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後疫情時代亞洲在全球經濟復甦中的作用_風聞

來源：央視新聞  

5月20日，在由日本經濟新聞社主辦的第26屆“亞洲的未來”國際交流會上，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通過線上形式，就後疫情時代亞洲在全球經濟復甦中的作用，與參會人士進行交流。敬請閲讀。 

周小川表示，進入2021年，隨着世界加快推進疫苗接種和多國保持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全球經濟復甦步伐明顯加快。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仍以波浪式在全球蔓延，傳染性更強的變異病毒加大了防疫抗疫的難度，導致世界呈現多速復甦。亞洲國家最早步入復甦軌道，但是疫情仍成為直接影響經濟表現的主要變量。儘管截至今年5月中旬，以色列、阿聯酋、新加坡等國的疫苗接種人數已超過了30%，但是，亞洲整體疫苗接種率仍大幅落後於歐美，而且低於全球8%左右的平均水平。亞洲國家需要抓緊治療病患，加快推進疫苗的生產與接種，加強社會隔離和精準防控等綜合措施，與國際社會一起向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國家提供最為急需的幫助，為亞洲和全球的經濟復甦提供堅實的保障。

周小川在會議上談到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後疫情時代，世界需要怎樣的經濟復甦？二是為實現堅實復甦，亞洲如何吸引新的資金？

首先，世界需要怎樣的經濟復甦？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提出，全球要“重建更美好的未來”（build back better）。可以説，當前世界經濟需要抓緊彌補缺口，促進經濟轉型。要重點彌補衞生健康和基礎設施缺口，加快向綠色、數字化轉型，使復甦更持續，發展更有力，社會更加包容。

就亞洲而言，史無前例的新冠疫情暴露了世界各國醫療衞生體系的極限和薄弱環節。多國國內醫療衞生體系結構鬆散，公立醫院負擔過重，治療不夠及時有效，應急反應能力嚴重不足。當前，確保疫苗快速可及和可負擔，是亞洲衞生健康系統面臨的另一重大挑戰，日本、中國、韓國、印度作為全球新藥和新治療技術研發的生力軍肩負着重要的使命。

新冠疫情同時凸顯了亞洲內彌補基礎設施缺口的必要性，特別是提高軟硬件基礎設施的韌性，維護供應鏈穩定和貿易暢通。亞洲各國一方面需要解決能源電力、公路交通、衞生健康等方面的基礎設施瓶頸問題，來提高生產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另一方面要重視跨國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的建設。亞洲15國去年年底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就是重要的促進互聯互通的軟性基礎設施。

疫情提升了亞洲對綠色產業革命的再認識。我們知道，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在日本達成了《京都議定書》，這是人類歷史上以法規形式促進各國完成温室氣體減排目標的第一步；2015年通過《巴黎協定》為2020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提出了更強有力的行動計劃。新冠疫情下，全世界人民對於可持續發展更為渴求，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應對氣候變化不僅是責任分享，更是綠色技術和綠色產業發展帶來的機會分享，是未來的競爭力。亞洲是全球碳減排任務最重的地區之一，2021年全球超過80%的煤炭需求增長可能來自亞洲。2020年，中、日、韓等亞洲國家領導人做出了碳中和的目標承諾，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

此外，在全球引領數字經濟發展的亞洲，疫情下加速向數字化轉型。製造類企業加速轉型為以數據為本的數字企業，強制性的社會隔離、跨境旅遊受限產生了遠程辦公、雲會議，政府的公共服務與教育、醫療、金融等各類服務轉向線上，數字化平台的數量以及規模也不斷擴大。更好地向數字化轉型，需要亞洲各國為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發展創造良好制度安排和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通過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縮小數字鴻溝，以及推動WTO和區域貿易協定對電子商務、數字貿易進行的規制。

此外，周小川還談到疫情下，亞洲如何吸引新資金來穩定宏觀經濟，彌補發展缺口，促進經濟向綠色、數字化轉型。

**第一，要重視二十國集團的緩債安排和全球及區域金融安全網提供的資金支持選擇。**我們知道，去年二十國集團（G20）通過了“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DSSI）以及後續債務處理的共同框架。今年4月，G20將DSSI延長至2021年底，同時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制定總額為650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SDR）分配方案。目前，有46個低收入國家申請加入DSSI。IMF也在制定增發和更好地使用SDR的方案。希望IMF能進一步研究賦予SDR更多的國際儲備貨幣功能，使成員國能更靈活地使用和借入SDR，用來應對流動性和公共支出需要。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亞洲區域金融安全網“清邁協議”也在今年增加了本幣出資條款，提高了自主貸款的比例。各層次的金融安全網可以為亞洲國家，特別是疫情下表現脆弱的國家，提供更多的穩定宏觀經濟的資金支持選擇。

**第二，重點吸引社會責任投資、中長期以及股權投資的資金。**首先，在當前全球低利率的環境下，亞洲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應吸引更多的中長期資金並考慮將債權轉換成股權，來幫助解決政府債務負擔過重的問題，保證政府對關鍵基礎設施投資以及相關產業的前期投資，帶動私人投資。同時，引導綠色產業發展，統一綠色金融標準制定,健全綠色信息披露機制,提供更多的信貸、債券和股權產品，吸引全球社會責任投資（ESG）機構的資金進入。ESG機構已成為國際市場上重要的資金提供方，它們投資時重點考察碳排放、清潔技術、再生能源、生物多樣性等因素。亞開行和亞投行等多邊開發金融機構也把綠色作為貸款評審的重要條件，已經或正在討論停止對火電和涉煤項目投資。此外，亞洲由於擁有眾多成長性高的科技創新企業，已經成為全球私募股權、風險投資基金的首選目地的。亞洲需要更好地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互聯互通，優化監管框架，更好地吸引股權類風險資金，加快數字化轉型。

**第三，更好地利用亞洲內部的資金。**亞洲經濟快速增長使亞洲整體保持較高的國民儲蓄率，中國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儲蓄率顯著高於全球平均水平，全球排名前十的主權財富基金都集中在亞洲。亞洲還有上海、東京、香港、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在聚集全球資本、促進本幣合作、投資新業態新領域、服務實體經濟上一直髮揮着重要的樞紐作用。2020年，港交所和上交所在全球首次公開發行籌資規模上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亞洲幾大交易所之間還建立了基金互認和投資聯通的安排。

亞洲多國還在加強宏觀審慎管理的同時，穩步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的開放作出了制度性承諾。此外，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日本高質量基礎設施夥伴關係倡議、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等區域性、全球性互聯互通倡議有效對接，也將有力推動亞洲區內的資金融通。

**第四，進一步推動中日投資合作。**作為全球的貿易大國和投資大國，中日加強投資合作，可以為兩國、亞洲乃至全球經濟可持續復甦帶來急需的新資金和新技術。後疫情時代，綠色產業革命和數字經濟轉型本身就需要大量新資金，光靠一國財力或國際機構的支持是不能實現的。必須要形成合力，快速聚合資金，發揮各自生產要素優勢。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已開展投資合作，中投公司和五家日本金融機構聯合成立了中日產業合作基金。

2020年，中日兩國在實現“碳中和”上提出了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制定了數字經濟發展的規劃和新政。在綠色領域，兩國可以通過加強投資合作，推動氫能、氨能等清潔能源以及非化石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交流碳市場建設經驗和探討市場聯通的可能。在數字經濟領域，可以通過投資促進企業進行全產業鏈的研發和生產合作，滿足未來的市場需求。此外，中日兩國金融機構還可以進一步推進在第三方市場的投資合作，形成優勢互補。

最後，周小川談到“世紀大疫”和百年變局下，人類命運與共，必須攜手應對挑戰，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脱離其他國家實現可持續復甦與發展。“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中日兩國在疫情下守望相助，並與世界其他國家一起攜手共抗疫情，直至最終勝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倡議，“世界和亞洲各國要回應時代呼喚，攜手共克疫情，加強全球治理，朝着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不斷邁進”。我們相信，通過加強合作，彌補現有缺口，促進向未來轉型，亞洲將在全球經濟復甦中發揮重要引領作用，為世界經濟的繁榮穩定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