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工廠“趕走”的2億年輕人，為什麼選擇了靈活就業？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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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這羣人，讓整個國家如此的“牽腸掛肚”。

　　今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中，重點提到了他們。

　　兩會期間，總理一再表示，國家要給他們提供保障。

　　5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總理又專門為這羣人推進了相關政策。

　　8天后，即5月2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重點話題還是圍繞這羣人。

　　又過了4天，5月24日，總理考察寧波人才市場，左一個攤位、右一個攤位，問得最多的還是這羣人。

　　這羣人就是，規模達到2億的“靈活就業”者。

　　更具體點，這2億人主要包括快遞員、外賣員、網約車司機、主播、自媒體等。

　　並且，他們都比較年輕，網約車司機平均37歲，外賣員平均約31歲，主播平均23歲……

　　對這羣年輕人，“玻璃大王”曹德旺表示很不理解。他曾直白表態：“年輕人寧願拿三五千送外賣，也不願意進工廠。”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紀南此前曾表示，“就業難和招工難並存。製造業、服務業普工難招、技術工人短缺。”

　　也就是説，這2億人，要想找個穩定、收入不高但也過得去、社會保障體系更完善的工作，完全可以去工廠試試機會。

　　事實，卻反了。反倒是更穩定的製造工人，在邁進“靈活就業”的隊伍。

　　不久前，外賣就有一則刷屏消息，“疫情期間新增的58萬外賣騎手，40%來自制造工人”。

　　為什麼這羣人不願意進工廠，而選擇“靈活就業”？要想弄明白這一問題，就要知道這羣人是從哪來的？

　　01

　　“玻璃大王”曹德旺不明白，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寧願去送外賣，也不願意去工廠上班”。他將這一現象視為，“製造行業當前所面臨的困境。”

　　但是，客觀來説，所謂製造業的“困境”，鍋並不在別的行業，而是製造業自己在“趕人”。

　　2018年，製造業的代表富士康，就創造了年度“趕人”大新聞——計劃在年底裁員34萬。

　　“鴻海集團（富士康的母公司）在10年前就決定要機器人來取代人力，我們公司內部計劃在5年內，把這些工人，我們目標是希望能夠拿掉80%，如果5年做不到，10年內也會做到。”

　　這一年的6月22日，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在股東大會上做出了“裁員”的公開承諾。

　　這次事件的導火索是，在此12天前，富士康繼“十一連跳”事件之後，再度陷入“血汗工廠”風波。

　　6月10日，路透社報道，在湖南衡陽的一家富士康工廠進行9個月調查後，發佈了一份長達94頁的報告，核心披露了：

　　該工廠非法僱傭8000名員工；員工每月加班時間長達100小時，遠超國家規定的36個小時；並且，加班費並非國家規定的1.5倍，而是按照正常工作時間計算。

　　在股東大會上，郭台銘解釋，“鴻海集團對百萬員工做過調查，70—80%的員工，都希望多賺一點錢與自願加班。”

　　總之，就是員工工作強度大、加班嚴重，大部分都是自願的，因為他們想多掙點錢。

　　讓郭台銘“困擾”的是，“如果用36小時，等於每天加班不到2小時。”

　　但是，郭台銘也表示，“今後將嚴格遵守36小時加班規定”。至於解決辦法就是“用機器人代替人力”。

　　也就是，裁員。

　　這個邏輯就是，外界譴責富士康壓榨工人，富士康解釋是工人想掙錢，自願的。輿論繼續譴責富士康，那麼富士康就引進機器人、自動化流水線，把工人裁掉，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其實，從2010年的“十一連跳”事件之後，富士康就已經開始下手了。

　　2011年，富士康就提出“百萬機器人計劃”，在5—10年內安裝100萬台機器手臂，取代人力。按照計劃，3個工人操控15台機器，就能代替過去幾百人的工作。

　　2016年，富士康又提出“無燈工廠計劃”，工廠不需要開燈，意味着一個人都不需要，完全自動化。

　　2018年的湖南衡陽富士康工廠事件，也再度推動“拿掉80%工人”的進展。

　　要用機器取代工人的，不只是富士康為代表的電子加工製造行業。

　　也是在2018年，根據工信部數據，我國工業機器人的產量達到了148000台套，佔全球產量的比重超過38%。

　　雖然數量很大，但國內工業機器人密度與發達國家還有一些差距。

　　在工業機器人自動化率最高的領域汽車行業，中國汽車製造工業機器人密度僅938台/萬人，全球排名第12，遠低於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的水平。

　　在所有制造業的機器人平均密度中，中國僅為187台/萬人，只有排名第一的日本的一半水平。

　　不過，中國工業機器人增長速度很快。

　　根據國家統計局日前發佈的消息，今年1—2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工業機器人產量達到4.54萬套，同比增長117.6%。

　　這也就意味着，汽車整車、汽車零部件、電子電器、橡膠與塑料、金屬製品等工業機器人主要應用領域，越來越多的製造工人，將被“趕出”工廠。

　　事實上，不僅智能製造在改變工廠，還有互聯網在改變零售，城市化在改變農村，當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場技術、經濟、社會多重變革轉型的關鍵階段。製造工人之外，還有更多普通人被“趕出”原來的位置。

　　在思考這些人何去何從之前，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這些人是從哪來的**？**

　　答案是，農民工。更準確的是，那些想過更好生活的農民工。

　　這背後，其實也是一段關於“身份躍遷”的故事。

　　02

　　故事可以從1964年講起。

　　這一年4月18日，四平聯合收割機廠研製出我國第一台“東風”自走式穀物聯合收割機。

　　此後，東風收割機開始普及，一度佔到國內收割機市場的90%以上。這也是中國農業機械化的標誌。

　　與此同時，農業人口隨着農業生產力快速提升。建國之初，我們只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到了1970年，國內人口已經超過8億。其中，農業人口占比超過總人口的82%。

　　此時，農業勞動人口過剩，且收入少。廣大農民想打工掙錢，但計劃經濟政策不允許。

　　“試探”起始於1960年代，率先發展工業、基建的廣東以及其他省份開始試行“亦工亦農制”，這些進城務工者，既是農民，也是工人。不過，户糧關係還在農村。

　　儘管人數有限，為期也只有短短几年，本質上算是“借調勞動力”，不過，這也算得上是“農民工”的雛形。

　　直到1978年，改開之年，國內農民工才創紀錄達到200萬人。

　　另一個重要年份是1982年。

　　這一年的2月19日，百餘名打工妹從廣東韶關來到深圳蛇口的凱達玩具廠，此後5個月，肇慶、汕頭和梅縣等多地女工也陸續來到這家工廠。

　　這是有據可查的中國“第一代打工妹”。

　　在打工妹們進入玩具廠、鞋廠、電子廠的同時，廣大男性農民工，奔赴北上廣深等城市，建設道路、建築、橋樑等基礎建設。1989年，國內農民工人數已經飆增到3000萬。

　　1990年元旦晚會上，黃宏、宋丹丹等人表演了一段著名的小品《超生游擊隊》。為了紀念每個孩子的出生地，黃宏分別給孩子起名“海南島”、“吐魯番”、“少林寺”和“北戴河”。

　　這部作品之所以轟動全國，除了計劃生育這個時代話題，四處奔走、努力謀生，也是當時全國農民工的真是寫照。

　　台上轟動，台下農民工已然浩蕩成潮。尤其是2001年，中國入世之後。他們從農業勞動力，轉變成工業勞動力，推動中國成為製造大國。

　　2004年，這一羣體，引起頂層重視。中央出台一號文件，首次將農民工定義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並由此開展了維護農民工就業權益和改善就業環境的專項工作。

　　2年後，國務院頒發《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首次對農民工工資、權益保障機制等提供系統性政策支持。

　　到了2010年，隨着80、90後新一代農民工，進入現代產業。中央一號文件又首次定義了“新生代農民工”。

　　並通過落户、教育、醫療等政策，逐步推動新一代農民工“提升技能、融入城市”的市民化階段。

　　農民工數量超過2.4億的2010年，也是一個標誌性年份——中國僅有一半人口還居住在農村、中國工業GDP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近一半。

　　彼時，不論是從業人口，還是GDP佔比，都標誌着我國已經從農業大國轉型成為工業大國。

　　不過，國內形勢在3年後，又發生了另一鉅變。

　　2013年，中國購買的工業機器人達到3.6萬台，佔到全球機器人銷量的1/5。這也是我國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機器人第一大市場。

　　根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數據，2019年，全球累計安裝工業機器人270萬台。其中，中國佔了78.3萬台，超過日本和美國總和。

　　以聯合收割機為代表的農業機器開進農田之後，佔比80%的農業人口被逐步釋放出來、走進工廠，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

　　隨着工業機器人大規模開進工廠，工業人口也被釋放了出來、進入服務業。

　　與此同時，社會還發生了另一大變革——智能機大爆發——2012年全球智能機出貨量達到創紀錄的7億部。

　　這一年，服務業乘着互聯網浪潮，催熱了一個超級概念——O2O。

　　拉手、美團、點評、糯米、58同城等互聯網平台，蜂擁而至，搶佔衣食住行各個領域的服務。

　　2014年，中國服務業GDP佔比就達到50%，超過工業，成為第一大支柱產業。

　　服務業的從業者也越來越多。

　　截至2017年，中國外賣員超過700萬，快遞員超過300萬，二者累計超1000萬；

　　2015年成立的滴滴，5年後司機數量就達到1166萬，整個網約車行業從業者更是超過3000萬；

　　全國各個家政服務平台，累計從業者達到約3700萬；

　　旅遊從業者，超過7900萬，佔到全國就業人口的1/10……

　　事實上，截止到2018年，國內服務業從業人員已經達到3.6億人，成為吸納就業最多的產業。

　　但是，這還遠遠不夠。

　　03

　　而發展服務業，可謂是國家級戰略。

　　2017年，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提出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同年，我國第三產業服務業佔GDP比重為52.9%。

　　1978年，服務業對當年的GDP貢獻率僅28.4%，40年過去，服務業在GDP佔比幾乎增長了1倍。

　　與此同時，第三產業服務業已經成為吸納就業的最主要渠道：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數據，截至2019年末，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員佔比25.1%，第二產業27.5%，第三產業達到47.4%。

　　今年1月，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達到54.5%。這一數字，再次創下歷史新高。

　　不過，與發達國家動輒70—80%的佔比相比，國內服務業發展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而這個上升空間，既取決於服務業人口的增長，也取決於服務業保障體系的完善。

　　目前，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約達到70%，製造業的機器人平均密度只有發達國家的一半，不論是農業還是工業，勞動力都有進一步釋放的潛力。

　　事實上，這一潛力也正在顯露。

　　根據最新的人口統計數據，全國居住在城鎮的人口達到9億，占人口比例63.89%。

　　而今年一季度，全國城鎮調查平均失業率為5.4%。其中，16—24歲人口失業率高達13.6%。

　　另外，今年高校總畢業人數也創下歷史新高，達到909萬人。到6月畢業季，青年人羣就業壓力仍將進一步提升。

　　換句話説，第一、第二產業機械化提升，被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就進入了第三產業。

　　“疫情期間，2個月新增的58萬外賣騎手，40%來自製造業工人”就是產業人口流動的真實寫照。

　　不只是外賣，快遞、網約車、網絡主播、家政等“靈活就業”渠道越來越多。

　　之所以稱之為“靈活就業”，因為其收入、工作強度、穩定性都存在極大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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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當下熱議的外賣來説，門檻很低，並且工作時間靈活：

　　如果每天只做最繁忙的4個小時飯點，收入只有3000—5000元，抵得上普通藍領的全勤月收入；如果全天接單11小時以上，就能拿到9000元以上，抵得上普通白領的全勤月收入。

　　同理，網約車、家政等其他行業，同樣如此。

　　互聯網平台提供了一個就業的蓄水池，在工廠不再需要眾多藍領的時代裏，這羣人主動選擇在互聯網平台上成為“科技藍領”，先在大城市裏活下來，接觸鮮活的市場和機會，維持住生存的底線，同時在城市裏慢慢尋找更多機會。

　　根據《騎手就業遷徙地圖》數據顯示，48.2%的騎手想要學習“創業和開店技能”。而在離職的外賣騎手中，11.2%的人選擇自己做生意。

　　這也就是，曹德旺想不通的“為什麼年輕人寧願拿三五千工資送外賣，也不願意進工廠”的理由。

　　而當下，整個靈活就業的人羣規模，已經達到2億。

　　尾聲

　　如此大規模的人羣，也已經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今年5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決定將部分減負穩崗擴就業政策期限延長到今年底，確定進一步支持靈活就業的措施。

　　靈活就業並非意味着佛系、隨緣，正如今年總理在兩會的總理記者會上所提，靈活就業人員中“有的人一人打幾份工，很辛苦”。

　　此前的流調報告中，我們也看到一個個努力奮鬥的楷模：

　　他們之中，有的人白天做主業，晚上送外賣、開網約車到凌晨；有的人白天往返50公里通勤，下班後複習考研；有的人每天不間斷工作17小時……

　　這些人並非“內卷”，只是要在第一、二、三產產業變革的複雜時代背景下，多努力掙點錢，能讓自己和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

　　不過，靈活就業也存在很大的不足。

　　正如今年早些時候的那條熱搜“六成以上外賣騎手沒有社保”。不只是外賣，網約車、家政等行業，也都存在相似情況。

　　因為保障體系不完善，導致從業人員流動性大、穩定性差，服務業發展速度和質量受限。

　　當下階段，要提升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這2億規模的靈活就業人口，就是關鍵。

　　如同2000年之後隨着農民工數量增長，中央出台多個一號文件，國務院專門出台政策，用以保障農民工的就業權益與就業環境改善。

　　因為，那是中國從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轉型的關鍵節點。

　　當下，2億人靈活就業不僅關係着着2億人的就業問題，也是第一、二、三產業新一輪轉型升級的關鍵節點。並且，也關乎國家經濟從高速向高質量發展的問題。

　　針對當下的形勢，國務院常務會議也重點強調，今年就業壓力依然很大。

　　一方面，將去年實施的職業培訓、技能提升和高校畢業生補貼，以及失業補貼、臨時生活補助、高校畢業生基層就業等政策延續到今年底；

　　一方面，繼續實施堅持就業優先，保持對中小微企業的穩崗、重點羣體的就業的政策支持，並促進市場化就業，以及對“雙創”的支持措施。

　　根據人社部相關負責人透露，關係到靈活就業員工的切實利益的工傷保險問題，相關政策正在修改，預計今年年內出台。

　　此前的採訪中，有外賣小哥這樣表示，“即使月入過萬，也不想繼續待着這個行業，因為覺得自己還是處在社會的底層。”

　　如今，國家正在動用制度力量，為廣大靈活就業人羣，找路、護航、託底，將這部分羣體的工傷風險、“青春飯焦慮”等職業痛點有針對性得到解決。

　　而作為靈活就業的重要蓄水池，互聯網平台在為這羣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和更好的收入的同時，也應盡力為他們提供更好的轉型支撐，關注勞動關係判定、過勞現狀問題，併為之提供基礎的人身安全保障、提供更好的就業技能培訓。

　　我們相信，整個服務業的社會保障，以及職業認同感，都會越來越強，從業者的權益和就業環境會越來越好。因為這不僅是2億人的靈活就業問題，也是國計民生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