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記憶 | 在波蘭工作的難忘經歷_風聞

1952年底，我被選派去波蘭留學，學成後就留在我國駐波蘭大使館工作。從此，我的一生就與波蘭結下了不解之緣。在40年的歲月中，我有約一半時間是在波蘭度過的，那裏有我的事業，也有我的朋友。

與中國外交界的許多同志一樣，我的外交生涯也是從當翻譯開始的。由於當時懂波蘭語的幹部較少，我曾有幸為幾位國家領導人擔任過翻譯，親眼見到他們是怎樣與外國人交談、怎樣進行工作的。在多年的翻譯工作中，給毛主席和周總理當翻譯的那幾次經歷，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 1957年11月，中共中央主席、國家主席毛澤東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週年盛典，並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及64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分別簽署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毛澤東拜會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右一)。

1957年11月中旬，毛主席率領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週年慶典並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及64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當時，波蘭統一工人黨新上任的第一書記哥穆爾卡的有些做法令蘇聯不滿，被指責為修正主義者。駐波蘭使館派我去莫斯科，以備毛主席和哥穆爾卡會見時當翻譯。

十月革命40週年慶典大會開始前，在大會主席台的後台，我見到了毛主席。主席握住我的手，親切地問我的姓名、是哪裏人等。他的手又大又温暖，我終生難忘。以前，我只是在天安門前的遊行隊伍中遠遠地見到主席台上的毛主席，現在能這麼近地見到他，並同他握手，真是感到無比的激動和幸福。

▓1957年1月，哥穆爾卡參加波蘭議會大選投票。

幾天後，中波兩黨領導人會見，我擔任翻譯，又見到了毛主席。由於我對主席的湖南口音不習慣，有時聽不大清。我記得當毛主席提到“紙老虎”時，我沒聽清楚，主席就用英文説“paper tiger”，對方就理解了。

過了兩天，毛主席率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去波蘭黨代表團的住處進行了回訪。這兩次會見，毛主席都是在做波蘭黨的工作，規勸以哥穆爾卡為首的波黨新領導搞好與蘇共的關係，以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為重。

在這之後，我還有幸旁聽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我擔任記錄），聽到了毛主席關於“一個好漢也要三個幫，一個籬笆也要三個樁” “紅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等著名論述。

當時，哥穆爾卡在會上受到有些黨的攻擊，在他較為孤立的情況下，毛主席支持了他，並一再勸説參會各方“同志之間有隔閡要通過談判解決”。毛主席的發言對緩和會場氣氛、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黨之間的團結起了很好的作用。

▓ 1954年7月，周恩來總理訪問波蘭，在華沙機場與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貝魯特（前排右4）、國務委員會主席薩瓦茨基（前排右3）交談。周恩來總理右手邊是翻譯高佩玉。圖源：《中國和波蘭的故事》

説起來，我給周總理當翻譯要多一些，也更早一些。第一次是在1954年，當時周總理開完日內瓦會議後，於7月26日率黨政代表團對波蘭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儘管隨團有水平很高的俄語翻譯，但為了表示尊重對方國家，在一些公開場合，我們還是儘量用波蘭語翻譯。當時，我只學了一年多的波蘭語，心裏完全沒底，緊張是可想而知的。

周總理看出了這點，一方面鼓勵我要大膽地翻、要沉着，另一方面很仔細地聽我的表達。由於總理的外語基礎好，理解力強，所以有些話儘管我翻得不完善，他也懂了。

記得有一次談話中提到“變壓器”這個詞，我不知道波蘭語怎麼説，卡了殼，總理就用英文的“transformator”提示，對方很快就理解了。由於總理的這種鼓勵和幫助，我緊張的心情逐步緩和，從而能將自己所學的東西較好地發揮出來，基本上保證了雙方交談的進行。

由於初次給國家領導人當翻譯，生怕聽不清或聽漏了，所以在招待會上我不敢吃東西。總理注意到了，便説：“你吃一點東西吧，否則會餓的。”在以後幾次宴會上，他也很照顧翻譯吃飯，有時説話停一停，以便讓翻譯把嘴裏的食物嚼爛了吞下去。如果桌上有兩個翻譯，他就建議兩人輪流翻，以便都能吃一點東西。

當翻譯的都希望説話雙方能用簡短的句子，能有停頓，不要説得太長，因為那樣往往不容易記全。周總理説話就很注意停頓，他在與外賓交談時，往往説幾句就停一下，以便進行翻譯。

▓周恩來總理

我永遠不會忘記波方為周總理訪波在部長會議大廈宴會廳舉行的那次盛大招待會。招待會開始之前，廳裏早已擠滿了人，他們是波蘭的黨政負責人、一些國家的使節以及各界的代表。人們都想一睹周總理的風采，因為周總理是知名人物，他此訪又是我國領導人第一次來波蘭訪問。

時間一到，在宴會廳後方的陽台上，小樂隊奏起了中波兩國國歌，人們看到周總理在波蘭黨政最高領導人貝魯特、薩瓦茨基、西倫凱維茨等的陪同下站在宴會廳入口處。

音樂停止後，大家熱烈鼓掌歡迎。周總理緩緩地走進來，與使節和部長們一一握手。在場的人都很興奮，我更是無比激動。我感到這是中波兩國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更是我一生中難忘的時刻。

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貝魯特和周總理先後發表了祝酒詞。之後，周總理便拿着酒杯到各處與人們交談。他落落大方和平易近人的風度，文雅而無拘束的談吐，真令人折服。他像磁鐵一樣吸引着人們，贏得了大家的讚賞。招待會之後舉行了舞會，許多女士都願與周總理一起跳舞，他總是很大方地邀請不同的女士翩翩起舞，整個招待會的氣氛十分融洽友好。

▓ 1963年，馬佐夫舍歌舞團訪華演出場景。圖源：《中國和波蘭的故事》

為歡迎周總理訪問，波方還組織了羣眾大會。雙方正式講話後，由波蘭著名的“馬佐夫舍”民間歌舞團表演節目。

該歌舞團剛於1953年訪問過中國，學了兩首中文歌。當他們用中文演唱《東方紅》時，坐在離舞台不遠處包廂裏的周總理情不自禁地一邊點頭，一邊用手掌合着拍子輕擊座前的木板，並輕聲哼了起來。

這個很小的動作沒有逃過下面觀眾的眼睛。漸漸地，一個個觀眾轉過頭來，微笑着望着周總理。台上的演員們也注意到了總理的反應，他們唱得更有勁了，台上台下融成了一片。

▓ 1957年，波蘭華沙機場，周恩來訪問波蘭，與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右）、波蘭部長會議主席約瑟夫·西倫凱維茲（左）合影。

1956年10月，東歐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波匈事件，國際形勢變得十分複雜。波蘭國內局勢動盪不安，新上台的以哥穆爾卡為首的波黨領導處境艱難。

1957年1月，波蘭要舉行議會大選，各種政治勢力爭奪議會席位的鬥爭異常激烈，執政的統一工人黨有失去議會多數的危險。為此，波黨新領導急切要求我黨派高級領導人去訪問，以表示對其支持。1957年1月中旬，黨中央決定派周總理率黨政代表團對蘇聯、波蘭和匈牙利進行訪問。

當時，1956年“十月事件”餘波尚未完全平息，波蘇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張。為了維護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團結，周總理與波蘭黨的領導人進行了多次會談，對波黨的基本路線加以肯定，表示支持以哥穆爾卡為首的新領導。除了兩國代表團的集體會談外，周總理還曾多次去哥穆爾卡家與他單獨會談。總理親自登門拜訪和他的真誠態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56年10月，哥穆爾卡復出後第一次在大會上講話。

哥穆爾卡曾因黨內路線鬥爭於1951年被捕，坐過一段時期的牢。他在1956年10月當選為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後，沒有搬家，仍住在原來的一套很普通的單元房裏，室內的佈置很簡單，房間也不寬敞。那條街也是華沙最普通的一條安靜的小街，街上看不到什麼警衞。他的夫人親自端咖啡招待客人。

哥穆爾卡在談話中不止一次抽煙，他把一根煙分成兩三節，每次就抽一節。周總理注意到了這點，問他為什麼要這樣抽煙。他説這是在監獄養成的習慣，為了節約煙捲。這件事給總理留下很深的印象，後來他不止一次向代表團的同志談到這件事。

當時，波蘭國內紛紛傳，由於中國黨的堅決反對，制止了1956年“十月事件”時蘇聯對波蘭進行武裝干涉的企圖，使波蘭避免了匈牙利那樣的流血事件。因此，中國共產黨、毛主席和周總理在波蘭的威信很高，周總理所到之處受到了極其熱烈的歡迎。

記得總理到達波蘭西部重鎮弗羅茨瓦夫時，自發來歡迎的羣眾把火車站擠得水泄不通。總理一下火車，人們就把他團團圍住，有的向他獻花，有的向他表達感激之情，場面十分熱烈動人，卻把雙方的保衞人員弄得十分緊張，好不容易才從人羣中開出了一條路，讓總理和代表團通過。

波方安排周總理到弗羅茨瓦夫市訪問，是希望總理支持波蘭的西部邊界，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德有一部分人始終不承認波蘭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條約形式確定的邊界，即以奧得河-尼斯河為線的波德邊界，聲稱波蘭的西部地區是屬於德國的。

波蘭國內一有風吹草動，這些人便蠢蠢欲動。在該市體育館舉行的羣眾大會上發表講話時，周總理提到了波蘭西部邊界：“以奧得河-尼斯河為線的波蘭西部邊界是和平的邊界、友誼的邊界。”我黨的這種表態對於波蘭黨無疑是一種有力的支持。

但是在校對這篇講話稿時，我出了錯。當時，訪問日程排得很緊，講話稿定稿很晚，我直到羣眾大會開始前10分鐘才匆匆校對完，沒來得及再檢查一遍。在羣眾大會上，我作為翻譯唸了這篇譯稿，會後有一位同志發現波文稿中漏翻了“和平的邊界”這幾個字，我沒有校對出來，當即報告了周總理。

總理對此很重視，批評了我的粗心。他説，這是很重要的幾個字，只是“友誼的邊界”還不完整，必須同時是“和平的邊界”。由於當時譯稿已經發給了波蘭通訊社的記者，總理指示馬上採取補救措施，讓他們加上。好在第二天見報時加上了，這才部分地彌補了這個錯誤。

這件事給我的教訓極為深刻，它使我認識到：當一名翻譯，不僅要外語水平過硬，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頭腦。作為外交戰士，必須政治上敏感，工作上認真負責。

▓ 賀龍與周恩來。資料圖

在這次訪問中，還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當時，賀龍副總理是代表團的成員。在赴弗羅茨瓦夫市的火車上，有一位波蘭記者幾次三番要求採訪賀副總理，但賀老總一直沒有同意，只是微笑着搖頭。他對記者説：“你去採訪周恩來總理吧，他是團長。”我當時當翻譯，心中還有些納悶，事後才認識到，這正是賀老總組織紀律性強的表現。

我最後一次見到周總理是在1971年9月，正是林彪一夥在蒙古温都爾汗折戟沉沙之後不久。當時總理的工作非常繁忙，又要處理林彪的問題，又要準備即將到來的國慶節。那天晚上，我看見總理比以前瘦多了，白頭髮也多了些，顯得有些疲倦。

他剛接見完一批外賓，一刻也沒有休息，便振作起精神陪波蘭外賓一起吃晚飯，後來又一直談到深夜。送走外賓後，總理又得回去處理一大堆緊迫的工作。

在每個人的職業生涯中，都會有一些難忘的回憶。當我回憶自己的外交生涯時，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身影經常會浮現在眼前，讓我感到親切，得到激勵和啓示。我會把這些記憶永遠珍藏在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