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特國家的起源及特徵_風聞

來源：《史學集刊》2021年第3期　作者：晏紹祥

**主持人語：**國家和文明起源是歷史研究中一個非常重大的理論問題。古往今來，中外學者在這個問題上付出了巨大努力，提出了諸多理論和假説。考古學的發展，不斷給國家和文明起源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這個領域的研究日新月異，也引發了大量爭論。本組筆談的理論篇評述了國家和文明起源研究中主要的方法論，並就各個學科如何協作以推動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做出了思考。另外四篇分別討論了中國、西亞、埃及、克里特古代國家和文明起源中的不同側面。中國篇以周王朝為案例，認為周王朝以王家為中心，逐步構建起以周邦為核心的天下體系；西亞篇將國王頭銜的變化與國家疆域的擴張聯繫起來；埃及篇注意到早期國家統一進程中外人形象與內部秩序之間的關係；克里特篇探討了早期國家起源的動因和職能。在理論與案例結合的基礎上，我們希望揭示早期國家研究可能的面向與維度，也期待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有更多學者加入，共同推進國家與文明起源的研究。

　　**作者簡介：**晏紹祥，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希臘羅馬史。

　　在國家起源研究中，青銅時代克里特的地位比較尷尬。古希臘史一般會敍述克里特文明的歷史，但對克里特是否存在國家，往往語焉不詳。[1]原因部分在於克里特是個小地方，缺乏兩河流域和中南美洲那樣規模宏大的公共建築，也沒有像金字塔那樣豪華的墓葬。[2]而克里特使用的線形文字A，至今未得到解讀。專門討論國家起源問題的學者，如美國學者塞維斯、中國學者陳淳等，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克里特。[3]但克里特作為歐洲最早國家的身份，還是得到諸多學者的注意。柴爾德承認青銅時代的克里特有國家；[4]費根將米諾斯文明和邁錫尼文明並列；[5]倫弗魯詳細梳理了愛琴海地區文明形成的進程；切裏討論了克里特國家起源中農業、手工業、貿易和建築等因素的作用，以及克里特宮殿國家之間的關係。[6]蘇聯和中國學者撰寫的著述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克里特國家的情況。[7]但關於克里特國家起源的某些關鍵問題仍有待釐清。本文意欲在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就克里特國家的起源及其特徵略作介紹，不當之處請學界批評指正。

　　克里特國家的起源：本土發展與外來影響

　　早在公元前8千紀，第一批農業居民可能就到了克里特。公元前3千紀，克里特進入青銅時代，開始了向文明過渡的進程。公元前2千紀初，隨着中期米諾斯時代克諾索斯等地宮殿建築羣的興起，克里特國家產生。從此時到公元前15世紀中期克里特被邁錫尼人征服，所謂米諾斯人的國家前後延續了500多年。

　　在柴爾德看來，克里特國家在早期米諾斯第一期即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經萌芽，“早在米諾斯文化早期，仔細規劃的城市無須城牆加以保護，表明當時已經建立起了有秩序的政體和至高無上的法律”。他認為米諾斯文明雖然深受埃及和西亞的影響，但仍是歐洲的，“在克里特島，我們沒有發現標誌東方君主專制霸權的巨大宮殿，也找不到像金字塔那樣體現對神靈特別關注的巨大廟宇和豪華墓葬”。國王“執行祭司的職能，王宮同時又是神廟……那裏沒有存在過類似埃及和巴比倫那種執行殘暴統治、發展過頭和複雜的僧侶制度”。[8]

　　今天的學者們普遍認為，克里特國家的產生沒有柴爾德説的那麼早。倫弗魯、切裏和胡德等都認為，克里特的確有國家和文明，但那是公元前2千紀即中期米諾斯時代的情況，主要的標誌是宮殿的興起。[9]早期米諾斯時代即公元前3千紀是克里特向國家過渡的時期。用倫弗魯的話説：

　　首先在克里特，之後是在希臘大陸和愛琴海的島嶼上，集權的組織興起，宮殿是焦點。對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動來説，宮殿既是再分配的中心，也是國王——如今已高度分層的社會的領袖人物——的住所；手工業和技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在克里特，文字被用於記錄。這是米諾斯—邁錫尼文明的早期階段，在克里特，它始於公元前20世紀，在大陸上，約始於公元前16世紀。[10]

　　在克里特國家起源問題上，外來移民的作用一直受到關注。20世紀中前期的學者們大多認為，克里特主要的技術突破，尤其是青銅時代初期金屬冶煉技術的產生，是外來移民帶來新技術的結果，儘管在不同學者那裏，有關移民來源見解不同。[11]

　　20世紀70年代以降，隨着考古發掘和研究的深入，移民理論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倫弗魯證明，克里特青銅時代的來臨，是本地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結果。“新石器時代的希臘並非一個停滯的時期，農業、定居點、組織、墓葬和技術都有重要的發展。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我們才能評估公元前3千紀即青銅時代早期的變革”。[12]要説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對考古資料略做回顧。

　　公元前3500年左右，克里特進入新石器時代後期，人口有較大幅度增加。房屋建築技術繼續改進，且常以石頭加固。[13]陶器生產擴及全島。陶俑中出現了奶牛、鳥、蛇等動物形象，也有一些人像，尤其是女性形象。在生產工具中，這一時期手斧大增。從遍及全島的米洛斯黑曜石工具判斷，克里特與外界保持着聯繫，包括埃及。

　　從公元前2800年開始，克里特進入金石並用時代，銅器和青銅器逐漸取代石器，在生活中居於主導地位，克里特人開始了向文明社會過渡的歷程。有些學者認為，青銅時代初期陶器有某些不同於新石器時代的變化，印章文字和金屬冶煉技術的引入，都暗示有外來移民到達。但更進一步的研究顯示，那些陶器更可能源自新石器時代陶器的變異，原來被伊文斯等視為來自北非或埃及的服裝、方形墓葬和集體葬等，也都在新石器時代有先驅者。[14]早期米諾斯第三期的一些特點預示了新時代的開始，該島北部的遺址有所增加，在東部出現了居民向大的中心集中的趨勢，克諾索斯日趨重要。而在麥撒拉平原，雖然考古學家們沒有發現這一時期的巨大建築，但那可能是中期米諾斯時代興起的宮殿將早期米諾斯第三期建築掩埋造成的結果，否則我們很難解釋中期米諾斯時代宮殿的突然興起。[15]湯姆金認為，早期米諾斯第三期克諾索斯規模較大的建築羣，可以在早期米諾斯第二期甚至在新石器時代末期找到先驅者，其中早期米諾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大院，還有西邊的建築，也都與此前的建築之間存在連續性。[16]也就是説，克諾索斯的建築發端於新石器時代，並一直延續下來。因此胡德的結論是：“總體上看，克諾索斯和法埃斯特偉大宮殿的建設，更可能反映了中期米諾斯時代克里特日益增長的繁榮而非外來入侵。”[17]假設如此，則克里特國家無疑始自新石器時代的定居點，經歷青銅時代早期的孕育，最終在中期米諾斯時代取得突破，形成了國家。

　　但也有學者認為，中期米諾斯初年即公元前2000年前後有來自希臘大陸或基克拉迪斯羣島的移民遷入，而胡德在詳盡考察了相關理論後指出：“不管是考古證據，還是對青銅時代克里特人骨骼的研究，似乎都不支持中期米諾斯時代移民遷入的觀點。”[18]法埃斯特等地的舊宮殿確曾遭到破壞，但那並不意味着入侵。相反，湯姆金證明，克諾索斯的宮殿一直是共同體集體舉行宗教儀式的場所，在中期米諾斯時代經歷了多次擴建，擴建的主要區域在原來中央大院的外圍，東部擴建最多，成為我們今天看到的迷宮的大致形態。[19]克里特人使用的線形文字A，系萌芽於中期米諾斯第一期的象形文字發展而來，象形文字又是新石器時代後期刻畫符號的發展。總體上看，克里特文字可能受到埃及或兩河流域的影響，但仍是宮殿因管理庫存產品的需要發明的。[20]

　　就考古資料看，標誌着克里特國家誕生的主要因素如建築、工藝、文字等，都主要在本地文明基礎上逐漸發展並達到繁榮。

克里特早期國家的基本特點

　　由於線形文字A尚未得到解讀，學者們只能利用宮殿、陶器和印章等材料窺測克里特國家的特點，在許多問題上仍存在激烈的爭議。根據目前的研究，我們只能對一些基本問題做出嘗試性的回答。

　　克里特是一個克諾索斯統治下的統一國家，還是多個國家並存？在古代希臘人的傳説中，青銅時代的克里特是統一國家。修昔底德明確地談到米諾斯是克里特的統治者，組建了海軍，並且在愛琴海上殖民。更早的荷馬提供了類似的説法：伊多麥紐斯統率着擁有一百座城市的克里特人。至少在荷馬的記憶中，克里特儘管城市眾多，但只有一個統治者。[21]青銅時代中後期克里特宮殿的分佈和文化的統一，似乎暗示了克諾索斯某種程度的霸權。宮殿基本分佈在該島中部和東部，以克諾索斯規模最大，其他如馬利亞、法埃斯特和加圖扎克羅等，都要小得多。這些宮殿相互之間距離大約35～40千米，而且都不設防。線形文字A文書和印章遍及其東半部，陶器風格也比較統一，暗示克諾索斯的文化佔據統治地位。愛琴海地區在米諾斯中期的米諾斯化，或許説明克諾索斯政治和經濟實力最為強大，文化也最為發達。[22]

　　上述種種，都讓克里特是一個統一國家的説法很有吸引力。但即使米諾斯真的存在，修昔底德畢竟生活在1500年之後，他的説法也許不過是當時希臘人最一般的看法，或者是一個比較合理的猜測。斯塔爾發現，所謂的米諾斯霸權，可能是把公元前5世紀雅典霸權投射到過去的結果，更像神話而非歷史。[23]荷馬所述，則主要是公元前8世紀或稍早時期的情況，即使偶有青銅時代的傳統流傳，那最多是青銅時代後期即邁錫尼人佔領克里特以後的情況，不足以反映米諾斯文明時代的狀況。[24]所以切裏等人並不接受修昔底德和荷馬的看法，認為克里特各國雖然在政治經濟結構、文化和宗教崇拜等方面表現出相似性，但早期克里特的宮殿基本是在各個地區原有建築基礎上發展起來，不同地區之間相互獨立，每座宮殿可能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且實力相近。[25]考慮到古代國家最初起源時生產力低下，交通通訊不便的情況，一個國家能夠控制的範圍相當有限，筆者基本贊同切裏的看法。稍許可以補充的一點是：當今的研究已經表明，在青銅時代發展起來的文明中，不管是蘇美爾、尼羅河谷地，還是印度河流域和中國的黃河流域，最初都是多國並立的狀態。上述地區都在交通相對便利的情況下出現了小國並立狀態，並維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26]克里特島面積為8300多平方千米，相互之間的交通雖然有道路連接，但顯然不如蘇美爾和尼羅河流域方便，其國家最初也更可能是小範圍的。中期米諾斯時代，克里特主要有克諾索斯、法埃斯特、馬利亞、加圖扎克羅等宮殿中心，分佈在東、南和北部沿海。每個國家都以宮殿為中心，控制周邊地區的土地，面積一般都在1000～1500平方千米，大體符合最初興起的國家都為小國寡民的一般規律。[27]即使克諾索斯因實力強大享有某些優勢，但從原始宮殿期到新宮殿期，整個克里特看起來相當和平，克諾索斯即使享有某種優勢，最多也就是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各地應基本自主。[28]

　　如果克里特是多國並立的狀態，那各個國家內部的情況如何？克里特島南北之間最大的距離不超過60千米，東西之間約260千米，但青銅時代的主要國家都集中在克里特島的中部和東部，每個國家之間相距不過數十千米，面積也僅1000多平方千米，宮殿實現對地方的直接控制，無論是交通還是通訊，都不會有太大困難。學者們通常根據宮殿中大量的儲藏室及其所儲存的實物，以及手工業和貿易的集中經營情況，推測克里特國家可能與西亞、埃及類似，是一種集權體制。這種集權表現為，在經濟上宮廷是再分配中心，通過徵收實物税，控制農民的剩餘糧食，成為農業生產的組織者和土地所有者。“中央權力機構極大程度上控制周邊土地的分配和使用權，大量土地直接隸屬於王宮或神廟。出產於國王領地和私有土地的食物以及動物的副產品集中儲藏於王宮，由王宮決定分發給各個村落。食品和原材料彙集於王宮，王宮內的貴族得以過上奢華的生活；王宮內外的工人也因此獲得建築、生產用的工具和材料。此外，一旦饑荒或其他災害來臨，儲藏於王宮內的大量穀物和橄欖油就可分發給平民。早期王宮內發現的大量儲藏設施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開始採用‘資源再分配’模式了”。[29]宮廷掌握着重要的手工業。卡馬瑞斯型陶器的統一規格和產量，以及宮殿內手工業區的集中，都暗示國家對手工業的控制。[30]對外貿易也掌握在宮殿手中。克里特多餘的農產品如糧食和手工業品等被運往埃及、敍利亞等地，換回黃金、銅、象牙、顏料等當地缺少的物品。在埃及女王哈特舍普蘇特和圖特摩斯三世時期的壁畫上，有凱夫提烏國使節出現，他們穿着典型的米諾斯的服裝，手裏拿着給法老的貢品，顯然來自克里特。[31]在敍利亞和埃及發現的大量克里特陶器，也説明該島當時在地中海的商業貿易中相當活躍。希臘傳説中的米諾斯霸權，很可能是克里特的商業霸權。[32]如此長途和大宗的貿易，在當時的條件下，一般私人很難進行，應當是國家行為，形式上可能更接近西亞和埃及之間流行的朝貢貿易或禮物交換。[33]

　　與經濟上的集權相適應，克里特國家在政治上可能也是集權體制。宮殿的主人國王—祭司是最高統治者，兼有政權和神權。作為國王和祭司，他可能實行着某種程度的集權統治。[34]為了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他需要舉行豪華的宗教儀式。經常出現的被視為國王的壁畫上的形象，更像是一個國王以祭司的身份在舉行某種宗教儀式。[35]克諾索斯宮殿一個非常重要的職能，就是代表共同體舉行宗教儀式，伴隨着儀式的，可能還有大規模的宴飲。[36]鑑於早期蘇美爾、印度河流域、埃及的最高統治者都兼具宗教和政治雙重身份，早期希臘的巴賽列斯和羅馬的國王，也是神權和王權集於一身，[37]克里特的最高統治者或許也是如此。“克里特存在着一種獨特的王權形式，學術界稱之為‘神權政治’(君主制的一種變體，這種君主制的世俗政權和宗教權力屬於同一個人)。王這樣的大人物被視為是神聖的和不可侵犯的，‘普通人’甚至連看一眼也是被禁止的”。[38]遺憾的是對於國王如何產生，王一旦繼位後如何行使這些權力等問題，我們沒有任何材料。對於地方政權的構成，我們同樣一無所知。

　　最後，是克里特國家的社會結構。宮殿的存在本身，已足以説明當時出現了統治階級。僅僅是完成實物税的徵收和分配，就需要大量管理人員。在克里特宮殿的壁畫中，我們看到了頭戴羽冠、正舉行儀式的統治者，記錄收支的書吏，練習拳擊的少年和穿着時髦的婦女。尤其是那些婦女，“皮膚如象牙那麼白，大而黑的眼睛輪廓分明，黑而捲曲的頭髮一縷縷無拘無束地散在前額上，鼻子上翹，嘴唇塗上了桃紅色，下巴尖細，分明是高雅而稍顯風騷的克里特婦女的代表”。[39]她們不太可能是勞動婦女，而是上流社會的貴婦。宮殿中儲存的大量糧食和各種用品，都表明宮中人基本依靠從周圍鄉村徵收的租税、手工業者提供的各種產品生活。

　　當時社會上顯然還存在某些比較富有的人士，表現在居住上，就是除宮殿外，克里特還有若干漂亮的民居。“房子有兩到三層樓，平頂，上有閣樓或氣窗，牆上開窗户”。[40]這樣的房子，明顯不是所有居民都能享有的。普通勞動者的住所則“分散在王宮近郊的田野和小山丘上。這是一些極其簡陋的、緊緊擠在一起的茅屋和曲折狹窄的小街道組成的居民點，與王宮的宏偉建築及內部奢侈豪華的陳設形成鮮明的對照。……房子本身不大，每間不到50平方米。房子的結構非常原始，牆的地基用石頭砌成，石頭之間用黏土固定，牆體用未經焙燒的磚砌成，窗框和門框是木製的”。基於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克里特社會已形成了任何早期階級社會都有的統治與從屬關係。可以假定，克諾薩斯(即克諾索斯)王國同克里特其他國家一樣，農業居民要為宮廷承擔各種賦役。他們必須向宮廷提供牲畜、穀物、油、酒及其他產品。所有這些收入由宮廷書吏登記到泥板制的表格上，然後放到王宮的倉庫，這樣在倉庫裏就聚集起大量的儲備糧和其他財富。農民還用自己的雙手建造和修葺宮殿、闢建道路和灌溉溝渠、架設橋樑”。[41]如果“收穫者花瓶”描寫的場景為真，則當時可能還存在某種形式的集體勞動。

　　結　論

　　1884年，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一版發表時，施裏曼剛剛發掘了特洛伊和邁錫尼等遺址，對愛琴文明的研究尚未開始，古希臘的信史，如格羅特所説，還只能從公元前776年開始。至於蘇美爾和阿卡德，前王朝時代的埃及，印度河流域文明等，都還沉睡在地下。因此，恩格斯的討論，只能以希臘、羅馬和德意志人國家為具體案例。就古代希臘國家而論，恩格斯可以討論的，還是鐵器時代希臘人的城邦國家，首要的是雅典。但是，如學者們注意到的，恩格斯關於國家和文明產生的基本理論——生產力的進步及其所引起的農業、畜牧業和商業的分工，財富的集中，社會的分化，階級的產生，社會和部落之間衝突的加劇，以及隨之產生的階級矛盾和控制衝突的需要，共同導致了古代國家的興起[42]——儘管經歷了20世紀學術界諸多的豐富和補充，這個基本論斷仍可以成立。限於當時的條件，恩格斯關於野蠻和文明的論述，很大程度上是理論的闡釋，需要我們用更加具體的研究去驗證。早在20世紀80年代，在論述國家和文明起源問題時，林志純先生已經呼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最後的總結章是‘野蠻與文明’，是以結論性質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原理。我們的原始史後半章，最好是通過具體史實，來説明某某公社如何解體，某某文明如何產生，理論聯繫實際”。[43]而當今討論不同地區國家和文明起源的學者，儘管側重點各有不同，但大體都依循着這些路徑展開，把新石器革命和農業革命引發的社會分工，分工所引起的社會複雜化，作為論述的基本前提。[44]本文對克里特國家起源和特徵的探討似乎表明，農業的產生，社會分工的發展和複雜化，生產力的變革，是國家產生的基本前提。早期國家固然存在明顯的階級和社會分化，國家也的確是那個掌握着最多生產資料的統治階級的國家，而且可以相信，在必要時國家會使用暴力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但國家的職能顯然不僅僅是鎮壓。無論是蘇美爾的城邦，印度河流域的早期國家，還是青銅時代的克里特，甚至前王朝時代的埃及，國家都承擔着組織生產和貿易、通過宗教儀式和經濟再分配活動凝聚社會認同等其他諸多重要的職能。國家的產生或許是階級矛盾發展的產物，但國家並不只能依靠武力維持存在，它必須通過維持和平、防禦外敵、履行對神的義務等，向共同體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45]對於國家產生過程中的這些方面，值得我們給予更多重視。

　　[1]如[英]N.G.L.哈蒙德著，朱龍華譯：《希臘史》，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30－39頁；[美]薩拉·B.波默羅伊等著，傅潔瑩、龔萍、周平譯：《古希臘：政治、社會和文化史》，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俄]B.И.庫濟辛主編，甄修鈺、張克勤等譯：《古希臘史》，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哈蒙德根本沒有談到克里特有無國家的問題；波默羅伊等談到了克里特的“城邦”，以及王宮、再分配體制、社會分層、文字和宗教等，但沒有對克里特是否有國家表態。只有庫濟辛主編的《古希臘史》比較明確地把克里特青銅時代的政治組織稱為“早‘王宮’國家”，並認為那是社會進步的結果。

　　[2] Colin Renfrew, The Emergence of Civilisation: The Cyclades and the Aegeanin the Third Millenium BC, Oxford: Oxbow Books, 2017, p.45.

　　[3] [美]埃爾曼·塞維斯著，龔辛、郭璐莎、陳力子譯：《國家與文明的起源：文化演進的過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陳淳：《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外理論、方法與研究之比較》，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兩書在討論現代早期國家和古代國家時，都不約而同地忽視了克里特和邁錫尼。

　　[4] [英]戈登·柴爾德著，陳淳、陳洪波譯：《歐洲文明的曙光》，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

　　[5] [美]布賴恩·費根著，楊寧、周幸、馮國雄譯：《世界史前史》，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242－244頁。

　　[6]參見Colin Renfrew, The Emergence of Civilisation; John Cherry, “The Emergence of State in Prehistoric Aegean,”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NewSeries, Vol.210,No.30(1984), pp.18－48; John F. Cheery, “Polities and Palaces: Some Problems in Minoan State Formation,” in Colin Renfrew and John F. Cheery, eds., Peer Polity Interaction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9－45.

　　[7]如B.И.庫濟辛主編：《古希臘史》，第41頁；易寧等：《古代希臘文明》，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9頁；徐建新等：《世界歷史：古代國家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266頁。

　　[8]戈登·柴爾德：《歐洲文明的曙光》，第25－26頁。

　　[9]如切裏和卡佩特等，參見JohnF.Cheery, “Polities and Palaces: Some Problems in Minoan State Formation,” pp.21－23; Carl Knappett, “Assessing aPolity in Proto-Palatial Crete: The Malia-Lasithi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103, No.4(Oct.1999), p. 615.

　　[10] Colin Renfrew, The Emergenceof Civilisation, p. 51.

　　[11]倫弗魯對此有系統介紹，參見Colin Renfrew, TheEmergence of Civilisation, pp.55－60.

　　[12] Colin Renfrew, The Emergenceof Civilisation, p.80.

　　[13] John C.McEnroe, Architecture of Minoan Crete: Constructing Identity in the AegeanBronze Age,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0, p.16.

　　[14] Sinclair Hood, The Minoans,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pp.29－34.

　　[15] J.D.S.Pendlebury, The Archaeology of Crete: An Introduction, London:Methuen and Co.Ltd., 1939, pp.47－93.

　　[16] Peter Tomkins, “Behind the Horizon: Reconsidering the Genesis and Function of the ‘First Palace’ at Knossos in Final Neolithic IV -Middle Minoan IB,” in I.Schoep, P.Tomkins, and J.Driessen, eds., Back to the Beginning: Reassess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mplexity on Crete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dle Bronze Age, Oxford: Oxbow Books, 2012, pp.40－61.

　　[17] Sinclair Hood, The Minoans, p.50.

　　[18] Sinclair Hood, The Minoans, p.52.

　　[19] Peter Tomkins, “Behind the Horizon: Reconsidering the Genesis and Function of the ‘First Palace’ at Knossos in Final Neolithic IV- Middle Minoan IB,” pp.55－61.

　　[20]王以欣：《尋找迷宮——神話、考古與米諾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410頁。

　　[21] [古希臘]荷馬著，羅念生、王煥生譯：《伊利亞特》，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頁。

　　[22] John F. Cherry, “Polities and Palaces: Some Problems in Minoan State Formation,” pp.26－27.

　　[23]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on Thucydides, Vol.1,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91, pp.18－19.

　　[24] G.S.Kirk, ed., The Iliad: A Commentary, Vol.1,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23－224; [英]M.I.芬利著，劉淳、曾毅譯：《奧德修斯的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9－43頁。

　　[25] John F. Cherry,“Polities and Palaces: Some Problems in Minoan State Formation,” pp.23－42.

　　[26]林志純先生認為，直到新亞述時代，古代兩河流域的城邦時代才真正結束，進入以君主專制和行省製為主要特徵的帝國時代。參見日知主編：《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頁。

　　[27] John F. Cherry,“Polities and Palaces: Some Problems in Minoan State Formation,” p.23.

　　[28] Carl Knappett, “Assessing a Polity in Protopalatial Crete,” pp.633－638.

　　[29]薩拉·B.波默羅伊等：《古希臘政治、社會與文化史》，第25頁。

　　[30] B.И.庫濟辛主編：《古希臘史》，第48頁。

　　[31] B.И.庫濟辛主編：《古希臘史》，第51頁。

　　[32]王以欣：《尋找迷宮——神話、考古與米諾文明》，第414－416頁。

　　[33]袁指揮：《阿馬爾那時代近東大國的禮物交換》，《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34]卡佩特通過分析馬利亞和米爾託斯皮爾戈斯的關係，認為克里特實行的是一種相當鬆散的、非集權的體制，但説服力顯然不足。參見Carl Knappett, “Assessing a Polity in Protopalatial Crete,” p.633.

　　[35]這幅壁畫被發現時破損嚴重，伊文斯等根據壁畫的殘留進行了修復，但如何修復，尤其是人像面部的朝向和胳膊的位置，一直存在爭議。最近的研究傾向於認可伊文斯基本的判斷，也接受壁畫人像國王兼祭司的身份。參見Maria C. Shaw, “The ‘Priest- King’ Fresco from Knossos: Man, Woman, Priest, King, or Someone Else？”Hesperia Supplements, Vol.33, ΧΑΡΙΣ: Essays in Honor of Sahra A. Immerwahr,2004, pp.65－84.

　　[36] Peter Tomkins, “Behindthe Horizon,” pp.64－72.

　　[37]埃爾曼·塞維斯：《國家與文明的起源：文化演進的過程》，第204－259頁；王以欣：《尋找迷宮——神話、考古與米諾文明》，第175－195頁；Ernst Meyer, Römischer Staat und Staatsgedank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1, pp.21－22.

　　[38] B.И.庫濟辛主編：《古希臘史》，第47－48頁。

　　[39] [美]保羅·麥克金德里克著，晏紹祥譯：《會説話的希臘石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頁。

　　[40]保羅·麥克金德里克：《會説話的希臘石頭》，第47頁。

　　[41] B.И.庫濟辛主編：《古希臘史》，第49－50頁。

　　[4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198頁，尤其是第193－197頁。

　　[43]張強、劉軍整理：《日知文集》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32頁。

　　[44]參見陳淳：《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第50－158頁；徐建新等：《世界歷史：古代國家的起源和早期發展》。前者詳盡討論了包括酋邦在內的各種理論，後者具體探討了古代西亞、埃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和日本古代國家的起源。

　　[45]早期國家的統治者們往往都集國王和祭司的角色於一身，顯示了宗教禮儀制度在早期國家權力合法性中的重要性。即使在相對成熟的國家如法老時代的埃及、赫梯帝國、波斯帝國、希臘城邦和羅馬帝國等，與神溝通，確保神靈對共同體的善意，都是統治者非常重要的責任。相關研究參見郭子林：《古埃及的塞德節與王權》，《世界歷史》，2013年第1期；蔣家瑜：《赫梯宗教節日中的節中節現象》，《世界歷史》，2019年第5期；黃洋：《古代希臘的城邦與宗教——以雅典為個案的探討》，《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Paul Zanker,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