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舜粵 |《甲申三百年祭》與1944年國共美三方互動政局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後，在國民黨組織的一片圍繞甲申史事的回擊聲中，出現了一篇《論赫爾的名言》，認為不能放任《甲申三百年祭》這類文章傳播，卻自詡中國比英美更加言論自由。但郭沫若卻不正面回應甲申史事話題，而是向費正清致信揭露國民黨鉗制言論自由的醜行。本文認為這是因為1944年中共與美國有了較為積極的互動，共同向國民黨方面施壓，要求落實憲政民主。國民黨一方面不願意美國與中共接觸，一方面又不敢得罪美國，急於向美國辯白自己不是專制政權，因而登出《論赫爾的名言》這種經不起推敲的文章。郭沫若致信費正清等舉主要是為了做對美統戰工作，與國民黨爭奪關於“民主”的話語權，以配合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和國共談判。

　　作者簡介：章舜粵，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文章原刊：本文原刊於《郭沫若研究》2020年第1輯，趙笑潔、蔡震主編，李斌副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月。感謝作者授權發佈。

　　自1944年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以來，圍繞其文本及影響的研究成果頗多，但研究視角略顯集中，主要可分為兩類。一類將《甲申三百年祭》視為帶有強烈政治性的文本，並可以再細分為兩種。一種是將其放在國共兩黨政爭的大背景下來討論。另一種則主要強調它藴含的“兩個務必”精神和反腐倡廉思想，此種研究的數量最為龐大。另一類是將其視為史學文本，當中也可再細分為兩種。一種是沿着《甲申三百年祭》提出的一些史實性和評價性問題，繼續探討諸如李自成死難地點、李巖其人其事、明末農民戰爭等相關問題，郭沫若本人在《甲申三百年祭》成文發表後也加入了這一討論中。另一種則主要考察《甲申三百年祭》作為一種歷史書寫文本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建構發展的關係。除這兩類最為常見的主題之外，還有一些研究回到歷史現場，以郭沫若本人心路歷程為中心，探討《甲申三百年祭》塑造的李巖形象與他對獨立知識分子命運的隱憂之關係，豐富了我們對相關問題的理解。

　　本文試圖在以往主要聚焦於國共兩黨鬥爭的研究範式中加入新的視角，即美方在1944年時局中的作用，以此拓寬我們對《甲申三百年祭》文本及其影響的認識。

　　一、《甲申三百年祭》等的發表引發國民黨當局兩種反應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重慶《新華日報》連載了郭沫若的長文《甲申三百年祭》，隨即引起轟動。一般認為，此文是《新華日報》為落實毛澤東關於運用輿論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指示，當年1月15日由喬冠華約請史學名家翦伯贊等人，在郭沫若寓所中“傳達、研究黨中央的意圖”，“決定採取開展甲申明亡三百週年紀念活動的辦法，向頑固派進行反擊”，而約請郭沫若撰寫的。《甲申三百年祭》“同情了農民革命的領導者李自成”，指出“所謂‘流寇’，是以旱災為近因而發生的”而“事實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所謂‘流寇’的起源，同隸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先後起來了的” 。文章還轉引史籍評價“十分‘汲汲’的‘要譽’專家”崇禎皇帝是“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表示他雖然屢次“申説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最愛下《罪己詔》”，實際上“也不過採取的另一種‘要譽’方式”。3月19日，《新華日報》還發表了宗顧的《三百年前》，回顧“野蠻部族的入侵，舊統治政權的崩潰，農民大眾的起義”的甲申形勢，諷喻明王朝身上集中體現了“封建專制主義的一切特質——王室的浮華，官僚的貪污昏庸，對外的懦怯無能，對人民統治的殘酷”，指出“農民起義的力量雖在實際上幫助了偏安的南明政府對抗外族與漢奸，卻得不到南明政府的信任”，譏諷國民黨當局的貪腐無能、獨裁統治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3月20日，《新華日報》發表《甲申事變——明末亡國的歷史》，指稱明政府“已完全失掉了人民對它的信心”，不僅未採納聯合農民起義軍對抗清軍，反而“所考慮的只是可否對滿清講和”，實際上是譏諷蔣介石當局暗中與日偽的接觸。4月18日，《解放日報》在轉載《甲申三百年祭》時加了編者按，指出郭沫若對李自成的評價是客觀的，“無論如何，引起滿清侵入的卻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將軍，以及無恥地投降了民族敵人引狼入室的吳三桂之流”。

　　此外，1944年4月15日，《羣眾》雜誌還刊登了柳亞子《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署名“商辛”（即翦伯贊）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魯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風氣》和寓曙的《明末清初史學底時代意義》。柳文感慨“重瞳勢盛亡何易，同室戈操事不支。倘也聯吳能滅虜，中原依舊漢家旗”；翦文抨擊明末政治與社會“一方面是貪污腐化，荒淫無恥；一方面是飢寒交迫，流離死亡”；魯文指出“政治腐敗到這樣，政權焉有不崩潰的道理”；寓文則主要談論學術思想史，認為“明末清初的史學研究，一方面為理學的反動，他方面為近代人文主義的啓蒙運動”。總體而言，比起《新華日報》上的文章，《羣眾》刊登的文章學術氣味更濃，政治氣味略淡一些，但流露出對現實政治的關切則也是十分明顯的。

　　明清易代時期的歷史敍事在近代中國政治上曾發揮着重要影響。早就清末時期，同盟會等革命黨人就利用“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等歷史敍事進行反滿革命宣傳。與清末革命黨在組織上思想上有着極深淵源的國民黨，自然對這一套話語體系熟悉而敏感。就在甲申年前一年的1943年，蔣介石新主持出爐的《中國之命運》在追溯“國恥的由來”時還寫道：“滿清原是少數人口的宗族，為什麼他能夠征服中原呢？因為明朝末年，政治腐敗，思想分歧，黨派傾軋，流寇橫行，加之宦官弄權，武將跋扈，於是內亂日盛，外患益急，所以三百年的明室，在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與滿清的旗兵，內外交侵之下，竟以覆滅。”“黨派傾軋，流寇橫行”和“內亂日盛，外患益急”等言語中，將中國共產黨比為“流寇”，認為中共與日寇是亡國兩大危源的意思表現得十分露骨。類似觀點在民國時期並不鮮見，如《論建州與流賊相因亡明》等。因此，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其他中共組織的“甲申”史論文章發表後，國民黨當局立即敏感地意識到背後的政治意味，迅速組織文章進行回擊。其中大部分文章圍繞郭沫若構建的“甲申”敍事的本體和喻體，試圖進行駁斥。

　　3月24日，也就是《甲申三百年祭》剛剛刊載完畢後的第二天，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即發表陶希聖執筆的社論《糾正一種思想》。4月1日，《商務日報》發表社論《論赫爾的名言》。4月13日，《中央日報》再度出擊，發表社論《論責任心》。三篇文章均攻擊郭沫若及《甲申三百年祭》，認為他散佈“失敗主義”、“戰敗思想”。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的叛徒、所謂三民主義的“理論家”葉青又撰寫了長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議》，直接斥責郭沫若“特利用明亡底歷史事實來做材料， 而妄想以明朝影射國民政府。這篇文章對於共產黨底宣傳十分相合。共產黨要反對政府，這篇文章就儘量指責明朝……共產黨要煽動人民變亂， 這篇文章就根本是以明末大亂為題材， 希望三百年前的甲申重演於今日的。”甚至露骨的稱，“中國之亡於滿清，咎不在明朝而在陝北的農民運動”。他還主編了《關於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的小冊子，於8月出版。這本小冊子除了收有他的文章外，還輯錄了《戰敗主義與思古幽情》《“國將興，聽於人”——關於“甲申”的神話和鬼話》《甲申史料小輯》《甲申二賊傳——李自成和張獻忠》共六篇文章，並將上述三篇社論作為附錄收入，從各個角度對郭沫若和中國共產黨做了攻擊。此外，國民黨刊物《尖兵》《時代精神》等，也密集發表了《評郭沫若的李自成主義》《從樊崇張角到李自成》等文章。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政治空氣十分緊張，許多人甚至擔心郭沫若會慘遭不幸。陽翰笙在3月28日的日記中記到：“到處都有人同我談起郭老的文章所引起的問題。有的人還説， 聽説郭老已被扣， 我等也失掉了自由了! ”

　　但在國民黨方面刊發的一系列文章中，有一篇文章顯得頗為不同，那就是三篇社論之一的《商務日報》社論《論赫爾的名言》。其他的文章或構建國民黨自己的甲申敍事，或批判所謂的“戰敗主義”或攻擊郭沫若自比李巖，總而言之始終圍繞甲申史事。唯有此篇文章從標題看起來與甲申史事無關，而是申論時任美國國務卿赫爾的言論。但表面無關的背後，其實隱藏着除了國共雙方之外影響甲申年中國局勢的另一支力量，即美國方面。

　　文章説，“美國務卿，對於言論自由的頌讚，已成為世界共同的趨勢”，他們自然表示贊同。但文章荒謬地提出享受言論自由應該要有兩個前提條件：“第一，我們要反省我們是不是認得這個時代。自由是不能讓時代錯誤的人享受的。”所謂的“時代錯誤的人”，是指“不但自己的思想欠健全，並且還影響他人”，因此“對於這種人的思想，不能任其隨便的傳播”。文章即不點名地舉郭沫若的例子稱《甲申三百年祭》“散播戰敗思想，把不正確的毒素，滲進社會內層”，“這種文章是時代錯誤的結晶，放任這種文章在社會散播，對於整個社會，是一種極不道德的事情”。第二個所謂享受言論自由的前提是“一定要對國家有濃郁的感情”，“在宣傳當中，對於國家的好處，就儘量宣傳，對於國家的弱點，我極力不讓外面知道”。文章明顯地指責郭沫若等左翼文人和中國共產黨，説“在我國今天，偏偏有一班人，專門拿暴露國家的弱點為能事，任何不能發表的消息，他們都設法走漏出去，在外埠發表。”“現在他們就藉與外人溝通，來把不利國家的消息傳播。”文章不僅説不能“讓他們享受戰時的言論自由”，甚至威脅稱“國家就應當用制裁的手段，加以制裁”。最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文章最後得出的結論竟然是“我們中國的檢政，毋寧較英美更為寬容”，並要求“大家公開策勵自己，反省自己，是否違背上述享受言論自由的條件”！

　　這篇社論的觀點十分荒誕，根本經不起推敲，但它在一眾批郭文章中卻顯得頗為獨特。儘管它也稱《甲申三百年祭》散播戰敗思想，但文章的主旨顯然脱離了甲申史事，而着眼於言論自由方面。當然，其他文章中也不是完全不涉及這一問題。例如葉青的文章也提到，“你有言論自由，他人也有言論自由。自由並不能保障你底文章不受批評”，但這並不是葉青文章的重點。

　　面對國民黨方面鋪天蓋地而來的攻擊乃至謾罵，郭沫若暫時沒作公開的正面回應。3月26日，陽翰笙到郭宅，談起《中央日報》社論的攻擊後，郭沫若表示“還有什麼好説的呢？只好置之不理！”4月2日，陽翰笙又告知郭沫若各界友人對此事的反應，並表示“沉默就是最好的答覆”。郭沫若表示同意，認為“即使要答覆，也沒有地方登載得出來”。

　　不過，郭沫若雖然認為“沉默就是最好的答覆”，並且也暫時未正面回應國民黨方面的攻擊。不過就在這個月，他卻向美國人費正清寫信提及此事。耐人尋味的是，郭沫若未針對國民黨關於甲申史事、“失敗主義”、“戰敗思想”等主題進行辯白，而是同《商務日報》一樣將重點放在了言論自由至上。郭沫若在信中説：我們的官方最近答覆貴國的輿論時，説我們中國最民主，言論比任何國家還要自由，這是多麼有趣的事呀。我所寫的本是研究性質的史學上的文字，而且是經過檢查通過了的，然而竟成了那麼嚴重的問題。這樣的言論自由真真是世界上所沒有的啊。”對所謂“言論比任何國家還要自由”的譏諷，顯然針對的是《論赫爾的名言》中“毋寧較英美更為寬容”等謬論。信件還強調，“我們中國應該改革的事情尤其是多到無以復加，政治的民主化與產業的現代化必須同時進行”，“有好些人的法西斯式的頭腦，要肅清起來”。最後，信件還向美國人費正清提出，“我們還須得不斷地努力鬥爭，而且也需要國際的友人幫助。中國如果近代化了，民主化了，中國人對於世界文化必然能有一番新的貢獻的。”

　　不難看出，國民黨方面圍繞甲申敍事對郭沫若展開攻擊，郭沫若卻甩開這一本是由他本人開啓的主題，而是針對《論赫爾的名言》的主題——言論自由與民主——展開他的回應的。更可堪玩味的是，此信於1944年7月5日發表在《新華日報》上，又收入1947年12月出版的《沸羹集》中，可以説是1949年以前郭沫若對《甲申三百年祭》風波所公開作的唯一回應。那麼，為什麼在眾多對郭沫若的攻擊中，會出現一篇以美國國務卿赫爾有關言論自由言論的社論呢？郭沫若又為何不直接在甲申史事這一“戰場”與國民黨方面對壘，而是選擇言論自由作為回擊的切入點呢？並且，郭沫若為什麼又選擇以向美國人費正清致信的方式作出回應呢？我認為要回答這些問題，應該將其放回1944年國共美三方密切互動的時代背景中去理解。

　　二、《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前後的時局與國共美三方關係

　　自全面抗戰爆發以來，中美關係有一個變化的歷程。而《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前後，正值美國政府對蔣介石政權有所不滿而施加壓力，甚至因為作戰計劃、指揮權等問題爆發激烈的衝突，更因豫湘桂戰役中國民黨方面一潰千里而對蔣介石政權產生強烈質疑。而中共方面則藉此促進國共團結抗戰，並加強對英美等國的宣傳，高舉民主與自由的大旗，聯合民主力量，積極推動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提出聯合政府的主張，與國民黨方面進行有策略的鬥爭。這便是1944年的大局勢，也是我們理解上述問題的重要背景。

　　抗戰剛剛爆發之際，國民政府的外交重點在歐洲列強和蘇聯，美國只是“順便被當作一個次要的國家一併處理”。但隨着局勢的發展，美國的角色逐漸重要起來。1940年，美國逐步實施了對日禁運，加大援華力度。到1941年，“美國在中國外交視野中已經佔據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蔣介石希望能從美國手中得到更多的援助。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1月1日，由中國與英、美、蘇四國領銜，簽署聯合國家對軸心國共同行動宣言，結成反法西斯同盟，從此開始並肩作戰。到1943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然發生轉折，蘇聯在斯大林格勒保衞戰中擊敗德國後，轉入反攻；美國在太平洋戰場上也採取攻勢，逐島壓縮日軍勢力範圍。但與之相反，中國戰場的局勢則顯得並不樂觀。1943年11月21日，蔣介石飛臨開羅，與丘吉爾和羅斯福會晤，商討對日作戰等事宜。蔣介石除希望獲得美國更多經濟和軍事援助之外，還希望美國能助其在戰後向英、蘇爭取利益。為達此目的，時任最高智囊團軍事參事室主任的王世傑建議“最好先將我方主張專向美總統非正式提出商洽，一則可藉以對美表示信任；二則我方主張如能預得美方支援，正式提出時較易通過”。。在這一情形下，美方顯然是國民政府外交方面的重中之重。

　　美方原本對蔣介石政權期待頗高。但隨着雙方交往不斷深入，美國發現蔣介石政權獨裁腐敗，抗日消極而反共積極，再加上史迪威與蔣介石關係惡劣，美方與國民黨方面衝突不斷，羅斯福也開始對蔣介石產生懷疑。1943年底羅斯福在開羅見過蔣介石後説：“蔣的軍隊現在根本沒有打仗，即便白紙黑字的報告上寫得煞有介事。他聲辯自己的軍隊未經訓練、沒有裝備，可以理解。但是這並不能解釋他為何一直全力阻止史迪威來訓練中國的軍隊，而且也不能解釋他為何將成千上萬的精鋭部隊集結在西北——放在紅色中國的邊界上。”羅斯福言語中對蔣介石的不滿溢於言表。美國有着較為悠久的資本主義民主發展史，雖然資本主義民主並非真正的民主，但比起蔣介石政權當時的獨裁統治還是要進步得多。此時的美國也開始對國民黨施加壓力，羅斯福曾向蔣介石建議“中國宜從速實施憲政”，“國民黨退為平民，與國內各黨處同等地位，以解糾紛”。

　　不惟在國際上，蔣介石也開始耗盡在抗戰初期樹立起的抗戰領袖威望，在國內進一步失去人心。生活在國統區的民主人士對國民黨不斷加強獨裁統治極為不滿。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國民黨不得不有所讓步，於1943年9月上旬召開的五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實施憲政總報告之決議案》。9月26日，國民參政會通過《設立憲政實施籌備會和經濟建設期成會兩機構案》。1944年元旦，憲政實施籌備會發布《為發動研討憲草告全國人民書》，標誌着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的全面展開。

　　在這一局勢下，中共適時調整了對國民黨的策略，也加強了對英美的宣傳，民主自由訴求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的重要內容。1944年1月，國民黨駐延安的聯絡參謀郭仲榮向毛澤東傳達了國民黨希望國共進行談判的意見。毛澤東認為“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中共中央因此決定停止公開批判國民黨，積極參加憲政運動，爭取和廣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動蔣介石轉變政策。 4月1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周恩來指出在同國民黨談到憲政問題時，可以要求國民黨停止進攻我軍，停止在大後方捉人、殺人，停止封鎖我們，同時要求“憲政上的民主自由、開放黨禁和地方自治”。毛澤東指出，“對中間派主要是宣傳民主，爭取他們的同盟。”5月16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方面提出的解決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二十條，其中關於全國政治者三條：“（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言論、出版、機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此外，中共中央還提出了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問題，“請政府允許中共在全國各地辦黨辦報，中共亦允許國民黨在陝甘寧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民主地區辦黨辦報；請政府停止對重慶《新華日報》的無理檢查與破壞發行。”

　　至於中國共產黨的對外關係尤其是對美關係，也在這一時期有了新的進展。一方面是“美國當時出現了一股思潮、一股勢力，不信任國民黨，要求直接與共產黨合作”；另一方面是“美國正在考慮在華登陸”，希望在中國的所有軍隊都能投入到對日作戰中。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希望能夠得到美方更多的支持，除了軍事援助外，美方政治上的支持也有利於壓制國民黨方面的反共行徑。早在1942年5月下旬，周恩來在會見隨美國軍事代表團來渝的埃德加·斯諾時就表示“希望美國軍事代表團和美國記者去延安參觀”，並委託斯諾將宣傳八路軍、新四軍作戰業績的有關資料帶給當時的美國總統特使居里。而當時間進入1944年，這一設想實現的時機成熟了。

　　1944年1月15日，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代羅斯福草擬了一份電鎬，向蔣介石提出要派美軍觀察組去陝西和山西北部即中共所在區域。這一電報於2月9日正式以羅斯福名義發至重慶。3月初，毛澤東即收到了這一情報。差不多同一時間，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還傳來了蔣介石出人意料地批准中外記者到陝北訪問的情報。這一時間節點正在《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前幾日。

　　對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在1944年4月15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專門提出“對英、美主要是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人常駐陝甘寧邊區。”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6月9日抵達延安，6月12日毛澤東在會見他們時，指出中國共產黨有兩大政策始終不變，一個是“堅持國共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另一個是“建立獨立民主的中國”；並犀利地指出，“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毛澤東還在回答記者問題時着重強調中國缺乏民主制度，這非常不利於抗戰：“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我們恨需要統一，但是隻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我們認為全中國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風，目前才能勝敵，將來才能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與國際關係”。6月14日，《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撰寫的社論《紀念聯合國日，保衞西安與西北！》，希望國民黨方面修正政策，“從今天起，與民更始”，指出“要醫治中國這個時症，再無他藥，惟有團結與民主”。7月14日，毛澤東再次會見中外記者團成員，指出“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不是社會主義”。7月18日，他對記者們表示，中國共產黨“接受一切來自國外的、對中國有益的和有用的東西”，包括“華盛頓和林肯樹立的民主政治”，並且期盼記者們和其他志願援助中國人民的外國朋友們“幫助國民黨認清新的形勢。我們一切希望都是為了團結和民主”。中國共產黨對中外記者團的宣傳效果很好，“他們從延安所發出的電訊，大多描述我黨民主實施、抗戰工作及生產建設之努力和成績”。

　　差不多同一時期，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1944年6月21日，華萊士與蔣介石正式會談。華萊士指出蔣介石在抗戰方面處於頹勢，但“西北方面現有武器精鋭，戰力充沛之師甚眾，中國政府不以抗日，而以監視共軍”，導致共產黨軍隊不得不將兵力防備國民黨軍，“同室操戈，互相牽制”，不利於團結抗戰。蔣介石辯解稱“中共居心叵測”，意圖“發動叛亂，赤化中國”。華萊士認為，“延安對中央之反動，可能因其改革政治之要求，未為中央所採納”。換言之，即要求國民黨改革政治，實行憲政，並表示美方願作國共雙方的調停人。對此，蔣介石難以招架，頗為窘迫。而毛澤東對此則給予了熱烈的回應。7月4日，毛澤東特地制定為《解放日報》寫了一篇題為《慶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節日》的文章，提出“深望羅斯福總統和華萊士副總統的這個外交路線，能夠成為美國長期的領導路線”。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軍觀察組分兩批飛臨延安，毛澤東對此頗為重視。7月26日，毛澤東出席歡迎晚宴，向謝偉思（時任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二等秘書、中緬印戰區司令部政治顧問）提出美國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並指出這是“因為考慮到在抗日戰爭結束後美軍觀察組會立即撤離延安，而那時正是國民黨發動進攻和打內戰的最危險的時機”。可見毛澤東認為美軍的存在將可能牽制蔣介石的反共攻勢。

　　應該説在1944年前大半年，中國共產黨和美方接觸的結果是較為積極的。正如1944年8月15日毛澤東重新改寫的《解放日報》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中所説的，“關於國民黨的抗戰不力、腐敗無能這一方面，大半年以來的外國輿論與中國輿論，已經成了定論了”，而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的到來，將打破“國民黨的反動宣傳和封鎖政策”。

　　總體而言，在當時的局勢下，美方確實為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鬥爭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正如8月23日毛澤東對謝偉思所説，“因為國民黨在今天的處境下必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美國政策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9月9日，毛澤東和劉少奇又指出，“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是我黨既定方針”。

　　反過來，這一時期中共與美方的互動使得國民黨方面進退失據。一方面國民黨不願意真心與共產黨進行談判，另一方面它又不敢也不能完全得罪美方，從而陷入一個尷尬的境地。蔣介石頗為無奈地在日記中大罵羅斯福“為‘共匪’宣傳所迷惑，急欲往延安明瞭‘共匪’情形，而其在華一般幼稚武官，中毒更深。”

　　正是因為1944年上半年，國民黨當局由於長期獨裁統治、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又於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普遍取得勝果的時候在豫湘桂戰役中大潰退，使其面臨着來自美方、中共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多重壓力。其中，要求實行憲政民主正是美方、中共和各民主力量的共同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當局一方面要招架中共的輿論攻勢，一方面又要在美方面前努力塑造“自由中國”的形象，因此鬧出自稱比英美更為言論自由的笑話。 而郭沫若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揭露了國民黨鉗制言論自由、壓制民主的醜陋面容，促進了國統區民主憲政運動的開展。

　　三、《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前後郭沫若的對美統戰工作

　　《商務日報》之所以在4月1日發表《論赫爾的名言》，主要在於赫爾對中美關係有着重要的影響力，而他正好在3月27日發表了論言論自由的講話，而中國共產黨當即發言支持。因此，《論赫爾的名言》不僅僅是對《甲申三百年祭》的回應，也是對中共爭取言論自由的回應 。

　　赫爾是美國資深政客，擔任國務卿長達12年之久，幾乎貫穿了羅斯福的整個執政生涯：羅斯福1933年履任總統後，即任命他為國務卿，直至1944年羅斯福第四次當選總統後辭職，而羅斯福本人於1945年4月猝然離世。1940年和1944年，羅斯福第三、四次競選總統時，均有提名赫爾為副總統的打算，但因赫爾自認“擔任國務卿可以比擔任副總統貢獻多些”而作罷。他深深的影響了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羅斯福在外交方面最為倚重的人。正如他本人所述，“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羅斯福）總統在我任職國務卿的十二年中，簡直不能夠對我關心得更周到的了。他幾乎毫無例外地核準我的意見或建議，這些意見和建議往往是牽涉到重要的外交政策的。”而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操盤手，特別是在國民黨在於中共爭奪美方支持之時，更是對赫爾的一言一行高度重視。

　　恰巧在《甲申三百年祭》刊後幾日，即1944年3月27日，赫爾發表談話稱，他反對英國可能實行的政治新聞檢查制度：“我有生以來不僅倡導言論自由，而且為着這個目標奮鬥力爭。”並表示“爭取國際友誼的基本深遠利益之道，最好莫過於允許任何一國人民得知友邦人民對他們的批評和表示”。消息由中央社和路透社傳回國內後，3月29日《新華日報》刊登了這一報道，並登出了廖沫沙執筆的短評《我們贊成赫爾的意見》。短評説，“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標誌之一”，並引述上述赫爾的話，表示完全同意赫爾的意見，反對新聞檢查。這一短評雖然未直接指責國民黨實行新聞檢查、鉗制言論自由的惡行，但矛頭所向十分明顯。

　　因此，4月1日刊發的《論赫爾的名言》，與其説是針對《甲申三百年祭》，不如説是説是針對《我們贊成赫爾的意見》，而指責郭沫若散佈“戰敗思想”只是其中所舉的例子罷了。其實，《論赫爾的名言》篇幅並不長，僅千餘字，在葉青炮製的《關於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小冊子中僅佔3頁左右。並且，直接涉及《甲申三百年祭》的也就兩三句話，比起葉青本人指名道姓且長達22頁的《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議》，可謂是小巫見大巫。那麼，何以郭沫若專門挑出這一篇短評，通過向費正清致信的方式回應呢？這或許與費正清當時的身份和傾向有關。

　　一般在論及郭沫若給費正清的這封信時，都將費正清視為美國學者。費正清誠然是研究中國的專家學者，但此時的他更重要的身份卻是服務於美國政府的外交情報人員。郭沫若對此心知肚明，正如他後來在《答費正清博士》一文中所注的，費正清“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任美國新聞處處長，當時和我們有些往來。他是在文化上做情報工作的”。費正清原在哈佛大學教書，1932年至1935年曾到過中國，在清華學習和工作，和梁思成、林徽因、陳岱孫等學者結下深厚友誼。後來因為對中國的出色研究，他於1941年夏天應招進入了新成立的情報協調局，為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提供智力支持。1942年八月，他奉命來到中國工作，並在1943年底前回國覆命。

　　費正清1942年來到中國之後，對蔣介石政權的腐敗無能有了更為感性的認識，加上樑思成等知識分子舊友的被壓迫現狀，更是對國民黨當局感到失望與憤怒。到1943年下半年，他已經“與大使館和新聞出版界的其他美國人一樣，對國民黨不再信任，對自由主義者的潛力不再抱有幻想，對當地的左派卻表示欣賞”，甚至覺得自己在面對中國一片混亂的狀況時，“自己也會採取和共產黨同樣的做法。只有激進的方式才能推動社會向前發展”。1943年9月，他應和戴維斯的想法，向美國政府建議支援共產黨，“進入華北併成為革命者的朋友”，“首要的事情是派一名觀察員到北方地區”。

　　費正清對國民黨當局的新聞審查制度十分厭惡，表示“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才是真正癥結所在”。1943年7月，他語帶譏諷地寫道：“中國向西方宣傳的樂觀景象是極其有害的，它不過是任何一屆中國政府粉飾太平的衍生物。”“在中國，批評並不是好事。批判涉及個人的背景關係，而個人關係又是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因此批判被認為是人身攻擊而非不同意見的表達。”1943年9月16日，他在重慶與宋美齡見面，向她“提出了新聞審查制度的問題”，但沒有得到宋美齡的正面回答。

　　此外，費正清還十分重視戲劇等文化形式的重要作用。1942年12月，他向美國政府提出應該通過“藝術、文化以及戲劇等‘文化’介質”傳遞美國式的價值觀。他批評孔祥熙創辦的中美文化協會“體現的完全是當代中國學院派買辦典型的生活方式”，而郭沫若起重要作用的中蘇文化協會則截然不同，其“舉辦的藝術展覽卻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前來參觀”，並“有意識地通過藝術、理念和文學等形式竭盡全力地傳播蘇聯文化的精髓”。（希望派人來介紹美國戲劇）

　　對國民黨獨裁與腐敗的厭惡，對左翼的同情與理解和對戲劇、文學、藝術等文化事業的高度重視，使得郭沫若必然進入到費正清的視線中。1943年9月19日，他到文化工作委員會拜會了郭沫若。他邀請郭沫若赴美講學，並贈送給郭沫若好幾套他所蒐集整理的文獻資料縮微膠捲，還打算為他的辦公室提供一台膠捲放映機。郭沫若則回贈以新作《南冠草》的油印本，並在封面題寫“費正清先生惠存”。費正清還稱他於10月份應邀參加了郭沫若的生日宴會。 1943年12月2日，郭沫若、陽翰笙等人為即將返美的費正清踐行，郭沫若在費正清的紀念冊上題詞留念，陽翰笙贈送他的《草莽英雄》油印本，並聲明這是一本禁書，費正清“似乎表示很喜愛”。

　　費正清返回華盛頓後到戰時新聞局工作，由於他“成為掌握當前戰時中國情況的親歷者”，“受到熱捧”，為美國製定對華政策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他本身對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就十分反感，在情感上對中共頗有好感，又具有中國問題專家的學者身份。因此，郭沫若選擇與其通信，向其揭露國民黨自欺欺人的所謂“言論比任何國家還要自由”，並爭取“國際友人的幫助”，就可以理解了。可以推斷，郭沫若發出這封信正是為了配合中共和民主人士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以費正清為渠道向美國政府做統一戰線工作。而選擇7月份將其發表於《新華日報》，應該也是出於配合國共談判和鬥爭的需要。如6月13日，他還作《為革命的民權而呼籲》，同樣是提出“要求思想言論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文藝創作的自由”，譏諷國民黨“口頭雖萬遍説中國最民主，但中國並不因此而顯得更民主”。 這些舉動背後的邏輯都是相似的。

　　除了費正清之外，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前後還做了不少類似的對美統戰工作。1942年12月，費正清曾向美方政府建議對華系統性地闡釋美國文化價值體系，他舉例稱中國一位曾在耶魯接受教育的“年輕的戲劇領域的領袖”，“對蘇聯的戲劇以及俄國人的生活瞭如指掌，但兩年來，卻對美國的戲劇一無所知”。但美國國務院一開始認為“向中國介紹‘美國戲劇’的情況不合時宜”。不過這一情況後來得到改變。

　　1944年2月4日，郭沫若宴請了華思、司徒華等美國朋友，“席間大家都談的很痛快”。這位華思即美國新聞處總編輯，同時也是著名的劇評家，為增加中美兩國人民的互相理解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2月15日，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劇協）召開紀念戲劇節大會。郭沫若、夏衍、邵力子、洪深和華思等人均出席。這天《新華日報》發表了郭沫若的《戲劇與民眾》，提出“戲劇，尤其話劇，應該是最民眾的東西。它是為民眾而開花，為民眾結實，始於民眾，終於民眾”，再次凸顯了他的“人民本位”思想。2月18日，郭沫若主持劇協舉辦的學術報告會，華思主講《現代美國戲劇》。12月10日，華思在紐約《前鋒論壇報》發表《我對中國戲劇界的觀感》回顧他在中國的經歷，向美國民眾宣傳中國戲劇工作者克服種種困難堅持抗戰的情形，並指出“我們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劇作家把美國劇作家看成是盟友”。1945年8月27日，《掃蕩報》刊登了華思的《評〈駱駝祥子〉英譯本》。原文是向美國人介紹中國愛國作家老舍的作品：“在本書的樸素風格中，一個好人的形象不朽的雕型出來了，一個偉大的民族和一個偉大城市的心靈被描繪出來了，一個階級的悲劇，忍受長期痛苦的勇敢被表現出來了，一個動盪變亂的國家的狼狽之況也被具體而微的表現出來了。”“全世界都可以從本書理解到，為什麼那些深知中國人民的外國人，這樣的珍愛他們。”可以説，郭沫若的工作推動了中美兩國的戲劇、文學的交往，為對美文化統戰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再比如，就在國民黨加緊對《甲申三百年祭》進行攻擊時，郭沫若於1944年4月2日在歡送母校校友參加遠征軍時説，“諸位同學這次有遠征機會，與外人並肩作戰，是很難得的，諸位不單是要完成遠征的認為，同樣要帶回外人的好處來改造自己！”“此外，這次遠征也要把我們的好處帶給盟國朋友”，“今天將這種精神帶到外國，對於將來世界和平的發展有莫大的幫助的”。5日，他又作《在民主主義的旗幟下》，號召“東亞的各個民族在民主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打倒日本法西斯蒂軍部”。郭沫若就是這樣不予餘力地為民主為自由為解放鼓與呼，並不忘向盟國作統戰工作。

　　四、結語

　　本文試圖解釋《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後，為何在國民黨反擊的一系列圍繞甲申史事的文章中會突兀地出現一篇以美國國務卿赫爾為題並以言論自由為中心的文章。而郭沫若又為何在寫完《甲申三百年祭》後，卻不正面回應明亡原因、李自成評價、“失敗主義”等一系列問題，而是通過向美國人費正清寫信的方式側面回應，並且信中主題也是言論自由和爭取民主的問題。筆者認為，這與1944年大局勢的變化有關。1944年前半年，美國一度對蔣介石政權產生高度懷疑，並設法與中國共產黨接觸。而中共方面則抓住時機，一方面加強與美方的聯繫，爭取美方的支持與幫助，一方面利用美方以制衡國民黨方面，並聯合民主人士發起民主憲政運動，提出成立聯合政府。這時的國民黨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既不願意美國與中共接觸，又不敢得罪美國，而是希望將美國拉回自己一方。而美國政府一方面要求國民黨落實民主承諾，又恰逢美國國務卿發表支持言論自由的聲明，而中共方面藉此批判國民黨壓制言論自由、破壞民主的行徑。國民黨一方面試圖要繼續壓制中共，一方面又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獨裁專制，因此才發明出享受言論自由需要對國家有濃郁感情、中國比英美更加言論自由等可笑言論。而郭沫若也敏鋭地發現這一問題，並不失時機地將矛頭轉向言論自由問題。

　　此外，雖然在1943年6、7月間為了應對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要求“各地應響應延安的宣傳，在七月內先後動員當地輿論” ，提出“進行揭露國民黨種種罪惡行為與反動思想、政策的宣傳工作，以對抗國民黨的反革命宣傳”。但隨着局勢的變化，國共關係有緩和的可能。毛澤東於1944年2月4日覆電董必武表示，“除延安報紙力避刺激國民黨”，決定停止公開批評國民黨，暫緩對國民黨的輿論攻勢。《甲申三百年祭》等系列文章醖釀於1944年1月，而於3月發表於重慶《新華日報》，或許這便是它們採取隱喻手段的原因，而郭沫若也放棄硬碰硬式的直接回擊，而是更多地從抨擊國民黨鉗制言論自由入手，要求其落實民主承諾。此外，郭沫若還充分發揮其文化領袖的獨特優勢，積極向費正清、華思等身兼美國政府工作人員和知識分子雙重身份的知名人士做統戰工作，以配合中共中央的相關戰略部署。

　　總而言之，傳統觀點在剖析《甲申三百年祭》事件背後的政局時主要是從國共兩黨鬥爭的視角出發。本文將美方角色加入其中，將這一事件放在1944年風雲變幻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去考察，並認為郭沫若在這一過程中為對美統戰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希望一方面能以此豐富我們對《甲申三百年祭》事件的理解，另一方面也為認識抗戰末期的國際國內政局增添一個註腳。