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生涯第一天_風聞

作者簡介

馬敍生 1950年入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班學習；1957年畢業於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西方系；1958年後，歷任外交部辦公廳副科長、蘇聯東歐司處長、駐羅馬尼亞大使館一等秘書、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副司長、駐蘇聯大使館參贊、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駐民主德國大使。

飛行曲

一架伊爾-14班機，從莫斯科出發朝着高加索山區跌跌撞撞地飛行。俄羅斯冬季的氣候變幻莫測，而那天格外糟糕。高空氣流異常迅猛，又逢八面來風，大氣中形成無數旋渦和高空槽。

從接近山區上空開始，飛機在翻騰的雲海中蛙泳似地忽而下扎、忽而上躥，有時 “唰”地一下墜落數百米，然後再攀爬上去，舷窗之外可見樹梢疾掠而過。在馬達的轟鳴聲中混雜着一陣陣人們尖叫和嘔吐的聲浪。人們，特別是婦女和孩子，爭相逃離座位趴到通道上，抱着腦袋，蜷曲着，喊叫着，情狀悽楚。 

我的座位靠前，但也還是苦不堪言，腦袋膨脹得要炸裂，耳膜刺痛得要穿孔。每逢機身下沉，我只覺全身血液向頭部噴湧，軀體好像散了架，六神無主，於是不由得喊出聲來，也很想學別人找個地方趴倒躺着。然而，我很快清醒過來並意識到，我是飛機上惟一的中國人，而且是外交官，絕不可失態！

此念一生，我便調動了全身力量，迫使自己鎮靜下來，把安全帶牢牢繫好，半閉上眼睛，忍住劇烈的疼痛，把嚎叫擠軋成呻吟，讓它順着鼻孔輕輕輸送出來。此刻，除了身為中國人理所當然的尊嚴感之外，潛意識中另有一種信念支撐了我，那便是數載寒窗所培育的關於外交官應有的儀態和舉止規範的觀念。儘管如此，仍有一股難以抗拒的恐懼感縈繞在我的腦際。

亂作一團的機艙裏，已見不到乘務員的身影，倒是一名軍人氣質的乘客扶着坐椅的靠背勉強站立起來，一邊劇烈地搖晃着一邊喊起話來。他號召大家保持安靜，配合駕駛員的工作，保障安全飛行。

在他那嚴峻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堅定和勇氣，同時也看到了掩飾不住的慌恐和焦慮。他那複雜的神態提醒了我：包括我在內的這批人正面臨着真正的危險，但是不能失魂落魄，怕又有何用！我向他做了一個手勢，表示敬佩和支持，他則回報以堅韌而又柔和的目光。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坐飛機，起初還有些許新鮮感，但哪裏想到它竟帶着我去鬼門關遊歷了一番。

▓ 50年代，作者（左一）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學習。

那是發生在1958年年初的事情。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畢業後，我被留在駐蘇使館工作。初來乍到，尚未分配具體崗位，我聽説有一個在格魯吉亞訪問的中國代表團，因為翻譯水平不行而遇到困難，請求使館幫助。我便毛遂自薦願意前往，不巧趕上這班飛機。

在高空大起大落幾個小時之後，飛機終於抵達外高加索名城蘇呼米的上空。飛機下降時是最難熬最危險的時刻，乘客們屏住呼吸等待着那決定命運的瞬間。當大家感覺到輪子沾到了地皮，歡呼聲傾刻間響徹機艙，掌聲經久不息。

在空中受盡折磨的乘客一落地便輕鬆起來。我隨着人流向出口走去，走着走着，忽覺雙臂被後邊伸來的兩隻大手鉗住。停下腳步回頭一瞥，是一位陌生大漢，再一看，正是那位在飛機上挺身而出、振臂高呼的勇武之士。

“你是中國同志？”在得到肯定回答之後他又説，“應該説，滿飛機的人，只有兩個真正的男子漢，你和我。瞧，那些格魯吉亞人（其實也有部分俄羅斯人），多麼懦弱的人們！你是好樣的，今後有用得着我的時候，給我打電話，我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機場工作。”説罷，在我腕子上寫了個電話號碼，便揚長而去。

巴士情

公共汽車站停着兩部大巴士，前面的已坐滿，我上了後面的。售票員聽了我報的目的地之後説，那地方在郊區，坐這輛車不能直達。她要我坐到市中心下車，再打出租車。  

大地籠罩在濃重的夜幕中。這裏是地處高加索山南麓、黑海東岸的谷地，雖是隆冬卻也温暖。到處鬱鬱葱葱，但夜色中分辨不出都是什麼樹種，只見公路順着兩側成行的喬木叢蜿蜒着向遠方起伏延伸。

我在座位上東張西望了一陣子，倦怠之意油然而生。正要閉上眼睛，耳邊響起了一個聲音：“朝鮮人？”説話者是一位長着連鬢鬍子的當地中年人，我落座時和他相互點了點頭。

“不，中國人。”我剛説完他就“啊”了一聲。“中國人？嗨，公民們，我們這裏出現了一位中國同志，瞧，就在我身邊。”他大聲嚷了起來，把全車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身上。

“真的嗎？這怎麼可能呢？”剛賣完票的售票員向我走過來，那是一位胖大嫂，嗓門很亮。她握着我的手繼續説：“我以為上來了一個朝鮮人呢，我們車上從未見過中國乘客。來，公民們，讓我們熱烈歡迎中國同志！車廂裏響起一片掌聲，充滿了歡樂氣氛。

我從未遇到過這種場面，彷彿置身一次盛大的外交招待會，於是便站起來，分別向坐在前後的乘客點了點頭，擺了擺手，連連表示感謝，並説：“我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到美麗的格魯吉亞……”這時有人喊道：“多麼漂亮的俄語，説得比我們還好呢，會用俄文朗誦詩歌嗎？”

在格魯吉亞住着一些朝鮮族菜農，凡是長着東亞面孔的，一般都被當做朝鮮人。但是，我這個中國人的出現引起如此異常反響，並不全是因為 “稀為貴”，更重要的是，蘇共二十大以後，格魯吉亞（這裏是斯大林的故鄉）人對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心裏不服，憋着一股氣，這股氣使他們對遙遠的中國產生了親近感。

無怪乎有人高聲問道：“我説在中國到處都掛着斯大林的肖像，可他們不信，你説我説的對嗎？”在聽完我的答覆，即每逢重大節日斯大林肖像與馬、恩、列肖像並掛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時，全車再次譁然，我身旁的大鬍子和那位提問的老者竟然爭相與我擁抱、貼臉。

這時胖大嫂插話説：“知道嗎，要不是中國兄弟教會我們種茶，格魯吉亞人就只有喝 ‘波爾榮’（當地的礦泉水）的份了。”

“是呀，中國人是格魯吉亞茶文化之父，而我們是俄羅斯茶文化之父，要不是咱們，俄羅斯人就只有喝伏特加的份了。”有人插科打諢起來。

格魯吉亞人是最善於製造噱頭的。接着胖大嫂又出新招兒，提議大家同唱 《莫斯科———北京》，還一把把我拽了起來，要我和她一塊兒指揮。從這時起，一路上翻來覆去唱的就是這首歌。我注意到人們把 《莫斯科———北京》改唱成《格魯吉亞———北京》，當唱到 “斯大林和毛”時都特別賣力。幾位中途到站的人也都唱着、舞着離車而去。

公路兩旁的住宅多了起來，燈光越來越密集，汽車進城了。售票員忽然向車頭跑去，和駕駛員説了幾句什麼，這時車已在市中心的車站停住。我和其他到站的乘客起身下車，走到門口正欲與售票員告別，她卻把我按到旁邊的一個位子上。

門關上之後車卻原地不動，剩下的十幾位乘客正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售票員開始講話了：“靜一靜，同志們，你們瞧，天這麼晚了，我們能讓這位年輕漂亮的中國朋友一個人在黑暗中去尋找住處嗎？讓猴子搶走了怎麼辦 （蘇呼米有一個著名的養猴場）？”這句話引起了鬨堂大笑。

我正莫名其妙時，她繼續説道：“不，我們不能這麼幹，我們格魯吉亞人不是缺少同情心的人。我和鮑里斯商量好了，如果沒有反對意見，我們就和中國朋友一起走一趟，讓 ‘阿夫託布斯（公共汽車） ’把他送到植物園門口，再返回本站，繼續咱們的行程，如何？有反對意見嗎？”

胖大嫂話音剛落，車內爆發了一陣掌聲和贊同的應和聲，有人喊道：“多麼好的提議呀’！我贊成，除了中國人之外，世界上還有誰是我們格魯吉亞人最親密的朋友呢？”

這時我注意到，鮑里斯也是一個大鬍子，他從司機座位上轉過身子面向大家，滿臉堆笑，用銅鐘般的聲音插話説：“不就晚半個小時回家嗎？老婆不會起疑心的。”車內又是笑聲一片。大巴士離開固定的線路，拐了一個大彎，朝着植物園的方向疾駛。

為了幫助我這個遇到小小困難的異國青年，這麼多素不相識的格魯吉亞男男女女表現出如此的無私和義氣，實在令我受寵若驚。同時我心中十分激動，因為頭一次如此深切地體會到做中國人的價值和榮耀。

我要去的旅館就在植物園入口的附近，代表團的兩位同志已在那兒等候好久了。團長親自在旅館門廳迎候，看得出，因為大使館派來了翻譯，他是多麼高興。

回味

進入房間，第一個願望就是坐下來休息一會兒，於是我把大衣往椅背上一搭，便順勢坐在旁邊的小沙發上。桌子上放着兩瓶前文提到的那種“波爾榮”礦泉水，我倒了滿滿一杯喝下。

喘息片刻之後，我伸手到大衣口袋裏去掏鋼筆，想把這一天發生的事情記下來，省得明天一上團就沒有時間了。可是鋼筆不見了。下飛機的時候還在，在機場上那位勇士就是用這支筆在我手上留下了電話號碼，用完後我又把它放回原處。

這可不是一支普通自來水筆，而是當時國內最時髦的、一般人不易搞到手的、上海關勤銘筆廠的新產品 “大金星”，是此前不久一位朋友從國內給我帶來的，作為祝賀我大學畢業的禮物。那是我當時所有財產中惟一最貴重的心愛之物，怎麼會不翼而飛呢？

這時我忽然想起那位在車上與我接觸最多的大鬍子，他中途下了車，和我握手告別時連連説了幾聲“對不起”。莫非是他……不，我不能這麼武斷。

我真的有點心疼了。可是，這種感覺立即被盪漾在胸膛中的那股感激之情所湮沒。人家那樣厚待我，而我就不應該有所回報？要是當時想到這點，我會毫不猶豫地主動向巴士的代表———售票員胖大嫂送上我那心愛的“大金星”。

雖然勞累，卻久久不能入睡，白天發生的一切，像電影鏡頭般一幕幕從眼前掠過。我下意識地想到，飛機上和巴士上的兩次不期之遇，一驚一喜，都深深撥動了我的心絃，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我外交生涯開始的第一天，似乎是在預示着什麼。

莫非是説，輕舟雖已揚帆出海，但開往彼岸的航程不會一帆風順？那麼等着我的是驚濤還是暗礁？這個念頭的出現，使我自己都感到難為情了。一個系統地學過馬列學説的人，從哪兒來的宿命論情結！我隨即自嘲地苦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