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研究所所長：將放棄匯率管控，促進跨境資本自由流動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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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本文據周誠君所長在2021春季莫干山會議上的發言整理

一、關於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合作

　　去年9月份，我在“2020上海貨幣論壇”做了題為“關於當前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問題的思考”的主旨發言，對MMT理論（現代貨幣理論）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問題進行了討論。作為一名長期研究貨幣問題的經濟學者，我對MMT理論一直不太認可，因為其假設前提有重大缺陷。MMT理論認為，貨幣是政府對市場開具的“借據”，政府理論上可以無限開具這樣的借據。但實際上，貨幣是所有市場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和居民部門對交易對手開具的借據。當全社會“借據”足夠多時，產生了一個集中的借據交換和清算者，扮演這個角色的機構最後逐步推出了標準化的借據，這個機構演變為中央銀行，標準化借據也演變為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法定貨幣。不僅如此，其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貨幣的性質。毫無疑問，對於持有人而言，貨幣是一種資產，不管是現金，還是存款貨幣，包括現在的數字貨幣，都屬於資產。但是，貨幣放在財政手裏和由央行發行時，兩者的財產權利屬性是不一樣的。央行發行的貨幣本質上是一種負債，特別是在現代信用貨幣條件下，央行對所有貨幣持有者需承擔無限法償的義務和責任。而財政持有的貨幣是一種資產，而且是具有嚴格和完整所有權的資產，財政部門代表政府對這些貨幣資產具有完整的所有權，可以按其意願去使用、支配。可見，兩者是有本質差異的。

　　還是在那次研討會上，我提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應對疫情方面確實要密切合作。我的一個觀點是，為應對疫情、實施救助、推進復甦，需要大規模投入財政資源，但財政沒錢，因此要幫助財政擴大籃子。央行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美聯儲就是這麼做的。在歷史上，央行也曾做了一些類似的事情，但關鍵要分清權利、責任、義務邊界。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在合作實施救助過程中，有非常清晰的機制，聯儲怎麼出錢、財政如何承擔責任，出資比例，股權還是債權，誰優先、誰劣後，等等，都有準確、清晰的界定。這個機制也不是由美聯儲的經濟學家或財政部的專家設計，而是請貝萊德、黑石這樣的國際投行來設計，明確財產權利屬性和責任義務邊界，確立後續退出和清償機制。我想，這恐怕是核心要義，也是這個框架有公信力的關鍵所在。我不想沿着這個思路再展開，我去年9月份的演講內容也會在這個月的《比較》雜誌正式發表，到現在我沒有改變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二、關於人民幣國際化和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

　　今年3月18日，中美高層在美國阿拉斯加進行了一次引起廣泛關注的會晤。在兩天後的3月20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我做了一個演講，其主要觀點和內容是，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並不是要去挑戰美元、替代美元，而是與美元一道，承擔在全球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推動供應鏈調整、產業結構升級和全球價值鏈躍遷的國際責任。這一觀點背後的邏輯，首先是“特里芬難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國際社會對金融危機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為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身就是金融危機產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這一點上，全球中央銀行家都有廣泛共識。對於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國內貨幣政策目標與作為儲備貨幣所需承擔的責任義務往往是不盡一致的。貨幣當局在提供國際儲備和制定國內貨幣政策時，很難做到兩全，難以兼顧國內目標和國際責任，特別是當兩者出現明顯矛盾情況下，貨幣當局往往首先要考慮國內目標。這也是經濟學在上世紀60年代初提出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所面臨的“特里芬難題”以來，一直無法有效解決的命題。美聯儲也一樣，當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責任和美國國內貨幣政策的目標出現明顯矛盾和衝突時，我們看到，美聯儲的價值取向和目標選擇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無限量寬、財政赤字貨幣化，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從危機前的7000億美元左右擴展到今天的超過7.6萬億美元。劉尚希院長説美國現在是在下一盤很大的棋，我對此有些擔心。在我看來，這未必是可提前佈局、運籌帷幄的“大棋”；即使美國真是在“下一盤很大的棋”，但可能也是一招“險棋”，要冒很大的風險，可能會產生很嚴重的後果。美元多大程度上還是可信的？美國、美聯儲是否還能對全球美元持有者承擔無限法償的義務和責任？“特里芬難題”到今天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其次，是全球分工調整和資源配置優化。資源要素在全球範圍內配置、交易、流通，基本的經濟學框架是比較優勢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經濟學理論。資源在全球範圍配置仍然需要依靠價值規律、靠價格信號來實現出清、達到均衡。過去，資源全球配置和國際產業分工主要通過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和以美元匯率為核心的國際價格信號來進行。現在的問題在於，美聯儲在國際責任和國內目標兩者之間無法兼顧，“特里芬難題”帶來的挑戰愈演愈烈、美元價格信號越來越扭曲失真，在此情況下，美元的未來將是什麼樣的？美元匯率多大程度上還反映市場供求均衡結果？美元還能否真正有效發揮全球資源配置的價格信號作用？

　　不僅如此。如果全球供應鏈中心、生產中心、價值中心都還在美國，美元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發揮核心價格信號作用是有現實經濟基礎的。但是到了今天，全球供應鏈中心、生產中心、價值中心已經不僅僅是在美國了，而是相當一部分在中國、在歐洲。這時，單獨依靠美元繼續在全球範圍內扮演全球資源配置優化的價格信號作用，其地位已大不如前了，其效果也越來越差了。事實上，國際貨幣體系正在發生深刻變革，不管從數據上，還是從相關政策上，都可以看出這些重要的變化。

　　去年10月份，歐元一度超過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結算貨幣。也是去年10月，我在廣東調研，當地人民銀行的同事告訴我，在粵港澳大灣區9個城市的對外經濟活動中，人民幣結算佔比超過了53%，成為第一大結算貨幣。截至2020年年底，人民幣結算佔所有中國跨境經濟活動結算總額的比例超過了46%。

　　昨天我和社科院李揚老師一起在天津參加一個高峯論壇，李揚院長説未來我們進行國際競爭需要大力倚仗人民幣國際化，但他又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和效果頗為擔憂，原因是目前人民幣在國際結算、儲備、貿易融資等領域的比例都非常低，大致都在2%左右。他很擔心，這麼低的比例怎麼與美元競爭？應該説，他的這組數據來源於SWIF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是基於逐筆業務統計數據，是有微觀基礎的，但又是嚴重低估的。為什麼説它是低估的？因為統計口徑差異太大了。在多數成熟市場國家，其國內交易結算報文都是用SWIFT，但我國國內幾乎所有交易結算都不用SWIFT。因此，SWIFT在按幣種進行統計的時候，包括了這些國家的國內交易結算部分，但對於人民幣結算，SWIFT只統計用SWIFT報文的跨境交易結算，少統計了我國國內交易結算這部分，實際上還少統計了通過跨境人民幣清算系統（CIPS）和我國商業銀行國際行內系統進行跨境結算的部分。可見，SWIFT統計數據可能是嚴重低估的，如果把國內鉅額的人民幣結算量也加上去，這個比例可能將有顯著提高。

　　再次，美國濫用長臂管轄和美元霸權。美國人搞長臂管轄，其實絕不僅僅是出於意識形態而只針對中國，它對其隔壁鄰居如墨西哥、對其倚仗的戰略朋友如越南，甚至對傳統上它密切往來的友好西方成熟市場國家如瑞士，有時也這麼幹。前不久，在陳元老行長主持的一次研討會上，我專門分析了美國搞長臂管轄的邏輯基礎。應該説，美國人搞長臂管轄並非單純出於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而是有其邏輯和現實基礎，基礎之一就是美元的國際使用。在信用貨幣條件下，一方面，信用貨幣都是發行該貨幣的中央銀行需承擔無限法償義務的負債，中央銀行須對任何一個持有該貨幣的境外市場主體承擔無限法償責任。另一方面，對於國際貨幣，不管其發行流通使用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最終都要回到發行該貨幣的中央銀行實現最終清算，完成最後的債權債務結清。因此，美國政府和美聯儲提出，任何一個國家、市場主體及其行為如果使用美元，就須按“最小聯繫原則”遵守和服從美國的利益，每一分美元在美國境內外的持有、交易、結算、清算都要符合美國利益，否則就不要使用美元。這是美國搞長臂管轄、把國內法延伸運用到域外的自身邏輯。應該説，它也有一定的內在合理性，但當美國人憑藉美元的國際使用頻頻舉起制裁大棒，過於強調美國利益、而忽視其所需承擔的國際責任的時候，越來越多國家和市場主體就希望降低和擺脱對美元的依賴，希望有更多的國際貨幣能夠替代美元進行國際支付、國際清償和國際結算。可以説，“天下苦美元已久矣”。這個時候，時機上非常好，還是要積極地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推動人民幣的廣泛使用。

　　最後，還有一個重要背景，就是雙循環新格局、高質量發展和產業對外轉移。最近幾年，特別是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以來，這一現象比較明顯，我把它歸納為成建制、大規模的產業對外轉移，國內尤其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部分產業、行業、企業持續往周邊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甚至是非洲和南美國家和地區轉移。在上述國家和地區，有很多中國產業園、工業園，小的幾平方公里，大的十幾平方公里、數十平方公里，最大的在白俄羅斯，超過125平方公里。而且，這些中國產業園、工業園，大多不是政府推動，而是民營企業主動調整、“抱團出海”的結果。這是因為隨着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勞動、土地等要素成本持續升高，人民幣匯率升值，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要求如環保、安全生產等越來越嚴厲，一些傳統產業在國內越來越沒有比較優勢，不再像過去那樣在出口時價格那麼便宜、那麼具有國際競爭力了。過去美國超市裏的很多東西都是“中國製造”，現在看變化很大，越來越多地是“越南製造”、“孟加拉國製造”。

　　實際上，這是一個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改革開放後，我國經濟發展就是不斷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國什麼時候開始大規模承接外部產業轉移？是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以後，日元開始持續對美元大幅升值，最後上漲了大約2.5倍。隨着日元不停地升值，日本產業不斷地對外轉移，剛開始主要轉移到“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之後隨着比較優勢的繼續變遷，產業進一步轉向“亞洲四小虎”等國家和地區，接着進一步大規模轉移到中國大陸，最後形成了所謂東亞“雁形發展模式”。可見，產業的跨國轉移，是經濟發展變遷、比較優勢格局變化和國際分工體系相應調整的自然結果，我們還是要客觀、理性地看待和順應這一過程，它甚至是當前國際形勢和全球供應鏈深刻調整背景下，我國企業適應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要求，進行更高層面全球佈局，更好推進供應鏈調整、產業結構升級和價值鏈高端躍遷的主動行為。我想，這也是我們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的“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個問題上，一些地方政府非常開明，也很包容，20年、25年前，它們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時候強調“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只要在本地投資、生產，產生GDP，創造就業，形成税收，不管企業是誰的、從哪裏來，它們都歡迎。而現在，它們強調“不求所在，但求所有”，不管企業生產基地轉移到越南、馬來西亞還是哈薩克斯坦，只要研發中心、利潤中心和合並財務報表在本地就行。

　　在這個過程中，過去基本上都是用美元結算，發改委、商務部的對外投資審批單上，過去都是核批多少美元的對外投資金額。這兩年中央銀行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與商務部、發改委、財政部、國資委等相關部委商量合作，想辦法推動這種大規模成建制的對外產業轉移更多使用人民幣來實現。這不僅可以幫助企業降低匯兑成本、控制匯率風險，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是推動人民幣對外使用。通過這種大規模的產業轉移，人民幣在投資對象國沉澱下來，一方面用於向中國進口與產業轉移相應的機器設備、生產線和相關服務；另一方面，開放金融市場，通過我國金融機構一攬子的交易銀行服務，為對象國市場主體購買人民幣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獲得人民幣資產的高額回報，分享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好處。

三、關於人民幣利率和匯率形成機制問題

　　劉尚希院長説利率太高了，希望央行降息。利率從來都是個“雙刃劍”，利率高意味着回報率高，對資產持有者就是好事。為什麼人民幣資產在國際上這麼有吸引力？去年前8個月，境外投資者增持人民幣資產就達到1萬億元。我們來看看各國中央政府發行的十年期國債回報率。現在美元的十年期國債回報率大概在1.6%、1.7%左右，歐洲發達經濟體和日本十年期國債回報率基本在0附近或者0以下，這就是劉尚希院長談到我國近期在歐洲發歐元國債時是以負利率發行的原因所在。在中國國內，我國中央政府十年期國債目前的回報率大概在3.2%左右，高的時候超過4%。可見，只要開放金融市場，對國際投資者就有吸引力，就會有大量境外市場主體願意投資持有人民幣資產。

　　此外，衡量利率的高低，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就是自然利率水平，背後是宏觀經濟增長率。自然利率水平是可以估算的，美聯儲有模型，中國央行也有模型。一個國家的利率水平最終要反映這個國家的長期實際經濟增長率，不能偏離太多，否則會引起市場行為的扭曲和價格的失真，會進一步導致資源配置低效率。因此，在我們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進中國企業更好進行全球佈局的時候，要有整體考慮，要有利於我國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利於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發揮價格信號的作用，更好支持中國企業在範圍內佈局生產，調整供應鏈，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人民幣的價格從國內看是利率，從國際看則是匯率。人民幣匯率怎麼形成和決定？不妨先來看美元匯率的決定。大家都很熟悉美元匯率、美元指數，討論得也比較多，但美元匯率究竟是什麼？又是怎麼決定的？美元匯率就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相對價格，美元指數是美元對幾種主要貨幣的相對價格進行加權計算後的合成指標。美元匯率長期無疑取決於美元的相對購買力，短期內則是由美元的全球外匯市場交易決定。美元全球日均外匯交易量大約6萬億美元，這6萬億美元的全球日均交易量決定了美元匯率，而且這是一個供求平衡、交易產生的結果，是一個均衡匯率，充分反映全球市場主體持有美元的價值判斷、風險偏好和預期，因此也是透明、公允、可預期和相對穩定的。事實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國際對沖基金能靠一己之力做空或做多這個高達6萬億美元日均交易量的市場。具體來看，這6萬億美元的日均交易量中，只有20%、約1.2萬億美元發生在美國境內，剩下的80%、約4.8萬億美元發生在美國境外，屬於離岸交易，不受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的管轄。這意味着，6萬億美元的全球美元外匯日均交易量決定了美元匯率，但更重要的是80%、4.8萬億美元的離岸美元交易決定了美元匯率，而不是美國境內受美聯儲和財政部管轄的20%、1.2萬億美元。換句話説，對於一個國際貨幣來説，其匯率是該貨幣的全球持有者進行廣泛交易的結果，而不是發行該貨幣的中央銀行説了算的，中央銀行並沒有匯率決定權。

　　對於人民幣匯率而言，這個判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含義和政策含義。如果我們把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戰略目標並按現有政策框架推進其國際使用，支持中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佈局生產、調整分工，實現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要求，對於匯率形成機制和人民幣相對價格信號的作用，就要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和頂層設計。我們就要承認，人民幣國際化條件下，我們管不了人民幣匯率，中國中央銀行最終要放棄匯率目標，人民幣匯率是由全球所有市場主體對人民幣的偏好、預期和交易決定的。從現實情況看，實證數據支不支持這一判斷？可以説，實際情況已經是這樣的了。目前全球人民幣外匯日均交易量大概2850億美元，其中1650億美元發生在離岸，剩下的1200億美元左右發生在中國境內。人民銀行能管得了這離岸市場1650億美元的人民幣外匯交易嗎？再舉個更具體的例子。在韓國，首爾外匯市場人民幣對韓元的日均交易量是上海外匯交易中心韓元對人民幣日均交易量的150倍左右；在哈薩克斯坦，堅戈對人民幣的日均交易量是新疆人民幣對哈薩克斯坦堅戈日均交易量的將近60倍。所以，人民幣國際化條件下，人民幣外匯市場究竟在哪裏？我想，它最終將不在上海外匯交易中心，不在境內諸多的小幣種跟人民幣的掛牌市場，而主要是在境外，在我們的周邊國家，在所有跟中國有密切投資貿易往來、願意持有人民幣頭寸和資產的國家及其金融中心、金融市場。這種情況下，通過全球市場主體圍繞人民幣頭寸和人民幣資產進行廣泛交易產生的人民幣匯率，就是一個均衡匯率，它更加透明、合理、公允、可預期，因此更加穩定，從而能夠比較好地指導中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佈局生產，實現供應鏈調整和價值鏈躍遷，服務目前中國大規模產業轉移、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和保質量發展的要求。

　　不僅如此，如果這個人民幣匯率是一個均衡匯率，是市場交易形成的，那就意味着這些貨幣對人民幣的匯率就不需要通過美元套算了，這些貨幣在匯率形成機制上開始盯住人民幣，而不是盯住美元了，人民幣成為這些貨幣的“錨貨幣”。事實上，中國是大多數這些國家的最大投資貿易伙伴，這些國家的市場主體大量持有人民幣頭寸和資產，這些國家的貨幣以人民幣為錨貨幣，匯率盯住人民幣，不僅有利於降低其市場主體與中國開展投資貿易的匯率風險，更是有益於這些國家的經濟金融穩定。對此，最近IMF也有相關的研究報告，認為在韓國等與中國有密切投資貿易關係的國家，其貨幣開始圍繞人民幣波動，更多地體現出盯住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這樣的機制不僅有利於這些國家，而且也將大大有利於我國。如前所述，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以後，日元開始持續對美元大幅升值，最後上漲了大約250%；同期，德國馬克也持續對美元升值，到歐元誕生前，差不多也漲了250%左右。差不多的升值幅度，但結果截然不同。日元持續大幅升值，結果是日本產業持續的競爭力衰退和轉移，出現了所謂的日本“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但德國的情形大不一樣，馬克雖然也持續大幅升值，但德國還是歐洲及國際製造業的中心，還處在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高端，德國經常項目盈餘仍然佔到GDP10%以上。

　　同樣都是升值，幅度也大致相同，為什麼會出現截然不同的結果？我的一個分析結論是，取決於匯率升值的成本分擔機制。總體而言，日元升值成本主要是由日本自己承擔，而馬克升值的成本，則是由德國帶着其歐共體產業鏈上所有國家一起來承擔。回顧歷史，當時歐共體各國貨幣匯率並不是錨定美元，而是錨定德國馬克。因此，當馬克對美元持續大幅升值時，所有歐共體國家的貨幣都跟着德國馬克對美元升值，客觀上與德國一道消化匯率上升產生的壓力和成本，從而保持了供應鏈、產業分工的相對穩定。反觀日本，雖然1985年以後日本廣泛推進全球佈局，在東亞形成了所謂“雁形分工”產業格局，國民經濟對外依存度大幅提高，但其“雁形分工”模式中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或地區的貨幣是盯住日元的。因此，日元對美元的長期持續大幅升值從來都是日元自己的事情，其導致的競爭力損失一直都是日本自己在承擔，日本產業對外轉移恰恰是日元升值、日本競爭力下降的結果。

　　可見，雖然本幣匯率上升通常會導致本國產業競爭力的損失，但其最終結果還要進一步考察供應鏈、產業鏈上其他國家是不是跟着本國一起來分擔。如果其他經濟體跟着主要錨貨幣國家一起來承擔錨貨幣匯率上升的成本和損失，以錨貨幣國家為中心的供應鏈、產業鏈整體格局就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產業分工可保持相對穩定。而且，由於價值鏈中心國家創新能力強、更具有競爭優勢，還推動本國產業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往供應鏈、價值鏈的高端躍遷。

　　總體看，人民幣對美元在中長期內將持續對美元升值。這既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人民幣相對購買力不斷提高的結果，也是美聯儲搞量化寬鬆和不斷擴表的後果之一，而且經驗數據也表明，多數成功邁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人均收入超過10000美元后，其貨幣將對美元匯率呈持續升值趨勢。如果人民幣成為了周邊國家以及與中國有密切投資貿易往來國家的貨幣錨，就意味着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過程中，將是所有以人民幣為貨幣錨的各國貨幣都圍繞着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這無疑對於我國有效應對人民幣升值導致的對外部門競爭力損失，不斷推進供應鏈優化調整、產業結構升級和價值鏈躍遷，是有效的。

四、關於貨幣政策框架轉型

　　相應地，在貨幣政策框架轉型上，我們也可以有更清醒的認識和更明確的目標。

　　4月5日清明節，經濟學巨擘蒙代爾離我們而去，但他留下的宏觀經濟學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蒙代爾不可能三角”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固定匯率或保持匯率穩定、貨幣政策獨立性，以及跨境資本自由流動三者之間，只能同時選擇其中兩個目標，而必須放棄一個。如果我們明確了人民幣國際化條件下，我們管不了人民幣匯率，這意味着我們放棄了匯率目標，並把它交給全球投資者及其市場交易決定，那麼中央銀行就可以明確地追求另外兩個目標，即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跨境資本自由流動。

　　這時，我們的政策框架目標清晰，邏輯自洽。一個國家如果貨幣政策都不獨立，如何對其發行的貨幣承擔無限法償的責任？如何保證其發行的貨幣是有公信力的？如何讓全球投資者放心？所以，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一定要獨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體現在哪裏？很重要的一條是，與財政政策之間的邊界要十分清晰，絕不輕易、無原則為財政買單。央行可以積極配合財政，可以與財政進行非常密切的交流合作，但兩者之間的邊界是清晰的，債權還是股權、承擔的責任義務、如何退出等等都要搞清楚。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另外一個體現是政策目標儘可能簡單、清晰，比如主要盯住政策利率，因此可以不斷推動利率市場化，保持利率水平反映經濟增長和發展的自然、均衡水平。

　　過去為什麼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有時候比較艱難？就是因為老要盯着匯率，要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最典型的是2016、2017年，當央行為匯率目標所牽制的時候，貨幣政策往往在獨立性和跨境資本自由流動之間左右搖擺。但一旦能放棄這個目標，不為這個目標所牽制，中央銀行就可以明確推進貨幣政策框架轉型，堅定地追求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賬户開放。我們看到，目前央行已明確不再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常態化干預，更多地把人民幣匯率交給市場來決定，該破7就破7，人民幣也是主要貨幣中波動幅度比較大的貨幣之一。這樣，我們的目標就非常清晰，一頭抓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確保人民幣的國際信譽；一頭推動資本賬户開放，尋求跨境資本自由流動，確保人民幣在國際範圍內可自由使用。事實上，也只有貨幣政策獨立、跨境資本可自由流動，才能保證國際上的任何一個市場主體，當他對人民幣資產有信心並感興趣時，可放心投資、放心持有、放心交易，並非常方便地進行各種流動性管理和對沖操作，確保收益和風險平衡。只有在利率水平充分反映實體經濟回報率、跨境資本充分流動的情況下，資源才能按照人民幣利率和匯率價格信號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更有效的配置，支持中國企業家按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要求，在全球範圍內佈局生產，推動供應鏈調整，產業結構升級和價值鏈躍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