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是管理政策和持續努力的結果_風聞

中東戰火不斷，疫情久久肆虐。

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人類所創造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設計的社會也不可能完美 —— 歷史或許永遠不會終結。其實，每個時代的絕大多數的人對社會的期待和理想並不高，無非只是需要一個較少痛苦，還可以容忍並能選擇樂見其成的社會。

—— 每個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條件，約束罪惡，減少仇恨，遠離戰爭、暴力、麻木和冷酷。像西方某些政客和官僚時不時把所謂人權、公平正義的口號掛在嘴頭上，老大自居，枉顧他人生命權、價值觀體驗與感受。

儘管人性不完美，但是人彼此平等，都有自己的價值和創造能力，都有自己的社會功能，都應該被尊重，且應該被鼓勵去創造。

在一個由功能多元的組織所構成的現代社會中，使各種組織負責任地、自覺自治地、高績效地運作，是維護國家公民自由和尊嚴的重要保障。

80多年前我們已經懂得，民族要復興，先要實現自主與獨立；40多年前我們已懂得，要傳承民族文化，就要建設一個運行良好的現代經濟。20年前我們深刻認識到，弘揚民族文化，則需要建設一個運行良好的現代社會：致力於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西方一些沉着而冷靜的學者認識到，人類由上千百年的傳統社會發展到近三四百年的現代社會，由十分漫長的農耕文明進入工業文明，主要是在20世紀的100年間。

16世紀時，中國比英國富裕得多。明萬曆年間（英國伊麗莎白時代），中國紳士與英國紳士的生活水平不相上下，而兩國窮人的生活水平也差不多。工業革命之後，歐洲工人的生活水平超過了大多數依然停留在傳統文明中農耕國家的百姓。

1860年至1910年間，大約每過20年世界上還就有一個新的工業國家出現。但是一戰後的50多年裏，再沒有一個國家成為先進工業國。世界經濟由此面臨一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

國際上的開明人士們認識到，當世界上有2/3的人每週必須辛苦工作80個小時也才能勉強餬口時，其他1/3的人怎可能閒散度日。在世界進入信息化時代後，在大家都更容易知道別人在如何生活狀態時，這種情況更難發生並長期維持下去。

除非有足夠多的地方能夠表明發展與族羣無關，而是正確政策和持續努力的結果，否則世界就會面臨比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的階級戰爭更可怕的幽靈 ——國際種族戰爭。

如今，在佔地球人口接近1/5的東方國度，人們的生產活動與勞動力、社會與政治制度在20世紀末新世紀初二三十年所發生的的一切，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性質上，都已與20世紀初的情況和人此之前經歷的一切存在着天壤之別。

不是國家融入了世界，而是國家一直都在。世上從來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大到國家民族，小到省市區縣鄉，到每一個企業、每一家醫院、每一所學校，世界遠在遠方，世界也就在腳下。邊界是情懷與傳統所繫，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人為自我限制、自我想象。

歷史上發生諸多社會變革，在規模上要小得多，在速度上也緩慢得多，但卻經常在舉國的思想上和精神上引發巨大危機，造成最猛烈的反抗和激烈的內戰。20世紀末發生的同樣激進的社會變革，幾乎沒有引起任何混亂局面。社會變革在發展過程中所引起的矛盾和動盪，簡直少得不能再少。

20世紀也曾經是人類史上最殘忍和最暴戾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無數的國內戰爭，令多個國家的平民百姓飽受折磨的獨裁暴君、種族清洗和種族屠殺幾乎貫穿始終。

20世紀世界上所發生的種種社會變革，究竟是由登上頭版頭條的政治事件引起的，還是那些政治事件最終是由此類社會變革造成的，其實連固執己見堅持歷史決定論的人也很難弄明白。

社會變革就像深海里的海水，不會因海面上的驚濤駭浪而輕易改變流動的方向。改變社會、經濟、社區和政治制度的往往不是表面上狂風暴雨般的某些政治事件，而是社會變革。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最大的羣體都是農民，無有例外。自古以來，農民一直是世界人口的主力軍。

100年前即一戰前夕，在糧食供應上，除新大陸上的美國以外的所有工業化發達國家，大多數越來越難以做到自給自足，依靠從非工業化和工業尚不發達的國家進口糧食。

80年後，幾乎所有工業發達國家不僅實現了糧食可以自足有餘，農民在人口和勞動力中的比重更是下降到了驚人的只有5%左右。很多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不再是任何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屬於“農業綜合企業”，且似乎是技術、資本和信息最密集的行業。

我國類似這一偉大歷史性進程的出現，就發生在剛剛過去的短短30年左右的時間裏。漫漫歷史長河中，縱使有轟轟烈烈，縱使有激情澎湃，豪情滿懷，卻也靜水潛流，悄無聲息。

沉靜而卓越的思想家們發現並確信，第二次世界大戰代表着一個人類的舊時代的結束，而非開始。未來時代即將發生一切社會變化顯示出，新社會一定藴含了一些尚未被人們注意、很大程度上被人們忽視的東西，即管理。

管理不是經濟學，也不是商業。作為一種新興的社會制度，管理實踐崇尚和平，專注發展，首先在越來越多國家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正如成功總會引發全新的不同挑戰，管理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與時俱進，與日俱增。

21世紀，未來發展的機遇和挑戰，未必就是經濟上的挑戰，而更多是社會性挑戰。

革命往往激烈而壯觀，潛藏在社會和文化現實之中的重大變化傾向於悄悄地漸進發生，如火山爆發和地震發生前一樣，很少能被覺察到。西方社會種種跡象表明，當地政府可能仍不清楚如何控制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勢頭。

整個人類社會面臨突出問題，發展與和平依舊是最重要事業與追求。發展仍是最重要的經濟過程。

經濟成功本身並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反而會製造許多新問題。不過，經濟成功可以讓人們更容易面對問題和矛盾，甚至最終緩解乃至解決矛盾。

發展是一種成長，成長從來都不井然有序。發展也是種變革，社會和文化的變革容易引發混亂。發展也非常危險，不是靈丹妙藥，但發展之外的其他的選擇風險更大。世界上局部發生社會和政治災難的重大危險並非已蕩然無存，若選擇發展以外的某種替代方案有些地區依然可能甚至連生存的希望都奢侈。

經濟發展會瓦解古老的生活習俗，改變一個社會及其傳統，必然同時以其現有文化機構和價值觀為基礎。傳統民族文化和價值觀的歷史延續與演進，比大多數人想象的要微妙得多。

經濟發展的兩大支柱是培養人才和增加資本生產力。經濟援助或外來投資發展的考驗不是投入了多少錢，而是從外部籌集到了多少別處的錢，特別是從當地籌集到了多少資金。最理想的情況是，他知道“如何不用稻草就可以做磚頭”。

如何在不投入任何自有資金的情況下大量吸引到當地資本，因創造了機會和需求而得到了豐厚的回報，靠知識和想象力，靠企業家精神獲得報酬，靠創造財富而不是擁有財富來獲得報酬。

宣稱資本“缺乏”經常是對資本管理不善的一種委婉説法。

國家扶貧攻堅戰所取得的每一場最真實勝利成果，根本上都要使窮人富有了生產力。每當面臨貧困問題時，一些經濟學家的第一個衝動是通過分配財富來解決。不幸的是，沒有足夠的財富可供任何一地的政府去分配，理想只會破滅。

管理始於目標設定，援助常常只是一種催化劑。經濟增長主要源自後發地區、後發企業自身資源。

社會已高度組織化，包括工商企業在內的所有社會組織都不得不為國民的“生活質量”負責任，不得不遵循社會基本價值觀、基本理念和基本目標要求，並將其作為日常經營活動的一主要標準，將把提高公民“生活質量”視為實現組織運營目標的一個機遇（商機），並經由管理轉化為有利可圖的生意或事業。

沒有不發達的社會，只有欠缺管理的社會組織。管理帶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管理政策和努力的結果。

從每個物質層面看，150年前的日本都是一個不發達國家。但日本很快出現了管理，湧現出一批稱職甚至堪稱卓越的管理者。1960年代的人認識到，是明治時期的日本而非18世紀的英國，也不是19世紀的德國，或應成為不發達國家發展的榜樣。因為那意味着管理才是重要原動力，發展是結果。

民眾除關注管理取得的可衡量結果外，還會同等關注管理體現的基本理念與價值觀，除了代表生活水平，管理還將代表社會的生活品質。無論是一家企業、一家醫院還是一所學校、一個超級市場、一座商務樓宇，都無法置身事外。

過去30年，國家經濟社會取得巨大進步再一次證明，管理的未來必將也如此。

換言之，進一步的發展將更加依賴於人而非物質財富。

即使在西方國家資本家思維邏輯也早已日薄西山，首先在西歐和北歐走向破產，典型在美國出現改良。毋庸置疑，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在西方世界仍佔據主導地位。陷入困頓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慣性力作用下或反反覆覆，或執着於某一技術細節，見物不見“人”。

自二戰以來，和平與發展，激發了人的潛力，管理成為國家發展的基本需求，日益成為一種真正世界經濟意義上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