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理：新冠疫情背景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新政治機會_風聞

　　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僅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所遇到的最嚴重公共衞生危機，更是深遠的社會和經濟危機。2009年歐債危機所釀成的經濟苦果在近年來已逐漸緩解，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完全逆轉了歐盟經濟復甦的進程，大部分經濟活動和生產經營因讓位於抗擊疫情而陷入長期停擺狀態，民眾消費急劇萎縮，歐盟經濟形勢危如累卵。2020年7月7日，歐盟委員會最新公佈的夏季經濟展望報告指出，在疫情影響下歐盟經濟將會經歷“歷史性衰退”：2020年歐元區19國的經濟將下降8.7%，整個歐盟則將萎縮8.3%。2020年第二季度，歐盟GDP跌幅已經達到了11.8%。2020年8月歐盟整體失業率上升至7.4%（歐元區為8.1%），但25歲以下勞工的失業率以三倍速度增長，已經達到17.6%（歐元區為18.1%）。當社會重新開放後，歐洲將面臨新一輪失業率和貧困的加深。很多研究表明經濟危機驅動下失業率的升高和經濟不安全感是導致政治不信任和民粹主義力量崛起的重要因素。

　　©pixabay/geralt

　　更為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危機導致歐洲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持續加劇，尤其對低收入工人影響巨大，這會造成更深的社會撕裂。儘管新冠病毒可以對社會中所有人進行無差別的打擊，但是病毒的傳播範圍依然會受到社會階層和勞動市場區別的左右，正如肯特大學哲學系教授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所言：“病毒的傳播方式並不是一種純粹的自然現象，它並不秉承平等主義的原則。恰恰相反，它是一種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現象，它加劇了業已存在的不平等。”精英受到疫情和封鎖的影響最小，他們大多可以遠程辦公，保證足夠的社交安全距離，依舊領到足額的薪水，能夠承擔疫情和抗疫封鎖政策所帶來的經濟風險。相對於精英階層在疫情時期的“階級特權”，中下層民眾面臨着更大的感染風險、更高的死亡率和更低的收入水平。在2020年4月到7月，全球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量激增27.9%，歷史上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遠超2017年8.9萬億美元的峯值。可見，富人可以通過投資新技術、醫療和房地產行業等方式使自己在疫情中獲得巨大的財富免疫力，疫情導致全世界的貧富差距加大。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最富裕地區民眾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為58.8/100000（人），而在工人階級聚集的最貧困地區，死亡率為128.3/100000（人）；從事體力和日常工作的等低收入階層所佔比重為34%，而死亡人數佔比43%，而從事管理和專業崗位的高收入民眾比重為43%，死亡人數佔比僅為28%。在新冠疫情期間，英國超過60%的經理、高級官員、專業性職業等社會中上層階級的職業類型能夠在家辦公，而技術工人、銷售、交通運輸和機械操作等崗位的遠程工作比重均不足20%。

　　總而言之，中下層民眾受到疫情所帶來的多重危機的衝擊更為嚴重，歐洲的兩極分化和階層撕裂狀況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前文提到，中下層民眾社會地位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消極情緒的重要來源，這也體現在疫情期間歐洲民眾的情緒特徵之中。根據歐洲議會的最新民調顯示，歐洲民眾在疫情期間的情緒特徵依然被消極情緒所籠罩，前五位中有四項均為負面情緒，分別為不確定（50%）、挫敗（27%）、無助（24%）和恐懼（21%），所佔比重高於希望（37%）、信心（20%）和受助（15%）等積極情緒。

　　儘管各國政府為中小企業和失業民眾投入了大量財政援助，但是如何戰勝疫情、保障國家經濟平穩復甦仍然充滿了不確定性。如今，歐洲各國已經出現了第二波疫情反撲，隨着感染人數的持續上升和經濟下行風險的繼續增大，民眾在後疫情時代的社會不安全感會進一步加劇。此外，新冠疫情暴發後，大多數歐洲國家政府決定對公眾生活、聚會和社交採取嚴格的封鎖措施，民眾的日常生活受到極大影響。封鎖政策在5月份之前受到了廣泛的民眾支持，但是隨着之後疫情危機得到初步緩解，民眾的“新冠疲勞症”逐步顯現，根據歐洲議會的民調數據顯示，認為封鎖政策所造成的經濟危害高於其所帶來的健康利益的歐洲民眾比重達到了49%。採取激進防疫舉措的政府精英以及對封鎖政策持續支持的專家成為部分民眾怨恨與憤怒的對象。

　　©pixabay/johnhain

　　這種政治生態將為右翼民粹主義者提供更多的政治機會。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非常擅長尋找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替罪羊，從而將民眾的消極情緒轉化為對“他者”的憤怒。在疫情和潛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精英成為了民粹主義者構建“他者”動員策略的絕佳選擇。由於精英階層受疫情的影響程度較低，民粹主義者可以宣稱他們並不會關心經濟危機以及封鎖政策所帶來的次生經濟和社會代價，政府所推行的封鎖政策是毫無必要的過度反應，同時剝奪了人民的自由和生計，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是唯一反對這種“威權主義”舉措的政黨，更能代表人民的利益。隨着經濟衰退的持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以自由和保護經濟、保護底層民眾就業為名義的反對管控的相關主張就更有可能得到底層民眾的支持。前文提到，這些主張中具有明顯的陰謀論特徵。最近歐洲很多國家發生了大規模反對管控遊行和抗議活動，在民眾遊行的標語口號中充斥着關於新冠疫情的陰謀論論調，如新冠病毒只是流感，責怪少數族裔傳播病毒，5G技術傳播病毒，疫情只是政府陰謀的障眼法等等，這些論調與民粹主義政黨的陰謀論如出一轍。右翼民粹主義勢力將疫情和所謂的過度防疫舉措視為通過陰謀論傳播恐懼和製造仇恨的機會。在充滿恐懼和不確定性的環境中，陰謀論就顯得格外有市場，因為陰謀論揭示了民眾的不安全感和恐懼，給予了他們一種特定的羣體認同感。

　　總之，導致民粹主義勢力崛起的重要因素，如收入不平等和自身社會地位下滑所導致的被剝奪感，在疫情危機和封鎖政策的催化劑下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部分對政府抗疫舉措不滿的民眾的“受害者”認同和屈辱感持續加深，這都會成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後疫情時代進一步發展的助推力。

　　（作者玄理系同濟大學德國問題研究所博士後）

　　資料來源：本文節選自《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1年第2期《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動員策略與未來走向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