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知識是什麼？_風聞

100多年前，我們一直把文化典籍或言傳身教的人生領悟稱之為知識。

辛亥革命運動之後，受西方科學學科傳播影響，人們開始把專業化當成汲取新知識和傳遞新知識的正確方法。這種方法曾經在物理學上可能有效，在其他學科，專業化其實越來越成為汲取知識的障礙。

學術界把印刷出來的白紙黑字定義為知識，幾乎連傳統文化中“有教無類、教學相長，因材施教、因勢利導，學以致用，知行合一”等與知識有關的優秀理念也捨棄了大半。

勞動價值論和系統論的提出，以及信息技術的傳播和應用，使我們確信，專業化當然不能稱為知識，而只是未經處理的數據。

知識是可以改變人或事物的信息——用以作為人類行動的思想基礎，或者使個人或組織有能力採取不同且更有效的實踐活動。

1990年代之前的大學者還能寫得出暢銷書。在中小學生的語文教材裏，我們經常可以讀到著名科學家的科學佳作，不僅文筆流暢易懂，而且饒有趣味。反觀他們的不少晚輩，現在卻要託人甚至花錢才能讓自己的文章在專業期刊上發表，而某些期刊，除了同行內的少數人士沒幾個人在看。

“知識分子有責任讓別人瞭解自己的作品，在這一點沒有做到之前，不會有任何知識產生”。這樣的警句即使過去是一種極端異説，如今已變得具有現實意義。

事實上，讀者一直都在，而且在如飢似渴地等待着。只要大學者能用流暢的散文一樣的文字來寫作，他們的書就會很暢銷。

是什麼原因使有學問的人變得如此閉塞不重要，重要的是專家學者的學習已經不再是“知識”，最多隻能稱其為“博學”。更有刻薄些的説法是，專家們整理蒐集的不過是單純的“資料”而已。

在至少過去的半個多世紀，為人類創建知識的各種學科和方法已不再具有足夠的創造力，至少在自然科學以外的學科都有這種現象。

從跨科際和科際整合的作品快速增長上可以看出，新知識已經不能再從那些用來組織20世紀的教學、學習與研究的學科中產生。

30多年前，西方的學校和教育面臨了重大的挑戰和改變 —— 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加速了這種改變，新的學習理論和學習技術則觸發了改變。今天，我們可以很有信心地説，這種改變在我們國家也已近在眼前。

教育學實踐已經十分肯定，學習和教學並非一個硬幣的兩面，教和學事實上是不同的認知過程。有些知識需要傳授，學生才能學會；有些知識即使教了，學生也不一定能夠學會，需要學生自己去學。

教師們總在問“該如何教？”，很少問“學生該如何學？”。新科技迫使學校加快轉變，因為新科技最有啓發意義的是它是一種學習而不是教學的技術。

每過幾年，高等教育學界就會來一場大爭論，大學的功能到底是什麼？

國家所面對的工業社會或後工業社會的現實告訴我們，在傳授學生謀生技能上面對的需要，或許正是為教育正確定位的關鍵。

過去的教育體系，幾乎很少教導學生為自己將來的生活和工作所面對的現象預先做準備，不是擔心學生分心，而是以為那些考慮為時過早，或者一旦與將來要面對的現實聯繫教與學的壓力頓時大增。

不少教育工作者還沒有接受這樣的事實：在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里，絕大多數人都將首先以僱員的身份謀生，要在某一組織裏或依託於幾個組織進行工作，且必須在組織中勝任工作並尋找愉快。現在學校教育所追求的目標是否正好相反？

現代教育已經接受教育和學校確實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力量，一開始就把學校設計成為一個培育國家公民的場所。

或許一樣值得強調的是，教育不再侷限於學校。

認識到每一個僱傭單位都必須成為教育場所的社會組織將越來越多，重視教育職能的企業將越來越多，就像過去的30年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重視起員工培訓一樣。

學校教育、學問研究與社會實踐，與包括企業在內的各類功能型社會組織的交流合作日益加深。其實，早在1980年代國家“科學的春天”到來時，就已經有大量高校的知識分子、科研工作者開始主動走出大學的書齋，走出實驗室、走出課堂，到民間廣泛開展調查研究，科技與提高工農業生產力緊密結合起來，教學也不再只是由書本到書本。

當時，最生動的場景是，“農民把科技人員看成是幫助自己擺脱貧困的親兄弟”，稱他們是“財神爺”。

開放改革初期，世紀老人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既表明對勞動創造財富的肯定、重視和尊重，更表明知識在促進勞動方式轉變過程中的重要性。表明知識的運用及從勞動實踐中發展新知識，即知識勞動一樣需要被肯定、重視和尊重。

説明其實自那時起，知識的內涵已不同於以往。

【70年前，新中國成立時全國5.5億人文盲率接近80%，全國平均每十萬人中有大學教育程度的約22個人；1978年，青壯年文盲率下降到18.5%。

2021公佈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全國人口中，15歲及以上不識字的與2010年六普相比文盲率由4.08%下降為2.67%。全國人口中擁有大學（指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2.18億人，佔比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