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殘酷！在加沙，沒有地方是安全的：一名巴勒斯坦記者的日與夜_風聞

紐約客

【編者按】

隨着以巴衝突升級，加沙地區又一次淪為硝煙瀰漫的戰場。生活在那裏的人們會有怎樣的感受呢？《紐約客》的編輯戴維·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聯繫到了多年來一直在加沙工作和居住的記者哈澤姆·巴魯沙，請他描述了他和他的家人在那裏所經歷和看到的情形。

在加沙市，巴勒斯坦人在為阿布哈塔卜（Abu Hatab）一家兩名婦女和八個孩子舉行葬禮，他們是在以色列空襲中喪生的。

在加沙，沒有地方是安全的

——一名巴勒斯坦記者的日與夜

文：戴維·雷姆尼克

哈澤姆·巴魯沙（Hazem Balousha）是加沙市的一名資深記者，他的作品出現在《華盛頓郵報》和其他出版物上。他今年四十二歲，幾乎一生都生活在加沙。一個多星期以來，他一直在報道發生在那裏的又一場戰爭，又一次“升級”，更多的火箭彈發射，更多的轟炸，傷亡人數不斷攀升。當我在週日第一次聯繫到他，問他情況如何時，他説：“我在呼吸。活着，我們還活着。”當時已經很晚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睡覺。“現在沒有爆炸，”他説。“我只聽到頭頂上以色列無人機的聲音。”

在週一的《華盛頓郵報》上，巴魯沙報道了一位名叫薩那·阿爾-庫拉克（Sana’a al-Kulak）的50多歲婦女的命運，她的家在轟炸中被摧毀，她和她的兒子一起被埋在廢墟中數小時。救援人員將他們挖了出來，他們活了下來。但在醫院裏，庫拉克得知，她的許多家人，包括她的丈夫、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一個兒媳和一個一歲的孫子，都在空襲中喪生。

“這很可怕，令人心碎，但這不是關於我的感受，”在故事發布數小時後，巴魯沙告訴我。“這是關於他們的感受。這是關於如何正確描述細節的問題。當然，我是一個巴勒斯坦人，我是一個人。我感受到了他們的痛苦，我從他們的眼睛裏看到了痛苦，但是，當涉及到工作時，新聞工作是不同的。”巴魯沙將自己比作一名醫生，儘管周圍一片混亂，但他必須繼續工作。他説：“你面對的是鮮血和痛苦，但你得忍住你的情緒。這項工作是講述真相。”“我也寫過批評哈馬斯的文章……我並不是説我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我被審問過，有兩三次，在他們對我的工作不滿意的時候。”

根據巴魯沙與洛夫迪·莫里斯（Loveday Morris）一起在特拉維夫撰寫的報道中所引用的以色列官方消息，像Sana’a al-Kulak的家人這樣的平民死亡是“非故意的”。但轟炸的程度是以色列參謀長阿維夫·科查維（Aviv Kochavi）所主張的總體“勝利概念”的一部分，其核心是“一個明顯更致命的、網絡化的戰爭機器，可以在創紀錄的時間內摧毀敵人的能力，並儘可能地減少傷亡”。據統計，目前已有2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其中包括幾十名兒童。已有10名以色列人死亡。

巴魯沙的妻子魯巴來自西岸。他們有兩個學齡前的兒子，亞當和卡拉姆。他們一家人和巴魯沙的父親和岳母等其他家庭成員一起，住在一棟四層樓的建築裏。去年9月，他寫了一篇關於疫情期間加沙生活的第一人稱報道，在文章中，巴魯沙回憶起他在一個兒子還是嬰兒時的一些想法。

“**在被圍困的加沙，我是否能夠保護他並給他一個好的生活？**我一邊驚歎於我那小小的兒子，一邊想。在此後的十年裏，這個問題從未消失過。以色列和統治這裏的激進組織哈馬斯之間的衝突不斷循環升級，意味着頻繁發生爆炸的夜晚、兩次全面戰爭和火箭彈。最近，哈馬斯和其他激進組織發射了燃燒氣球，在附近的以色列社區和農場引起火災。以色列每晚都通過炸燬哈馬斯的設施進行報復。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暴力背景。”

當我在週日和週一與巴魯沙詳細交談時，他説他認為自己相對來説是“有特權的”。與許多加沙人不同，他曾出國旅行，並在土耳其獲得了新聞和國際關係方面的學位。他説：“你能想象一個從來沒有出過加沙的人嗎？”“他們不知道這個地方以外的世界。他們已經失去了希望。也許有些人已經習慣了。這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在這裏的兩百萬人中，至少有一半人從未離開過加沙。我們有衞星天線，所以還有互聯網。但他們對加沙以外的生活沒有任何經驗。他們看到這些事情，他們就那麼眼睜睜地看着。”

巴魯沙説，加沙人不得不學會在持續的危險和不確定感中生活。“即使在事情平靜或看起來平靜的時候，也並不平靜。電力和清潔水都很短缺。加沙是沿海地區，但人們不能在海里安全地游泳，因為有太多的污水。”他説：“沒有什麼是穩定的。沒有人可以做生意。突然間，發生了戰爭或局勢升級，或者過境點被關閉，供應崩潰。此外，還有來自哈馬斯的限制。它限制了婦女和女孩的個人自由。”

巴魯沙説：“當你生活在衝突中的佔領下時，作為一名記者的工作是非常複雜的。”他的妻子在和他一起搬到加沙之前，從未經歷過戰爭。“在2008-2009年的戰爭期間，我還是單身，那時我的感覺更自由。我可以去任何我需要去的地方。而這些天，我出去了，這很危險。當我説‘我想出去和人説話’時，我妻子就會抓狂。她非常擔心，一直給我打電話：‘你還好嗎？回來吧! 別太晚了。’”

他繼續説：“這是最困難的事情之一。作為一個父親，不僅要對自己負責。我有時會想，如果我死了會怎樣，對我的家人來説會是怎樣。能在這裏工作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加沙人是好人，他們應該過上更好的生活。”

巴魯沙的工作就是記錄失去。“不久前，我和一個人聊天，他曾經開了一家商店，但那是在一棟已經被完全摧毀的大樓裏。兩天後，他居住的高層建築也被摧毀。這並不是他的錯。他只是很不走運地身處這兩個地方，”他説。“當我聽到孩子們談論正在發生的事情，談論戰爭、導彈、火箭彈，談論政治時，我討厭這樣。或者，當我看到受傷的孩子時，有時我就會説不出話來。今天我去了醫院，看到一個因空襲而受傷的嬰兒，他失去了他的母親和兄弟姐妹，他是他們家唯一的倖存者。看在上帝的份上，為什麼？為什麼？我還能問什麼問題？”

在告別之前，我問巴魯沙他如何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這取決於晚上的空襲有多激烈，”他説。“我起牀後，瀏覽新聞，與我在耶路撒冷的同事聯繫，商定當天的選題。我出去和街上的人交談，或通過電話進行採訪。然後我開始寫作。最重要的時間是在晚上，當一切都很吵鬧的時候，想着孩子們，如何讓他們保持平靜，如何讓他們忙碌起來，這樣他們就不會總是想着外面發生的事情。但是如何保證他們的安全？在加沙，沒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