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得志晚年揭開大渡河勇士人數之謎_風聞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孫繼先和楊得志（右一）。

中國酒泉衞星發射中心首任司令員孫繼先中將，在長征中曾是紅一軍團紅一師紅一團一營營長，他親自挑選並帶領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從而在被敵人視為插翅難飛的天險防線上，打開一個缺口，為中央紅軍北上開闢了一條通道。紅軍強渡大渡河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然而，在孫繼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戰鬥史實的問題上，卻陷入兩難的尷尬處境：他既不願意把自己説成是勇士，又不願意違背歷史事實，屈從被誤解的歷史結論。他的老首長楊得志上將言之鑿鑿，揭開了塵封已久的歷史謎團。

楊得志撰文謳歌大渡河畔英雄多

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有着許多可歌可泣，驚天地、泣鬼神的事蹟。在20世紀50年代，青年們迫切要求熟悉中國革命的歷史，從英雄人物身上汲取強大的精神力量，去投身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事業。1957年5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紅旗飄飄》叢書，正是順應時代的呼喚，開革命回憶錄寫作之先河。《紅旗飄飄》剛一發行，即在廣大青年和人民羣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

在1957年7月出版的《紅旗飄飄》第二集中，收錄了一篇楊得志的力作——《大渡河畔英雄多》。楊得志的文章分為“光榮的使命”“勝利的前奏”“天亮以後”“我一定要去！”“莊嚴的時刻”五個小節。其中在“我一定要去！”和“莊嚴的時刻”中，楊得志寫道：

十八個勇士（連孫繼先同志在內）每人佩戴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挺花機關槍（衝鋒槍）、一支短槍，每人帶五六個手榴彈，並且帶着工作器具，以二連長熊尚林同志為隊長。

大渡河邊還是像方才一樣，只有河水衝擊咆哮，我用望遠鏡看看對岸，敵人像是很安靜。

因船小，船工不同意上船的人太多，臨時決定十七人分兩批渡過。在連長熊尚林帶領下，一班的八個同志跨上了小船。

莊嚴的時刻到了，熊尚林帶領八個同志跳上了渡船。

……

過了河的船很快地又回來了。八個勇士在營長孫繼先同志的帶領下，又登上了渡船。

……

此刻，我們兩批登陸的勇士接上了，十八個勇士一起衝上去，十八顆手榴彈一齊扔出去，十八挺花機關槍一齊打過去，十八把大刀一齊在敵羣中飛舞。號稱“雙槍將”的川軍被殺得敗不成軍，拼命向北邊山後面逃。我們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在崇尚英雄的年代裏，楊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1959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根據楊得志原作，出版了連環畫《大渡河畔英雄多》。1963年，《大渡河畔英雄多》被編進全國初中語文課本。大渡河十八勇士的故事，幾乎家喻户曉。

1956年，為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0週年，中央軍委決定編一部總結解放軍戰鬥歷程的革命回憶錄叢書。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對此非常重視，責成總政副主任兼宣傳部長傅鍾掛帥，很快在全軍發起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0週年徵文活動。為此，總政宣傳部和總政文化部聯手，成立了一個由十人組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0週年徵文編輯部（即後來的《星火燎原》編輯部），並廣泛在中央、省、市一級報刊上發佈徵文啓事。

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很支持建軍30週年徵文活動。在他看來，軍事學院彙集了一大批驍勇善戰的高級將領，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們每個人都有不少傳奇故事。特別是由楊得志、孫繼先擔任正、副主任的戰役系，全系52名學員清一色的開國將軍。如果大家在學習軍事理論、回憶解放軍戰史、研究重大戰役問題的過程中，把自己革命戰爭年代的戰鬥經歷記錄下來，寫成回憶錄，對於繼承解放軍的優良革命傳統，教育青年一代，無疑是一件大好事。

在長征中，劉伯承擔任紅軍總參謀長兼中革軍委縱隊司令員，對於這段歷史，他心中有一本細賬。他抓住戰役系每位將軍指揮、參加的經典戰役戰鬥，一竿子插到底，逐一落實題目，人人派任務，很快就調動起大家的積極性。他還特別要求楊得志和孫繼先帶頭多寫回憶錄，每人都要完成一篇強渡大渡河的回憶文章。

孫繼先自知文化水平低，寫文章甚至比指揮打仗還要難，便推託説：“有楊得志同志寫就行了，我就沒有必要再寫了。”

劉伯承可不答應，説：“回憶強渡大渡河，僅有楊得志同志一篇文章是不夠的，他是大渡河戰鬥的指揮者，你是直接參加戰鬥的戰鬥員，你們從不同角度寫，更有利於分析、積累戰例，這可是政治任務！”

在戰役系，與孫繼先有同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他們對結束不久的革命戰爭記憶猶新，但由於文化水平有限，動筆寫文章實在有困難。《星火燎原》編輯部的同志抓住了南京軍事學院得天獨厚的條件，派出編輯常駐南京，為將軍們作口述記錄，幫助他們整理成文。著名軍旅作家王願堅就是《星火燎原》編輯部派到南京軍事學院的骨幹編輯之一。王願堅曾創作小説《黨費》，後該小説被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成彩色故事片《黨的女兒》。

◆紅軍時期的孫繼先。（來源：黨史博採）

王願堅與孫繼先還有不淺的緣分。他曾是孫繼先麾下華東野戰軍第三縱隊（後為解放軍第二十二軍）《麓水報》的戰地記者和編輯，在孫繼先領導下工作戰鬥了四個春秋。他對老軍長勇敢威武的軍人氣質、靈活果斷的指揮風格非常欽佩，也非常熟悉。聽説為老軍長整理回憶錄，王願堅一百個樂意。而一談起打仗的事兒，性格沉悶、言語不多的孫繼先也打開了話匣子。一個神采飛揚，滔滔不絕；一個興致勃勃，運筆如飛。一篇近萬字的長文，就像一瀉千里的大渡河水，一氣呵成。

按照劉伯承的要求，楊得志和孫繼先從不同角度分別完成了一篇《強渡大渡河》的回憶文章。文章寫好後，劉伯承為他們審閲、修改。

《星火燎原》編輯部成立僅一年時間，各大軍區政治部收到的徵文就有3萬多篇。經篩選後，集中到編輯部的稿件也超過1萬篇，最終收入叢書的只有300多篇。《星火燎原》叢書最早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1959年12月，毛澤東為叢書題寫了“星火燎原”書名，朱德為叢書作序。由於編輯約稿週期和當時特殊的政治原因，這套叢書並未按順序出版。1960年，講述長征故事的《星火燎原》第三卷率先出版。楊得志的《突破烏江天險》和孫繼先的《強渡大渡河》從中脱穎而出。

這裏特別提及的是，《星火燎原》第三卷的首篇文章《回顧長征》，是由劉伯承撰寫的。在寫到強渡大渡河的經歷時，他明確寫道：“十八勇士一過河去，就將敵人打垮，佔領了渡口。”

在軍委擴大會上，十八勇士遭質疑

據當年編輯部的老同志回憶，《星火燎原》第一卷在1958年已經完稿。書剛印刷完還沒有發行，恰逢廬山會議召開。《星火燎原》編輯部也無法避免當時的政治風暴。因為有“美化”彭德懷的文章，編輯部被責令檢查整頓，幾位骨幹編輯不同程度地受到衝擊。

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一次軍委擴大會上，有人突然提出：關於紅軍長征強渡大渡河的宣傳有些混亂，到底是十七勇士還是十八勇士應當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孫繼先作為指揮員，也不應當算作勇士。

據説，提意見的是一名空軍中將。這名中將並不是強渡大渡河現場的目擊者。在長征中，他曾任紅一師直屬隊總支書記，大多數時間隨黃永勝任團長的紅三團行動。中央紅軍四渡赤水之後，他被調到紅三團任總支書記。日後，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紅軍強渡大渡河時，“我們三團仍是走在全師的後面。這一段，我們只是跟着走，沒有執行什麼任務，也沒有什麼掉隊落伍的。當我們來到安順場渡口時，一團、師部、二團都已經順利渡過了河，只有兩條渡船在等待我們”。

孫繼先也參加了這次軍委擴大會。坐在孫繼先身邊的一位老同志，聽了那名空軍中將的發言後，憤憤不平，就用胳膊肘輕輕碰了孫繼先一下，説：“孫司令員，你也應該出來説説話，以正視聽！”

孫繼先小聲回答説：“我能説什麼？能説自己是勇士嗎？”

會後，軍委責成總政治部負責查實強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還是十七勇士。有關部門查閲了檔案資料，以當年紅軍《戰士》報第一八六期上記載的十七勇士的名單為原始依據，並以一名沒有親臨大渡河現場的紅軍幹部的日記為佐證，最終確認紅軍強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並以總政治部的名義正式發文：要求各個單位在宣傳紅軍長征強渡大渡河事蹟時，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徑。這就是為什麼長期以來，在正式通行的黨史、軍史中，一律採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説法的緣由。

中央紅軍長征時，《戰士》報是紅一軍團政治部的機關報，是一份不足16開版的油印小報。在第一八六期《戰士》報上，關於渡河的過程只有一句：“牲（我）部一個猛衝和十七個紅色英雄冒險渡河，即將河兩岸敵人全部擊潰。”在戰爭的緊急情況下，報紙及時報道戰況，出現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79年，《星火燎原》叢書再版，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出版發行，全套十卷，1982年8月出齊。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選編之三）》上，還是《強渡大渡河》的標題，選用的卻是楊得志的文章。書中關於勇士們渡河一段的關鍵內容是這樣描述的：

莊嚴的時刻到了，熊上（尚）林帶領着十六名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們！千萬紅軍的希望，就在你們身上。堅決地渡過去，消滅對岸的敵人！”

渡船在熱烈的鼓動聲中離開了南岸。

……

在我猛烈火力掩護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飛一樣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彈，一陣衝鋒槍，把衝下來的敵人打垮了。勇士們佔領了渡口的工事。

楊得志原文中的十八勇士分兩次渡河，變成了十七勇士一次渡河。甚至劉伯承撰寫的《回顧長征》一文，“十八勇士一過河去”，也改成“十七勇士一過河去”。

對於自己是不是大渡河勇士一事，孫繼先一直保持緘默、低調。他的幾個孩子過去都聽父親講過強渡大渡河的戰鬥故事，在初中語文課上也都學過《大渡河畔英雄多》的課文。他們都為父親光榮的戰鬥經歷感到自豪。可是後來，當聽到有關強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並沒有父親時，孩子們都很鬱悶、不解，曾多次追問父親，想得到一個正確的解釋。

孫繼先對孩子們説：“強渡大渡河的戰鬥經過，在我的回憶錄裏已經敍述得很清楚，至於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沒有必要去爭論。在革命戰爭年代，無數先烈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有些同志犧牲後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我們這些倖存者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如果再去爭什麼勇士，就太沒有意思了，我感到很羞恥！”孫繼先多次對孩子們説：“在長征路上英勇戰鬥的紅軍戰士，人人都是英雄，個個都是勇士！”

儘管有關單位正式發文，在黨史、軍史資料中，一律採用“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説法，但《紅旗飄飄》叢書和初中語文課本的影響力無與倫比。《大渡河畔英雄多》中的“十八勇士”，在一代又一代讀者和學生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紅色記憶。

大渡河的勇士們，你們的英靈在哪裏

◆毛澤東在南京軍事學院與孫繼先握（來源：黨史博採）

孫繼先戎馬一生，經歷了無數的戰鬥，但強渡大渡河的英勇戰事，在將軍心中有着非常重的分量。十七勇士的下落也是將軍後半生揮之不去的心結。在革命戰爭年代，部隊天天都在行軍打仗，犧牲很大，人員調動非常頻繁。像孫繼先這樣驍勇善戰的一線指揮員，隨着戰爭的走勢，調任就更加頻繁。

1935年7月中旬，中央紅軍翻越大雪山到達毛爾蓋後，孫繼先即離開紅一團，調到紅三團任三營營長。1936年12月，調到紅軍大學學習。結業後，被分配到紅四方面軍紅三十一軍任第九十三師參謀長，隨援西軍西進，收容西路軍失散人員。抗戰全面爆發後，隨八路軍一二九師挺進太行山區，繼而率津浦支隊深入山東敵後平原地區開闢抗日戰場。而紅一團的老部隊則隨八路軍一一五師，在晉察冀地區開闢抗日根據地……對於紅一團一營二連十七勇士的下落，孫繼先已無法逐一給出明確的答案。

然而，安順場所在的四川省石棉縣人民卻永遠銘記着強渡大渡河的英雄。新中國成立後，石棉縣政府曾經通過各種渠道尋找除孫繼先外其他十七勇士的下落，包括向劉伯承、聶榮臻、楊得志和孫繼先等親歷者求證。但是，幾十年過去了，絕大多數勇士的蹤跡已無處尋覓，唯一有明確下落的是二連連長熊尚林。新中國成立後，一些知曉熊尚林具體去向的見證人仍舊健在。其中一位是時任解放軍第二炮兵司令員的李水清將軍，另一位是著名軍旅作家、老紅軍陳靖。

李水清回憶説：“熊尚林是江西高安縣人，抗戰爆發後，隨八路軍一一五師東渡黃河，參加過首戰平型關的戰鬥。1938年八路軍開闢平西根據地時，熊尚林和我一個營，熊尚林任營長，我任教導員，兩人並肩戰鬥，又相處了兩年多。1940年，熊尚林調到平北工作。據説，他在一次戰鬥中身負重傷，為祖國和人民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陳靖是紅六軍團的一名老戰士，貴州人，苗族。新中國成立後，他曾撰寫小説和電影劇本《金沙江畔》。離休後，他重走長征路，進行百萬字的長征系列創作。1985年10月8日，他來到了浪花翻騰的大渡河畔，望着巍然聳立的中國工農紅軍強渡大渡河紀念碑，深切緬懷曾經和他一起戰鬥、強渡大渡河的英雄隊長熊尚林，寫下《大渡河勇士熊尚林的悲情結局》一文。

我和尚林同志相識，是在1938年春天。當時，他是營長，我是團宣傳股長。

他留給我的印象太深了——粗獷、直率，甚至顯得過於魯莽。他身軀健壯，臉色紫紅，説起話來像炮彈出膛，還總是帶點髒字。他習慣把事情想得很簡單，在他眼裏似乎沒有困難二字，可熊尚林自己卻承認，我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學習！

他蔑視困難，不怕犧牲，在極端殘酷的歲月，總是衝鋒陷陣，強渡大渡河，激戰平型關，奮勇挺進冀東，帶頭開闢平北……説他是英雄人物，並不過分；但我們這位英雄好漢最終卻走入一條令人遺憾的歧路。

艱苦的1942年，在被敵人割裂為好幾塊的平北抗日根據地上，熊尚林帶領幾十個同志英勇奮鬥，克服了種種困難，終於在長城附近，打開了局面，並由幾十人發展為一個獨立團。就在這時，平北分區正式成立了。在公佈分區領導機構名單時，熊尚林發現沒有他的名字，他又冒火了。

這時，正巧我們相遇，他氣鼓鼓地對我説：“陳靖，我不幹了，他們不相信我，老子就單獨幹革命去！”

我勸説他幾句，要他“不可瞎來”。

可是，這裏離分區還有幾十裏，翌日，當我趕到分區報告這一情況時，熊尚林已經離開部隊，帶着他的參謀長和兩個警衞員到獨石口一帶“單獨幹革命”去了。

十幾天後，一個警衞員回來了，説：熊尚林原以為到了他人熟地熟的地方，什麼都好開展，但當羣眾知道他離開了黨，離開了組織時，就不理他了。局面根本打不開，站不住腳，簡直是走投無路……又過了幾天，另一個警衞員也回來了，説：熊尚林和參謀長天天爭吵不休，最後參謀長趁熊尚林不防備時，向他開了槍……就這樣，這位英雄倒下了。

革命造就了無數英雄，無數的英雄使革命一步一步走向勝利。固然，英雄的個人作用不能低估，但英雄離開集體，他的歷史卻只能添上令人惋惜的一筆。

在河北張家口崇禮縣烈士陵園裏，矗立着熊尚林的墓碑，墓誌銘上記錄着：1942年6月18日，熊尚林隨部隊轉移途中，在張家口崇禮縣西溝村草場溝不幸遇難，被葬在西溝村。上世紀60年代初，熊尚林的遺骨被遷葬到崇禮縣烈士陵園。

楊得志言之鑿鑿：強渡大渡河的應該是十八勇士

◆1938年，斯諾與孫繼先等18個勇士合影（來源：黨史博採）

1980年版的《星火燎原》發行不久，孫繼先看到有關強渡大渡河的戰鬥敍述後，感到很憋屈：自己可以不當勇士，但對戰鬥過程的敍述應該符合史實。他曾直言不諱地對老團長、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楊得志説：“咱們紅一團強渡大渡河的情況，你最清楚，怎麼能這麼寫呢？”

翻開新版《星火燎原》，看了由自己署名的《強渡大渡河》一文，楊得志很奇怪，也很惱火。他對孫繼先説：“這篇回憶文章，沒有經過我審查就修改了。當時，我正在國外訪問，有關部門也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就把我原文中的‘十八勇士’，改成了‘十七勇士’，其中一些戰鬥過程也不符合史實。”楊得志寬解孫繼先説：“鑑於新版書已經出版發行，已無法挽回，我一定在今後的回憶錄中把它重新糾正過來。”

1985年，楊得志撰寫了長篇回憶錄《橫戈馬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3年1月，《楊得志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也與廣大讀者見面。有關強渡大渡河部分，楊得志都進行了認真校正，澄清了大渡河戰鬥的史實。他特別寫道：“由於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我們決定分兩次強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帶領。為加強領導，第二船派營長孫繼先同志掌握。”

1990年4月13日，孫繼先在濟南病逝。在治喪期間，他的小兒子孫東寧從濟南迴到北京，去解放軍三○一醫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楊得志。躺在病牀上輸液的楊得志一見孫東寧臂上戴着黑紗，情緒立刻激動起來，哽咽着説：“你爸爸是我最好的戰友，他是個好同志，優點很多，打仗很勇敢，會武術，能耍大刀……”

在講到長征時，楊得志説：“你爸爸是長征中的英雄，強渡大渡河時，第一船九人，熊尚林帶着；第二船九人，你爸爸帶領。九加九是十八，應該是十八勇士，你爸爸應該算勇士。”

楊得志又説：“我還可以找到幾位見證人。當時的二營營長叫陳正湘，他現在是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還有一位是武漢軍區政委蕭思明，當時是紅一團偵察參謀。那天，勇士們渡河的渡口距離誓師出發地還有幾百米的路程，我只帶了幾個人送他們出發，現場的情況別人不清楚。偵察參謀蕭思明就在我身邊，他可以證明！”

正在這時，濟南軍區老幹部局楊局長來電話，徵求楊得志對《孫繼先同志生平》的意見，特別是他“親自挑選並帶領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奪取並控制了渡口陣地，掩護後續部隊渡過了大渡河，為紅軍長征的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評語是否準確。

楊得志回答道：“這樣寫很好，他親自挑選並帶領十七勇士渡河，這個情況是真實的，這樣寫，比寫他是十八勇士評價還要高！”

隨後，楊得志又深情地回憶起與孫繼先一起戰鬥、工作的往事，從二萬五千里長徵，講到在南京軍事學院，又講到在濟南軍區。他説：“‘文革’中，有人批判我，你爸爸出來説話保我，別人又去抓他。我説不要去抓孫繼先，批我好了！”

孫東寧臨別前，楊得志緊緊握住他的手説：“你爸爸在北京住院時，我去看他，我動員他，不要一個人在濟南，趕緊回到北京來。他出院後，又到我家來看我，我們倆的手握在一起，很長很長時間。他的年齡比我小一點，身體原來比我好，沒想到走得這麼快……”説到這兒，楊得志已經泣不成聲。由於病重住院，楊得志不能去濟南參加孫繼先的遺體告別儀式。他特委派兒子楊建華代表他前往濟南，向老戰友作最後的告別。

孫繼先臨終前，曾囑咐家人：待他身後，把一部分骨灰撒在大渡河裏，他要伴着大渡河的驚濤駭浪，向後人講述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在這裏創造的驚世傳奇！

前些天，孫東寧為筆者找到一本1957年版《紅旗飄飄》第二集。筆者驚奇地發現，在《大渡河畔英雄多》一文的結尾，楊得志請執筆人張重天清晰地寫上了一段附記：

十八勇士一度被認為十七勇士，楊得志同志認為正確地説應該是十八勇士（其中包括營長孫繼先同志）。文中敍述經過，由於寫時離開事情發生時間較長，故雖然竭力回憶，恐個別地方仍有錯誤，請熟悉當時情況的同志指正。

手捧陳舊泛黃、印跡斑斑的原版圖書，細讀《大渡河畔英雄多》，一種崇敬之情在筆者心中油然而生——楊得志襟懷坦蕩，他唯真唯實的崇高品質令人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