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雲| 復興路上的傷疤——香港大亂與大治_風聞

前言：文章回顧了香港近百年的心路歷程，全文8434字，有點長，本想分上下篇，但寫完後才發現不好分，索性一股腦發了。如果大家一口氣看不完，或者看完後沒收穫，可在文末留言：“寫得啥玩意”。如果感覺還不錯，請點贊在看分享一條龍，呵呵。

1949年10月，四野一路南下，橫掃千軍如卷席，打到深圳河，兵臨香港。

面對猶如鼠竄的英國殖民者，氣勢如虹的四野官兵止步了。

要不要一口氣解放香港？這不是前線官兵能決定的，甚至不是林彪能決定的。

後面有人説，解放軍沒拿下香港是顧忌英國人的態度。

笑話，炮轟英國艦船的事就發生在1949年的渡江戰役，一支剛剛打完小日本，又爆錘國軍的虎狼之師，怎麼可能把一個末日帝國放眼裏？

英國當局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在解放軍抵達深圳時，已做好棄港準備。甚至提出，他們可以不抵抗，條件是新中國別沒收英國商人在上海的資產。

但大佬們顯然有自己的考慮。

教員説：“至於香港，英國沒有多少軍事力量，我們要佔領是可以的。但過去有條約關係，小部分是割讓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還有三十四年才滿期。這是特殊情況，我們暫時不準備動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係都不利。”

前半截更像是給雙方台階，後半截才是重點。

這就是圍棋裏的“氣”，教員給新中國這個大棋局留了一個“氣”。

其實，沒有一鼓作氣拿下香港，除了棋局需要，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上層對香港有底，對香港民心有底。

在領袖們眼裏，香港和內地從未分離。

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TG（中國共產黨）始終把這裏當作革命戰場之一，香港也一直處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鬥爭的最前沿，香港人民的心是向着祖國的。

01

崢嶸歲月

1925年5月中，上海發生工潮，工人領袖顧正紅被殺。

香港學生示威聲援，被租界的英籍巡捕開槍射殺，十三人死，數十人重傷，是為五卅慘案。

事件爆出後，立刻引來內地抗議，各地開始聲援香港同胞，並組織反抗外國在華勢力的五卅運動，先後投入一千二百萬人。

香港各工會聯合向港英政府提出嚴正要求：（一）擁護並堅持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17項條件，包括撤退外國駐華的武裝等；（二）港英當局要保證華人享有集會、結社、言論等自由和權利。

但港英政府選擇無視。

共產黨員鄧中夏（中華全國總工會總書記）及蘇兆徵（香港海員工會）等人以全國總工會名義，召集香港各工會聯席會議，成立全港工團聯合會，決議罷工。

6月19日起，各個有指揮的工會，包括：電車、印刷、船務、首先響應，三日內即有二萬人離開崗位，返回廣州，半個月後，人數達到20萬，史稱“省港大罷工”。

省港大罷工歷時1年零4個月，是世界工運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大罷工。工人們從香港返回廣州，一路高喊救國口號。

罷工期間，香港交通斷絕，工廠停工，商店關門，供應困難，物價飛漲，垃圾糞便沒人打掃，香港成了“臭港”、“餓港”、“死港”。

這次大罷工有效打擊了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經濟的統治，並讓廣州金融得到保障。

同時，還迫使港英當局對統治政策採取重大調整，為華人爭取了更多權益。

更重要的是，省港大罷工向世界宣佈，香港這個地方，即便被奴役近百年，它仍然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種聯繫，不僅源於血溶於水的親情，更源於共產黨人在這片土地上永不停歇的鬥爭。

2014年12月18日，暨南大學一位老教授逝世，他叫曾昭科，享年92歲。

很多同事對他的印象是“忠厚老實，尤其健談”，稍微熟悉一點會給出“朋友很多，資源驚人”的結論，但絕大多數人不清楚他的真實身份。

1961年10月1日，港英當局在深圳羅湖截獲一名右腳打石膏的男子，原因是該男子形跡可疑，他過關時一瘸一拐，過關後卻健步如飛。

很快，這位沒經驗的地下工作者被港英當局帶走盤問。

在一番嚴刑拷打後，該男子不堪折磨，和盤托出。

他是內地過去的地下黨，此次過關，身上帶有最新工作指示。

而他的接線人，正是時任警察訓練學校副校長的曾昭科。消息傳來，轟動港府高層。

因為，曾昭科是港府紅人，他不僅教育背景突出，而且為人精明幹練，既能詩詞歌賦，又能把酒言歡，黑白通吃。

按國軍的識人標準，這絕不可能是共產黨。

但他恰恰是。

時間倒回6年。

1955年4月11日12點半，一架名為克什米爾公主號的飛機自香港啓程，預定先飛往雅加達，再轉飛萬隆。

下午3點半，飛機飛抵越南北，欲穿越婆羅洲沙撈越南西北海面，突然爆炸起火，響聲震天，機上除3名機組人員僥倖生存外，其餘乘客全部遇難。

消息傳出，舉世震驚，那可是中國總理乘坐的專機啊！這便是著名的“克什米亞公主號事件”。

事後世人得知，原計劃乘此飛機前往萬隆的新中國總理周恩來，在臨登機前一刻改變行程，換乘小型客機赴約。原因是我方臨時收到密報，而提供關鍵情報的正是曾昭科！

曾昭科被捕後我方全力施壓，港英政府迫不得已釋放曾昭科。

於是，英雄歸來。

曾昭科只是一個傑出代表，那個年代，共產黨人在香港的鬥爭火力全開。

事實上，解放前，TG在香港早已建立起完整的情報體系，並在這裏擁有40多所學校、6份報刊、11個出版社、8間印刷廠、23個文藝團體。

內地對香港的影響是全方位的。

02

中國心

經過共產黨人艱苦卓絕的鬥爭，我是中國人的理念在香港深入人心，新中國合法性得到廣泛認可。

1949年11月9日，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不滿國民黨在中國的反動統治，也不滿港英當局在香港實行限制華人行動自由的殖民統治，經過反覆醖釀準備，取得了兩航4000名職工的支持後，在香港起義。

中航巨型客機“空中行宮”1架，C-47客機7架,C-16客機3架，C-46客機1架，浩浩蕩蕩，從香港起飛回到天津和北京。

翌日，周總理滿面紅光地對媒體宣佈：“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為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所有，受中央政府民航局的直接管轄。”

話音一落，全場沸騰。

香港人民之所以如此認可內地新政權，主要源於鬥爭工作從來都不是停留在上層，而是針對羣眾，深入一線。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既要讓心往這裏想，還要把勁往這裏使。

1951年11月21日，九龍城東頭村火光沖天，不一會功夫幾百家住宅被大火吞沒，近萬人痛失家園。

面對火情，港英當局反應遲鈍，火警人員遲遲不到，大火不斷蔓延，最終導致5000間房屋被毀，2萬人無家可歸。

更可惡的是，港英當局重建工作遲遲沒有展開，災民們在寒冷中迎來冬天。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內地政府在舉全國之力打抗美援朝戰爭的同時，仍不忘支援九龍災民。

1952年3月1日，廣州“粵穗慰問團”攜帶物資和資金乘火車到香港慰問，當慰問團抵達香港羅湖時，受到久候在那裏的200多名九龍城東頭村代表熱烈歡迎。

可火車剛進站，就被港英當局截停，所有代表和物資被扣。此舉引來九龍城代表強烈不滿，並與港警激烈衝突。最終，連同慰問團，幾百人被拘捕，並有12人被驅逐。

紡織工人陳達儀在衝突中腹部中彈，傷勢過重當即死亡。另外還有多人亦分別被流彈擊中，造成重、輕傷無數。

對此，中國政府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措辭嚴厲的短評，向港英當局提出最強烈的抗議（順便在朝鮮戰場把英國人收拾了一頓）。

很快，短評被港內媒體轉發，並引起軒然大波，媒體相關負責人也因此被港英政府拘捕，並被判刑。

儘管港英當局一直試圖通過血腥鎮壓割裂香港和內地，但因為共產黨人堅持不懈地鬥爭，香港在情感上從未和內地分開。

圖為1966年，香港中環皇后大道書店櫥窗展示毛澤東肖像和毛澤東語錄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人民也像內地一樣，每天學習《毛澤東語錄》，談“共產主義”；每天哼唱各種革命歌曲。

他們從港內報紙獲取內地的點滴信息，傳頌着共產黨人各種英雄事蹟。

50年代，香港和九龍一些中國學校會在五一這天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他們悄悄掛起五星紅旗，組織升國旗、唱國歌。

師生們圍在旗杆下，悄悄地哼唱，就像遠行的遊子默唸着母親的來信，一邊回味，一邊落淚。

1958年5月10日，香港新僑中學的校慶紀念活動中，學生們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聞訊匆匆趕來的幾十名英國警察慌亂地扯下旗幟。同年8月6日，港英當局在毫無理由的情況下，強行驅逐該校校長杜伯奎先生。

驅逐並不能澆滅香港人的中國心。

八十年代初，電影《甘地傳》在香港上映，片中有個片段：英國人説：“如果印度人統治印度，一定會統治得像一坨屎一樣。”甘地回答：“就算印度人管印度真的是‘一坨屎’，印度人也要管印度！”，此話一出，現場掌聲雷動。

香港是中國人的香港，就算是一坨屎，那也不容許外國人指手畫腳。

2016年10月，台灣前“文化部長”、作家龍應台來到香港大學演講，她以“你第一首最愛的歌是什麼”開頭。

她説，“一首歌能夠經歷數十年依然不被忘記，是因為它是時代、是歷史，更是每一個人的回憶與安慰。”

接着，龍應台問，你們的啓蒙歌是哪一首呢？

當時在場師生有幾百人，但場面一度冷掉。這時，一名中年男子（該校副校長）接過話筒表示“我想起進大學的時候，很多師兄帶我們唱的《我的祖國》。”

龍應台是台灣人，她沒有聽過這首歌，於是問怎麼唱？

話剛問完，全場響起大合唱，“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

第一句唱起的時候，歌聲還很單薄，有點怯生生地。但越往後，現場加入的人也越多，聲音越大。

觀眾們連唱了5、6句，到最後一句時已經變成全場大合唱！

他們面帶微笑，深情吟唱，彷彿穿梭時空，再次回到了那個滿懷激情的歲月。

《我的祖國》，尷尬樂呵的龍應台能聽懂嗎？

這是一種血溶於水的質樸情感，就像孩子對母親的深情呼喚，是整個時代留在香港人心中的愛國圖騰。

龍應台，這個“只在乎小民尊嚴，不在乎大國崛起”的兩面人又怎能理解？

當然，這種圖騰的形成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孩子和母親的情感臍帶沒有被切斷。

而在香港問題上，那就是共產黨人在這片土地上沒有停止過鬥爭，她和香港底層百姓的聯繫始終存在。

可轉折點來了。

03

轉折

60年代的香港，塑料花是增長最快的新興工業，佔了香港工業總出口的20%，現在很多商業大亨，都是那時做塑料花發家的。

香港人造花廠是當時的一家大廠，員工近千人，總廠在港島西區。1967年4月13日，香港人造花廠公佈了十條新的員工條例，員工認為影響收入，於是示威抗議。可是，廠方不但沒理會員工訴求，還直接解僱了帶頭的幾百名工人。

工人們果斷髮起反擊。

隨後，港英當局介入，他們收買了一名工人，在廠裏製造一起“打人”事件。藉此機會，派出大批軍警鎮壓，當場打傷100多名工人，拘捕18人。

此舉進一步激化矛盾，工人們湧向街頭，矛頭直指港英政府。

遊行羣眾手持《毛澤東語錄》，高喊“中國人民不可侮”、“英國人滾出香港”“強烈抗議港英法西斯血腥暴行”等愛國口號。

抗議活動一直持續到十月份。

受內地文革激進思想影響，抗議活動到後期演變成了暴動，出現了針對港英當局的暗殺、爆破等行為。

這些行為讓普通人感到恐懼不安，也造成了無辜市民的死傷。

這也成為後來很多自傳文學大書特書的部分。

事態開始脱離掌控。

更致命的是，在中國政府自顧不暇的情況下，香港愛國羣體變得孤立無援。

大量愛國機構，媒體和學校走到前台，他們暴露在燈光之下，很快成為港英政府重點打擊對象。

“六七風暴”後期，港英政府進行了血腥鎮壓，英國人甚至不惜動用航母。

大量愛國人士被捕，大量愛國報紙、學校被封，連電影公司都沒放過。

儘管這次行動直接推動港英當局在教育、醫療、廉政、房屋等方面做出讓步，但損失實在過於慘重。

港內愛國力量遭到毀滅性打擊，我黨建立的紐帶被切斷，組織機構和地下黨被摧毀殆盡。

隨後，港英政府成立“香港心戰室”，專門負責輿論宣傳。

從那時起，共產主義思想在香港被徹底妖魔化，內地形象被一再醜化，沒人敢為內地説話。

整個70年代到80年代，內地忙於撥亂反正。儘管各級都知道港英政府在瘋狂抹黑內地，但苦於愛國組織被毀，只能任其構陷、醜化。

貧窮、萎縮、偷渡、搶劫，是內地人在80年代香港電影裏的固定形象。

鬥爭不再，形象不再，情感也在慢慢淡化。

香港是個人員結構複雜的地方，不僅因為它是國際化都市，更源於這裏三教九流彙集。

日本侵華戰爭之前，香港人口一度達到180萬，香港淪陷後，人們四處避禍，只剩下60多萬人。可隨着內戰的爆發，大量國民黨高官和資本家紛紛躲到香港，到解放前夕，香港人口總數又回到180萬。

他們充斥到香港各行各業，憑藉雄厚的資本迅速成為中堅力量。

這些人骨子裏是反共的，抹黑內地都不用動員。

當然，內地有理由置之不理，因為香港迴歸在即。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標誌着香港迴歸進入倒計時。

我們以為，只要回來了，一切就會好起來。只要中國強大了，孩子就不會再嫌棄父母。

卻不知道，在如此魚龍混雜的地方，沒有鬥爭，就意味着放棄。

1997年，香港迴歸，舉國歡慶。可同時，我們陷入另一個怪圈，以為《香港基本法》頒佈了，解放軍進駐了，五星紅旗升起了，主權就回歸了，剩下的可以“商量”。

當“鬥爭”變成“商量”的時候，所有情感變得有價。

此前幾十年的鬥爭史告訴我們，沒有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努力，香港這個地方不可能長出愛國之花，沒有黨的基層組織，所有笑容滿面都是虛情假意。

有些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員和專家認為，堅持“一國兩制”，就要淡化黨的領導，黨組織不要過多活動，不要干涉香港事情，以免外國和香港輿論批評。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自動削弱甚至放棄了黨對香港的領導。

迴歸後，TG（中國共產黨）並未恢復在香港的影響力，相反，被視為“沒有註冊的非法組織”，連過去“地下黨”都不如。

從政府機關到學校、各類社會組織，到居民社區，都不允許TG公開組織和開展活動。

只要誰和TG有關係，連參選行政官員的資格都沒有，連報考公務員都不行。但那些有外國國籍的，參加美國英國或西方組織的，或者屬於什麼反共的政治黨派都可以。

在西方很多發達國家，共產黨還有合法地位，可以參加競選，可到了中國香港，共產黨連合法資格都沒有了。

商量來商量去，我們弄丟了黨組織這個最重要的鬥爭手段。

沒有組織的鬥爭就是一盤散沙。

04

大亂

**這樣的結果是，丟掉了輿論主導權。**廣播電視、網絡、報刊書籍到處是抹黑內地的言論，沒人為內地辯護，偶爾有文仗義執言，很快就淹沒在黑料當中。

“港珠澳大橋”成了海豚殺手，連“一國兩制”都被污衊。

毒媒體們還向香港民眾特別是青少年，大肆宣揚西方所謂“民主自由”，不斷醜化大陸制度和民眾形象。

一位大陸游客在路邊給嬰兒換尿不濕，把換下來的尿不濕裝進垃圾袋，然後放入了遠處的垃圾箱內。一些港媒，拿着人家正在更換女嬰尿不濕的照片，大肆渲染內地民眾不文明、素質低。用這種下賤、卑鄙的手段詆譭大陸同胞，令人怒不可遏。

丟掉了司法權。《香港基本法》第23條遲遲無法落地，相反“洋人”則在香港呼風喚雨。香港地位最高的終審法院22位法官僅有兩人為中國香港籍，其餘全部為外籍或者雙重國籍。其中英國籍15位。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53位，香港區域法院法官40位，其中大多為外籍或雙重國籍，而且基本上是終身制。這些人聽命於英美西方勢力，熱衷於搞亂中國，成為反中亂港暴徒的保護傘。

**丟了對下一代的教育權。**迴歸後，香港特區政府曾提出增設國民教育及德育課程為中小學必修課，但卻受到巨大阻力。一些人指責增設國民教育就是一種“政治洗腦”，並組織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最終，導致計劃擱淺。

試問，哪個國家的教材不安排愛國主義教育內容？

唯有香港教材在迴歸後仍延續英國體系，實行殖民教育。

在港版《國安法》頒佈前，香港大中小學一律不升國旗、不唱國歌，根本沒有受到任何做中國人的教育。英國統治香港時，香港中小學還開中國史，結果迴歸後，香港中小學全部取消中國歷史課，一直到兩、三年前才恢復。

陣地，你不佔領，敵人就會佔領！

一邊是滲透到基層的亂港流毒，一邊是失去組織的愛國力量。我們顯然低估了鬥爭的殘酷性。

每次特區政府想推動改革，就會有人組織人員反對，幾萬，幾十萬人遊行。

媒體蠱惑，機構干預，曱甴橫行，司法縱容。

董建華的“八萬五”住房計劃、梁振英的填海增加土地供給、林鄭月娥提出修改逃犯條例，都是想從根子上解決香港問題，結果全部流產。

失去組織，我們失去陣地，也失去人心。

隨着時間推移，內地老百姓發現，在香港已經不是被歧視，而是被仇視。

2015年3月8日，幾個香港青年，以“反水貨客”為名，高舉港英旗，在新界上水、屯門以及九龍尖沙咀非法集結，騷擾商鋪，指罵、圍攻內地旅客，追着內地旅客，用腳踢他們的行李箱和物品。其中一對母女被圍堵，他們用語言恐嚇，用肢體推搡，把孩子嚇得大哭。

中美問題專家李毅教授曾在香港做過一個調研，有這樣一組數據：問你是不是中國人？迴歸以來年年統計，2017年香港29歲以下自認為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是5%，2018年4%，2019年3%，比台灣自認為是中國人的人還少！

2019年修例風波，問題全面爆發。迴歸後成長起來的廢青們燒地鐵、佔機場、打內地記者、毆打內地遊客、圍攻內地企業…..

那個曾經用鮮血支持內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的香港不見了，那個滿懷深情吟唱《我的祖國》的香港不見了。

2019年11月24日，香港區議會選舉（所謂區議會議員就是基層人大代表）。選舉前124對327，敵對勢力124，選舉後389對86，敵對勢力大勝，贏得389票！佔86%！

鬥爭意識，鬥爭本領，過去重視了，我們在香港贏得陣地，贏得人心，後面忽略了，我們遭到反噬。

按照反對派的盤算，2019年11月贏得區域會選舉，2020年十月份贏得立法會選舉，2022年贏得特首選舉，從而順利奪權。

沒錯，他們最終目的是要反叛，要奪權！

區議會選舉後，香港退無可退，後面便是萬丈深淵。

05

大治

很多人説，近百年來，中國一直被命運垂青。證據就是，每到危難時刻，總有偉人挺身而出，挽救整個國家，甚至整個民族。

他們解釋不了，就把這歸為“國運”。

我不是很相信玄學，對於近百年來的跌宕起伏，我更願意相信是中國找到了一條正確的路，一條觸及人類社會發展底層規律的路。

直到最近看到高層這句話：“我們黨依靠鬥爭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鬥爭贏得未來。”

我忽然明白過來，中國近代以來之所以能在危難時刻峯迴輪轉，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總能在關鍵時刻重新找回“依靠組織鬥爭，依靠羣眾戰鬥”這一終極武器。

挽救民族的從來不是一兩個蓋世英雄，而是有組織的萬箭齊發。

2020年6月30日，港版《國安法》，標誌着內地全面反擊。

從人員調整開始，主要官員不到十人，一下子換掉一半。站在大陸與敵對勢力之間觀望的騎牆派，一個都不要，全部換掉。

擒賊擒王，很快，亂港頭目黎智英等7人被拘，港毒分子一片哀嚎。

香港紋身店爆滿，清理反動紋身三個月內要搶號。

**然後清理基層組織。**7月31日，官方宣佈，因疫情原因推遲立法會選舉，掐斷反對派染指2022年選舉的企圖。

2021年3月30日，《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通過。

徹底堵上港毒分子進入香港政壇的可能性，反對派千辛萬苦贏來的區議會議員正式成為街道辦主任。

推動公務員宣誓，不宣誓的離開公職隊伍。

根據誓言，以公職身份表達與政府立場相違背的意見，即屬違誓，將受到法律制裁，掃清組織毒瘤。

**整頓教育系統。**2020年6月開始，香港學校必須展示中國國旗、在國定假日播放國歌；2020年7月，香港大學罷免佔中發起人、港大法學院終身法律副教授戴耀廷；隨後，教育界把通識教育列入改革計劃。

2021年2月初，教育局發佈指令，要求對幼稚園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小學階段開設國家安全課程。

還要教師問題，這段時間教師界的邪教組織“香港教協”，説香港教師有四成要辭職。

這其實挺好，內地優秀的教職工已經枕戈達旦，隨時準備駐守“邊疆”。

重拾羣眾路線。最近，港方表示，將與廣東簽訂協議，讓兩地公務員互換“掛職”，幫助他們更快了解兩地情況。

當然，更多是為了幫助他們。這羣井底之蛙早已在資本家構建的信息繭房中迷失自己，內地的扶貧經驗，基礎治理經驗，絕對能幫他們找回自己。

每一步都必須執行，沒得商量，這就是鬥爭；每一步都掐住七寸，正中要害，這就是組織。

有組織的鬥爭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強法寶。

不過，鬥爭仍在在繼續。

後續還有很多硬骨頭要啃，法官問題、教育問題、媒體問題，甚至那些暫避風頭的港毒分子，都是不容小覷的硬骨頭。

我們不能指望敵人不做任何抵抗就倒下去。

更何況，香港的大亂與大治，已經在中國復興路上留下傷疤。

2019年修例風波，主力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這批年輕人從出生開始，沒學過中國史，不升國旗，不唱國歌，不敬國徽，根本看不起中國人，認為自己根本就不是中國人。

李毅教授曾講過一段他在香港的見聞。

修理風波期間，香港街頭，他看到一男一女兩個小孩，都是很小的小孩。

兩人含情脈脈，一人一個口罩，你含情脈脈地給我帶上，我含情脈脈給你帶上，然後手持磚頭或其它兇器，一起向警察隊伍衝去。

這些人是香港的未來，不可能全抓起來，如何做好這羣人的轉化更考驗智慧。

香港的大亂非一日之寒，香港的大治也不會一蹴而就。

但只要我們重新找回鬥爭的武器，中國定能“通過鬥爭贏得未來”。

06

尾聲

香港一直被譽為是解決台灣問題的試驗田。

這裏的興衰和人心演變告訴我們：

模糊鬥爭意識，放棄鬥爭手段，就算國旗插上了，軍隊駐防了，一樣會輸個底朝天。

未來台灣問題一定要解決，也一定會解決，香港這塊仍未癒合的傷疤，似乎已經告訴我們將來的路該怎麼走。

那就是，堅持黨對相關工作的統一領導，依靠組織力量，摒棄精英路線，緊緊依靠羣眾，強化鬥爭意識，增強鬥爭本領，永遠把服務人民放在第一位！

全文完，謝謝閲讀。

參閲資料：蕭若元《香港的命運》；TVB資訊節目“香港演義”；李毅訪談“香港從大亂走向大治”；水石《香港是一塊試驗田》；百度百科：省港大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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