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主權與經濟繁榮_風聞

1990年代加速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既提供了和平與增長的大好機遇，同時也為改革世界政治新秩序帶來新挑戰、新威脅 —— 自大的富人或絕望的窮人發動戰爭的威脅。

貨幣與信貸自主性向來是西方現代經濟學重要主題。飯袋子與錢袋子，貨幣代表的居民真實購買力。美國次貸危機給無數平民家庭帶來的心理餘悸尚未冷卻，疫情大流行又不期而至，影響久遠……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這一貨幣與信貸主題所涉及影響的深度和廣度，空前無比。

部分古典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和信貸是記錄“真實”商品經濟活動的工具。以凱恩斯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學家則認為，貨幣和信貸是一種自主經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或至少指導）着“真實”經濟的運行。

19世紀末，世界上主要的國家基本上都實行金本位，隨着金本位制形成，黃金承擔了商品交換的一般等價物，成為商品交換過程中的媒介，社會流動性增加。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受到通貨膨脹、物價飛速上漲的影響，加之黃金分配極不均衡，難以繼續維持金幣本位制。

古典經濟學家希望貨幣體系被動做出反應，現代經濟學家則呼籲採取更加積極主動的貨幣和信貸體系，建立專門機構實行針對性的貨幣政策。在當時的每一個西方發達國家，國內經濟雖受到金本位制約，實際上卻是由管理貨幣與信貸的各國中央銀行控制和指揮。

兩派主張分歧明顯，但都一致同意：

一、一個經濟體只有在貨幣、信用的供給與貿易、投資同步增長的情況下，經濟才能發展。後發展中國家特別需要強大的貨幣體系，否則繁榮時期只要出現一點點衰退，便會被追討貸款，並受到通貨緊縮的擠壓。

二、若防止經濟波動演變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必須建立適當的貨幣體系。

三、19世紀末埋下隱患20世紀初葉爆發的重大衰退，尤其1929-1939年大蕭條的主因是，當時的貨幣體系已難以滿足國際經濟需求，無法解決國際經濟面臨的問題。

最後，兩派都承認，世界經濟尚沒有切實可行的貨幣與信貸體系。

人類進入20世紀後，不論國內貿易還是國際貿易，資金需求增長更加快於貿易增長。信貸通常比實物增長更快。貨幣媒介的“符號”經濟必須比物品交易的“實體”經濟成長更快。

西方經濟學界提出“關鍵貨幣”的主張。根據這一概念，一國的貨幣同時也是世界經濟的貨幣。凱恩斯（1883-1946）知道，“關鍵貨幣”概念的真正危險不在於經濟面，而是這個產生關鍵貨幣的國家會應自身的優越感而驕傲自大，然後必鑄成大錯。

二戰結束前夕，44個國家或政府的經濟特使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佈雷頓森林召開了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確立美元與黃金掛鈎。

1960年代，美國陷入越戰泥潭，政府財政赤字不斷增加，國際收入情況惡化，美元出現不可抑制的通貨膨脹，美元的信譽受到極大的衝擊。

同期戰後的歐洲國家經濟開始復甦，為資產保值黃金成了最好選擇，各國為了避險美元危機和財富保值需求紛紛拋出美元向美國兑換黃金，美國政府承諾的美元同黃金的固定兑換率日益難以維持。

到1971年，美國的黃金儲備減少了60%以上。美國政府被迫放棄按固定官價美元兑換黃金的政策，各西方國家貨幣也紛紛與美元脱鈎，金價進入由市場自由浮動定價的時期，佈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徹底崩潰。

國際資本流動日漸獨立於貿易金融，且遠遠超出世界貿易金融真實量級。

以全球資本流動、匯率和信貸的自由流通為主要內容的“符號經濟”，取代產品和服務的流通為主要內容的“實體經濟”，成為最明顯也最難以讓人理解的重大變化。世界經濟也不符合凱恩斯理論模型 —— 認為符號經濟決定實體經濟。

經濟全球化再一次成為世界經濟發動機，從經濟面看，世界發展成為更大的一個經濟單元。就政治角度看，二戰後日漸分裂的世界腳步一刻沒有停息。

各國一方面要求中央銀行遵照政府政策，一方面又要求貨幣信貸必須是“非政治”的，且僅以經濟面來決定。兩者間持續不斷的衝突表明，為世界經濟所需創造“非國家”的貨幣和信貸功能，屬於異常艱難的政府創新。

經濟增長，特別是窮人和債務人的生存受到所謂“流動性危機”所困的觀點得到普遍認同。

佈雷頓森林會議確立起戰後貨幣體系，意味着二戰後的美國和之前的英國同樣奉行所謂“關鍵貨幣”政策，並從中受益。美國的政客和官僚仍掩耳盜鈴般生活在一個美國獨大的世界裏。

事實上，美國更需要外部力量，正如同外界也需要美國一樣。

經濟全球化是一項偉大成就，也是經濟增長的大好機會，前提是要在支離破碎、充滿衝突的世界中努力尋找團結一致的良機。

世界經濟動盪與一國之內的經濟的波動，兩者間的聯繫越發模糊不定。

1980年代中後期的日本，出口儘管依然在成倍增長，並獲得空前的貿易順差，然而其國內經濟並未急速發展，而是持續呈現低迷，沒有創造任何新增就業機會。西德的製成品出口和貿易順差同日本增長得一樣快，失業率卻比美國高。

產品和服務的實體經濟與貨幣、信用和資本的符號經濟，不再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是漸行漸遠。

符號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分離，意味着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已被視為一種非常重要的“相對優勢”因素，越來越成為一種重要的相對成本，且是企業完全無法控制的一種因素。

日本已經在利用國際符號經濟和實體經濟脱鈎方面大概是聰明過了頭。

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按照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管理經濟。通過強調金融穩定、受過教育和培訓的勞動力隊伍和高儲蓄率等基本原則，在內部提供恰當氣氛，將在世界經濟中的國家經濟表現作為經濟政策和經營方針的優先考慮。

讓國家經濟不受全球資金流動的影響和頂住衝擊，營造恰當的氣氛是唯一辦法。

與此同時，僅自由貿易還遠遠不夠，保護低生產力產業領域的就業機會只會對擴大就業造成傷害。

管理實踐是20世紀出現的全新社會現象。宣稱“缺乏”資本是對資本管理不善的委婉説法。經常的現象是，資本就在那裏，放在了不該放的地方。讓人驚訝的是，至今在這個世界上還沒有足夠多的人試圖將管理理解為一種新的社會機能，一種新規律和一種新職業。

世界經濟不是一個社羣，甚至連一個經濟社羣也還談不上。

世界經濟是一種認知，而非制度。

穩健且妥善管理的國家貨幣體系，成為窮人和社會底層最大福祉。否則，像多個拉美國家曾經所發生的那樣，通貨膨脹的惡魔將使社會底層連原本僅有的錢也留不住。

發展將改變社會及傳統，它也必然同時以現有社會文化機構和價值觀為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