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憑什麼十年吸引1000萬人口？_風聞

　　◎作者 | 青巖

　　當人口紅利不再，位於價值鏈條末端的“世界工廠”中國憑什麼和別人競爭？

　　這可能是七普人口數據公佈後，中國對於未來的最大擔憂。

　　令人意外的是，浙江省已經給出了初步的答案。

　　七普數據公佈之日，就是人口紅利爭奪大贏家亮相之時。

　　十年淨增2000多萬的廣東，不動聲色就有千萬入懷的浙江，堪稱“中國雙壁”。

　　想直觀地感受它們的優勢究竟有多大，只看七普與六普的數據對比遠遠不夠。

　　還得加上這張——

　　相對而言，給人帶來最大震撼的非浙江莫屬。

　　作為一個人口總數常年第10名的省份，十年淨增1014萬人，增長18.63%，增量和增幅分別居全國第2、第3，這速度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

　　人口統計可不只是紙面上一個簡單的阿拉伯數字，它是一千多萬活生生的人，他們的年齡、性別、收入、階層……如果這些要素實現黃金搭配，那基本可以決定一個地方未來一段時期可能觸及的高度。

　　以浙江在中國經濟版圖中的重要地位，我們甚至能夠通過它去揣摩整個國家在經濟方面的戰略方向和佈局。

　　那麼，浙江憑什麼10年就能吸引到一千萬人口？

　　其實，10年還説多了。因為，進一步觀察浙江人口過去十年每年的增長，我們就會發現爆發式增長出現在2015年以後。

　　如果對浙江這些年的經濟發展有足夠的關注，那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呼之欲出。

　　一條曲線直接塑造了浙江的魅力值。它在產業經濟學上被稱為“微笑曲線”。

　　“微笑曲線”是宏碁創始人施振榮先生在1992年提出的，大致形狀如下。

　　在產業鏈上，利潤高的更多集中在兩端，分別是研發、品牌、市場銷售和售後服務，而從事簡單製造和組裝、代工的企業利潤水平最低。

　　如果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它的經濟佈局是兩端高中間低，那麼它就能笑口常開；如果兩端低中間高，那麼這個曲線就立馬變成“哭泣曲線”——就難免被別人卡脖子。

　　對中國來説，成為“世界工廠”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其實質則是中國長期處於價值鏈的底部。

　　iPhone的利潤分成最能體現這一點，擁有知識產權和品牌的美國獨佔利潤的60%，而中國組裝工廠僅能分得1.8%，其它的則被日本、韓國、台灣、荷蘭……的供應商瓜分。

　　所以，十四五規劃才明確提出要加速實現產業升級，搶佔價值鏈的高端。

　　然而，價值鏈的高端並非想搶就能搶到的，21世紀什麼最重要？答案當然是人才！

　　事實上，早在十四五規劃提出的若干年前，中國很多地方就已經先知先覺地開始了佈局。只要簡單回顧第一輪搶人大戰是由哪些地方發起的，歷史就很容易照進現實。

　　浙江就是最早的參與者之一，而且成果顯著。

　　浙江搶人的成果有兩個標誌性節點：

　　一個是杭州超越深圳成為2019年全國人口淨增最多的城市。

　　這是一個堪稱大轉折式的變化，浙江省內的人口第一過去長期由温州把持，杭州後來居上或不令人意外，但它居然很快就能和深圳在人口爭奪上一較高下，而且還贏了，就不得不説有點顛覆常識。

　　第二個是寧波突然爆發，殺進人口全國城市競爭力前五。

　　杭州，再加上寧波，雙城齊飛，這就令浙江全省具備了某種普遍性，甚至規律性的成分。

　　仔細觀察浙江省產業佈局，會發現杭州是互聯網平台經濟之都，負責激發各種生態場景的數字型嬗變，而未來可以擦亮中國品牌的中高端製造多集中於寧波，其它地區則在製造業、服務業方面各有側重。

　　杭州與寧波雙城在浙江向“微笑曲線”兩端衝擊的進程中，發揮了引領性作用。

　　從人口流向分析，十年間浙江全省淨增的1014萬人，其中杭州淨增324萬，寧波競爭180萬，也遠遠拉開了和其它城市的距離。排第三位的温州僅增加了45萬。

　　浙江的經濟走勢與人口走勢，暗暗契合中國人口紅利的兩個世代。

　　第一次人口紅利，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奠定了基礎，它更側重人口的數量；而在大國博弈的當下，當中國完成了初步的經濟起飛，勞動力人口頂峯已過，第二次人口紅利就成為產業升級的關鍵，第二次人口紅利側重的則是人口的質量。

　　仔細觀察浙江的發展路徑、淨增人口結構，並和廣東做一個對比，那麼我們也許會得出如下結論：

　　在第一次人口紅利中，廣東獨佔鰲頭，而同時分享了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浙江，正在第二次人口紅利時期後來居上。

　　“微笑曲線”的左端——創新研發、品牌、設計，是大國競爭的根本。

　　中國當前經歷的新技術競賽與圍堵，讓緊迫感日甚一日。顛覆式的創新、指數型的增長、不斷打破固有壁壘，可以説誰引領了這場技術革命，誰就能獲得未來幾十年的長盛久安。

　　在這一波互聯網經濟、數字經濟的發展脈絡上，浙江，尤其是杭州在全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扮演了領先者的角色。

　　這一切都依託於高端人才的大量湧入。從2016年起，杭州人才淨流入率連續五年全國第一。

　　這一波的人才競爭，杭州要贏的不是別人，正是北上廣深。2018年，杭州的人才淨流入率是上海的6倍，北京的29倍，而且，流入杭州的技術人才，接近一半來自上海、北京和深圳。

　　高端人才湧入的紅利極其豐厚。

　　2017年，杭州AI創業公司的數量超過廣州，僅次於北上深。此外，杭州的科技獨角獸數量已躋身中國第三。

　　如果，你以為浙江只有互聯網，那你就錯了。

　　中高端製造是新技術、新工藝最密集的領域，包含着最高附加值的設計、專利、品牌，而浙江早早就喊出要打造先進製造中心，於是浙江擁有全國第一個“中國製造2025試點示範城市”——寧波。

　　有意思的是，寧波獲批示範城市的時間也是2016年。

　　如今的寧波，在稀土磁性材料、高端金屬合金材料、石墨烯、專用裝備、關鍵基礎件、光學電子、集成電路、工業物聯網等八大細分行業，表現都頗為亮眼。

　　任正非曾預言，未來10-20年內，如果爆發新的技術革命，最大的顛覆是石墨烯時代顛覆硅時代，而浙江省就是中國最早實現石墨烯產業化的地方，萬噸級石墨烯導電漿料生產線就位於寧波。

　　雙城驅動的“微笑曲線”對浙江人口改造的效果極為明顯。

　　過去十年，浙江擁有大學文化以上人口占比從9.3%上升到16.99%，差一點翻了一番，差不多是全國最快的。

　　高端人才的積澱也使得浙江科技創新的成色愈發深厚。

　　2020年5月，21世紀經濟報道對全國25個重點城市的2019年全年的發明專利申請量、授權量進行了梳理，除了北京、深圳、上海三個城市。南京、廣州、武漢、杭州都超過1萬件。

　　在一些數字化關鍵技術方面，如果按照企業貢獻排行，我們能夠在這個榜單上清楚地看見杭州本地互聯網公司名字。

　　至於“微笑曲線”的右端，浙江帶來的改變中國人目前的感受應該最為深切。

　　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元，佔GDP的比重達到38.6%，數字經濟增速9.7%，是GDP增速的3倍。

　　其中，數字技術對服務業的提升最為明顯。從一定意義上説，正是數字技術幫助中國打破了西方發達國家對高端服務業的壟斷。

　　而在壟斷壁壘上撕開一道口子的依然是浙江。

　　作為世界電商中心，阿里巴巴讓中國零售電商交易額完成了對美國的反超，並迄今遙遙領先。

　　早在2017年前後，杭州就已成為全球移動支付之城，98%的出租車、超過95%的超市便利店、超過70%的餐館都可使用移動支付，菜場小攤也普遍能用手機買單。

　　杭州用“連接”把自己打造成互聯網時代的中心，它是平台經濟的中心，是物流的大腦，是互聯網新應用場景的產房。

　　由此，你不難想象過去五年，互聯網工程師的首選，由北京、深圳變成了浙江杭州。

　　杭州本土互聯網公司螞蟻集團的人才結構，是一個鮮活的註腳：其1.6萬名員工，有海外留學經歷的佔比近10%，技術人才佔比超過60%。

　　在所有的產業升級中，服務業的升級最難。高端服務業被稱為價值鏈皇冠上的明珠，以至於中國普通人一想起服務業第一反應往往就是端盤子、炒菜的，但在數字化的衝擊下，中國服務業的升級變成了摧枯拉朽。

　　杭州是中國少數服務業佔比超過60%的城市，也是服務業率先全面數字化的城市。就服務業品質而言，過去別説讓杭州和倫敦、紐約比，就是和廣州、上海比也頗有不如，但在新技術加持下，杭州卻在部分領域實現了直線超車。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在“微笑曲線”的底部。

　　一個社會的穩定，最終將取決於金字塔底部的穩固程度。

　　勞動力和產值在第一次人口紅利與第二次人口紅利之間的重新分配來勢洶洶，勢必對底層人口造成衝擊。

　　但在浙江，微笑曲線底部的就業機會，也實現了兩個人口紅利世代的順利交接棒。

　　《大國大城》一書曾提到美國的一個研究發現——城市中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就業可以帶動5個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其中，2個是相對高端的服務業（比如醫生和律師），而另3個則集中在消費型的服務業（如售貨員和餐館服務員）。換句話説，1個高科技產業就業可以拉動3箇中低端就業。

　　數字時代，每個數字產業的就業可帶動的中低端就業崗位有增無減，這也是浙江十年1000萬的奧妙所在，對底層足夠友好。

　　每一種數字技術新形態，都需要現實世界的配套工種，如零售業數字化，需要配套的快遞、直播、平面模特、平面設計、運營；餐飲服務業數字化，需要配套外賣小哥、閃送、跑腿、小店數字規劃師；租賃數字化，需要配套單車運營、單車修理工；移動支付線下化，需要配套收錢碼軟件開發、二維碼地推、支付終端製造商；打車的數字化，需要配套的網約車司機；平台服務的數字化，需要配套在線眾包客服……

　　世界經濟論壇在《2020未來就業報告》中預計，到2025年新技術和人機之間的勞動分工將導致8500萬工作崗位的消失，也將創造9700萬個新的工作崗位。

　　兩個時代的接棒和新一波新工作機會的爭奪，浙江明顯搶了個先手。

　　這同樣可以從人口結構中看到。

　　工業時代，“世界工廠”對女工的需求遠高於男性，電視劇《打工妹》説的就是這個現象。

　　但是隨着數字技術的發展相關工種取代了工廠，成為進城青年的首選，人口性別比也因此被逆轉了。這些年浙江湧入的外來人口，男性就明顯高於女性。

　　圖片來源：浙江發佈

　　所以，上世紀進工廠打工是農村青年初入城市打拼的首選，而現在則變成了外賣、快遞小哥。

　　過去5年，人社部公佈的新職業，一半以上和數字技術相關。

　　最“帶量”的是電商。僅淘寶就創造了百萬級別的新崗位。數字金融對就業的拉動性也值得一提。以支付寶為例，迄今其平台上催生了40餘種全新職業，在全國範圍內直接創造了近700萬人次就業。

　　還停留在第一次人口紅利的地區，它們現在最糾結的是“月薪一萬也招不到工人，只要三四千的大學生一抓一大把”。

　　而在努力發掘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地區，哪怕你只有中小學學歷，上進的機會也可能無處不在。外賣小哥，收入普遍高於城市普通小白領、普通公務員；電商模特、主播，收入可以比肩互聯網公司員工等。階層對身份的固化也被打破了。

　　新的上升通道被打開，這就是“世界工廠”可期的未來。

　　孔子曰：近者悦，遠者來。

　　1000萬人口，浙江憑什麼吸引得來，還能留得住？

　　這背後是浙江對外來人口、人才、企業的友好度。

　　過去五六年，浙江有幾件事情引發全國羨慕和抄作業。

　　一個是5年前，浙江率先推出“最多跑一次”理念，把上百項城市政府服務搬進手機，大大提高了個人和企業的辦事效率和便利性。如今，這個口號已經成為全國其他城市的標配。

　　一個是一年多前，當疫情肆虐的時候，浙江率先研發出健康碼，大大推動省內復工復產的效率和靈活度，還率先包大巴到千里之外接節後返工的工人。如今，健康碼也早已成為全國其他城市的標配。

　　還有一個是幾個月前，杭州率先給幾十名外賣小哥頒佈了職業技能等級認定初級證書，外賣小哥憑證書可以享受杭州積分落户加分和個人所得税專項抵扣等技能人才政策。

　　25歲的牛明智來自湖北黃岡，一路從騎手做到隊長、站長，他的下一個目標是，成為一個杭州人。

　　此外，生活在浙江，還有諸多公認的軟性福利。以外來人口流入全省第一的杭州為例，杭州開放的人才政策整體抬升了這座城市的幸福感；此外，杭州對年輕人最友好的一點是，房價遠低於北上深，通勤時間也低於北上廣深，但收入卻並不遠低於北上廣深。

　　這幾個小切面，或許能讓你認同，為什麼在必將更激烈的搶人大戰中，浙江敢立下如此雄心：在未來十年，讓浙江人口再增加700萬。

　　中國正處於一個新技術變革的時代奇點上。旋轉的硬幣，總是能讓我們在毫釐之間看到社會進化的兩面。

　　但白駒過隙，又讓大多數人往往難以把握住時代節奏變遷的一刻。

　　2009年，中國工人登上了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面。

　　美國媒體表示，中國人的勤奮和巨大的人口紅利，是推動中國高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不過，這樣的讚美是廉價的。

　　中國向中高端製造進軍時，美國翻臉了。2018年後，中美對抗迅速激化。美國在指責中國搶了美國工人的工作機會的同時，卻把更大的精力放在對中國科技進步的圍堵上。因為美國清楚：大國競爭決勝科技進步。

　　向“微笑曲線”的兩端發起衝鋒，是中央在十四五規劃中做出的戰略選擇，只有產業的升級，才能讓8800萬中國勞動力快速找到自己的各種可能，讓中國在大國博弈中發揮出無限可能。

　　在第一次人口紅利和第二次人口紅利的轉換中，有人看見了壁壘，也有人看見了從壁壘縫隙透過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