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忘卻的記念》與堅硬的思想鬥爭_風聞

5月22日真是個令人悲傷的日子：13點05分，中國“肝膽外科之父”、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孟超病逝，享年99歲；13點07分，中國“雜交水稻之父”、“共和國勳章”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長沙逝世，享年91歲。

熟悉袁老的人很多，熟悉孟老的人可能主要集中在醫學圈子裏。跟袁老在農學界一樣，孟老在醫學界也創造了多個第一：

翻譯了第一部中文版肝臟外科入門專著；製作了中國第一具肝臟血管的鑄形標本；提出肝臟分為“五葉四段”的經典解剖理論；完成中國第一例肝癌切除手術和世界上首例完整的中肝葉切除術；創造了間歇性肝門阻斷切肝法和常温下無血切肝法、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葉切除手術；建立全球規模最大的肝膽疾病診療中心和科研基地，推動我國肝臟疾病的診斷率、手術成功率和術後存活率均達世界領先水平。

偉大的人總是在不斷學習，也在實踐中不斷修正和突破已有的東西，而那些教條主義或依據既有理論否定實踐的人，卻造就了一出出駭人的悲劇。

中共黨史裏就有這樣令人嘆腕的思想路線之爭。1931年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未到會）派代表主持召開六屆四中全會，違反組織程序將王明推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奪取黨中央領導權時，就發生了説不明道不清的**“東方旅館大逮捕”**事件，23位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共產黨員的鮮血浸透了黨史一頁。

（一）23名共產黨員被殺與魯迅先生的記念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裏，他們是走向刑場了……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説他們的時候的……”

88年前的1933年2月7-8日，魯迅先生在自己的舊寓裏寫下了《為了忘卻的記念》，表達自己對1931年2月7日被殺的李求實、柔石、殷夫、胡也頻、馮鏗等五位“左聯”青年作家的記念。1931年2月7日，同時被槍決的一共是23名共產黨員，這些人的被捕與遇害與王明有説不清道不明的關係。

以“東方旅社大逮捕事件”為關鍵詞在網上搜索，會搜索到很多信息，但如果在高德地圖上搜“上海東方旅社舊址”，我沒有得到想要的收穫。時隔90年之後，1931年春天的這段慘痛歷史，在現實中已找不到明顯痕跡。

根據李海文在《東方旅社事件——記李求實等二十三位烈士的被捕和犧牲》一文的研究，1931年的東方旅社地處上海市三馬路222號，如今地處漢口路、浙江路西南隅，現為漢口路613號（我在地圖上還是沒搜到），1931年時為中共江蘇省委秘密機關。

1931年1月17日中午，有人打匿名電話到上海國民黨市黨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報告了共產黨在東方旅社開會的消息，連具體的房間號都講清楚了，就在31號、6號房間。當日下午，租界捕探與上海警察組合成的行動隊突然包圍了旅社，將正在旅社31號房間開會的林育南、何孟雄等8人逮捕。17日傍晚到18日凌晨，又逮捕了不少人，一直持續到21日，又在該旅社和中山旅社、華德路滬新小學等處，設伏誘捕、大肆搜查逮捕了一批中共負責幹部及其家屬，前後共計逮捕36人。2月7日，國民黨凇滬警備司令部在龍華秘密殺害23人，其中就有魯迅先生兩年後撰文記念的“左聯”五烈士。

（二）王明的左傾路線上台與堅硬的思想鬥爭

“東方旅社大逮捕事件”遠比諜戰劇更真實驚險，其時間線理一理很有必要：

1931年1月7日：經米夫（未到會）、王明精心挑選，共產國際代表2人，中央委員22人，非中央委員（除何孟雄等少數人外，大部分意見和王明相同）15人，在事前未明確通知的情況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會議開始時就為應召開緊急會議，還是召開四中全會發生爭執，後非中央委員違規參加了表決，以一票之差通過了四中全會的決議，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在會上，王明提出了一條新的“左”傾路線，並散發了《兩條路線鬥爭》的小冊子。 

1931年1月8日：林育南到中央委員、蘇維埃中央準備委員會辦事處（簡稱“蘇準會”）常委張金保家裏，打聽四中全會情況，瞭解情況後指出：“王明這些人不是中央委員，他們有什麼權力參加表決！”

1931年1月17日上午：上海的各級黨組織為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組織了多場會議，多處會議中均出現了爭議，蹊蹺的是凡有支持四中全會精神的人出席的會議，均未遭到破壞。

1931年1月17日中午：上海國民黨市黨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分別接到相同的匿名電話，報告了共產黨在東方旅社31號房間、6號房間開會的消息。潛伏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中央特科敵工人員接到情報後，通知了黨組織，但反對王明的人員均未接到通知。

1931年1月17日下午—21日：正在東方旅社31號房間開會的林育南、何孟雄等8人逮捕；其後在該旅社和中山旅社、華德路滬新小學等處，又有28名中共負責幹部及其家屬被逮捕，前後共計被逮捕36人。其後不幾天，一些反對王明的被捕的重要幹部的組織關係被停止。

1931年1月23日：36名中共負責幹部及其家屬（29名男性，7名女性）被轉移到國民黨凇滬警備司令部。

1931年2月7日：國民黨凇滬警備司令部在龍華秘密殺害23人。

1931年4月25日：左聯刊物《前哨·文學導報》第一卷第一期揭露了這次屠殺，其後中共為23位烈士召開追悼會。

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23位烈士重新作出公正評價：

“當時的所謂‘右派，主要的是六屆四中全會宗派主義的‘反右傾鬥爭的產物。……至於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羣眾有很好的聯繫，並且接着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在被捕遇害的人當中，何夢雄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全國最早的53名黨員之一，曾在北大旁聽，經李大釗介紹入黨，地下工作經驗豐富，也是反對李立三、王明左傾路線最激烈的優秀黨員之一。他被捕時，妻子、妻妹和兩個孩子也一起被捕關進了監獄，而他犧牲時年僅32歲。

王明上台後不久，和他那批錯誤路線的擁護者一起，幾乎將中國革命引上了絕路。筆者老家的革命烈士陵園裏，很多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烈士都展列其中。尤為令人痛惜的是，柳直荀、段德昌、周逸羣、尉士筠、張宗理、楊德茂、胡慎己……那一千多名黨的幹部直接或間接死在了執行王明路線的夏曦之手。

其中柳直荀1932年肅反被殺，時年34歲，1945年《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其平反。筆者1996年曾經經過監利縣周老咀心慈庵，無意中看到過柳直荀的墳墓，小小的墳墓掩映在樹叢中，聽説2009年已為其建立了烈士紀念園。

當然更廣為人知的是潤之先生1957年5月11日的詩篇《蝶戀花·答李淑一》，其中“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一句，年輕時尚不覺知那種延綿多年的沉痛，如今讀來其中“不思量，自難忘”的牽扯令人痛絕。

偶爾再翻看1932年5月—1934年秋的一些黨史文章，總感覺王明及其黨羽近乎國民黨的卧底。“路線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確實例證不少。違背真理的私心自用的王明，在將黨的事業帶向失敗的同時，將自己也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三）腳板下的真理與艱難的實事求是

我們都聽過一句話：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證明這句話和反駁這句話的例子都很多。王明第一次上台後，不少人人因為形勢使然跟着走，潤之先生被孤立。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幾乎沒幾個人敢站出來對潤之先生表示贊同，施以援手。這時候説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是十分恰切的。但隨着反圍剿的不斷失敗，很多人特別是一線的指戰員都很清楚王明那幫人是錯的，在實踐的教育下這時候真理就被多數人掌握了，直到王明等人成為絕對的少數，真理才逐步被黨和整個革命力量接受。

也就是説，“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是句透着形而上學小聰明的廢話，要説真理掌握在善於觀察、思考的實踐者手中，才是符合事情的本質規律的，這就是兩千多年前的《曹劌論戰》、潤之先生的《實踐論》告訴我們的深層含義。

任何事件中，如果一旦夾雜權力和利益之爭，那麼當事人要看清事情的真相與潛藏的規律，難度往往特別大，唯一的破解之道就是實實在在的調查研究。中國革命成功的道路，其實最初就誕生於潤之先生的腳板下。

在湖南考察農民運動的日子裏，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就紮了根、發了芽。而潤之先生、楊開慧女士夫妻倆幸福的八個月共同生活，在武漢市武昌區都府堤14號孕生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也幫助中國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

馬克思主義曾經誕生於圖書館、工廠、街頭、戰場等地，並在廣泛而艱苦的實踐中得到昇華，等到勝利了、安逸了、脱離實際了，又在案頭、圖書館、講台上被打碎和歪曲。

實事求是需要格局、胸懷、良知、勇氣，更需要腳踏實地和艱苦的實踐。正確認知很多時候是幹出來的，既是腦力活也是體力活。

如果歷史學習就是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的零碎信息填充，那歷史是白看了。所以看歷史總有一個感覺： 不少人讀不懂歷史更不會從歷史裏吸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