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袁隆平與吳孟超：他們是社會主義的科學家，是人民的科學家_風聞

袁隆平先生是偉大的科學家，為我國解決糧食問題做了極為傑出的貢獻，他的功績應當為整個人類所銘記。如今全國各地，人民羣眾自發組織了各種紀念活動，聲勢之大世界歷史上都罕見。這足以證明袁老先生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而我這篇想討論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從什麼角度來紀念袁老？媒體應該從什麼角度來報道他的偉大？

幾年前曾看過一篇論文，研究科學家在我國媒體上的形象變遷，專門提到了袁隆平先生的例子，令我記憶深刻。（請注意事件發生的時間）

袁老1966年在《科學通報》上發表論文，受到國家科委重視。67年“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組”，在袁老的帶領下不斷取得突破。

1972年，雜交稻被列為中國重點科研項目，全國協作攻關開始。全國範圍內，三十餘科研單位參與、上千個品種與該株野生水稻進行了上萬次測交和回交轉育試驗。73年，袁老及其團隊育成三系雜交水稻；74年，他們又成功選育“南優2號”。

1975年，國務院作出了迅速擴大試種和大量推廣雜交水稻的決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一年三代地進行繁殖制種，以最快的速度推廣。

1976年，雜交水稻在全國範圍內開始生產。也就在這一年，袁老第一次登上人民日報。此時，袁老的形象有兩個特點：

第一，勇於反抗西方學術權威。洋人的“遺傳學”表明，雜交水稻提升產量這條路是行不通的，許多國內學者也因此反對投入研究。但袁隆平為代表的的科學家“沒有被權威的理論嚇到”，通過大量實踐的結果，不斷地修正這些舊理論，尋求突破口。“外國有的，我們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

第二，紮根田間地頭，與貧下中農相結合。袁老及其團隊“為了尋找雄性不育植株，他們連續幾天頭頂驕陽，腳踩爛泥，蹲在稻田裏，一株一株地觀察研究。”把技術交給羣眾，再及時總結經驗，讓專業隊伍與羣眾隊伍相結合。

以上形象的塑造，主要是源自教員時代強調的“羣眾科學”和“消除三大差別”。所謂“三大差別”，指的是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腦體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

在那段時期，普通的體力勞動者都要學習科學，而科學家也都必須得從事普通的體力勞動，這是當時的要求也是對未來社會的希望。在未來當然也會有分工，但某種角度上人人都是勞動者，人人都可以是科學家。

袁老的這個形象大概持續了兩年多，一直到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基本上否定了激進時期的“羣眾科學”等觀念。年末，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正式拉開序幕。

從此，科學研究是一種專業的事情，他應該交由專業的科學家來完成，科學家就應該待在實驗室裏面去從事專門的科學研究，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在普通的體力勞動上。而普通的體力勞動者沒有受過專業化的訓練，也不可能為科學事業作出貢獻，他們研究科學只會成為我們現在嘲笑的“民科”。

讓科學家參與普通的體力勞動，聽取普通體力勞動者的意見，還要抽時間去學習政治理論等等，這些原來提倡的甚至要求的事情，在78年之後成為了純屬浪費科學家們的時間，耽誤了我國的科學事業發展的行為。

科學家就應該一心搞科學，不要想着勞動的事兒，也不要想着政治的事兒，把你的科學搞好了，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最好的勞動，這是78年以後的一個普遍觀點，其實也是在全世界來説現在都佔有統治地位的，科研專業化的觀點。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袁隆平在媒體上的形象更多地出現乾淨明亮的實驗室或者書房。當然，作為農業科學家，完全離開田間是不可能的。更為著名的一張照片，應該是他在田間拉小提琴。塑造科學家的高雅愛好，這也是當時媒體的工作之一，以此強調他們的與眾不同。所以，袁老的媒體照片成了這樣：

最近這些年情況又有了變化，不會刻意去強調科學家和普通勞動者的區別，但事實上這是因為這種區別已經不可逆轉的發生了，所以不用強調了。而且，媒體甚至會有意報道袁老等科學家紮根田野基層，以突出他們的偉大——因為這種事兒已經很不常見了。

但是，假如我們回顧袁老的經歷，就會發現，他當時取得的成就與紮根羣眾和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政治”緊密相關。

我們看當時的報道：

一九七○年，在黨的領導下，許多地區就開始協作研究雜交水稻。

一九七二年，又列為全國重點科研項目，組織了全國大協作。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成立了幹部、羣眾、科技人員三結合的科研協作組，設立了研究點。同樣，各有關省、市、自治區根據自己的特點，分別組織本地農業科研部門、大專院校、國營農場和社隊開展協作。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攻克雜交水稻的大協作網。

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研究成果和育種材料，很快就成為大家的共同財富。一個育種材料發現後，經過多方觀察，反複分析、鑑定，很快就能摸清其特點，確定其價值。一個新的課題出現後，四面八方，一齊動手，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試驗，很快就能突破。

許多農業科研機關、大專院校的專業力量，分擔了雜交水稻的基礎理論研究工作。他們同育種工作者和社員羣眾密切配合，對水稻三系和一些雜交組合材料，進行了細胞學、遺傳學、生理生態學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績。

廣大育種工作者和社員羣眾，充分利用我國遼闊的土地，各種不同類型的氣候條件，繁育雜交水稻，變一年只能繁育一代為兩年種七代，一年就做了三年半的工作。

有關省、自治區的黨組織和社員、幹部，從全國一盤棋的思想出發，為兄弟省、自治區的育種人員提供了土質好、灌溉方便、光照充足的試驗田和育種基地。並在生產管理、交通運輸、生活安排等方面，給予人力、物力的支持和幫助，保證育種工作按季節、按數量順利完成。原來有些人曾預言：“三系三系，三代人也搞不成。”可是，不是三代，而是三年就三系配套了。

（選自1976年12月17日RMRB）

沒有“社會主義”這個政治前提，這項工作不可能取得如此迅速的進展。而這個政治的核心，就是為人民服務。袁老這樣偉大的科學家，就是想讓中國人民吃飽飯，而不是為了搶注專利，以科研為自己謀名利等等。所以，全國一盤棋才能給袁老的科研以最大的支持，也能讓他的成果在最短的時間內讓全國人民享受到。

其實，二戰結束後，美國就着手策劃以“綠色革命”來遏制“紅色革命”。以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牽頭，進行先進農業技術的轉讓，支持幫助落後國家發展農業，讓貧民吃飽肚子，這樣他們就不會被逼上梁山，參加當時席捲全球的紅色浪潮。

在熱帶亞熱帶的一些國家，這確實較大地提升了糧食產量，但人民羣眾卻並未從中獲得太多好處，甚至情況變得更糟：農民並不掌握種子和科技，甚至本國政府也不掌握，他們的命運完全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另一方面，高科技的使用需要規模化經營，由於這些國家不搞社會主義的集體化，所以小農迅速喪失土地所有權，完全依附於大地主大公司。

所以，沒有社會主義的“紅色革命”引領，所謂的“綠色革命”根本不可能成功，根本不可能惠及大多數人。

所以，袁老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科學家。他的偉大，來源於他是人民的科學家，是社會主義的科學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他從羣眾中來，深入羣眾，又一心為人民羣眾做貢獻。我們在紀念袁老的時候，一定要意識到這一點。媒體在報道他的時候，也應當旗幟鮮明地講出這一點。

與袁老同一天隕落的還有一位國士，吳孟超先生。同樣，他也是人民的科學家，是社會主義的科學家。今天的最新報道，吳孟超先生的追悼會上放的不是哀樂，而是國際歌。

肝膽外科專家和國際歌有什麼關係？這裏分享另一個故事。

一位英國醫生洪若詩（Joshua S. Horn）1954年來到中國，行醫15年。1958年，他受邀去上海廣慈醫院參與一場治療，到機場後發現已經有30多位醫生聚集了。那時候他心想，這一定是個重要人物。結果去現場才知道，原來這位病人只是上海鋼鐵廠的一位普通鍊鋼工人，由於生產事故嚴重燒傷。

當時這種大面積的燒傷已經遠遠超過西方醫療記錄的極限。可是中國的醫生及幹部們認為，西方的這個記錄，是資本主義的記錄。大面積燒傷的患者，基本都是重工業工人，這部分羣體在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得到全力的醫治。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工人是國家的主人，我們正在集全國之力救治普通工人，一定能突破資本主義的醫療記錄。

果然，這位跌落鋼水中的，全身燒傷面積89.3%的工人，最終不僅活下來，還重回鍊鋼生產崗位，過上了正常的人生。

社會主義中國的燒傷治療，一出手就是世界領先，並且不斷突破原有的記錄，使資本主義國家望塵莫及。

類似的案例還發生在斷指再植、斷肢再植手術上。同樣，這些病人都是機器旁的工人，在資本主義國家根本不受重視。社會主義中國的這兩項醫療技術，一直都是世界頂尖水準。

我們回到吳孟超先生。他曾説過：“從20世紀50年代起，直至今天，我們走的是一條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肝臟外科發展道路——那就是把握自身特點和現有條件，依靠自力更生和艱苦奮鬥，堅持臨牀治療和科學研究同步發展，在借鑑西方技術理念的同時，敢於創新、勇於挑戰，走一條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

他很強調走我們社會主義中國自己的科技道路，可以借鑑西方，但絕不迷信以此為唯一標準。

許多媒體報道吳老先生的偉大成績：1975年切除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綿狀血管瘤。但是很少有人注意，這位患者陸本海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安徽農民。

吳孟超先生強調的，走中國人自己的科學道路，勇闖科學禁區，指的是走為人民服務的科學道路，為了人民的利益勇闖禁區。而絕不是追求抽象的“科學記錄”，更不希望醫療成為牟利的工具，成為少數人的特殊服務。

所以，重申主題。袁隆平先生和吳孟超先生，這二位是國士，也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科學家。**但他們的偉大，不是作為抽象的價值無涉的“科研工作者”的偉大，而是作為“社會主義的科學家”和“人民的科學家”的偉大。**科學絕不會自動為大多數人服務，甚至可能（已經）成為少數人牟利的工具。袁老和吳老，則用一生的時間，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讓科學真正去為最廣大的人民羣眾服務。這才是他們最偉大的地方，也是值得我們後輩永遠紀念和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