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英國二戰‘大轟炸’所留下的‘精神’與‘價值’_風聞

  2021年2月2日，備受尊敬的二戰老兵湯姆摩爾（Captain Tom Moore）因感染新冠去世。這位百歲老兵的猝然離世，對於正在處於第二波全國封城狀態的英國人來説，無疑是再添一分哀傷之情。而在去年6月份，當演唱二戰歌曲 ‘We’ll Meet Again’ 而聞名的英國歌手Vera Lynn去世的噩耗傳來時，英國各大媒體也致以了真摯的哀悼。此外，BBC一台黃金時間段一遍又一遍播放的‘老三樣’（國王的演講，至暗時刻，敦刻爾克），都體現了在疫情期間‘二戰文化’在英國社會上的流行。而‘大轟炸精神’則是在這股文化熱潮中常常提及的又一個重要部分。而英國人疫情期間的迷惑行為，則引起了國內網絡論壇對於‘大轟炸精神’是否真實存在的討論。在我看來，‘大轟炸精神’更是英國民族主義的一種映射。而導致英國困境的是‘大轟炸價值’的缺失，即基本的福利保障和社會平等。接下來我將結合史實和時事，聊一聊‘大轟炸’給英國留下的‘精神’與‘價值’。

                                           英國人真的能像面對大轟炸那樣戰勝疫情嗎？

  ‘大轟炸精神’，英文普遍稱為‘Blitz Spirit’, 指的是在納粹德國針對英國本土長時間的無差別轟炸行動中（1940年九月到1941年五月），英國人民所表現出的堅毅，樂觀，勇敢等一系列特質。而在戰地記者鏡頭下的英國人民，似乎同樣實踐着這種‘大轟炸精神’：老百姓坐在一地瓦礫上喝着下午茶；經營時裝店的夫婦把碎玻璃清掃後照常營業；白領們經過一堆堆廢墟繼續前往單位上班…似乎對於當時的英國人來説，納粹的轟炸沒有給他們造成太大的影響。而隨着這些場景在世界上的廣泛傳播，英國人民所展現的‘大轟炸精神’不僅在當時的國際輿論上深入人心，還在後世成為了英國國民引以為豪的‘民族精神’, 屢次出現在英國人的教科書和影視作品中。

動畫‘倫敦一家人’對於大轟炸的描寫

Fred Morley的作品：微笑的牛奶工

  不過事實上，英國二戰時期的‘大轟炸精神’更像是一種政治宣傳和歷史現實交匯而成的複雜產物。從政治宣傳的緯度來看，‘大轟炸精神’是英國政府人為創造出來的一個‘神話’。其目的有三：應對德軍猛烈的宣傳攻勢，鼓舞英國羣眾的人心，以及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這裏不得不要提到英國的戰時宣傳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對英轟炸之前，德軍對於英國的宣傳攻勢愈發兇猛。其帝國廣播電台每天針對英國羣眾播送的節目，主要以傳播假消息，煽動反猶主義為主，典型代表有哈哈勳爵（Lord Haw Haw, 原名William Joyce）的‘Germany Calling’等。這些謊話連篇的節目，對英國政府的戰爭動員和穩定民心的工作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而挪威，荷蘭等國相繼在第五縱隊的破壞下淪陷的前車之鑑，使得英國政府意識到言論管控的重要性。因此，為了‘刺激已有的戰爭成果，以及維持清晰，正確的政府觀點’，【1】 戰時宣傳部在1940年五月正式在倫敦大學成立。從此，一切報刊，廣播和影視作品都需要經由戰時宣傳部的審核，確保公眾所接收到的信息是‘最為積極正面和有利於戰事的’。【2】 例如新聞片‘London can take it’，為了照顧其他英國城市的居民，改為‘Britain can take it’。而獲得普利策獎的攝影作品‘微笑的牛奶工’，居然是一幅為了通過戰時審核的‘假照片’。攝影師Fred Morley看到倫敦的一處廢墟後，從一個路過的牛奶工那裏借來制服和裝牛奶的袋子，扮成了照片裏，那個站在廢墟上的‘牛奶工’。【3】恐怕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些看似激勵人心的照片和影像，實際上是為了保證全英高昂的‘士氣’所做出的 ‘擺拍’。

位於倫敦大學理事會大廈的戰時宣傳部

  而當我們將政治宣傳創造出來的‘故事’和二戰英國社會戰時的‘現實’進行比較就會發現，‘現實’遠遠要比‘故事’要更為殘酷和艱難。以前文提到的 ‘Britain can take it’為例，影像中的英國羣眾的待遇，和現實生活中英國羣眾的遭遇完全是天壤之別：影像裏，英國羣眾可以在德軍猛烈轟炸的情況下，安穩的在避難室裏睡覺。可現實裏的英國羣眾是受盡了苦頭。首先，英國羣眾的人身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英國政府當時設計的兩個庇護所，‘安德森’和‘布雷克’，無法承受德軍轟炸所帶來的衝擊。在倫敦，時常淹水的‘安德森’庇護所經常會在轟炸中被‘炸得七零八落，扭曲的不成形狀’。【4】而五名在‘布雷克’避難的羣眾甚至被德軍轟炸的氣浪掀飛到四碼開外的地方。其次，惡劣的環境讓人民無法好好休息。人們蜷縮在地鐵的站台上，電梯旁，甚至冰冷的走道上，徹夜未眠。【5】當時的調查顯示，當地居民沒有一個睡眠時間超過四個小時的，而超七成的居民根本無法入睡。【6】最後，英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並沒有隨着戰時的國家集中體制而減弱。一位羣眾甚至在倫敦的薩沃伊避難點發現，隔壁是一處給上層人士跳舞消遣的地方，而另一邊老百姓正在冰冷的空地上忍飢挨餓。【7】 富有的人家可以把孩子們送到國外避難，而窮苦的家庭只能把孩子送到仍處於轟炸威脅的鄉下。那些在轟炸當中失去雙親的孩子，更是在孤兒院裏度過一段顛沛流離的童年。反應遲鈍，缺乏指示和領導力缺失等各種問題的出現，使得轟炸初期的英國羣眾對於政府的作為十分不滿。【8】戰時首相温斯頓丘吉爾更是擔心，民心的持續缺失或許會嚴重損害英國的戰爭成果。【9】由此可見，‘大轟炸’給英國羣眾帶來的更多的是苦難，悲傷，甚至憤怒。而英國政府面臨着極其巨大的壓力來應對‘大轟炸’所帶來的一系列危機。

薩沃伊避難點為上層階級設置的休息處

電影‘贖罪’中 塞西莉亞在地鐵站避難時溺亡

動畫‘惡搞之家’對於大轟炸的提及

  但是，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英國羣眾還是體現了‘大轟炸精神’，只不過更多的一種在苦難中磨礪出來的樂觀和堅韌，而不是政治宣傳中那種無緣無故的‘樂觀’。對於英國羣眾來説，德軍的轟炸不會停止，可是生活還要繼續。對於英國政府的‘大外宣’，英國羣眾似乎樂於遵循那些影像所表現的生活方式。【10】 他們儘可能的像往常一樣生活和休閒，當然了，還有無時不刻的避難。在民間組織的救濟下，羣眾的生活起碼還可以少許保障。但是光靠民間組織的力量不是長久之計。英國政府的介入至關重要。對於他們而言，全力彌補轟炸損失和保障羣眾的生活成為了重中之重。丘吉爾內閣在戰時通過了一系列針對受到轟炸損失嚴重地區的補助法案，並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體系來維修遭受德軍轟炸的重工業設施。同時，雷達等設備在‘大轟炸’後期的使用，大大提升了皇家空軍阻擊德軍轟炸機的機率，避免了大量的羣眾傷亡。隨着德軍將注意力轉向蘇聯，英國羣眾終於可以緩過來一口氣，丘吉爾和他的盟友們也開始着手準備對德軍的反擊計劃--英國人成功的挺過了這段艱難的時刻。

大轟炸’初期，民間組織的流動餐點解決了無數人的温飽問題

  然而，真正幫助英國走向勝利的不是什麼‘堅韌’和‘樂觀’，而是政府對老百姓生活實實在在的保障。戰時實行的配給制經濟和大量保障人民生活需求的措施，促時英國羣眾有了新的訴求，那就是在戰爭結束後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和諧的社會。如果説，戰時強調‘大轟炸精神’，即‘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靜，繼續前進）, 那麼戰後則更加強調‘大轟炸價值’，即‘促平等，保福祉’。1945年大選中，以建立福利社會為執政綱領的工黨黨魁艾德禮，出乎意料的擊敗備受愛戴的丘吉爾成為英國首相，是這種價值在羣眾層面上自下而上的體現。而塑造英國福利社會雛形的‘貝弗裏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之誕生，則是政府層面針對羣眾訴求所作的自上而下的轉變。在艾德禮的帶領下，英國很快從戰後的蕭條走出。不僅經濟得到了強力的提振，英國人的就業率和生活質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在議會政治層面，意識形態偏右的保守黨開始接受‘貝弗裏奇報告’的思想，並逐漸與工黨形在建立福利社會和國有化等議題上達成一致，成就了英國歷史上長達三十餘年的‘戰後共識’時代。憑藉戰後的經濟發展紅利，英國社會在五六十年代，尤其是工黨首相哈羅德威爾遜執政時期，到達了一個相對繁榮的狀態。

                                       1960年代的利物浦是英國‘福利社會’的代表城市

  ‘戰後共識’時期的英國政府在經濟方面的諸多施政方針，受到了 ‘貝弗裏奇報告’的影響。按照現在的觀點來看，這些和國有化及福利保障掛鈎的方針帶了些左派的色彩。為什麼英國在二戰結束後，會在經濟方面‘左傾’呢？我認為，這是因為二戰給英國所帶來的經驗和教訓。正如之前我所提到的，困擾英國社會已久的諸多問題在戰時仍然存在，如資源分配不均，人民生活缺乏保障，貧富差距大等等。這些問題激起了英國羣眾極大的不滿--斯特普尼共產黨帶領羣眾在倫敦地鐵進行的示威遊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面對羣眾對於現狀的強烈反彈，保守黨內閣只能‘被動’的採取保障人民戰時生活的措施，如為兒童接種白喉疫苗和改造貧民窟等等。但是議會內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即使戰爭結束，人民的生活應該繼續得到政府的保障。人民在戰爭期間的訴求已經表明，英國社會不能再回到戰前那樣畸形的狀態--改革勢在必行。這股思潮間接推動了‘貝弗裏奇報告’的出現以及後續英國福利社會的建立。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受左翼思想影響的議員參與議政的元素，以及後來冷戰時期政府出於與蘇聯在人民福利上進行‘競爭’的考量。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二戰時期的經驗和教訓，為英國社會指明瞭一條通往‘烏托邦’的方向。這也許才是‘大轟炸價值’給英國留下的真正財富。

     

70年代的英國社會失業率飛漲，人民生活質量下降

  令人遺憾的是，英國並沒有能在這條道路上堅定的走下去。儘管在經濟上，無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內閣都是走國有化和福利社會的偏左路線。但是在政治上，英國政府仍然維持了其一貫的右翼作風。自1950年與美國聯合進攻朝鮮開始，英國政府仍然在搞以前日不落帝國時期的那一套思維。即使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後，英國政府從世界第一的位置上猝然跌落。但是鎮壓肯尼亞茅茅起義，緊隨美國入侵越南等行為説明，英國政府‘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本質沒有改變。60年代末到整個70年代，英國不僅在政治上影響力持續衰弱，在經濟發展上同樣遭遇了停滯的危機。石油危機後，英國的經濟遭遇重創，人民的生活水平出現了嚴重的下滑。政府難以維持福利保障上花費的巨大開支，只能進行削減。同時，無論是保守黨的希思還是工黨的卡拉翰，都無法有效的解決工會問題。這導致了1978年到1979年的‘不滿之冬’（席捲全國的大罷工，造成交通，保潔和能源系統等的癱瘓）。福利社會所需要的高開銷以及經濟下行導致的高失業率，使得‘戰時共識’在此時走到了一個臨界點。最終隨着1979年保守黨黨魁撒切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帶有強烈左翼色彩的‘大轟炸價值’逐漸被削弱，二戰給英國留下的遺產只剩下面臨經濟危機時的那一套，有關‘大轟炸精神’的民族主義説辭。英國被捆綁在新自由主義，右翼霸權主義和美國這三個輪子組成的戰車上，走過了伊拉克，走過了經濟危機，最後一頭撞在新冠病毒這面牆上。

                                                          ‘福利國家’在英國的危機

  ‘大轟炸價值’的衰退，決定了英國社會後來的走向。而從新冠疫情爆發後，英國社會的種種亂象中，則可以一睹‘大轟炸價值’缺失所造成的影響：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在疫情初期面臨着物資短缺，乃至完全癱瘓的危險。而這和保守黨長期減少對公共健康機構撥款有着直接的聯繫；疫情期間，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甚至連一頓午飯都吃不飽，這又是因為保守黨忽視居民福利保障所致。如果英國政府把私有化和奪取政治資本的力量放在維持社會福利的基本運轉上，如果英國政府真的能為民着想的話，那人們也不用瘋狂的搶購日用品，養老院中的老人們也不會大面積被感染。可問題是英國政府是如此之羸弱，官員如此的缺乏常識，以至於連給予公民清晰指引的能力都沒有，甚至曲解了‘羣體免疫’的真正含義。政府都是一筆糊塗賬，無力完全保證老百姓的生活，又怎麼能夠指望老百姓去遵循那些朝令夕改的防疫規定？首相約翰遜一直在強調英國國民發揚‘大轟炸精神’來度過新冠危機，可是沒有保障人民福祉的‘大轟炸價值’之加持，英國人民又怎能堅韌和樂觀得起來呢？

如何更好保護人民的福祉成為一個重要問題

  我的老師Lucy Noakes曾經説過，如今處於新冠危機的英國人借鑑的不應該是1940年的大轟炸，而是1942年‘貝弗裏奇報告’的制定。當一切結束，英國政府理應思考如何更好的改善人民的福祉，保障羣眾的人權，並確保社會能夠擁有足夠的能力應對類似的危機。不論當新冠疫情徹底結束時，二戰結束後1946年工黨勝選的場景是否會重現，英國政府都應該重拾‘大轟炸價值’，謀劃一篇屬於新時代的‘貝弗裏奇報告’，去為這個落寞的帝國探尋一條最為合適的道路。

參考書目

【1】McLaine, Ministry of morale. Home front morale and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 World War II (London, 1979), p.8.B.

【2】Robert Mackay, The Test of War: Inside Britain, 1939-1945 (London, 1999), p. 138.

【3】Nikola Budanovic, ‘The Milkman: The Story Behind One of the Most Iconic Images of the Blitz’, War History Online (5 May 2018),  <https://www.warhistoryonline.com/world-war-ii/the-milkman-the-story-behind-blitz.html>, [accessed 2 February 2021].

【4】Mass Observation (MO), File Report 436 ‘Shelters in London’, 3 October 1940, pp. 3-5.

【5】F. Tennyson Jesse, H. M. Harwood, While London Burns (London, 1942), pp. 81-2, as cited in R.J.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p. 178. 

【6】Mass Observation (MO), File Report 408‘Human Adjustment in Air-raids’, 18 September 1940, p. 6.

【7】The myth of the “Blitz spirit”’, Socialist worker, (28 March 2020), <http: // socialistworker.co.uk/art/49810/The+myth+of+the++Blitz+spirit> , [accessed 2 February 2021]

【8】Robert Mackay, The test of war, p. 145.

【9】Winston S. Churchill, Their Finest Hour, 1949 (New York, 2013), p. 342.

【10】Robert Mackay, The test of war, p.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