投產後價格走向會不會呈拋物線形態，萬一病毒曇花一現，那麼生產商能不能收回前期鉅額投資？

最後，新冠疫苗研發時間太短，安全性和用了幾十年的傳統疫苗根本沒法比。如果使用過程中出現大量不良反應，或者生產原料緊缺，都可能被迫停止生產，一旦競爭對手快速補位搶佔市場，此前的投入都將打水漂。

明知有如此大的風險，印度血清研究所還要押下重注，賭的就是「人無我有」的獨特性。

一開始，僅靠印度血清研究所自己的資本，完全無法在短時間內建立新廠房。這時比爾·蓋茨就率先表示，願意支持一部分資金。緊接着標榜「印度製造」的印度政府也出面，願意投資。廠房有了，阿達爾又利用自己在英國多年的人脈，談下了「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合作協議。

似乎一切都在朝着阿達爾希望的方向走。儘管「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因為大量不良反應被質疑，但在更多迫切渴望擺脱疫情的地方，印度血清研究所生產的新冠疫苗被一針針注入人們的身體。不久之後，又有幾種疫苗研發方決定和印度血清研究所合作，幾乎可以預見，這家從前以傳統疫苗見長的企業，將成為全球新冠疫苗最大的生產商，《經濟學人》、《金融時報》都對此發表了積極的看法。

印度血清研究所疫苗生產流水線

但世事總不遂人願。

由於美國疫情反覆，拜登上任後一直沒有叫停特朗普下達的「疫苗原料出口禁令」，今年 4 月，有印度媒體預測，如果禁令再不解除，印度生產的疫苗將因為缺少 37 種關鍵原料而停產。供應鏈高度國際化的印度血清研究所自然也不例外。

這時，空有廠房卻無米下炊的阿達爾已然焦頭爛額。他透露自己被一些關鍵人物給電話威脅了，現在生產出來的疫苗「如果給了X，就不能給Y，Z也在旁邊等着」。為了保證他的安全，印度政府派出 5 名特戰隊成員貼身保護，他則帶着全家飛往英國。

「逃」離印度後，阿達爾還在 Twitter 上發文，@拜登，希望他儘快解除「疫苗原料出口禁令」，推文下面的評論中，一些人怒斥美方是「疫苗黑手黨」，還有一些人堅決支持拜登，認為「美國優先」是正義的。

阿達爾的推文

時間流逝，阿達爾擲下重金的賭局，漸漸滑向被動停產這一邊。但此時遠在倫敦，身家超過 130 億美元的波納瓦拉父子倆仍有機會翻盤。人口 3.3 億、已經完成 37.7% 疫苗接種的美國哪怕非議纏身，也仍有足夠底氣自稱「自由的燈塔」。只有恆河邊伴着火光的幽幽哭泣，紀念着那些本該有機會留下來，卻再也留不下來的人。

商業得失、民粹主義和萬千生死離別，統統匯聚到了印度血清研究所生產的一瓶瓶疫苗身上。

回顧印度血清研究所前後五十餘年、歷經兩代人的創業，不得不讚嘆一句「有眼光、好手段」，正因為這些大大小小的私有企業，印度才撐得起「世界藥房」這個稱號，莫迪自豪的「印度製造」也才有底氣。

然而，印度血清研究所眼下的困境又告訴我們，越到危急時刻，政治博弈的權重就越大，國際化程度再高的企業，最終也不得不依託於母國的實力。生命本該是壓倒一切的砝碼，可現實並不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